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信的悲剧

浅析韩信的悲剧摘要：淮阴侯韩信的悲剧令千古惊叹惋惜，论述其成因可谓是代代都有不一样的说法。

然而，当我们对这一悲剧重新赋予以认识时发现，构成韩信悲剧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有封建制度的残酷和封建统治者人才观的狭隘，同时也有韩信自身的人格缺陷和谋略思想的淡薄。

关键词：韩信；悲剧性；人格缺陷；人才观；‚家天下‛韩信是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悲剧性主人公，他是楚汉之争中的关键人物，以独步千古的军事才能，为刘邦创立西汉政权打下半壁江山，然而最终却是饮恨而亡。

对于此悲剧的成因的探讨，自汉代以来，可谓是代代都不乏其人，但是大多都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进行分析；或是以立论于刘邦为维护封建统治诛杀异己，或归罪于刘邦的妒贤嫉能、刻薄寡恩，更多的是对韩信是否真的谋反叛逆的辩驳，很少有人真正的去关注韩信本身。

我认为，韩信悲剧的构成，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方面原因，而韩信本人人格深处所潜在的悲剧要素亦不能忽视，同时，刘邦的封建专制制度、用人路线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才观的狭隘，也是酿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

一、韩信的悲剧首先是政治悲剧韩信、张良以及萧何，是刘邦所称誉的‚三杰‛。

在楚汉争霸的天空中，韩信就像是一颗耀眼的明星，闪闪发亮。

他为了感谢刘邦的知遇之恩，他为刘邦纵论天下大势，运筹帷幄三秦以定天下的奇谋，继而举兵出关，北破魏、代，东出井陉，取赵、协燕、定齐，南出楚军20万，杀楚名将龙且，最后麾军垓下，戬出项羽，一展英雄之才。

为此，宋代陈亮称‚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

‛明代茅坤更是将韩信誉之为‚兵仙‛。

然而这位另刘邦都自叹不如的‚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天才，非但未能享受铸鼎的荣誉，却在大汉立国的前一夜，在既无可靠地证据，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吕后斩于一个本就不该行刑的地方——长乐钟室，英雄之星就这样瞬间陨落了。

这一悲剧的结局，引发了历代学人的见仁见智，争论不休2000余年。

今天重新捡拾这一话题，从学术的创新角度来看价值似乎不大，然而，如果审视韩信悲剧所留给后人的思考，应该是历久弥新。

不少论者认为韩信的悲剧缘于其功高盖主，其实，与他相比并的萧何、张良同样是功名显赫。

但是，与韩信不同的是，萧何、张良能够以政治家的眼光和理性的头脑，透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可以与其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可以共打天下，不可共享天下。

所以，萧何没有沉醉于‚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的贡献，而张良也忘却自己‚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一谋一划，无不系汉安危得失‛（《黄氏日钞》）的功劳。

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刘邦周旋。

例如，同样面对爵禄封赏和刘邦的猜疑，沉稳练达的、善于委曲求全的萧何能够巧妙应对：或令子孙昆弟充军，或以私财佐军，或购买田地、贱贳货以自污，都使刘邦‚大悦‛，而非是‚大怒骂‛。

而足智多谋、善于权变自保的张良则是在刘邦得到天下之后，先是‚称疾‛，深入简出；继而是作态要‚顾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淡出功名场。

清末林伯桐说：‚汉高祖一生狭侮，又多猜疑，......唯遇留侯至始至终无敢失礼，亦无有疑心。

岂徒以其谋略哉?观留侯自称，一则曰‘为韩报仇强秦’，再则曰‘愿顾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油’，其进退绰绰有余于功名爵禄之外者矣。

‛（《史记蠡测》）尽管此评语有过誉之嫌，然而，张良适时以黄老之道跳出名利场，的确为韩信所不及。

相比之下，韩信之悲，不在于智匮，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贪欲掩盖下的政治嗅觉失灵。

比如由齐王徙为楚王时，已经显示出刘邦的不信任，‚谋反‛之说，更是刘邦为扼制韩信而造的幻影，形式一触即发。

此时，政治昏聩的韩信没有意识到，这是刘邦对外军事征讨取胜后对内的政治清剿，因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居然以献出朋友钟离昧取信于刘邦，轻易的放弃了自己最后一个重量级筹码，成为懵懂政治的牺牲品。

政治理想落后是构成韩信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人的政治理想和志向并不是一个概念，但不同的政治理想却制约着人的志向。

试以刘邦、项羽、韩信三人比较：若论勇武，项羽居首；论智勇双全，韩信为冠，都胜刘邦一筹，而最终结果却是截然不同。

为什么呢？这不能不归功于刘邦政治理想的进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黎民百姓到国家都饱受战乱之苦，期盼安定，结束战乱而归于统一，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刘邦顺应了这一要求，并将此与他‚欲有天下‛的政治理想相统一，所以能够做到不重一爵一地的得失，始终以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左右大局，驾驭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局面。

项羽则以‚裂地封侯‛为理想，他统六国之师，以万夫不当之勇推翻暴秦后，‚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自封个‚霸王‛足矣，根本没有取秦王而代之继而统一天下的大志。

因此，在刘邦已经成为劲敌的生死抉择之际，鸿门释敌，自掘坟墓。

这个军事上的巨人，由于政治观念的落后，导致在政治角逐中却渺如侏儒，一任刘邦集团耍弄，终至自刎乌江。

韩信亦然，他东挡西杀，攻城略地的终极目标，就是求得爵禄封赏：‚必欲称王，以异于列侯，......不过欲自尊而。

‛自身居住在强大的齐国，而且手握壮大的军队，实力威慑天下，足够与楚汉分庭抗礼之际，是他人生的巅峰阶段。

武涉、蒯通曾先后为他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劝其趁机自立，以发展壮大自己，但是都被韩信拒绝。

有论者说，韩信为三足而立，维护了统一，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意义，这未免有拔高韩信思想之嫌。

其实，韩信此时所虑者，并非分裂与统一与否的问题，唯在于‚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即保住齐王之位而已。

正所谓‚审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

或曰，这种以爵禄之得为快的思想，在当时士人中普遍存在，非但前代的苏秦、张仪、李斯等如此，张良就曾对刘邦说：‚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徙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英布、彭越等也无不如此。

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永远是扬弃分裂，要求统一，这是不依据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韩信企求藩王割据而自安，反映出他政治上的木然和书生气十足的特性，这尤其是一种幻想。

稍稍回头就不难发现，秦始皇当年‚振长策于宇内‛，吞并六国从而建立大秦，正是顺应了历史归于统一的发展要求。

韩信同样是出于诸侯纷争之时，统一亦会成为历史之必然。

因此，韩韩信裂土封王的政治观念不为时代所容。

二、韩信悲剧的本质是社会悲剧李泽厚说：‚在司马迁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精华的一种很为理想的结合。

‛儒家‚舍我其谁‛积极入世的意识和道家所追求的精神逍遥在司马迁身上得到完美结合，在韩信的身上也同样寄托着这种人格理想。

韩信智勇双全的杰出才能、志在必取的人生态度，和讲信义、知恩图报的品行，深为司马迁所赞赏。

因此，传记以主要篇幅大书韩信的战功卓著以及对刘邦的赤胆忠心。

但是与此同时，儒家的‚反功利‛的思想和立名于天下而不居功求利的道德追求，令司马迁又痛惜韩信的矜才自傲，不能学道谦让、淡泊名利以自保。

然而，当我们站在2000年后的今天，对韩信的悲剧性人格予以现代观照时，并不难发现，司马迁对韩信的‚盖棺定论‛，未免有失偏颇。

首先，学道谦让固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群豪之争，无不是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

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的才干和实力，使得他既成为刘项之争的重要筹码，同时也成为了刘邦得到天下之后的心头大患。

就刘邦而言，他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基本上能做到的任贤授能，顺应历史的进步，但是在治理天下时，则没有摆脱掉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共存的弊端：唯权是重，唯我独尊，构建‚家天下‛的模式。

而政权一旦成为‚家‛的私有物时，排他已成为必然，他的嘱子侄、立‚白马誓‛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这就意味着如此处境之下，功臣宿将势必将要面临危机，欲‚全身‛可为难也。

韩信智夺天下、勇冠三军的才能，在帮助刘邦创立天下的过程中，为刘邦所赏识;但是，到了守天下的时候，却为刘邦所惧怕以致嫉恨。

为英雄方真正识英雄，刘邦最了解韩信，也明白韩信的喜怒对他意味着什么。

所以，闻到臧荼、利几、共驩、彭越等几个人的反叛，他都表现的从容镇定，唯有韩信，仅仅是一点空穴来风，便立即聚谋臣商议对策：先以伪游云梦诈捕归洛阳，再降王为侯，限制使用。

很明显，韩信的功名与才略，在刘邦为首的封建‚家天下‛的封建统治者眼中，无疑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除掉他的话就会寝食难安啊。

因此，韩信的悲剧可谓是避无可避啊，不在于司马迁所遗憾的未能‚学道谦让‛，而在于难以为政治野心无限膨胀与知贤之心无限缩小的封建统治者所容。

由此可观之，同样是被排斥于‚家天下‛之外者不唯韩信，张良的功成身隐，萧何的买田、贱贳货以自污，陈平的颓废自牋，虽然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得到了安全保证，但是却付出了人性倍受压抑、人格严重扭曲以至于人生价值失落的惨重代价，原本鲜活的生命，已然抽象为几个空洞的生命符号，其结局之悲惨与韩信相比较而言，事实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是悲剧人物，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全身‛者，只是悲剧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

所以，从人生价值的层面来考察，所谓‚全身‛并不仅仅在于个体的身家性命的存在，令人遗憾的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可避免的尔虞我诈，旺往往使这些受害者同时又加害于其他人，对于韩信而言，诸如张良、陈平等人的‚附耳‛、‚蹑足‛，萧何的为虎作伥等等，都使其不可避免的陷入困境。

所以说，韩信的悲剧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社会悲剧。

其次，封建统治者狭隘的人才观，也是韩信‚全身‛的主要障碍之一。

从现代人才学的角度来看，韩信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理所当然的要加以保护和培育。

然而，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太平不用旧将‛的用人制度以及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选材标准，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尊重和使用人才，他们只不过是降人才作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等到目的一旦得到实现，江山既定，功臣所扮演的‚功狗‛的角色也已经完成，被烹就成了必然结果，武将彭越、英布、韩信、卢绾等如此，文将萧何、张良、陈平等亦然，刘邦甚至是连自己的女婿张敖、连襟樊哙也没有豁免，而不惟‚触逆鳞，犯龙颜‛者，这是历代人才悲剧之源。

因此，韩信悲剧说到底还是封建社会使然。

只要不把从王权政治出发审视人才的视觉角度转变为由人出发审视整个社会，人才‚立身‛的价值取向就会永远的以单元而非多元形式存在，人才的‚全身‛也就永远存在危机，这是一个必然结论。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尊重人才合理的使用人才，最大限度地让人才发挥自己最大的创造才能为整个社会服务，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统治者永恒的研究课题之一。

三，人格缺憾是韩信悲剧的关键纵观韩信一生，他的人格结构往往给人呈现出多面而且复杂的特点：既有知恩图报的善良，如千斤谢漂母，也有睚眦必报的狭仄，如羞辱下乡南昌亭长；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才略，同样也有居功自傲、甚而利令智昏的市井之气。

其一，他过分热衷于追求功名。

‚爵禄‛是韩信的奋斗目标，也是动力。

早在投汉之初，他便向刘邦坦言背楚的原因，在于项羽‚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的封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