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农业过剩问题不能回避
“三农”专家温铁军：搞规模集中不是中国农业出路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研究“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首席记者钟志兵摄精彩观点1近20年实践证明，中国农业学习美国、加拿大搞农业集中规模化，没有出路。
2孤立强调农业产业化，忽视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是不符合生态文明战略的。
3中国农业具有极强社会农业特点，不是一般的经济农业。
过去过分强调农业的一二产化，并按这个思维方式制定政策，出现片面的政策导向。
4中国“三农”问题是密切结合的，不可拆分。
如果将农业从“三农”中剥离，孤立强调农业，也就必定会忽视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
这点通过过去几十年教训也已证实。
商报记者聂飞在国家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大背景下，重庆库区过去被忽视的生态资源将被“唤醒”，这将让库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9日，荣昌县城，全国生猪大县发展论坛现场。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挑战和机遇”的演讲。
随后，温铁军接受了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他表示，近20年实践证明，中国农业学习美国、加拿大搞农业集中规模化，没有出路。
谈农业现代化搞规模集中不是中国农业出路重庆商报：你本次来渝，为荣昌官员和企业家讲解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而农业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新词，从建国不久中央就提出来了，它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演变过程？温铁军：是的。
中央提农业现代化，是在1956年作为“四化”之一，出现在红头文件中。
但当时中国农业现代化，是学习苏联的集中大生产模式——将工业大生产办法搬入农业。
直接表现就是通过拖拉机等机械化作业，改变传统小农生产方式，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
接着，中国农业现代化演变为种产销一体化，产业链条拉升，农业从“一产”延伸到“二产”，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
分散的养殖方式，变为集中化、工厂化方式，这一方式延续至今。
重庆商报：你作为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近20年的农业集中规模化，给中国农业带来什么影响？温铁军：客观上讲，农业产业链条拉长，带来农业增产增收，整体收益快速增加。
破解“三农”难题的智脑温铁军
破解“三农”难题的智脑温铁军作者：余玮来源：《中华儿女》2008年第01期把“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最权威专家”的帽子戴在温铁军的头上，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要说“之一”便毫不夸张了。
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这位经济学人——温铁军。
通过采访，我们再次感受到这位著名“三农专家”的思想精华。
转换角色，温铁军为破解“三农”难题独辟蹊径1995年，温铁军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府建议，得到中央主要领导肯定并成为国家重大政策；1996年，他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成为亿万农民的代言人。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从概念上就体现出独到见解：“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应是“农民、农村、农业”。
农民主体的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农业问题是由此派生的。
谈到“三农”话题，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很低调的温铁军打开了话匣子，言辞犀利地为农民处境疾呼。
“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
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
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
这是就业问题。
”“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
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
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功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
”席间的谈话没有任何间断。
国内农民对温铁军的批评
国内农民对温铁军的批评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近期，一些国内农民对温铁军的批评声音日益高涨。
温铁军，作为中国著名的农业专家和学者，曾经在农业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被誉为“农业奇才”。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农民对他的言行开始有所质疑和批评，认为他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负责任、不够真诚和不尊重基层农民的态度。
一些农民指出，温铁军在提出农村振兴战略的却很少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考察农民的真实需求。
他的一些建议和政策主张往往来自于书本和理论研究，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调研。
这样一来，他的一些观点和决策往往脱离了农民的生活和实际需要，难以得到基层农民的认同和支持。
一些农民对温铁军的一些言论和行为感到不满。
他在一些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往往带有一种傲慢和自大的态度，给人以不尊重基层农民的印象。
他有时候甚至会在公开演讲中表现出对农民的不屑一顾和轻视，让人觉得他与普通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莫大的鸿沟。
这种言行举止让一些农民感到被冷落和忽视，引发了一些不满和质疑。
一些农民认为，温铁军在推广农业技术和新模式的过程中，缺乏对基层农民的真正帮助和支持。
他偏向于宣扬一些高科技和高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忽略了农民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资源条件。
这样一来，很多农民无法从他的技术推广中受益，反而导致了一些过度投资和资源浪费的现象。
一些农民认为，温铁军应该更多关注基层农民的需要和实际情况，提供更加符合他们实际情况的技术支持和帮助。
第二篇示例：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关于著名学者温铁军的批评声音再度引起了热议。
不少国内农民对他的观点和言论表示不满，并指出了他在农村问题上的盲点和错误。
许多农民对温铁军的言论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是他对农村生活和农民问题的一些观点有偏见和片面性。
温铁军在一些访谈中曾经提到过农村生活的艰苦和贫困，但却忽略了农民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和他们的努力。
他似乎只看到了农民的困难和不足，却忽视了他们的艰辛和奉献。
许多农民认为温铁军在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时缺乏实用性和可行性。
温铁军论三农
改革从农村肇始。
三十年来，农村领域的一举一动一直牵涉全社会的神经。
在改革三十周年的关口，农村改革发展仍然是决策者关心的重点。
从“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到“农业问题”，再到“三农问题”，三十年来人们对农村问题本质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近日，“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从宏观政策与农村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农村三十年来的变迁。
1、两个10年完成地方工业化《第一财经日报》：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你认为农村发展受什么因素影响？什么原因引发了“三农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显性化？温铁军：我历来强调，“三农”问题主要产生于宏观政策的影响。
具体可从三次大规模的土地征占和宏观政策的相关性来分析。
第一次，1984年前后，在1979~1980年的经济压力下采取的财政分级承包在全国施行，客观上导致当时追求地方财政收益的地方政府启动了地方工业化，以乡镇企业直接地大规模占有土地作为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因为地方没有资本，几乎所有乡镇企业都是高负债的。
事实上，土地从农业用地的资源形态转变为工业用地的资产形态，没有办任何手续，其中资产的转移形成的增值收益抵补了高负债的乡镇企业对资金成本的支付。
所以，乡镇企业资本和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变现。
第二次，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在税收的比例上中央拿大头，地方却由于上世纪80年代这波工业化正在形成产业资本结构的时期，相当多的地方尚未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后续投资需要大量增加，这种情况下地方财政普遍赤字，同期出现的另一情况是“贷差”，即各地银行的存款普遍小于贷款。
赤字普遍化、贷差普遍化，怎么解决？大规模征占土地抵补财政亏损；因此我1996年就发表文章分析了这种“以地生财”。
《第一财经日报》：这两次征占土地差别在哪里？温铁军：第一次我称为“以地兴企”，即用土地级差收益作为原始积累来兴办乡镇企业。
温铁军谈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
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
兹摘要如下：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
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
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
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
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
他在20xx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温铁军谈农村发展演讲稿
温铁军谈农村发展演讲稿
在农村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农村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找准解决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
温铁军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观点，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方向。
首先，温铁军先生指出，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的素质提升。
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他们的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整个农村的发展水平。
因此，我们要注重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科技水平和职业技能，让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技能、有创造力的新型农民。
只有这样，农村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温铁军先生强调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他认为，农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加大对农村产业的支持力度，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推动农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另外，温铁军先生还提到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他指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发展的基础保障，是农民生活和生产的重要条件。
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村的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
最后，温铁军先生还强调了农村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重要性。
他认为，农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和开发农村的资源。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温铁军先生的演讲为我们指明了农村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方法。
我们要深入贯彻温铁军先生的观点，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新模式，努力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的振兴和繁荣。
【精品】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导读：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故事开头。
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部分地区在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
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本文之所以坚持把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现象归纳为“三农”问题，是由于多年以来就认为“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这种改革所形成的、后来在如此强烈的剥夺下仍然创造了稳定中国达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
①“大包干”在产权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占有收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短期内变成了近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资产.②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
③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农村改革的问题在于,政府让农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制度变迁收益”，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连同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一并压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基层急于“离土离乡”的财政供养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让渡给“三农"的高成本的农村上层建筑开支不断增加，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温铁军教授：粮食真的是几十年连续增长吗？简直是侮辱我的常识
温铁军教授：粮食真的是几十年连续增长吗？简直是侮辱我的常识
谁都知道粮食是人类生活、发展的根本基础，但近几年来，由于人口增加、全
球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粮食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有些人认为，粮食是连续几十年都在增长，以致于引发了短缺问题。
其实，粮食并非真的是连续多年增长，而是涨落平稳，因此，不能夸大粮食“连续几十年都在增长”的说法。
粮食的主要来源来自于农作物，对于农作物的生长状况，气温、雨量等都是最
重要的因素之一。
近几年全球气候一直处于变暖状态，以致于许多丰收季缺乏降雨，或者洪水、龙卷风等自然灾害常常给农作物带来滋扰。
由此可见，气候变暖影响着粮食的产量，并不能维持多年持续增长，而是涨落平稳。
另外，人口的增加也是造成粮食短缺的重要原因。
全球人口每年都保持一定的
增长，可在粮食本身量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会增加每人的消耗量，以致于粮食的短缺。
如今，全球粮食供应紧缩，每人的粮食消耗量并未有显著减少，从而凸显出更严峻的粮食短缺问题。
综上所述，粮食之所以变得短缺，不仅是因为它“连续几十年都在增长”，而
是因为人口的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在这里，也需要我们重视粮食的合理使用，减少疯狂的消费以及大规模的浪费，维护粮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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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农业过剩问题不能回避
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
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
但事实上，无论人们承不承认，农业过剩问题已经存在，不能回避。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关于农业现代化，目前出现了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关注。
现在，当人们谈农业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单独谈农业，特别是在中国，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显示，农业已经超越工业和城市生活，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污染源。
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
所以在今天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农业污染不可忽略。
过去，尽管农业可能不是那么的现代化，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而如今，这种结合却是创造了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的资源环境破坏，特别是污染问题；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
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
第一大资本过剩毫无疑问是金融资本过剩。
资本追逐利润毫无疑问，但我们很少讨论在资本过剩条件下农业与资本的关系。
举例来说，中国现在奶产业摧毁性的打击本源于什么？本源于一笔不到5000万美金的热钱。
热钱追求短期回报，不可能先去做草场和基地建设、养殖户培养，然后再做奶站建设，加工。
怎么解决？掐终端。
建一个现代化的奶业加工车间，对外宣传时这就叫农业现代化。
但问题是，这个加工车间的产量还不到这家企业总销量的十分之一，那么余下的90%缺口哪里来？抬价抢奶站的奶源。
这样一来整个奶业市场都搞乱了。
于是乎大家一起来三聚氰胺造假，奶产业也毁了。
这类故事比比皆是，但没有人愿意好好地把它研究清楚，问题也就难以解决。
第二个资本过剩是产业资本过剩。
它比金融资本过剩更早，是在1998年。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当时的做法是推出农业产业化，为已经处于过剩阶段的工业资本找到进入农业拉长产业链的机会。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规模的食品不安全事件开始频频发生。
黄浦江漂猪，它的上游浙江某地，据称年产700万头猪，按最低死亡率3%计算，一年也要有21万头猪死掉，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死猪焚烧问题哪能解决？
如今，相比全球经济低迷，人们说，我们这边仍旧风景独好。
但面对这种产业过剩直接进入农业的情况，我实难苟同这种乐观。
之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
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67%的蔬菜、50%上的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
这其中的浪费问题不言而喻。
但很多地方仍嫌不够，直到菜贱伤农。
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
农业过剩问题已经难以回避。
当金融资本过剩，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也出现过剩，表现在农村中的商业环境中，就不可能构建一个所谓的契约关系，于是市场失灵，政策失灵。
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调整战略，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农民增收不再靠农业，这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不再是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然后农村发展，而是合作农业，稳定农村，安全农业。
中国是世界上中产阶级人群最多的国家，这会导致逆城市化或去城市化现象。
所以我有个建议，希望可以开放非转农，让市民下乡，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这种趋势发展蕴含着大量的经济机会。
农业领域存在很多很好的机会。
北方林区每年林木的增值率至少在6%，南方林区的增值率至少8%，比一般制造业要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