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宣的文化身体隐喻

汪文宣的文化身体隐喻摘要：在文学文本中，身体作为一个符号具有特殊的文化意味。

小说《寒夜》里汪文宣作为疾病身体的出场隐喻了他内心无法言说的焦虑痛苦和空洞的人生；作为反行动的压抑身体的在场隐射了他的双重人格特征和对懦弱自我人格的企图摆脱；作为传统文化承袭的身体则暗含了他无法摆脱的传统伦理文化血脉。

关键词：身体文化疾病心理传统身体，一般指人的肉体，即物质性层面的身体。

在现实生活中，“身体确定了我们在世界的存在并保证了我们作为人的意义的实现。

”①而在文学文本中，身体以什么形式出场，如何被体验、表达以及在不同场景中有何特殊的意蕴，是身体作为一个符号所具有的文化意味。

那么，这里的身体就是被文本化的身体。

“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已经不是作为物体的物之所是，而是进入了象征秩序的经验化了的词语。

身体一旦成为词语被命名和言说，就成为了再现的身体，是符号和象征，它表征的是一种关于身体的文化观念。

”②因此，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具有强大的隐喻力量。

身体在文本的分析中多是被当做性欲的代名词，如对女性身体描写和下半身抒写的探究。

其实它还包括作为疾病、痛苦、文化传承等寓意的呈现。

以巴金小说《寒夜》为例，主人公汪文宣的身体就具有多种文化隐喻。

一、作为疾病的身体汪文宣在《寒夜》中最显著的是作为疾病身体的出场。

他患有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疾病：身体上的肺病和心理上的自卑与绝望。

1. 身体肺病的多重隐喻。

“肺病患者就表象来说，往往会发生咯血，就肺部组织病变来说，往往会发生溃烂，溃烂后形成空洞，所以，就个人而言，肺病隐喻的是不断失血的溃败的空洞的人生；就环境而言，肺病隐喻的则是一个有着太多淤血的、散发着腐朽之气的黑洞洞的吃人社会。

”③所以，巴金塑造汪文宣这一罹患肺病的形象是有其深意的：一方面，在脑力劳动者中，患肺结核的多数是精神压抑、心情忧郁的人。

④汪文宣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从事的又是枯燥繁琐的文字校对，超负荷的工作量和家庭矛盾的升级让他身心俱疲，而他的一切真实想法又都被另一个自我所否定，以至于他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中。

“欲而不为，疫病生焉。

”正是因为时局不稳、经济窘困、理想破灭、爱情失落，使他的生活需求和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而情绪低落、焦虑压抑。

他的持续低烧不仅从病理上说是热量得不到散发，更从深层心理上隐喻了汪文宣曾经的理想抱负无处施展、对不公待遇和家庭矛盾的愤怒无法言说的焦虑。

他的咯血既是身体健康因子的一点点耗尽，也是希望和正能量的一点点消逝。

病变之后的肺会形成空洞，这不仅预示着汪文宣身体的最后陨灭，也暗示着他整个人生的归于空洞，是“好到无用”类型人物的最终结局。

另一方面，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⑤汪文宣通过肺病来表达对冷漠的家庭和动荡的社会的不满。

他面对婆媳间无休止的争吵，在心里悲哀地想着“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啊”，甚至觉得“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面对黑暗的时局，他感叹道：“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这种人。

”所以，唐小兵也认为汪文宣的肺病是“心理促生的，甚至有意为之的疾患；通过它，汪文宣使自己的身体经受难熬的痛苦，从而得以转让他生活中更大、更加不可名状的焦虑”⑥。

汪文宣因病而得到妻子和母亲争吵的暂停和对他注意力的聚焦，让他感到病痛在身，可是心灵上得到了抚慰，仿佛他只有以疾病的身体出现时才能获得与家人和平共处的权利。

这样，汪文宣如同饮鸩止渴一样，贪婪地利用着这种疾病。

2. 心理疾患的表征——绝望。

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谈到“绝望是一种精神的疾病、自我的疾病”⑦，并认为这病“既不能死，又似乎没有生的希望”⑧，甚至是连死亡的希望都没有。

汪文宣的肺病一直折磨着他，仿佛每个人的眼光都在鞭策他走向“死”，每张嘴都在对他说“完了完了”，这让他感到生不如死，他不止一次地痛苦地想到“我还不如不活着好”。

“对于一个处于绝望之中并因此还未被拯救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说不出什么决定性的话”⑨。

这就解释了汪文宣犹豫的个性和行为的延宕。

小说用了前五章的篇幅，描述汪文宣踌躇着要不要找妻子回来的思想斗争，甚至已经走到了大川银行门口，还“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克尔凯郭尔还认为，“在对某事的绝望中，他实际上是对自己绝望，并且此刻他要摆脱自己”⑩。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造成汪文宣死亡的并不是婆媳矛盾和公务压榨，而是他对自身懦弱窝囊、委曲求全的人格的绝望，在小说第九节中，他暗暗责备自己“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于是，他想通过死亡来摆脱掉这一自我。

他隐瞒逐渐恶化的病情、敷衍着吃中药，甚至觉得自己“痛得不够，苦得不够，他需要叫一声，哭一场，或者大大地痛一阵，挨一次毒打”。

当然，这种灵魂的疾病并不能像身体疾病消耗肉体一样来消耗灵魂，所以，汪文宣只能处在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绝望的焦虑中。

二、作为反行动的压抑身体汪文宣在小说中呈现着鲜明的双重人格特征。

一种是戴着“人格面具”{11}的外在自我，这重自我具有遇事犹疑彷徨、懦弱受虐的特性；另一重是带有抗争意识的、内在的自我。

但其身体始终处在反内心真实行动的、停滞不前的，甚至退却的状态中。

这是他作为压抑与反行动身体的在场状态。

当他遭受公司里的不公待遇，反抗的自我会在心理暗暗怒骂：“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你哪管我们的死活！”而其身体出现的反应却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他不愿去参加总经理的生日宴，觉得“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但是身体却“自动地来了”；当妻子与母亲争吵不休时，他也会痛苦难受：“大家何苦还要吵呢？彼此忍耐一点不好吗？”但他的脸上却“勉强做出笑容”。

身体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使得反抗的自我总被前一种显性的自我所遮蔽，永远处于“被行动”中。

小说中，汪文宣唯一使用的是极其卑微的反抗行为——哭。

巴金在文中写汪文宣的哭多达十次。

这种“水性的力量”{12}成为了汪文宣作为报复和泄愤手段的一种，发出了无声的抗议，但显然这种反抗是苍白无力的。

汪文宣一面想“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另一面又想“没办法，我的本性就是这样”。

他心里只有一个思想：“为了生活，我必须忍耐。

”这些话把他的一切不平和反抗的念头都消耗尽了。

三、作为传统文化承袭的身体康纳顿认为人的身体是被文化所建构的。

{13}当身体被一种文化传统所“附身”，就会长久地制约着人的行为方式，并逐渐形成一种稳固的身体习性和存在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人’是社会性的德性个体，是各种人伦关系厘定的人”{14}。

从晚清的《老残游记》《文明小史》到梁启超《新民说》指出中国人羸弱身体的形成来自于传统文化，“病体中国”与“病弱身体”就成为作家批判的对象。

“老中国”的两种身体病相：一是，非人生活导致身体过早地衰老、疾病和死亡；二是，生存重压导致的灵魂寂灭的呆滞身体。

{15}这两方面都在汪文宣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身上的传统血液使他形成了“老中国”的国民特性：忠诚、孝敬、勤勉、善良但也懦弱、窝囊、安于现状、委曲求全。

传统文化通过儒家礼教、封建纲常等人伦秩序建立起了一整套身体控制的手段，个人被严格地控制在以忠孝为核心的框架中，人的身体于是被异化成了传统文化的“载道之器”。

在《寒夜》中，正是由于汪文宣对“孝”的恪守使他对母亲几乎百依百顺。

每当妻子与母亲产生矛盾时，他总是不分是非曲直地劝妻子让着母亲、顺从母亲的意思，甚至在梦境中伪造出“失实的妻子”形象来说服自己应该站在母亲一边，认为“只有母亲才是最爱自己的”，最终的结局也是他放手让妻子离开，回到母亲身边。

汪文宣对母亲的强烈依恋，昭示了传统文化对身体的绝对控制，是一种亲情文化的温柔陷阱。

从巴金早期的《家》中彰显的“叛逆”激情到《寒夜》中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理性思考，反映了“家国”文化的悠久性与顽固性。

这使我们无奈地发现，无论国人如何去做拼命的挣扎，都难以改变传统所施加给他们的沉重负荷。

小说结尾颇有寓意：年迈的汪母带着孙子小宣走了。

传统亲情的柔性“杀人”已经毁灭的汪文宣，而神情、体态、性格都似汪文宣“翻版”的小宣会不会重蹈父亲的轨迹呢？这出《寒夜》的悲剧是否会跌入另一个历史轮回呢？这些疑问恐怕都因传统文化承袭的身体而得到确证。

其实我们自身与汪文宣也共有着那一条无形的文化血脉，这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难以逃离的宿命。

①②{15} 李自芬：《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四川出版社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9页，第11页，第118—119页。

③程桂婷：《噬血的狂欢——试论现代小说中肺病意象的隐喻意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1页。

④邓寒梅：《巴金小说中的疾病伦理叙事分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第73页。

⑤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⑥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⑦⑧⑨⑩ [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王建军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第15页，第21页，第16页。

{11} [瑞士]荣格：《荣格文集（第三卷）·心理类型——个体心理学》，储昭华、沈学君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53页。

{12} [美]阿德勒：《自卑与超越》，曹晚红、魏雪萍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13}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14} 李瑜青等著：《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作者：彭弥，西南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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