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中汪文宣、曾树生形象分析

《寒夜》中汪文宣、曾树生形象分析卢小英论文提要：巴金的小说《寒夜》以悲怆的笔调，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小公务员汪文宣的家庭生活和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了黑暗社会的腐败，冷漠和对人的摧残，提出来了旧中国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小说成功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及汪母等人物形象，刻划了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重庆的下层小人物的悲剧生活面貌。

关键词：婚姻家庭悲剧苦闷彷徨《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动笔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

该文学作品是巴金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力作，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阶段。

小说成功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及汪母等人物形象，刻划了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重庆的下层小人物的悲剧生活面貌。

一、汪文宣：一个被黑暗社会吞噬的知识分子1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也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有崇高理想和宏伟志向，想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贫穷、疾病的折磨，使他的理想付之东流，成为软弱者的典型。

复杂的生活经历使性格表现出复杂性，多样化，主要有两个方面。

隐忍和妥协成为汪文宣性格的主导面：懦弱无能、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的新的处世哲学，在贫病交加中苟延残喘，现了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软弱者的病态灵魂。

他从自己切身的痛苦中深深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但从未想到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他对粉饰太平、歌颂政府的文章之以鼻，却不敢于直言，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朦胧怪罪自己的意思，连对妻子也如此。

当他发现妻子与风流人山人海的陈经理谈笑风生，亲密地散步时，他很痛苦，却“不卫迎着他们走去”，犹豫了半天，还是“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办公的地方去了”，活到了“有活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的可怜地步。

在家中婆媳之战中，他不敢批评谁，不敢评判是非曲直，唯一的办法是实行“苦肉计”，骂自己，打自己，用自虐的方式来获得母亲和妻子的同情，平息内战。

他甚至产生“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的奇怪想法，忍辱负重，忍气吞声。

另一方面，汪文宣正直、善良，有正义感，内心也有对黑暗社会现实的不平和愤慨，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竭力想保持美好的品性。

他老实、正派，不阿谀奉承。

在给顶头上同祝寿的宴会上，众人皆大献殷勤，唯一只有他不去敬酒，也未等席散就回家；上级要他为一名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政界红人的“名著”作无耻吹捧时，他内心极痛苦；他心里诅咒周主任之流，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极其愤怒；当他校对一本歌功颂德的文章时，心中不停地骂着“谎话！谎话！”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欢欣鼓舞；在弥留之际，写下了“我可以瞑目死去活去”。

汪文宣心地善良，对母亲、妻子关怀体贴，对朋友一片真心。

当他在酒店碰见老同学唐柏青时，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满腔热忱地关心他，希望他鼓起勇气去生活；听到同事钏老因闰去世，他不顾自己病盲，亲自去墓地凭吊，寄哀思；在弥氏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抱负。

2人物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使得汪文宣由“五四”时期反封建的勇士成为社会的落伍者、懦弱者的呢？毋庸讳言，汪母对儿子强烈的占有欲和变态的母爱使汪文宣在家中处境难堪，也增加了他的思想痛苦和三人间的矛盾纠葛。

但是，把汪文宣的懦弱、缺少生命活力和生命意识的责任推诿给家庭和年迈的母亲，也是不公平的。

是谁阻止了汪文宣前进的脚步，是时代，是黑暗的社会环境。

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传统文化的影响，轰毁了他的理想，扭曲了他的人格。

作为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小公务员，汪文不仅要承受精神压抑之苦，也要忍受生活的拮据之难。

疾病、贫困象毒蛇一样死死地缭绕着他，救人救世的宏愿已化作生存的最低要求。

最具有悲剧意蕴的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灵与肉的冲突。

汪文宣渴求精神和心灵的解放，却遭到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不和谐的命运冲突，在内心深处挑起紧张的心理冲突，引起汪文宣自我的痛苦分裂。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中庸之道”，最高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

即使“五四”新青年也难摆脱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阴影，他们追求的个性解放，都是与传统文化观念相联系，难以自觉建构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胸襟。

在新旧文化激战漩涡中的汪文宣，在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情欲的尖锐冲突中，不由自主地寻求某种归宿。

为寻求自我的平衡，古老传统就带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向心灵深处走来，吞噬反叛的灵魂，使之成为缺乏个性，缺乏生命活力和生命意识的空壳。

汪文宣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是传统观念的文化所导致的，更是曾树生与汪母的尖锐矛盾的产物。

汪母是汪文宣亲近的第一个女性，也是他爱的第一个女性，汪文宣依恋汪母，需要一个和母亲具有类似特点的女性来结成伴侣，度过一生。

汪文宣有了曾树生，但女人有了类似的特点后，俗话说：“同性相斥”，婆婆和儿媳都是女人，又有某些类似之处，汪母、曾树生相互排斥就不奇怪了。

除了这些，在内心深处，汪母想得到儿子的爱，而曾树生也想独占丈夫的爱，于是两个人竞争着想要得到爱，谁也不想丧失被爱的幸福，遇到家庭结构本来就有一定问题的时候，两人也就不能不吵架了。

媳妇和婆婆，本没有什么血亲关系。

因此，在婆婆眼里，媳妇不如自己儿子、女儿好；在媳妇眼里，婆婆不如自己的母亲亲。

这种生理上的隔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所以曾树生和汪母的隔阂也油然而生。

在没有曾树生以前，汪母对汪文宣、汪文宣对汪母的爱是圆满的。

但有了曾树生之后，汪文宣对汪母的爱无论从时间、从质量上都被曾树生夺取了一半，甚至一大半。

汪母对汪文宣的爱变成了无底的桶——空荡荡的，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轻飘飘的。

于是，汪母认为是曾树生从自己手中夺走了儿子。

加之，有时汪文宣为曾树生委屈辩解几句，汪母更加恼羞成怒，认为是曾树生使儿子变得不听话、甚至变坏。

而曾树生，则认为汪母不懂情理，不明事理，这种心理上的障碍是她们两人关系难以处理好的重要原因。

传统婚姻价值观念也禁锢了他们三人。

“同居”关系的确立本身就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冲击。

对于汪母而言，“同居”便成为她攻击曾树生的唯一武器。

汪母不满意于曾树生，是因为对她的行为方式有看法，曾树生的爱打扮、应酬多、以至背着儿子写“情书”，在汪母看来曾树生没有一样是符合了做媳妇的“规矩”。

而曾树生也有自己的道理，对婆婆羞辱她没有行正式的结婚礼，只是汪文宣的“姘头”时，她振振有词地回答：“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她们的矛盾根深蒂固，除了一般的婆媳磨擦而外，还有着两代人的意识冲突。

如果没有汪母从中作梗，对儿媳冷眼相向，恶语伤人，引发家庭战事频繁，儿媳还会忍无可忍地远走高飞、儿子还会那样备受家庭风浪的颠簸吗？当一位母亲只是满足于自己对儿子的单向慈爱，而毫不顾及儿子的个性发展与多重感情权利时，这样的母爱就失去了无私、博大与宽厚的应有品格，而带上了自私狭隘与专断的瑕疵。

她那偏狭的母爱、她那由耳濡目染而来的封建观念，实际上对儿子的不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曾树生再忍一忍、熬一熬，那么汪家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也许可以延迟，或者可以减轻。

可是，曾树生是新派女性，比起物质贫困来说，精神创痛更加让她无法忍耐，让她顶着“姘头”的骂名，当一个任由婆婆支配、辱骂的旧式媳妇，甚过于要她的性命。

她受过西方个人主义的熏陶，不认为争取个人的权利是一种罪过，她爱动，爱热闹，追求享乐，追求幸福，追求新鲜的刺激。

汪文宣的忍让在她看来只是软弱，汪文宣的病弱身体与生存本领无法满足她的生活追求，何况家里还有一个处处与她为敌的婆母，外面还有一位英俊潇洒、执著追求她的上司，她不能在古庙似的汪家枯死，不愿在婆媳之战中消耗青春，不愿放弃自由、痛快的人生追求。

她为了个人的幸福，终于离家而去，并且寄来了一封袒露胸襟但不无残忍刻薄的诀别书，斩断了汪文宣的最后一丝精神希望。

这样看来，汪家的悲剧又是人性的悲剧、文化的悲剧。

综上所述，造成汪文宣悲剧命运及其家庭悲剧的根源是极其复杂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二、曾树生：在困境中挣扎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同汪文宣一样，曾树生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也热情开朗，聪慧美丽，富于幻想，怀着“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步入社会，不料四处碰壁，靠姿色被迫在大川银行当“花瓶”。

面对失却理想的痛苦、毫无乐趣的家庭生活，资产阶级享乐观和物质生活的侵蚀、引诱，使曾树生的性格呈现出复杂性。

追求物质享受，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荣心。

也年青美丽，充满青春活力与朝气，不甘寂寞。

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她不甘于成天守着一个怯懦、多病、精力衰竭的男人，愿意陪伴陈经理跳舞、上咖啡店，吃喝玩乐。

当陈经理以战争的恐怖和幸福生活来引诱她离开贫困的家时，“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

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

‘他们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在对自由、快乐的追求中，包含着自私，怕艰苦的思想，她难以忍受精神上的孤寂和物质贫乏带来的痛苦生活，面对有权有势、年青风流的顶头上同的追求感到惶惑而无法抵抗，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曾树生是一个有主见、有作为的新女性。

尽管作为学教育的大学生在银行充当“花瓶”的角色很难堪，但她并没有任人摆布、虚度人生，而是格外注意自己的独立性。

在负责的情事中，自己把握着自己的情感，决定着自己的行动，甚至比汪文宣更果断。

她与丈夫平起平坐，与汪母针锋相对，在上司面前也不卑不亢。

这种气质，使她更具有现代女性的风采。

她与比她年轻的上司陈主任的情感纠葛，一方面是因为女性那种本能的“异性渴望”，更重要的是她需要这份工作：为了帮丈夫分担养家费用；为了使生活维持下去；也为了自己那惟有的物质生活的渴求。

她为改变艰难的、单调无生气的生活而斗争着，甚至是一直都在斗争，只是她的这种行为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悖。

在她的心中也有难言的苦衷，正如她所说：“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办法。

”在困境中未失却对生活的勇气与信心。

她不满汪文宣的懦弱无能，一副老好人的面孔。

所以在信中她对汪文宣说：“我只能怜悯你，我却不能爱你，你从前并不是这样软弱的人！……”她不甘屈服，在困境中挣扎。

她寄希望于未来，还幻想着抗战胜利后与汪文宣一起办教育。

再次，善良、正直，也不缺乏同情心。

她虽不满婆母的挑衅以及汪文宣终日苦恼着的脸，却割不断对体弱多病的丈夫的怜悯和爱，独自承受难以忍受的精神煎熬，担当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照顾吐血的丈夫，积极筹备数目不小的医药费，即使远在兰州，也从不中断对家中的经济支援，没有背弃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