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二分法

古典二分法就是把经济分为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实物经济与货币。

相应地，经济学也分两个相不相关的部分———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

经济理论研究实物经济中产量的决定，决定产量的是资源、人口、技术这些因素。

货币理论研究货币如何决定物价水平。

根据货币量同比例变动，货币的价值（即购买力）也取决于流动中的货币量，与货币量反比例变动。

换言之，货币量变动引起物价水平同比例变动和货币价值反比例变动。

这就是著名的货币数量论。

由这种古典二分法又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推论：货币中性论。

这就是说，在经济中，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物价、名义利率、名义汇率、名义GDP这些用货币单位表示的名义变量，并不影响真实利率、真实汇率、真实GDP这些用实物单位表示的真实变量。

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货币对经济没有实质性影响。

经济是如何走向邪路的克鲁德曼这篇文章来自昨天的《纽约时报》，说实在的，我转载这篇文章，是因为克鲁格曼的观点符合我的胃口。

我也偶尔会在网上或者微信群里就一些经济学问题展开小辩论，绝大多数对手，都是我所称的经济学原教主义者，他们相信市场能解决所有问题，最坏的市场也比外部干预要好。

也就是克鲁格曼文中所说，他们相信“经济人”总是理性的，市场的自由运行总是完美的......倒退十年，其实我也是这么认知的......然而，套用克鲁格曼文中的一句话，“假如现实世界真的反应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世界的状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如果世界上还没有“发明”出完美的经济学，而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那么在中国，到底需要什么呢？是宁市场勿干预，还是多干预？答案我不能确知，我只知道，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所谓自由市场和宏观调控，都很容易变为少数人攫取财富的理论依据，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各种说法，想涨价的时候就说要尊重市场规律，想管控就说市场已经失灵......所以，经济改革，必须配套制度改革。

原题，经济学究竟如何错到如此地步？感谢ringohan在译言网上的翻译。

by信海光微天下（在这里分享我的见与识......点击标题下名字加关注）上周，我参加了“重新思考经济学”组织的会议，这是一个学生经营的组织，从字面上可以猜到，其目的在于促进对经济学的重新思考。

在一场既没有得到预测又未能得到预防的灾难性危机发生之后，神也知道需要经济学进行重新思考。

不过，在我看来，认识近年来规模巨大的知识失误在多个层次上发生也十分重要。

显然，近几年来——准确地说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作为一位学科，已经严重地走上邪路，引起了这场危机。

但是，经济学家的罪孽却大大加重了经济学上的失误，他们过多地将党派之见或个人权势凌驾于专业精神之上。

最后且重要的一点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人系统地选择只听希望听到的内容。

正是多层次上的失误——不仅仅是经济学自身的不足——让2008年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出现令人可怕的局面。

在什么意义上说经济学走向了邪路？几乎没有人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上，这一点应该说是有情可原的。

更具破坏性的是，经济学家们广泛确信，这种危机是不会发生的。

这种沾沾自喜的态度背后，是对资本主义理想化的认识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认识就是个人总是理智的，而市场运行总是完美的。

现在，作为理清思路的工具，理想化模型在经济学中（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学科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主要杂志上越来越难以发表任何对这种理想化模型提出疑问的文章。

考虑这种不完美现实的经济学家，面临哈佛大学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曾称的“新新古典主义的压抑”。

罗格夫本人几乎就是一位激进分子，与本人发生过争论。

毫无疑问，设想不会出现非理性及市场失灵就等于设想不可能出现6年前曾压倒发达国家的那种灾难。

不过，对这个世界以及教科书描述的宏观经济学（尽管这种经济学并没有预测出这场危机），仍有许多应用经济学家保持一种更加现实的看法，他们在预测事后形势将方面做得相当好。

出现巨额预算时赤字利率仍将保持低位，货币供应快速增长情况下通货膨胀不会升高，预测实施财政紧缩国家的经济会大幅收缩等等，这些观点让电视上滔滔不绝的头面人物感到意外，但却正是在危机后压倒性的状况下基本模型所能预测的东西。

但是，尽管危机之后经济模型表现并不那么糟糕，但太多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表现却十分糟糕，他们拒绝承认错误，让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凌驾于理性分析之上。

“嗨，我曾经说过不可能发生另一次经济萧条，但我没有说错，所有这些都是公司对奥巴马医改未来失败做出的反应。

”您也许会说，这种事情属于人类本性，还有，尽管最令人震惊的知识亵渎来自保守派经济学家，但有些左翼经济学家似乎也更感兴趣与保护自己的领地与打击专业对手，而对得到正确的东西不感兴趣。

不过，这种恶劣的行为依然是一种打击，特别是对那些认为我们正在举行真正对话的人士来说。

但是，要是经济学家表现更好一些，真的十分要紧吗？或者说，在台上的人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吗？如果您认为过去5到6年决策者受制于经济学的正统观点，那么你一定是受到误导。

相反，主要决策者积极接受具有创新性的非正统的经济思想——尽管这些思想碰巧也是错误的，但却为这些决策者提供了希望得到的借口。

绝大多数政策导向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衰退状况下增加政府支出会创造就业，而大幅削减开支会破坏就业——但欧洲领导人和美国共和党人却决定相信一小撮持相反观点的经济学家。

理论和历史均证明，当前的政府债务水平并不足以引起惊慌，但政客们引用未经审查的（而且事实证明也存在缺陷）研究作为理论根据，选择对政府债务采取惊慌的态度。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处于良好的状态，或者其缺陷病并不重要。

经济学并没有处于良好状态，其缺陷的确也很要紧，我全力支持反思与改革。

然而，经济政策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不是常规经济学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

事实上，假如现实世界真的反应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世界的状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如果我们弄得一团糟——现在的确这样——错误并不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而在于我们自己。

2014年9月15日《纽约时报》中国改革何去何从？作者：财富中文网时间：2013-03-29 浏览次数：1552 次中国必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

最近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世界500强CEO和诺贝尔奖得主们普遍认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把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是关键。

上周末，北京冷的出奇，寒意堪比达沃斯。

很多知名人物参加了仅对受邀人员开放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此前他们也在1月份受邀参加了冬季达沃斯年会。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满是亭台水榭的钓鱼台国宾馆（the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周围由覆盖着琉璃瓦片的高墙所环绕）举办。

此次论坛成为财富500强企业高管与诺贝尔奖得主及中国政府高官交流的盛会。

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将出席该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闭幕会议。

与会期间，嘉宾们相互交换名片，探讨当今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中国将何去何从？多位发言人在开场白中提到了他们曾参加过多少届论坛。

这个数字通常高达两位数。

他们的讲话透露出对聚会上空谈的厌倦以及对付诸行动的渴望。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奇迹，这一点毋庸置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达到了7.8%，而世界经济（不含中国）的增长率仅为2.4%——接近但还没有达到非官方的衰退分水岭。

（这一点要感谢中国。

）此前中国经济长达20年的两位数增长让5亿人摆脱了贫困，但近些年的经济增速屡屡让人失望，2012年也不例外。

中国尚未从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欢迎中国与大家风雨同舟）。

中国必须着手解决它在这轮经济危机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令人担忧的趋势包括：过度依赖制造业和出口，这让中国对全球经济下滑尤为敏感；羸弱的第三产业；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使得广大中国职工更愿意去存钱而不愿花钱；当然还有污染问题、腐败问题、官僚体制僵化问题、金融体制未与国际透明度标准接轨的问题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连续第十四次参加这个论坛的耶鲁大学（Yale）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分组讨论会上说：“改革这个词大家经常提到。

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特别的传承，这个承诺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

”罗奇还说，改革“要有目标性，要果敢，而且必须针对不同经济体的具体需求，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

”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似乎对未来将面临的挑战抱有务实的看法。

今年论坛（由中国政府主办）的主题仍然略显呆板——“中国：改革开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英文中，小康社会有时会被草草翻译成同样呆板的描述，即“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中等繁荣的社会”），但我们倒是可以理解。

它符合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的总体目标：解决不平等问题，包括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距；促进国内消费；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正如同副总理张高丽在会议第二天透过翻译所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在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鉴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要实现这位副总理的这个期许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确实说了这番话，而且这恰恰是诸多与会的西方和亚洲企业领袖们所希望听到的。

中国已经到了发展的关键阶段，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过渡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和国内消费支出将提高，对出口的依存度将降低。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纽约大学（NYU）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全体大会上对与会代表说：“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步伐会放缓，甚至停滞不前。

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是例外，但闯过这一关很难。

多数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与其他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失去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既得利益团体倾向于控制政策议程，妨碍所需的结构性变革继续推进。

而这两个现象在中国都已经有所体现。

”除此之外，斯宾塞还指出，中国在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后，至少有三个独特的特征会让这个转型变得更加困难：第一，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第二，发达国家经济的普遍低迷；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仍在不断提升的主导地位。

斯宾塞说，其他国家“可以只关注本土增长和发展，而不用在复杂的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刻意寻求平衡。

”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是乐观派的代表之一。

拉米表示，中国和世界目前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真正的挑战在于将认知转化为行动。

他说，目前，中国较其他国家有三大优势：第一，“有考虑长远发展的内在倾向”；第二，“对政府特有的容忍度”；最后，“中国很大一部分集体资源仍掌握在政府手中”，而这为中国带来了优势，可能会加速变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