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的治诗方式及其成就

论戴震的治诗方式及其成就孙改芳【摘要】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 features with the textology. Dai Zhen is a master of textology in Qing Dynasty. Dai Zhen's stud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as based on profound knowledge and precise judgment. He pioneered phonological achievement of the same meaning the same consonants, the ancient Chinese phonetic, inspire and guide the research of later generations. Dai Zhen's academic pursuits become a generation of academic thoughts, and his scholarly approach also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scholars in Qing dynasty.%清代经学主要以考据学为特征，戴震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专家。

戴震治诗主要通过博考百家，识断精审，从而取得同位同声通义、假借等开创性的音韵成就，启发引导了后人的研究。

戴震的学术追求成为一代学术思潮，同时他的治学方式也影响了清代学术走向。

【期刊名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3页(P107-109)【关键词】戴震;治诗;成就【作者】孙改芳【作者单位】太原旅游职业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09.2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清代经学主要以考据学为特征。

《诗经》成为当时考据学专家潜心研究的首要课题，诗学著作层出不穷。

戴震生活在乾嘉时期，此时考据学方兴未艾，他的诗学著作《毛郑诗考正》《诗补传》《杲溪诗经补注》等引领了考据潮流。

戴震博学而专精，治诗是戴震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本文由其治诗入手研究其治学方式，以及他在清代学术史上所处的地位。

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谈到自己的治学，“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

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就，由词其以其道，必有渐。

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价《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全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1]“贯全经”就是要通贯群经传注的解说以求其是，就要“援《尔雅》以释《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2]；而“本六书”即根据文字六书结构分析，因为“六书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

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3]。

戴震治《诗》从渊博知识出发，每释一字，必广搜群籍，博考百家，运用训诂、音韵等方法进行“识断精审”。

因声求义是训诂学的一种方法，戴震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推进，达到很高的水平，他在《转语十二章序》指出“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

是故六书依声记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

学士茫然莫究。

今别为二十章，各从乎声，以原其义”[4]，例如“《诗》中曰‘宁莫之知’，曰‘胡宁忍予’，曰‘宁莫我听’曰‘宁丁我躬’，曰‘宁俾我遯’，曰‘胡宁瘨我以旱’。

‘宁’字之义，传诗者失之，以转语之法类推，‘宁’之言‘乃’也凡故训失传者，于此亦可用因声而知义矣。

”[5]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宁”“乃”声母相同，运用转语的原理类推，两者的字义接近。

戴震从文字的发音推求字义，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

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然。

”[6]而在戴震看来，文字发音可以从“同位”和“位同”两个角度分析，而“同位”指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位同”则指声母的发音方法相同，由此根据声母的规律来寻求语义的变化，总结出有关音转的两大基本规律,虽然简略，却具有开创性和探索性。

之后他的学生段玉裁把声调方面的音转独立出来，学者刘师培也承袭了这种思维，他也认为“字义起于字音，非惟古文可证也。

试观古人名物，凡义象相同，所从之声亦同。

则以造字之初，重义略形，故数字同从一声者，即该于所从得之字，不必物各一字也。

”[7]戴震曾说“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训音声相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

”[8]他还作了具体分析，“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两者恒相因。

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变者，则一字或数音。

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

”[9]，并且他把假借分为三类“义由声出”“声同义别”“声义各别”，在《考正》中，他多处运用假借分析的中诗句的情况，如《鹊巢》篇的分析是运用“义由声出”。

《鹊巢》“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毛传》曰：“方，有之也。

”“古字‘房’通用‘方’。

《小雅》‘既方既阜’，《大雅》‘实方实苞’，《笺》于《小雅》云：‘方，房也。

谓孚甲始生而未和合时也。

’是‘方’有‘房’义。

《汉书》：山阳郡‘方与’，晋灼云‘音房豫’。

是‘方’有‘房’音。

‘方之’犹‘居之’也。

”[10]戴震在释诗时，运用相同或相近的字音，因音求义，更好地理解字句，使文意浅显易懂。

在戴震的影响下，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更为发扬光大。

段玉裁的《诗经小学序》里，阮元为之作序，曰：“六书假借之谊，乃明庶免穿凿附会之谈。

”[11]尤其王念孙《广雅疏证·序》“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12]他的这本书贯穿着因音求义的科学训诂方法，集中了丰富的假借、声训例证和古今正俗的文字形体资料，这种治学的思想无不深受戴震的影响。

戴震的治诗研究，尤其注重音韵学的相关原理，从诗歌的用韵、语音发展的角度释诗，从而突破古代音韵学的藩篱。

钱大昕为阮元的《经籍纂诂》作序，提出“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

有本训，有转训，次序不列，皆网在纲。

”[13]戴震在此基础上，他首先判断“古有韵之文，亦未易读，稍不精细，或韵在上而求诸下，韵在下而求诸上，韵在彼而误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或间句散文，而以为韵；或是韵而反不韵，甚则读破句，据误本，杂乡音。

其误不在古人而在我。

二家亦往往不免，此精深之难言也。

”[14]这种“精深之难言”，正是富有创见性的古代音韵学的见解，体现其治学的严谨态度。

戴震在治诗的过程中，不仅以音韵的相关原理分析《诗经》，而且发现了阴声韵与阳声韵，以入声韵为枢纽的“音声相配”的规律，写成《诗经韵分若干部表》。

同时他指出“务要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15]，又在他的《声类表》中分上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黄侃分古音二十八部，直接受戴震的影响，他在《音略·古韵》中说：“爰逮清朝，有顾、江、戴、段诸人，毕世勤劬，各有启悟；余复益以戴君所明，成为二十八部”。

[16]王国维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古音韵学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陈弟）古本音不同今韵说，二为戴氏阴阳相配说，三为段氏四声不同今韵说，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

陈氏之说，开顾、江以后言韵之端；戴氏之说，孔氏（广森）取之以或《诗声类》，其规模亦略具矣”[17]，比较戴震的《声类表》和孔广森《诗声类》，以及王国维的评价，可以看出戴震首创阴阳入三分理论，并以入声为阴阳通转的枢纽，这对孔广森“阴阳对转”学说有直接影响，戴震在古音韵学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戴震屡试不中，以布衣入翰林，全国上下轰动，戴震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引起世人的关注，而他的治学方式也得到朝廷以及众人的推崇。

文人士子无不以考订经传为追求，“海内浸浸然趋实学矣”。

[18]戴震博考众家，“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

”[19]同时强调治学要“综形名、任裁断”。

[20]这不仅引领了当时的学术潮流，而且对乾嘉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且在乾嘉学术史上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术流派，“震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等。

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著有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其授子引之。

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

”[21]，“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厉，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22]。

戴震作为皖派代表，为清代学术作出卓著的贡献。

■【相关文献】[1]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83.[2]戴震.尔雅文字考序，戴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1.[3]戴震.六书论序，戴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7.[4]转语十二章序，戴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6.[5]戴震.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5.[6]转语十二章序，戴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07.[7]刘师培.刘师培论学杂稿·字义起于字音说，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49.[8]六书音韵表序，戴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0.[9]戴震.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戴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5.[10]戴震.杲溪诗经补注，戴震全书（第二册），黄山书社，1994：23.[11]段玉裁.诗经小学·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79.[12]王念孙.广雅疏证·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13]阮元.经籍纂诂·序，中华书局，1982.[14]戴震.古音叶韵，戴震全书（第二册），黄山书社，1994：262.[15]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98.[16]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87-88.[17]王国维.五声说，观堂集林（卷八），中华书局：348.[18]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邵二云先生事略，岳麓书社，1991：981.[19]戴震.与任孝廉幼植书，戴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81.[20]章太炎.章太炎学术论术集·清儒，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17.[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22]章太炎.章太炎学术论术集·清儒，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