浅析《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

浅析《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论文摘要：《寒夜》是巴金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杰作，最能代表巴金后期创作风格与水平。

曾树生是作品中刻画的最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也是历来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本文主要从曾树生与丈夫汪文宣关系以及与婆母汪母之间的矛盾入手来分析曾树生的形象，剖析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其性格的多维性，从而说明其是一位勇于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新女性。

关键词：曾树生、幸福与自由、新女性正文：巴金先生1946年底完成的长篇小说《寒夜》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杰作。

它是巴金先生继《家》之后创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标志着小说艺术家的成熟。

作者以真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精妙的心理刻划、回肠荡气的故事情节、自然流畅而又极富色彩的文学语言，成功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艺术形象，曾树生是小说中刻画的最有深度的人物之一。

曾树生充满生命的活力，有一种不可压抑的气息，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意识，但是“她的性格有复杂的多维性”①，是一位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但内心却充满矛盾，在困境中挣扎的新派女性形象。

下面我就从曾树生与汪文宣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汪母之间的矛盾这两个角度出发，简要分析一下其形象。

一、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关系汪文宣是“老好人”的艺术典型，胆小、懦弱，如此相反的是曾树生却是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新派女性的艺术典型。

通过读小说，我把曾树生的形象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意识，并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曾树生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原来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她和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立下了共同的志向，想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实施教育救国的抱负，为祖国培养有用人材。

”他们冲破世俗的偏见，自由恋爱并按照新的方式——未举行正式婚礼而与汪文宣同居生子，这样的举动在那个年代该有多大的勇气。

但为了自己的幸福她勇敢的迈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步。

她的自主意识可见一斑。

曾树生随着女性解放的大潮，主动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洪流。

作为一个新女性她知道要解放自己获得自由，首先是要经济的独立，因此她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努力开辟着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获得了一席之地。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他们一家人，不得已从上海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使她和她的一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她和丈夫都不能再从事自己的理想工作。

她被迫改行在一家在商业银行——大川银行供职，说是银行职员，实际是为资本家赚钱的“花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关小姐。

对这一的工作，她不称心，不满意，有满腹的委屈。

但是为了曾经的理想，为了这个家，她还是努力做了下去。

曾树生追求自由，要过自由幸福的生活。

她对文宣有忠诚的妻爱，但对丈夫没有依附性。

有一次树生和文宣在国际咖啡馆谈话，得知文宣有病吴科长仍旧让他加班时，树生赌气的说：“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经济上的独立让她脱离了对丈夫的依附关系。

她也不容因夫妻关系而限制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而是要和一般男人一样，可以自由的参加社交活动，既可以和别的男人一起散步、跳舞、共餐，也可以和别的男人书信往还。

她因此还和丈夫产生了许多误解，也因此遭受到婆婆的辱骂。

树生在最后给文宣的长信中更是直接喊出了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我只想活，想活的痛快。

我要自由。

”“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

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

”（二）善良正直、富于同情心，对丈夫保有深沉的妻爱。

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感情到底如何？有无爱情？是爱？还是同情、怜悯？还是其它？要想弄清曾树生的形象，这一点是要首先辨析清楚的。

作者在刻画曾树生时，没有把她的内心情感的波谷浪峰抹平，把她变成性格单一化的扁平人物。

曾树生对丈夫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单一的。

她对文宣的软弱的确有不满，但她在两性关系上并没有胡来，对丈夫的爱心依然保有。

如果看不到人物感情的复杂性，否定她所有的那种妻爱感情，认为她所有的只是一种怜悯是不正确的。

她对丈夫是深爱的，这个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1、对丈夫尽心照料。

尽管她对文宣说过：“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在爱你”的话，然而实际上她并没有发生爱的转移，对他还是依恋的，尽心照料的。

小说里就有她多次对文宣的柔情蜜意、脉脉深情的描写。

比如她赌气离开家之后，忽然在街上看到酒醉的丈夫，就赶上前亲昵的搀她回家，回家后尽管婆婆的态度不好，这个家也并不让她感到幸福，但在文宣的恳求下，她留了下来。

文宣生疟疾，她就断绝了交际，在家悉心照料他，伺候他，温柔的和他谈话，亲切的安扶他。

在丈夫病重的时候，没嫌弃他，并且停止与婆婆的争吵，共同扶持患肺病的文宣。

这些不正是出于对丈夫的牵挂和情义吗！2、和丈夫拥抱吻别。

拥抱亲吻是感情的强烈表现，作品有好几处多情的吻抱。

一天深夜她从胜利大厦参加完舞会回家，看到文宣还没睡，还在等她，她就“温柔的对他一笑，……轻轻的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当然最能显示她不变妻情的是小说中间的吻别。

她去兰州的那天早晨，她痴立于尚在睡眠中的文宣的床前，柔声告别：“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

”她心里不好过，用力咬着嘴唇掉转身子离开了床，可马上又回身去看他。

你看，这是如何的难舍难分啊！稍后，文宣赶到楼梯口来送行，树生一见到他，“一阵心酸”，就扑到他身上去，文宣连忙后退，说自己有肺病会传染，而她“并不离开他，却伸开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的吻了一下”，并泪流满面的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

”这是多么辛酸而深情的拥吻，这是多么催人泪下的分别场面。

这里表现的难道不是恋妻对丈夫诚挚情感的流泻吗？这是发自内心的深情！3、走后给丈夫的信钱。

树生到兰州后多次给文宣写信邮钱，“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并且“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

虽然信的内容不多，但是信中有无限深情，更不必说那些救命的款子了，而且这钱的数额远远超过文宣的工资收入。

有了这些钱，既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又可以给小宣缴“贵族学校”的学食费。

如果她变了心，却还接二连三的邮来信和钱，这是讲不通的。

4、归来探望丈夫。

她在兰州两个月没有收到文宣的信就急着赶来看探望他，说明了她“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里有一系列的细节，表现了她对文宣的关爱。

如热情的敲门，听到文宣的死讯，“好像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她了解到他最后病重惨死的情状，痛苦万分，悔恨的感情绞着她的心，她不无怨恨的说：“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上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这一切不都说明她对文宣没有变心吗？这岂能用怜悯可以解释的了的吗？这一切都表现了她对他深厚的情义！5、与陈主任周旋有人以她和陈主任（奉光）的关系为依据，否认她对丈夫的情爱。

但她在两性关系上并没有胡来。

不错，她曾跟陈主任逛大街，一起吃喝玩乐，也有过传递书信的情况。

陈主任追她，纠缠她，甚至发生过搂她，亲吻她的轻薄行为，这虽是在她毫无准备时发生的，她却没有断然拒绝他、制止他。

最后还随他去了兰州。

这些对她来说，并非无可指责的。

然而我们决不能据此就说她爱情转移了。

从小说的情节中，我们还看不出她对陈主任有什么爱的表示。

不是吗？她跟他一道走，他故意靠近她，她则有意无意的躲闪，就是在他搂她、吻她，向她表白爱情时，她也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

一直到最后面对亡夫，她不是心里还真诚地说着她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文宣的事情吗？固然陈主任是早有企图，有意要把她从文宣身边夺走。

在她来说，只是感到跟陈主任还算合得来，能够一起说说笑笑。

她与他周旋，无非是借以放散自己的热情，解脱自己的郁闷。

同时更重要的是还想靠他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好处，而且“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的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

”②她如果不应付他周旋他或者使他难堪，她很可能会失掉饭碗。

这样以来会给她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有这一层，所以她始终没有同意陈主任的求婚，无论陈多么有权势，也不管他怎样纠缠她，如何表白他对她的爱意。

她是一方面应付，一方面又注意和他保持距离的。

可以相信这个时候的她正如她在长信中所说“还没有背着你（文宣）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

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她投入了陈经理的怀抱。

汪文宣曾经满怀的疑云在事实面前消除了，他在她对自己的亲昵、温柔的情爱里，悔恨自己的猜疑，满含感激的自语：“她仍然对我好。

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

这个好心的女人！”这岂不是他对她爱的回声和共鸣吗？当然陈主任的出现，对汪文宣的感情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起着不小的破坏离异作用，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除以上五点外，还有一点应弄明白：既然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情爱没有变，那么她调任兰州，特别是最后的长信，怎么解释呢？这些举动不是都给汪文宣以巨大的打击吗？树生升调兰州，对他来说是“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的确如此，但她去兰州是客观情况逼就的，而非她自己主动追求的。

她本不想去，一直心情不乐、矛盾重重不愿意走，主要是放不下那个善良的病男人。

可是，贫困的家景需要她去，丈夫已被解职，家庭用度得靠她，丈夫治病养病得靠她。

她不去就得辞职，而去了还可以升一级职位，能拿更多的薪水。

况且她于陈主任拉扯不开的经济关系也逼迫她去。

文宣为她着想也劝她去。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汪母尖刻的辱骂逼迫相推动，她也不是非去不可的。

她曾明确的告诉文宣：“我也并不想去。

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是很苦啊！……”可见，她去兰州，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汪母的不容她则是一个决定因素。

那么，对她那封给汪文宣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的离婚长信应该如何看待呢？她是否已移情别恋？背叛了丈夫？甚或投入了陈经理的怀抱呢？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兰州写来得长信中得到答案。

虽然这封信使他绝望的感到“他完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封信既不是出自她的本意，也并非是她绝情绝义的表示，这都是她被逼迫不得已而为的。

至于在那封提出分离更是因汪母而有的。

要不是文宣要她写信向她母亲道歉，太伤她的心，她决不会写这样的信。

就信的内容来看，虽然她向他提出了中断夫妻关系的要求，其主旨却是针对汪母的。

她以此表示对汪母破坏她夫妻感情生活干涉她对幸福追求的抗议。

她唯恐文宣不明白个中之意，在信中特别强调说：“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的母亲，而且我要自由。

”这很清楚促成曾树生这些行为的决定因素都在汪母。

自然，不可置疑的，这里也有对文宣的不满，长信中就有对其懦弱性格的批评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