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阿拉伯之春的根源与未来
阿拉伯之春与中东变革
阿拉伯之春与中东变革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一浪潮被称为“阿拉伯之春”或“中东变革”。
这一时期的变革涉及多个国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讨论。
阿拉伯之春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改变了这些国家的面貌，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引起阿拉伯之春的原因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腐败和民主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民众的痛点。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民众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表达的渠道，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和权力，愈发渴望改变现状。
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主风潮也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启示和激励，使得阿拉伯之春的呼声愈发强烈。
二、阿拉伯之春的影响1. 政治影响：阿拉伯之春引发了许多国家的政权更迭和政治改革，涉及的范围广泛而深远。
例如，突尼斯在民众推翻独裁政权后，成功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多党制的建立。
这一点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激励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
2. 社会影响：阿拉伯之春的激情鼓舞了人民的勇气和集体行动，社会变革也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诉求。
在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人民为了争取自由、人权和社会公正而进行了长时间的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
这一浪潮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得一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并获得解决。
3. 经济影响：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对中东地区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权更迭后的短期内。
然而，随着政治稳定的恢复和经济改革的推进，中东地区的经济逐渐恢复，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机遇。
三、阿拉伯之春的启示与反思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和持续对中东地区和全球都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和反思。
首先，这一浪潮表明人民对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渴望是不可阻挡的，政权腐败和专制统治必将被民众所推翻。
其次，阿拉伯之春也表明了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力量，推动了更广泛的民主化运动和社会变革。
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政治动荡
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政治动荡近年来，阿拉伯地区一系列政治动荡事件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它的爆发与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密切相关。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动荡原因以及影响等方面，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政治动荡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阿拉伯之春的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存在着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和经济不平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积聚。
而在2010年突尼斯的一起自焚事件爆发后，人们开始对政府的不公和腐败进行抗议，从而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的浪潮。
其次，我们来探讨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原因。
首先，政治腐败是导致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和权力滥用让人民感到无法接受。
其次，社会不公也是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原因之一。
中东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少数人拥有绝大部分资源，而大多数人则生活在贫困中。
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让人民愤怒，从而推动了抗议活动的发生。
此外，经济问题也是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原因之一。
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高失业率和低生活水平让人民感到绝望。
这些问题的积聚导致了民众的不满情绪爆发，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的浪潮。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一些国家的政权被推翻，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例如，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家的政权相继垮台，新的政治力量崛起。
其次，阿拉伯之春引发了一系列的战乱和恐怖主义活动。
例如，叙利亚的内战和伊拉克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给中东地区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此外，阿拉伯之春还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外交格局发生了变化。
一些国家的关系出现紧张甚至断交，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然而，阿拉伯之春也给中东地区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首先，它激发了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推动了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
例如，摩洛哥、约旦和科威特等国家在阿拉伯之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其次，阿拉伯之春也加强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
阿拉伯之春中东地区的民主运动与政权更迭
阿拉伯之春中东地区的民主运动与政权更迭阿拉伯之春：中东地区的民主运动与政权更迭近年来，阿拉伯国家掀起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被世人称为“阿拉伯之春”。
这场民主运动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引发了政权更迭的浪潮。
本文将探讨阿拉伯之春的起因、影响以及其中所涉及的国家。
一、起因阿拉伯之春爆发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10年底，突尼斯一名果贩因受到当地政府不公正对待而引发自焚，激起了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情绪。
这一事件使得突尼斯社会各界普遍抗议，并最终导致了总统本·阿里政权的崩溃。
果贩自焚事件成为了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引发了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群众抗议行动。
二、影响1. 民主意识觉醒：阿拉伯之春引发了中东地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望。
传统上，中东地区的政权多为专制或威权统治，民众的参政意识薄弱。
然而，通过社交媒体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阿拉伯之春激发了中东民众的民主觉醒，他们开始主张民主和人权，对不公正的政治体制提出质疑。
2. 政权更迭：阿拉伯之春引发了中东地区政权更迭的浪潮。
从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到利比亚的卡扎菲，多个中东国家的长期执政者相继被推翻。
这些政权更迭既体现了民众的意愿，也表明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三、涉及国家1. 突尼斯：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的政权更迭相对较为顺利。
果贩自焚事件引发的示威抗议逐渐演变成为抗议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总统本·阿里最终被迫下台。
突尼斯的政权更迭为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提供了榜样。
2. 埃及：埃及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一站。
在示威者的压力下，穆巴拉克总统辞职并移交权力。
由于政权更迭后的动荡局势，埃及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政治不稳定。
然而，阿拉伯之春为埃及民众争取到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权。
3. 利比亚：利比亚的政权更迭相对最为复杂和血腥。
卡扎菲政权对抗议者实施了严厉的打压，导致了内战爆发。
然而，在北约的支持下，反对派最终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结束了他长达42年的统治。
年阿拉伯之春反思人民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渴望是不可抗拒的力量
年阿拉伯之春反思人民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渴望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阿拉伯之春的发展不仅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引起了巨大的震荡，更深层次地触及了人们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渴望。
这股渴望所带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不仅塑造了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阿拉伯之春，指2010年底至2012年初，一系列涉及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抗议浪潮。
这一浪潮源自突尼斯的一位自焚行为，持续的示威游行和政治动荡迅速蔓延到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家。
这股运动激发了人们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渴望，成为了人们追求公正、自由和人权的象征。
这股渴望的力量来自长期以来的压抑和不公正对待。
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往往是威权主义的，限制人民的权利和言论自由，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
人们对于政府的不满和渴望自由的心情日益强烈，最终爆发出强大的动力，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的发生。
在阿拉伯之春中，年轻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年轻一代更加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他们渴望改变现状，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
年轻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为整个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运动具有了更大的广度和深度。
阿拉伯之春也反映了全球化的影响力。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信息和传媒的发展，人们触及外界的途径越来越多。
他们看到了其他国家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开始对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提出质疑。
全球化带来的跨国交流和思想碰撞，为阿拉伯之春提供了平台和契机。
然而，阿拉伯之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一些国家在政权更迭后陷入了混乱和动荡，政治局势反而更加不稳定。
叙利亚的内战成为了阿拉伯之春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导致大量的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
同时，恐怖主义组织也借机壮大，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更多的困扰。
阿拉伯之春的反思告诉我们，人民的渴望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它表达了人们对于公正、自由和尊严的追求。
然而，民主与自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进程，需要经历时间和付出努力。
政府应该注重人民的需求，建立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为人民提供平等和公正的机会。
通过对阿拉伯之春的反思，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主与自由是普世价值，而非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
阿拉伯之春中东社会变革的风暴
阿拉伯之春中东社会变革的风暴阿拉伯之春：中东社会变革的风暴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末到2012年初期间，一系列涉及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抗议示威活动。
这场风暴的涌动大大改变了中东社会的面貌，对这些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阿拉伯之春如何引发中东社会变革的风暴。
一、年轻人的呼声阿拉伯之春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和渴望变革。
这些年轻人代表了中东社会中庞大的失业青年群体，他们面对高失业率、贫困和政府腐败问题感到愤怒。
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他们更容易组织起来，借助互联网传播信息和呼吁变革。
二、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也是阿拉伯之春的动力之一。
在这些国家，少数政府官员和精英阶层拥有绝对权力和巨大财富，而大多数民众生活在贫困和压迫中。
这种贫富差距加剧了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渴望，推动了他们投身革命的行列。
三、政治镇压和人权侵犯阿拉伯之春所发生的国家普遍存在政治镇压和人权侵犯。
许多中东国家的政府限制了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严格打压反对派和异议人士。
这些不公正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情绪，推动他们走上街头争取自由和尊严。
四、外部因素的影响阿拉伯之春的风暴也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
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关注为抗议者提供了动力和背书，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也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局势。
例如，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导致卡扎菲政权倒台，但也引发了后续的混乱。
五、后果与挑战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虽然推动了一些社会变革，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和挑战。
一些国家陷入了内战和混乱，导致大规模难民流离失所。
另外，一些新上台的政权并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继续制约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结论阿拉伯之春是中东历史上一场重要的社会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中东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
年轻人的呼声、社会不平等、政治镇压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共同推动了这场风暴的爆发。
然而，这场风暴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和挑战，需要这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应对和解决。
阿拉伯之春的发与中东的动荡新时代的来临
阿拉伯之春的发与中东的动荡新时代的来临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席卷了中东地区，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革。
这一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一些具体的事件和社会现象。
在突尼斯，一位年轻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而自焚，这一极端行为迅速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和抗议。
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
年轻人面临着就业困境，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梦想。
同时，政治体制的僵化和腐败也让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
在“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中，多个国家的政权发生了更迭。
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
在埃及，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迫使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下台；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在北约的军事干预下崩溃；也门则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政治混乱。
然而，这场所谓的“革命”并没有给中东地区带来预期的繁荣和稳定。
相反，它开启了一个动荡的新时代。
首先，政治上的混乱导致了权力真空的出现。
新的政权在建立和巩固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政治派别之间的争斗、宗教势力的干预以及外部势力的影响。
这使得国家的治理陷入困境，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法得到保障。
经济方面，动荡的局势严重打击了原本就脆弱的经济体系。
旅游业、石油产业等支柱产业受到重创，外国投资纷纷撤离，基础设施建设停滞不前。
大量的企业倒闭，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社会秩序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同时，宗教和民族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恐怖主义势力趁机抬头，给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东地区的动荡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
各大国和地区势力纷纷介入，试图在这场混乱中谋取自身的利益。
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在该地区的博弈加剧，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
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产生原因
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产生原因摘要持续1年多的阿拉伯之春到现在仍未结束，这是近年来中东局势的最紧张状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抗议示威，甚至是起义，来追求公正合理的自由民主和经济诉求，致使西亚北非的各国政府接连更迭，更有外国势力的从中作梗。
本文主要从网络搜集文献，对此次事件进行多方面的分析，试图理清个中缘由，解释其产生原因。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原因西亚北非中东局势引言“阿拉伯之春”，又称“阿拉伯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议题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的方式，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但大都逐渐平息。
[1]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从2010年底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
一、导火索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是整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导火索。
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大学毕业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经济不景气而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蔬果小贩，期间遭受城市警察的粗暴对待，回家后感到命运不公，决定以死抗争，随即在县政府门口自焚重伤，1月4日他因伤重不治身亡。
[2]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和媒体的传播，突尼斯国内民众怒火中烧，遂使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声援，并与突尼斯当局国民卫队发生暴力冲突，最终越练越烈，变成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大骚乱，致使执政23年的总统下台出逃。
一件并不算很重要的事情，却演变为突尼斯政府的颠覆，而且如今连篇累牍报道“阿拉伯之春”的国际传媒，许多甚至都未曾在第一时间发过关于这位小贩生死的报道，更遑论评论。
在这个导火索直接推动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多米诺骨牌，使得西亚和北非动荡不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种的一件“小事”促成阿拉伯之春运动呢？这得从多方面来探讨分析。
阿拉伯之春的历史
阿拉伯之春的历史阿拉伯之春，又称阿拉伯起义或阿拉伯革命，是指2010年末至2012年期间一系列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发生的政治抗议、示威和革命活动。
这场历史性事件由一位突尼斯果摩社会运动活动家的自焚引发，迅速蔓延至其他国家，被广大人民视为争取政治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机会。
本文将追溯阿拉伯之春的历史背景、起因、进展以及最终结果。
一、历史背景在探讨阿拉伯之春之前，有必要了解这一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
长期以来，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政府腐败、经济不平等、高失业率、缺乏政治自由等问题。
此外，人民对于政府在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作为和不公正感到不满。
这些社会不满情绪积聚了多年，最终在特定的事件下爆发。
二、起因阿拉伯之春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10年底的突尼斯，当时一位果摩社会运动活动家穆罕默德·布阿齐兹自焚以抗议政府的镇压行为。
这一事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和不满情绪，引发了突尼斯爆发示威活动。
随后，示威活动迅速扩散至其他国家，如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群众要求政府改革、打击腐败和实现政治自由。
三、进展阿拉伯之春期间，各国的情况和进展各不相同。
最显著的进展之一是埃及的革命。
2011年，埃及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示威运动，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
经过几个星期的抗议和国际压力，穆巴拉克最终辞职，埃及进入了历史上首次自由选举的阶段。
同时，也有一些国家的抗议活动以失败告终。
利比亚是其中之一。
由于卡扎菲政权镇压示威活动，局势逐渐演变为全面内战，最终导致卡扎菲的死亡，但后续的政治局势不稳定，国家陷入混乱。
四、最终结果阿拉伯之春带来了这一地区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
许多国家进行了政权更迭，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人民的诉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然而，也有一些国家的政治过渡并不顺利，局势仍然动荡不定。
叙利亚就是其中之一，示威活动引发了内战，导致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至今局势尚未得到完全解决。
阿拉伯之春对于这个地区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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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阿拉伯之春的根源与未来2011 年6月，埃及左翼学者、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替代道路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委托本刊发表其最新写作的文章《2011年：阿拉伯之春？》，认为穆巴拉克政权放弃了独立工业化努力，取消了社会平等和和谐的政策，支持反动的政治伊斯兰而全面引进新自由主义，使埃及沦为发达国家的边缘地区，从而导致埃及民众特别是青年重新政治化、左派激进化和民主中产阶级愤怒，最终使埃及陷入政治动荡。
阿明同时认为，美国将通过支持反动的宗教力量来阻击埃及的真正民主化。
作者同时指出，未来三大洲都可能继续出现动荡，而这和中心国家的衰落正好相遇，第三世界国家应争取更民主的未来。
文章内容如下：2011年伊始，阿拉伯世界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动。
这场“阿拉伯之春”会带来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觉醒吗？还是如我在《第三世界的觉醒》一书中所提的第一次觉醒一样，这些反抗也将止步不前、归于失败？如果前一种假设成立，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必将载入全球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光辉篇章；如果失败，阿拉伯世界则会继续徘徊在被主宰的边缘地带，无法成为重组世界的积极力量。
把这一地区泛称为“阿拉伯世界”而无视各国客观条件的差异是非常不合适的。
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针对埃及——不可否认，它一直都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埃及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
早在日本和中国之前，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就制定并实施了一项旨在振兴埃及及其马什里克（Mashreq）近邻的改革计划。
这项伟大的实践持续了三分之二个世纪，直到19世纪70年代伊斯梅尔总督（Khédive Ismail）执政后半期才停滞不前。
分析失败原因，当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势力英国的残暴入侵不能不提：1840年入侵两次，70年代控制财权，1882年军事占领。
英国锲而不舍地要把一个现代化的埃及扼杀在摇篮中。
崛起中的埃及被打败，又在被统治的边缘地带徘徊了近40年（1880—1920）。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其施加改造，以便服务于自身积累的需要。
这种强制性倒退不仅打击了埃及的生产制度，也破坏了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它还不断强化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以便把埃及控制在从属地位。
但埃及从来没有接受这种地位。
因为这种执着的抗拒，接下来半个世纪（1919—1967），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浪潮。
它有三重目标：民主、独立、进步。
虽然它们的表达方式有时狭隘而混乱，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的成立，埃及半世纪解放斗争的第一阶段侧重于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政治现代化。
这一设想的民主形式使埃及在去宗教化方面取得了进步。
“正常的”选举不仅使科普特基督徒得到穆斯林的选票支持，更让他们得以担任国家要职。
但英国和由君主派、大地主及富农组成的国内反动集团合力阻挠华夫脱党领导下的埃及民主进程。
20世纪30年代，西德基•帕夏（Sedki Pacha）的独裁统治（废除了1923年民主宪法）遇到了当时作为反帝民主斗争先锋的学生团体的坚决抵抗。
所以，英国使馆和埃及王室支持以新“政治伊斯兰”中最反动的思潮（原教旨主义）为理论根源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1927年）并不是偶然。
面对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和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景，英国不得不对民主势力做出让步：允许1936年华夫脱党重新上台执政，并于同年签订《英埃同盟》。
二战让很多矛盾退居二线。
1946年2月21日起，随着学生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以及共产主义者的加入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斗争浪潮再次高涨。
受到英国支持的埃及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起义力量，并且动用支持西德基•帕夏第二任独裁统治的穆斯林兄弟会，但没能使运动噤声。
华夫脱党重新执掌政权，宣布废除1936 年的《英埃同盟》，苏伊士运河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也蓬勃开展，这些努力直到1951年“开罗纵火案”后才宣告失败。
“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的第一次政变和1954年标志着纳赛尔掌权的第二次政变终结了这一阶段风起云涌的斗争浪潮。
纳赛尔主义抹煞了1919— 1952年的埃及觉醒史，只把“埃及革命”定位于1952年7月。
当时很多共产主义者否认这一思想，认为1952年和1954年的政变旨在结束日益激化的民主运动。
他们没有错，因为纳赛尔主义直到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后才转变为反帝纲领。
它不仅“缺乏民主”（禁止民众组织社团），也“取消”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由此产生的真空有利于政治伊斯兰乘虚而入。
1955—1965年的短短10年，这一纲领就失去了活力。
埃及发展迟缓给了改由美国统帅的帝国主义可乘之机，它以以色列为军事工具破坏埃及运动。
埃及1967年的军事失败标志着它长达半世纪的运动高涨形势正式结束。
纳赛尔选择了向右妥协的道路（“向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运动浪潮转入低谷。
继任的萨达特加重了右倾趋势，把穆斯林兄弟会纳入专制统治内。
穆巴拉克也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接下来的运动低潮持续了近半个世纪（1967—2011年）。
受制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战略的埃及不再扮演地区和全球的积极角色。
美国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占据了当地舞台。
以色列在埃及和一些海湾国家的默许下，在巴勒斯坦扩张殖民势力。
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制定了一套虽有争议但和谐统一的经济社会制度。
纳赛尔大胆发展工业化，希望摆脱埃及棉花出口国的殖民地位。
这一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对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利，但也没有使普通民众陷于贫困。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却摧毁了这一生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利润基础上的极其松散的制度，而那些企业很大部分只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加工商。
30年来备受世界银行称赞的所谓高增长率其实毫无意义，并且极端脆弱。
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加剧，失业率激增（年轻人首当其冲）。
埃及形势一触即发；它也的确爆发了。
美国吹嘘的“制度稳定”建立在庞大的警察机器上，这导致了粗暴执法、罪行频发。
帝国主义宣称：这一制度可以避免埃及成为伊斯兰国家。
这只是一个粗鄙的谎言：这一制度已经把反动的政治伊斯兰纳入政权体系，给它教育、司法和国家电视广播的管理权。
美国的表里不一正是为其目的服务的：对政治伊斯兰的实际支持摧毁了埃及社会应对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能力；对它“滥用职权”（如杀害科普特基督徒）的偶然揭露又证明了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军事干涉的合法性。
在穷人和中产阶级能够大规模移民到石油国家的情况下，这一体制似乎还可容忍；但当亚洲移民取代阿拉伯移民的劳工位置时，反抗活动就重新开始了。
2007年的工人罢工，因为土地资本化而导致有可能被剥夺地权的小农的顽强抵抗，中产阶级内部民主抗议社团的形成（如凯法雅运动[Kefaya]和4月6日运动），预示了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
我们由此进入了解放斗争高涨的新阶段。
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埃及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包含三支活跃力量：“重新政治化”的青年、激进的左派和民主中产阶级。
青年（100万左右）是运动的先锋。
激进左派和民主中产阶级随后迅速加入。
最初四天呼吁抵制游行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为游行很快会被镇压）在发现运动吸引了1500万民众后才参加进来。
青年和激进左派有三个共同目标：恢复民主（结束军警制）；制定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不再屈从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实行独立的国际政策（不再屈从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它控制全球的军事部署）。
他们呼唤的民主革命是反帝的、社会的民主革命。
中产阶级的团结基本以民主为唯一目的，对当下的“市场”机制和埃及的国际关系并不一定持否定态度。
三大力量发出的游行号召很快得到了全埃及人民的响应。
政府最初几日的疯狂镇压（1000多人死亡）并没有使青年及其盟军退缩。
他们的勇气带动了1500万城乡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这一声势浩大的场景改变了局势：希拉里和奥巴马意识到他们应该放弃支持穆巴拉克了；军队领袖也打破沉默，拒绝参加镇压，并最终舍弃了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幕僚。
运动的普及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各个阶层远没有形成“和谐的阵营”。
工人阶级的加入（500万劳动者）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罢工不断完善2007年构建起来的组织形式。
全国已有50多家独立工会。
小农阶级因为取消土改有可能被剥夺地权，也进行了顽强抵抗，加剧了运动激化的趋势。
还有数量众多的“穷人”，他们积极参加了2011年2月的示威游行，又往往在街区的人民委员会中任职以“捍卫革命”。
竞赛由此展开：是兄弟会及其伊斯兰盟军还是民主联盟能与这些不明方向的民众结成有效的同盟？在民主派与劳动者构建统一阵线方面，埃及取得的进步无法忽略。
五个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埃及社会主义党、人民民主联盟、劳动者民主党、革命社会主义者党、埃及共产党）已于2011年4月组成“社会主义力量联盟”，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与此同时，参与运动的各个政治与社会力量（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各个民主党派、独立工会、农民组织、青年社团、社会机构等）组成了“国民议会”。
穆斯林兄弟会和右派政党拒绝加入该议会，再次证明了它们反对运动深入下去的立场。
国民议会大约有150名成员。
反对民主运动的反革命阵营正如过去斗争的高涨阶段一样，这次的反帝社会民主运动也遇到了强大的反革命阵营。
反动集团由埃及的资产阶级领导。
他们不是世界银行口中的成千上万个“创新型企业家”，而是与国家机器相勾结大肆敛财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属于买办势力。
他们积极支持埃及融入当代帝国主义全球化中，是美国的绝对盟友。
在它的阵营里，有军队和警察的将领，有与国家和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紧密相联的“文职人员”，还有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领导人都是亿万富翁）。
当然，也有作为中小企业家的资产阶级存在，但他们已经成为买办资产阶级诈骗制度的牺牲品，往往处于加工商的地位，受到地方垄断集团的控制，而地方垄断集团又是外国垄断势力的传送带。
这部分由真正企业家组成的资产阶级对民主运动抱有好感。
农村的反动势力也不容小觑。
它由富裕的农民组成。
这些富农是纳赛尔土地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取代了之前的大地主阶级。
纳赛尔时期的农业合作社把小农和富农结合在一起，因此运行时主要对富农有利，但纳赛尔的体制还是设置了限制富农压迫小农的预防措施，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废除了这些措施，使得富农得以加速淘汰小农。
富农在现代埃及历史上总是充当反动角色，现在更是变本加厉。
他们是保守伊斯兰教在农村的主要支持者，并且凭借与政权及宗教代表的紧密关系，主宰着农村的社会生活。
此外，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富农阶层。
这一反动集团拥有为之服务的政治工具：军队、警察、国家机构、特权政党（萨达特创立的民族民主党）、宗教机构、政治伊斯兰流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美国给予埃及军队援助（每年15亿美元）从来不是为了增强埃及国防，恰恰相反，是为了借助腐败消除它国防强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