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政治中国经济应谨防欧洲化

地理与政治：中国经济应谨防“欧洲化”——陆铭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讲演陆铭2013-02-25 20:50:06 来源：文汇报 2013-02-25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背后实际是地理和政治的逻辑。

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目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从地理角度来讲就是“动人”，而从政治角度讲就是“动钱”。

中国未来还是要“动人”，“动人”以后，不是不要“动钱”，而是先在“动人”过程中让资本、劳动力、建设用地指标的流向一致起来，然后中央政府就有更多财力来补贴欠发达地区。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作为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

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领域为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社会经济学。

获得的荣誉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内需会使得地理因素变得不重要，因为未来出口加工制造业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服务业会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内需不等于内地的需求，东部也存在内需。

服务业可以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要靠近制造业，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地理之间的关系的确小一些，但仍然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度。

”欧债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比较我想首先来梳理一下欧债危机形成的经济学逻辑，我认为欧债危机的形成主要有三大条件，最重要是前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欧洲的国和国（或者地区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实际上这跟欧洲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没有充分实现有关系。

这里我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化对欧洲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欧洲其实不存在制度层面上针对移民的障碍，那里的移民障碍主要是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这点同中国的状况有非常大的差别。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欧债危机形成条件是统一的货币政策。

在经济扩张期，当利率偏低的时候，大家都有借债的冲动，但是经济一旦进入衰退期，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地方就会首先出现偿债危机。

统一货币政策的麻烦在哪里？试想一下，如果希腊在经济衰退，面临偿债危机时能够有独立的货币主权，那么它就可以采取本币贬值的方法，推动出口和经济增长，最简单也最直接。

而现实是，在劳动生产率差距非常大的区域里，不可能因为希腊这个国家出现问题，就实施欧元贬值的政策。

结果就是，尽管欧元的币值相对于希腊的劳动生产率而言是偏高的，但它却没有办法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增长，化解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爆发的第三个条件没有前两条重要，就是欧元区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政策，当欧债危机出现的时候，是否要救助边缘国家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在欧洲，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而言，是一个政治问题。

同样把这三个条件对应到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欧债危机同中国地方债务的相似性。

第一，中国也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地区间巨大差异，而这跟中国劳动力流动不充分有关系。

跟欧洲差别非常大的是，欧洲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阻碍了劳动力流动，而在中国则主要是制度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户籍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

在衰退期，欠发达地区一旦出现偿债危机也不可能单独实现人民币贬值，相反，人民币总体上还在升值，这更加可能使得内地在地理缺乏优势的情况下出现“本币”高估的情况。

跟欧洲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国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爆发欧洲式的财政危机。

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之下，欠发达地区一旦出现偿债危机，只有三条出路，第一是核销，实际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

第二是注资，因为债务一部分是从银行系统借来的，地方债务以银行坏账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央政府就可能通过向银行注资来冲销这些坏账。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通胀。

但是，无论采取上述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都可能会造成地方政府严重的“道德风险”。

因为地方债务危机一旦发生，中央政府不能不救，但是救助也可能导致后患，让地方政府在下一次借债时更加肆无忌惮。

由此可见，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相似之处，而非常重要的制度性根源就是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充分重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中国目前出现劳动生产率地区间差别非常大的问题，给地方政府的债务转化成金融危机埋下非常坏的种子。

因为如果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不大，那么一旦政府出现偿债困难，通过本币贬值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

进一步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背后实际是地理和政治的逻辑。

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目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从地理角度来讲就是“动人”，而从政治角度讲就是“动钱”。

在地理和政治间的选择，前者更加尊重市场的作用，采取“动人”方式，使中国经济走出危机，而后者则是用“动钱”的方式，可以在短期内化解一些问题，但是后患无穷。

地理和政治的逻辑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作用下，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在中国大地上日渐显现。

首先观察一下人口密度和工资的关系。

数据显示，在中国，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平均而言，职工平均工资会更高。

地理之所以变得非常重要，是因为地理优势会导致经济集聚，并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这个城市规模经济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制，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

当一个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时候，不仅这些受高等教育者本身会得到更高收入，它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率。

由于在大城市集聚着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同时大城市人口密度更高，更加便于信息的交流，所以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更强。

根据我最近的研究，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就会提高20%。

另一个现象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港口的重要性也非常大。

中国跟其他大国的差别是，其他大国都是多面环海的，而中国只有东南面是沿海的，这就导致东南部的发展优势特别明显，尤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后。

我的研究发现，从香港或上海出发，往内地走500公里，城市的职工工资水平就要下降一半左右，同时，越往内地，经济增长率也就越低。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内需会使得地理因素变得不重要，因为未来出口加工制造业没有那么重要了，而服务业会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包括港口在内的地理位置就不重要了。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内需不等于内地的需求，东部也存在内需。

服务业可以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一般而言，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要靠近制造业，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则取决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研究中，我区分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跟地理之间的关系，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地理之间的关系的确会小一些，但仍然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度。

所以，不能说服务业发展了，地理位置就不重要了。

我们再看小城镇的发展。

当前中国采取的战略是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土地的供给上予以限制，而将资源分配给中小城镇，这样一来，这些城镇就会发展得更快吗？我们的研究发现，距离区域性的中心大城市越远，中小城市增长速度就越慢。

也就是说，将大城市和小城市增长分割开来，以为“动钱”就可以帮助中小城市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应该被摒弃。

地理的逻辑是市场的效率逻辑，而政治的逻辑是通过“动钱”的方式来实现地区间的平衡。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规模维度上的平衡，也就是把全国各地的城市做得一样大；第二个是人均维度的平衡，也就是人均GDP、人均收入、生活质量等的平衡。

从规模差异来说，中国经济并不是集聚过度，而是集聚还远远不够。

恰恰在人均意义上，中国未来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人均GDP、人均收入、生活质量这些方面的平衡；而在规模维度上拉开地区间的规模差距。

在规模差距和人均差距两个概念混淆的情况下，中国目前在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生产要素上都存在着地区间资源再配置的体制性障碍。

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导致地区间生产率差别和收入差别难以缩小；土地制度方面，中国实施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制度，并向内地倾斜；在资本方面，中国实施大规模的财政转移，鼓励国有企业向内地投资，结果导致内地经济的过度资本化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即每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下降，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持续下滑，已经低于比中国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再来谈谈地和钱的问题。

土地配置是跟中国的开发区政策一起实施的。

2003—2004年开始开发区的整顿工作，当年全国70%的开发区被压缩，同时把开发区政策和建设用地指标更多给了欠发达地区，结果导致中国内地的开发区企业数量在全国的比重有非常明显地上升。

建设用地向内地的倾斜配置导致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出现严重脱节。

全国层面，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接近8%，而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还不到5%。

如果分开看，东部的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差距并不大，到中部，差距就扩大了，而西部的土地面积扩张速度几乎是人口扩张速度的3倍。

也就是说，如果把大量资源往内地转移，城市面积是扩张了，但并不会等量创造GDP增长和就业。

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鼓励内地发展制造业的结果是，地区间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异日益扩大。

跟大港口附近区域相比，距离500公里的地区每单位建成区面积上的二三产产出为度量的土地利用效率要低一半。

不相信地理和市场的作用，结果就是导致土地资源被大量低效率地使用。

再看中国资本深化的进程。

因为中国实行低利率，鼓励投资，并大量向内地转移支付以及国企投资，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本深化进程，我的分析显示，在2003、2004两年，越往内地中国企业的人均资本拥有量越高，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在上升，到2007年，中国内地的资本密集度相比沿海还要高。

在此过程中，西部地区单位GDP吸纳就业能力的下滑状况则更严重。

在增长中避免危机既然当前的政策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那就意味着，如果制度的障碍消减，经济就会进一步向东部和内地的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

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角度来说，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一个在集聚的好处和坏处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

集聚的好处是规模收益，这里面有很多机制在发挥作用，包括人力资本外部性、规模经济、运输成本节省等。

坏处就是地价、房价高企，包括大城市的交通拥挤、污染、犯罪等问题。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时点，既有生产要素向地理优势地区和城市的集聚，又有向外的扩散，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当我们说经济更加集聚或更加离散的时候，是指在集聚和离散两个力量同时产生作用的情况下，哪个力量占据主导。

从全球范围的趋势看，截至到目前，主导力量仍旧是前者，全球都仍然处于人口向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的进程中。

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当然处于城市扩大、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过程中。

但是如果从国际比较角度而言，基本事实则是：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中国的集聚程度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中国城市规模不是偏大而是偏小了；即便在特大城市，除了市中心人口密度接近于东京和纽约地区外，像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中，远郊地区的人口密度仍然低于世界上同样级别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