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身体”隐喻
1 “身体”如何去“思想”？.
身体隐喻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认知向度
萧延中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关键词：身体政治；政治认知；中国政治思想；
自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轴心期”突破以来，各主要的大文化系统圈就发展出各自迥异的思想形式和思维脉络。对于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在宗教信仰、问题趋向和论证方式等方面的区别，学者对此已有深入研究。1 但要在政治思想史角度上探求形成这种差异“之所以然”的依据，则需在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层面上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奠定比较政治思维和比较政治文化的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自身政治”认知系统的再感知和再体认。笔者认为，“身体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在认知架构的基础要素之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和思维规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身体隐喻”的认知意涵
“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是由法国思想家米希尔·福柯（Michel Focault）中晚期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引进国内则是90年代初期的事情。继“知识考古学”之后，福柯转向到“历史系谱学”方向，此后，作为主体自身的“身体”以及它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福柯“话语”的兴奋点。通过一系列细腻的个案描述和宏观透视，福柯试图告诉人们“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的现代性观念，2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许由于受到福柯研究作品的影响，“身体政治”也已逐渐进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话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赖恩·特纳（Bryan S. Turner）在其最近的综合性论著中专章讨论了“普通身体社会学”问题，并把“全面把握身体形象在社会空间中如何发挥功能”、“真正从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社会身体在长时间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身体体现之集体性理解”以及“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身体及其文化形态”，作为“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3
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福柯的思想只是启示而不是方法，这种启示就是：作为认知结果的“知识”，实际上就是已在思想者头脑中预设的一套观察和归纳问题的基础模版或框架，人们据此去看待、评价和分析客观事物。在这个结构中，“身体”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人们一般会把分析的视角投射到主体以外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维度上去，而生产思想的主体自身则处于被“遗忘”、“淡漠”和“省略”的状态。换言之，作为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被排除出思想史分析的范围之外。但对问题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萧延中（1955-），男，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
1 [参阅：]
2 [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 [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4页。] 2 做了这样的缺省之后，我们将无法回答诸如：为什么人们面对同样的事物，却可能“读”出完全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意义？作为同样的人类存在，世界各文明系统之间又为什么会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具体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我们将无从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总对某些问题和命题特别地关注，而对于另外的一些问题和命题却从未设问？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君--臣--民”的系列命题极为关注，论述甚丰，但对于“权利”（power）与“权利”（right）的关系却极少提及；作为政治学基础的人性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十分发达，但这并未能导致关于权力制衡意义上的制度思考。显然，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从地域环境的角度给与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而认知结构的奠基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虽然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不是决定论的，而是相互依赖性的，但也必须指出，当某种知识系统相对稳定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弥漫和扩散，以勿庸质疑和不证自明的“习俗”和“精神”的要素，成为支配、左右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如福柯所说：“知识”就是“权力”，精神结构就变成了建构世界和解释事实的认知依据。这里可以借用余英时先生关于思想史“内在理路”（theory inner
logic）的方法论概念，4 只是我们是在认知的角度予以运用，所探求的是思想脉络之所以形成的知识基础，即关于“知识的知识”。在这其中，关于“身体”5 在政治思想形成方面的建构作用，又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层面。
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的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晚年将学术视野渗透到人类学的方向上。其名著《宗教社会的基本形式》，开启了一宗学术流派的先河。在研究原始部落的宇宙模式时，涂尔干独具慧眼地指出，人们不是根据宇宙模式塑造和推想人类社会，恰恰相反，而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的结构成为人们赋予宇宙事物以意义的基本原型。换言之，不是宇宙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宇宙。因为在这里，宇宙并不是物的外在实体，而是与社会一样的“事物”。他说：对于早期人类来说，“他们本身就是事物，而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都像人一样，是部落的一部分，是部落的正规成员，在社会组织的整个格局中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6 该书的结论部分已涉及到人类社会知识的起源与结构问题。他强调“社会在逻辑思维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只有当人们在感官经验所形成的即兴的概念之上，成功地形成了作为所有智识之共同基础的、整个稳定的观念世界时，逻辑思维才成为可能。事实上，逻辑思维始终都不是个人的思维，在任何时代里，它都是一种‘具有固定形式’（subspecies oeternitatis）的思想。”7 其后，他与莫斯（Marcel Mauss）合作的小册子《原始分类》，实际上是这项工作的继续。8
涂尔干关于人类社会关系之模型是知识建构来源的理论，的确显示出创造性活力，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9 我们认为，涉及到中国思想史知识建构的起源问题，需要对涂尔干的理论作若干修正。这就是：与其说整体社会关系构成了思想范畴的来源，不如再进一步，首先是个体化的“身体隐喻”导致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再由这种结构塑造出中国人对待外在事物的基本分类。这里，所谓“身体隐喻”是指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时，实际上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直接和基础的参照系和预设结构，由“身体”的系统和结构去联想外界事物，此时，外界事物只是个人身体的一种外推性理解的结果，从而建立起一种“主–客”之间同构的、鲜活的有机整体模型。由于“身体”是人们感知最直接和最细腻的物体，所以它就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等感观层次建立起“主–客”之间最直接、最便捷和
4 []
5 （body 与 flesh不同，前者意为一个不可拆分的“实体”，后者则一般指与“灵魂”相对的“肉体”。）
6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7 [《宗教社会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页。]
8 [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是“导言”部分。]
9 [See, Jennifer M.Lehmann, Deconstructing Durkheim: A post-post- structuralist critique.London:Routledge,
1993.特别是其中的第二部分: Durkheim`s (social)epistemology. And N.J.Allen, W.S.F.Pickering and W. Watts
Miller, ed. On Dukheim`s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London: Routledge,1998. ] 3 最准确的沟通桥梁。这种认知方式与西方认识论传统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以至于在一定的意义上，导致了中国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在理论进路、命题设定和论证方式等方面的明显差异。
二、中国政治思想建构的“身体”基础
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对于“身体政治”做过较完整的界定，他指出：“所谓‘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是指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所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的论述。在这种‘身体政治学’的论述中，‘身体’常常不仅是政治思想家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而且更常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思想家借以作为‘符号’的身体而注入大量的意义与价值。”10
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喻论”早已超越出语言修辞的范畴，而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张颂之先生从“政治父子喻”、“政治身体喻”、“政治治病喻”、“政治烹饪喻”、“政治运掌喻”、“政治放牧喻”、“政治狩猎喻”、“政治理水喻”、“政治器物喻”和“政治五行喻”十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喻论”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可谓匠心独运。11 但是，如果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归纳，则可看到在这些喻论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活跃的和大写的“人体”，各种比喻均可视为“个人身体”在某一方面的展开：“父子”与生殖有关，“烹饪”与营养有关，“治病”和“运掌”与生理有关，而“放牧”、“狩猎”和“理水”则与劳动有关；只有“器物”和“五行”具有形而上的符号意义。这样，我们可以说，张文所提“政治身体喻”其实并不应与其它各喻处于平行状态，而是中国传统政治喻论的本质和核心。
检索史籍，上述论断得到了众多的印证。早在古典文献《尚书》中就有关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论述。12 如果直译，就是说，如果头脑是明智的，四肢也还发达，那么，一切事情就会有好结果。这种说法是用“身体”说明“政治”的典型例证。到了春秋时代，思想家更是常常以“股肱”比喻辅臣，所谓“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13 孔子曾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14 就假定政治关系为一种有机体的自洽融合。孟子以手足心腹的身体器官，比喻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15 管仲也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16 这样的论式几乎成为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共识。
从古人造字的角度，我们也能看到“身体”其实成为了思维的背景。文字学家姜亮夫说：“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尤以 ‘见’为重要）。故表声以 、以箫管，表闻以耳（听、闻、聪等），表高为上视，表低以下视，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断。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祥，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7 这样，“叩”则是趴在地上的人，“匕”是跪在地
我-血荐-轩辕——鲁迅文学中身体隐喻的建构与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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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血荐轩辕
———鲁迅文学中身体隐喻的建构与改写
刘婉明(暨南大学文学院ꎬ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２[作者简介]刘婉明(１９８３－)ꎬ女ꎬ广东广州人ꎬ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日文人交往与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１８６０－１９５０)”(１５ＣＺＷ０４０)[摘 要] 鲁迅运用中国传统的“国家身体”隐喻和欧洲１９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资源ꎬ建构起个体
与民族国家间的身体隐喻关系ꎮ«自题小像»中“血荐轩辕”的象征性牺牲行为实现了二者最初的结合ꎬ«摩罗诗力说»加入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资源ꎬ描绘与民族身体合二为一的理想个体身体ꎮ«药»对“血荐轩
辕”进行了重演和改写ꎬ否定了牺牲的意义ꎬ«复仇(其二)»则通过对«马可福音»和密茨凯维奇«先人祭»中两个版本的神子受难牺牲故事的翻用ꎬ描写个体身体与民族身体间的撕裂ꎮ贯穿四个文本的个体与民族国家身体隐喻关系的变化ꎬ反映出鲁迅在参与建构个体与民族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同时ꎬ又对其深表疑虑ꎮ[关键词] 鲁迅 血荐 身体隐喻[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６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０５４(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７６－１３[文献标识码]Ａ[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６２/ｊｂｊｓｓｈｋｘｙｂｊｓｈｋｘ２００５０８
一、绪 言
“生病的中国”是晚清以降流行于中国知
识界的一个重要中国形象ꎮ在传统国家观念
中ꎬ将国家比喻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
隐喻谱系:国乱被比喻为“国病”ꎬ治理国乱
被比喻为医病救人ꎬ而承担治国之职的士大夫也因此常被喻为“医国之士”ꎮ到了五四时代ꎬ
新文化的主倡者们将这套传统的国家身体隐喻
用于传统批判ꎬ以“生病的身体”形象隐喻民
族文化ꎮ与此同时ꎬ以“发现个人”为主旨之
一的新文化运动也开始要求重新定义个体身
体ꎮ可以说ꎬ从“崇尚个人”和“救国图存”
共同成为主流思想的“五四”时代开始ꎬ“生
病的中国”就成为了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想象
传统山水画中儒家身体观的隐喻与表达
文章编号：ｌ００３—９ｌｏ４（２０Ｏ９）０３—０１６９一Ｏ４ １６９ Ｉ 全国中文核心期干Ｕ艺术百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总第１０８期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ＳＣＨ００ＬＳ ＩＮ ＡＲ
传统山水画中儒家身体观的隐喻与表达
祝后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传统山水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是画家以身体为媒介体验世界的结果，山水
画中隐含着儒家身体观。以儒家修身为切入点，从其与山水画的人格精神、伦理精神和气韵
生动的关系上诠释了山水画的艺术价值，以新的视角深化了对传统山水画的认识。
关键词：中国画；传统山水画；儒家修身；艺术精神；人格精神；伦理精神；气韵生动
中图分类号：Ｊ２０—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口
Ｍｅｔａｐｈ０ｒ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０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ＢＯｄｙ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ｊ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ＺＨＵ Ｈｏｕ—ｈｕａ
（Ａｃｒ上如，７ Ａｍ｝＆Ｄ ｎ。 ｇ Ｍｒ上 纱， ｅ ， １ ０００８４，Ｃ ， ）
中国山水画萌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遵循“师造化”与 “师传统”的艺术创作原则指导下，不离“天人合一”宇宙观，
以周游六虚，“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的造象理念，生发落迹
出极具浓郁生命意识的山水绘画。传统山水画历经了从物
境、意境到艺境的发展过程，由起先作为人物画背景的附属状
态逐渐走向独立，并最终脱离囿于客观物象自然造化的羁绊， 迈向以笔墨形式为审美本体的自由艺术状态。传统山水画无
论如何演变衍化，始终保有天人交感的创造心理模式和以“品
味”为主的独特审美体验方式，使之叛别于西方“观视”为主的
审美欣赏方式。中国传统山水画所保持的异于西方绘画的审 美特点，与绘画的身体性表达意向关联甚密。在传统山水画
的营构中，画家是以身体感知和体验为基础，将其体悟落墨显
迹内化为作品，使山水画成为画家以身体为媒介体验世界的
国家身份的多模态隐喻建构_以_中国国家宣传片_角度篇_为例_张蕾
第34卷第2期湖南城市学院学报Vol.34No.22013年3月JOURNALOFHUNANCITYUNIVERSITYMar.2013
国家身份的多模态隐喻建构
—以《中国国家宣传片——角度篇》为例
张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天津300204）
摘要：《中国国家宣传片——角度篇》中，动态图像、视觉及听觉文字、音乐等多种模态相互补充与强化，激活了“旅程”概念域中的“道路”和“前行”以及“表演”概念域中的“舞台”等概念场景，将“旅程”与“表演”概念域中的语义元素映射到宣传片所体现的主题，从而通过多模态隐喻构建出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国家身份。关键词：国家身份；多模态；隐喻；国家宣传片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1942.2013.02.018文章编号：1672–1942(2013)02–0090–04
受建构主义影响,国家身份研究出现了明显
的话语转向。研究者开始关注各类话语对国家身
份的构建功能。[1-4]现有研究多从批评话语分析角
度，突显不同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或是对不公
正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关注单一的语言符号模
式，鲜有动态研究。对中国国家身份构建的研究
多集中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表征上。[5]主动
构建中国形象的研究多来自国际传媒学领域，强
调图像符号体系的设计和传播，缺少对多模态符
号互动模式的探讨。目前，对多模态话语的研究
主要分为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多模态
话语分析和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多模态话
语分析。前者从功能的层面进行分析，注重话语
分析的社会性：后者从认知层面进行分析，注重
隐喻、转喻两种认知现象的研究和阐释。[6]本文
从认知层面,解读《中国国家宣传片——角度篇》
中的多模态隐喻如何构建中国国家身份。
一、多模态隐喻
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以
Forceville等为代表。[7]Forceville指出隐喻不仅是
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隐喻不
《认知视角下的汉语“心”：文化、身体和语言》评论
《认知视角下的汉语“心”：文化、身体和语言》评论
摘要：《认知视角下的汉语“心”：文化、身体和语言》这本著作是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分析和研究汉语“心”的隐喻概念化。该书用认知语义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汉语“心”的概念化，理解其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认知的体验性质，以及语言、文化和认知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汉语“心”；概念隐喻；认知语言学
人类隐喻认知结构是语言、文化产生的基础，同时又受语言文化的影响。身体隐喻就是人类把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形成的概念域作为始发域，映射到不熟悉的、抽象的事物上，以此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心”作为身体隐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已引起国内语言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认知视角下的汉语“心”：文化、身体和语言》是Ning Yu（美籍华人）将认知语言与汉语概念化的“心”相结合的力作，于2009年由Mouton de Gruyter在柏林和纽约出版。
一主要内容
1.第一章引言：心、身体和心智
作者指出，在认知和文化理解下，“心”的概念化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反映了一个特定社会的生活方式，还反映了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汉语中，“心”是身体最重要的器官，是中国人思想的核心；在西方，“心”和心智是分开的；作为人体研究的一部分，“心”是社会、文化系统和人类认知共同点的源泉。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心”的概念化的研究，可以了解人类的认知。通过了解心智-身体和语言-身体之间的联系和身体与物理和文化世界的关系，可以理解人类认知的体验本质。
2.第二章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心”
本章主要通过分析摘录于儒教和道教的例子，探索中国古代哲学中概念化的“心”。作者指出“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被看作具有认知和情感机能，被概念化为思维和行为以及储藏情感的器官。这种“文化概念化” 与西方哲学传统所遵循的“二元化”思想存在本质的不同。后者倡导情感理智两分：思想和观念来源于心智，是无形无体的，而欲望和情感则来源于身体的心脏，而这种对“心智”和“心脏”的区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并不存在［1］。本章讨论了在中国古代哲学下“心”概念化的主要3个方面：“心”是心智和认知、理解功能所在；“心”是道德伦理所在；“心”是社会治理和政府所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心”被看作是思维、推理、情感的器官，也是认知活动的中心。由于“心”被看作是人的认知活动中心，并具有无上的心智能力，所以“心”常被喻化为“国家的统治者”。作为身体的“统治者”，“心”可以概念化为伦理道德的所在，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统治和政府的所在。本章提出的“‘心’是心智所在”具有文化信仰的命题，产生概念隐喻：“心”为形之主。这个概念隐喻反映出中国古代哲学对“心形”关系的文化观：“心”既左右身体，又是身体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反映的是“心”的体验观，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笛卡尔的“二元论”形成强烈的对比。
传统山水画中儒家身体观的隐喻与表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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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传统山水画中儒家身体观地隐喻与表达
摘要：传统山水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是画家以身体为媒介体验世界地结果，山水画中隐含着儒家身体观.以儒家修身为切入点，从其与山水画地人格精神、伦理精神和气韵生动地关系上诠释了山水画地艺术价值，以新地视角深化了对传统山水画地认识.
关键词：中国画；传统山水画；儒家修身；艺术精神；人格精神；伦理精神；气韵生动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中国山水画萌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遵循“师造化”与“师传统”地艺术创作原则指导下，不离“天人合一”宇宙观，以周游六虚，“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地造象理念，生发落迹出极具浓郁生命意识地山水绘画.传统山水画历经了从物境、意境到艺境地发展过程，由起先作为人物画背景地附属状态逐渐走向独立，并最终脱离囿于客观物象自然造化地羁绊，迈向以笔墨形式为审美本体地自由艺术状态.传统山水画无论如何演变衍化，始终保有天人交感地创造心理模式和以“品味”为主地独特审美体验方式，使之叛别于西方“观视”为主地审美欣赏方式.中国传统山水画所保持地异于西方绘画地审美特点，与绘画地身体性表达意向关联甚密.在传统山水画地营构中，画家是以身体感知和体验为基础，将其体悟落墨显迹内化为作品，使山水画成为画家以身体为媒介体验世界地表征.因而山水画创作中，画家身体以遮蔽状态和隐喻方式渗透其间，从自身身体经验出发去识度宇宙万相，隐射出画家对其生存地传统境遇地文化思考.故而从身体意向出发，可以成为我们领悟山水画艺术魅力地重要维度.
一、传统山水画中地儒家身体观
身体作为意义呈现地场所和文化预设地载体，可以成为我们领悟世界地重要媒介，因此梅洛·庞蒂说：“世界地问题，可以从身体地问题开始”.身体不单是肉身，“肉体是纯生理概念，身体则牵涉到无形地精神、心灵、情意，是生理、心理所交相容与、融构而成地共同体”，这表明肉身指向地是人地生理欲望体，而身体则是建基于人地肉身之上，蕴含有精神纬度，灵肉浑然融生地产物.
中国现代政治思维中的传统因素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ＯＬＯ年第５期 政治学青年论坛
中国现代政治思维中的传统因素
张师伟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６３）
【摘 要】中国现代政治思维的建构并非是传统的继续，而是传统的转折，而其形成路径则是不古不今非 中非西的所谓新学与新文化。从晚清新学发展到民国初年的新文化的沿革中，现代政治思维建构的辙迹 清晰可见。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政治思维的基本支撑点虽具有普遍性，但中国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 却浸润在儒家传统的延续中，而延续下来的儒家传统在现代政治学科扎根中国的过程中被固化，成为中 国现代政治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大多发挥着消极作用。 【关键词】现代政治思维；晚清新学；儒家传统；政治学科
【中图分类号】Ｄ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９９７（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９１—０８
中国现代政治思维方式及体系既不是传统政
治思维的自然延续，也不是传统政治思维的简单
变异，而是古今中西交错整合的结果，其起点就是
鸦片战争。“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
争之后”。Ｉ１】㈣所谓新东西在思想上概括地说就是
新学，或中国近代学。“中国近代学，相对于中国古
代学而言，概括言之，就是改造中国之学”，“这个
改造．包括对自然的改造和对社会的改造两个方
面．主要是对社会的改造，社会改造推动对自然的
改造”，“这个改造中国之学是通过古今之争、新旧
之争、中小之争产生和形成的”．“通过这些争论，
提出改造中国的一些新思想、新理论，这些新思
想、新理论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不
断得到修正、充实，日趋完善，更加适合中国的国
情和社会改造的需要。”［２］（Ｐ２２ ）在政治环境突变及
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中学由旧学蜕变为新
学，是适应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
文明转型的一种文化变迁，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
中文化转型的必然过程。”网中国近代学实际上就 是晚清新学以来的改造中国之学，现代政治思维
研究论文：隐喻在政治演讲中的功能简介
149523 政治其它论文
隐喻在政治演讲中的功能简介
一、引言
隐喻最初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在他看来隐喻是一种修饰工具，隶属于修辞学范畴。自此以后，隐喻一直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段，是一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修饰物。到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将隐喻研究推向了认知层面。他们提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隐喻是跨越范畴的认知过程，是借助已知事物认识未知事物的普遍性思维方法”[1]。因此，隐喻涉及两个方面：“源域”和“目标域”，使用者根据两者的相似性，用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来解释抽象、未知的事物，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意义转换，达到相应的沟通目的[2]。王晶芝，杨忠（20xx年代基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思想又提出了隐喻的互动理论，之后法国思想家利科总结出隐喻规则，突破了传统修辞学对隐喻的限制。自此，隐喻不再拘泥于词汇层面，而是晋升到了语义范畴，致使隐喻从词汇研究过渡到句子研究和语篇分析。直至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借助于体验哲学，将隐喻概括为对新生事物和抽象概念进行概念化解析的重要方式，是属于认知范畴的，隐喻存在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概念化和思维过程当中。“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还是人类的一种思考方式，隐喻之所以能够使语言表达尽可能地简化，是因为大多数隐喻存在于人们的概念系统当中”[1]。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致力于隐喻研究，其中，胡壮麟教授在其专著《认知隐喻学》中写到：“隐喻概念具有系统性……隐喻的系统性容许人们用其他概念来理解一个概念的特定方面，这意味着，这个概念的其他方面将处于隐蔽地位”[6]。
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隐喻是一种修辞方式，它用一种事物来提及另一种事物，从而达到修辞效果，而隐喻涉及的两种事物可能具有清晰或者隐含的联系。而《大英百科全书》定义：隐喻是将两种不太相似的事物进行比较，与明喻相区别，其主要标志是没有明确的比喻词，如“仿佛”、“好像”、“好似”、“宛如”等。可见，这两种定义都是从传统意义上的隐喻出发，其所指范围只是与明喻相对，起到修饰功能。而近几十年，随着人们对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隐喻观点不断受到质疑，尤其受到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观点的颠覆性挑战。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无处不在，它早已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被大多数人不自觉地使用，它是帮助我们理解外界的一种手段，也是增进交流、简化沟通的重要工具。隐喻不仅可以起到修饰语言的作用，更是思维构建的方式和信息传输的工具，因此隐喻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04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身体”隐喻
1 “身体”如何去“思想”？.
身体隐喻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认知向度
萧延中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关键词：身体政治；政治认知；中国政治思想；
自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轴心期”突破以来，各主要的大文化系统圈就发展出各自迥异的思想形式和思维脉络。对于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在宗教信仰、问题趋向和论证方式等方面的区别，学者对此已有深入研究。1 但要在政治思想史角度上探求形成这种差异“之所以然”的依据，则需在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层面上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奠定比较政治思维和比较政治文化的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自身政治”认知系统的再感知和再体认。笔者认为，“身体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在认知架构的基础要素之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和思维规则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身体隐喻”的认知意涵
“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是由法国思想家米希尔·福柯（Michel Focault）中晚期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引进国内则是90年代初期的事情。继“知识考古学”之后，福柯转向到“历史系谱学”方向，此后，作为主体自身的“身体”以及它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福柯“话语”的兴奋点。通过一系列细腻的个案描述和宏观透视，福柯试图告诉人们“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的现代性观念，2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许由于受到福柯研究作品的影响，“身体政治”也已逐渐进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话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赖恩·特纳（Bryan S. Turner）在其最近的综合性论著中专章讨论了“普通身体社会学”问题，并把“全面把握身体形象在社会空间中如何发挥功能”、“真正从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社会身体在长时间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身体体现之集体性理解”以及“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身体及其文化形态”，作为“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3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天存新珞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郭敬东
【摘要］中国早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出了一套和西方迥异的国家观念，这套国家观念
是建立在一种身体思维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身体隐喻
方式，即将政治组织的构成或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释。在此脉络下，早期中国形成
了一种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形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
治行为诸层面。
［关键词】国家观；身体思维；心；身
［中图分类号］１３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６３３（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７—０６
中国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了一套和西方迥然不
同的国家 观念，这套国家观念建立在中国语境下
的身体思维基础之上且以之为支撑。和西方哲学中
身心二分的传统不同，古代中国的这种形而上的身
体思维追求心与身的一体性，其特质为：“一、身
体思维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思维方式；二、身体
思维透过身体而进行。”…这种思维特质使得古代
中国思想家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从身体的维度出
发，以此展开对问题的分析。汤浅泰雄先生认为：
“西方传统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是从外部来观察物
理性的自然界，而了解其法则；相对的，东方的形
而上学，却把自身当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经由实
践性地体认其自身的潜在构造，而探求看不见的宇
宙支配原理。” 故此，身体成为中国思想家思考
问题的立基点，这使得许多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
时常常采用一种“隐喻思维”的方式，即将政治
组织的构成部分或者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
释。以此，在这种身体思维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古
典国家观是一种身体观的放大与转化。本文即以此
形而上的身体思维角度为切人点，对中国古典国家
观的内涵即国家的起源、构成、目的和职能进行分 析，以彰显其特质。
一、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起源
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国家起源问题时，常从
政治话语中的隐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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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中的隐喻探究
作者：陆碧霄
来源：《江苏科技报·E教中国》2018年第17期
语言需要思考，而思维则牵涉到概念判断和逻辑推理。为了揭示语言的本质，有必要通过一种理解主体认知风格的方法来揭示语言的本质，分析语言现象。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Lakoff&Johnson（1980：1）提出隐喻不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动中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概念体系，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我们都是从本质上来思考和行动的。总之，隐喻可以从科学和实践的角度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文学作品和日常谈话中的政治文章等。也就是说，隐喻无处不在。
政治演讲的目的是表达演讲者的政治情境，更好地说服、激励和引导人们。对外国的演讲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这是构建积极的大国形象的好方法，这也是为什么领导人倾向于在政治演讲中使用隐喻的原因。Rohrer（1995：115）说，1990年海湾战争的爆发极大地强调了隐喻在日常生活和政治中的重要性。
本文从家庭隐喻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概念隐喻在政治话语中的运用，思考如何更好地构建一个积极的大国形象。
一、概念隐喻
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被认为是从原始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概念隐喻是一种基于地图经验的认知机制，从源域到目标域。相同的源域可以对应多个目标域，相同的目标域也可以与多个源域相关联。Lakoff&Johnson （1980：5-20）提出概念隐喻的本质是从另一种角度理解和体验一种事物，也就是说，人们想要通过比较熟悉和具体的概念来理解抽象和不可理解的概念。例如，在隐喻“生活是一次旅程”中，它将与“旅程”相关的知识映射到“生活”，“旅程”是源域，“生活”是目标域，“是”作为经验基础。
由于概念隐喻的认知功能，其已被多次应用于政治文本中，在说服群众、表达政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Lakoff（2002：198-212）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美国政治文本中的概念隐喻，以进一步解释两党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贺梦依（2011：3）通过分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关于利比亚战争的演讲，分析了概念隐喻在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领导者的演讲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但对领导者演讲的研究却不完整。Lakoff（2002）声称，美国的公共政治舞台反映了“家庭”的基本概念隐喻。因此，人们从“严父”和“慈母”的角度来理解政治领袖，政治经济学的两种基本观点来自于观察民族国家行为“更像父亲”还是“更像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