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 一波四折-温铁军(《读书》2001年第3期)
百年乡建 一波三折
百年乡建一波三折作者：潘家恩来源：《读书》2015年第04期温铁军在《读书》二零零一年第三期的《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这一研究提纲中，通过以百年中国历史上四次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与联系效果为主线，从“收益—成本”角度指出其对“小农”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深远影响，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化下“左—右”二分逻辑的可能限定，为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
如果继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与分析角度，通过回到具体历史脉络并对国情限制保持充分自觉，是否可能将百年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宏观历史背景融合起来并建立起内在逻辑相关？如何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通过“跳出乡建看乡建”，重新理解百年近现代历史间隙中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呼应，某种意义上“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及以农民为主的超大规模原住民人口国家，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既产生出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百年轮回”经验过程，又派生了由“三农”承载代价的实际后果，同时也孕育着“乡村建设”这一延续百余年的社会大众改良实践。
但正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
” 其自然不限于技术层面的革新或单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只是一村一镇的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之社会参与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
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所推动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
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更为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全面激进变革在屈辱与受挫中逐渐成为时代强音。
虽然主张各异，却共存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巨大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上层和精英的“自强”不期然地导致下层和乡土的“自毁”。
正如梁漱溟所指：“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温铁军读书》第期
由于重工业的超前发展是在地缘政治关系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关 系高度紧张的条件下发生的, 必然产生 资本增密、排斥劳动 的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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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也必然 由于长 期就业不 足而压 抑城市化 。进而 , 国家 在 工农 两大 部类难以交换 的矛盾之中, 不得不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 矛盾。
四、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 迫使后人在市场趋 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面对区域差别扩大, 以及资本异化于劳动造成的 两极分化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遇到的矛盾。上 一代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题, 已经命中注 定要由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中国人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 而且, 既然百年来的四次工业化都必须搞资本原始积累, 而且其后的工 商业与金融资本收益, 事实上都由政府或其部门为主来占有, 我们当前 面临的也就是 世纪难题 , 因为矛盾总是往后积累给了后人。
首先, 中国十九世纪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 但与已经工业化的帝国 主义列强最初的贸易处于长期顺差 优势 的, 主要是农村手工业生产 的丝、茶、瓷等自汉唐以来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产品出口; 另一方面原因 是占 90% 的农村人口剩余太少、商品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低得不足以接 受外国工业品。而贸易逆差又是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发动对华战争 的原因。
的工商业发展; 民 国初年大
百年中国,一波四折
百年中国,一波四折
温铁军
【期刊名称】《读书》
【年(卷),期】2001(000)003
【摘要】@@ 越是深入探索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越是充满了缺乏理论指导的困惑.为了解惑才斗胆涉猎近现代史.本打算通过资料研究,试着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去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做点梳理,却不期然发现了困惑的原因.原来,自己在实地调查中形成的那点粗浅的感性认识无论在思路还是主要观点上,都难以归入两种相对立的主流理论.于是便加深了过去的不自信.也许就是这种不自信促使我把自己的认识拿出来给大家批评.
【总页数】9页(P3-11)
【作者】温铁军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百年一波精神长存——纪念薄一波同志诞辰100周年 [J], 田晓晴
2.薄一波行过百年路 [J], 张凡
3.百年中国,一波四折 [J], 温铁军
4.中国企业都是在一波一波的“运动”中壮大的 [J], 刘春雄
5.中国企业都是在一波一波的“运动”中壮大的 [J], 刘春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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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温铁军教授中国政府解救危机原因的感想
读温铁军教授中国政府解救危机原因的感想文中首先提出的就是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这样一个特殊国情。
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5%，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来的殖民者人口和他们的后裔，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2%，而中国始终保留着几乎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分布，乃至亚洲也是没有被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
并将世界一分三部分：欧洲；美洲、澳洲、半个非洲；亚洲分别为殖民地宗主国、殖民化大陆、原住民大陆。
温家宝一上台就认同三农，重视农民利益，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农村医疗服务等社会保障水平。
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30年承包到户，经营所有权归农户。
在当前很多学者倾向于我国将会大规模推进农地的集中化经营，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条件下形成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农场，更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的现状下，温教授提出这样的观点确实足够震撼。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也是，这都是我国目前学习的主要对象。
恰逢第二次工业革命，20C70S前后产业大转移，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制造业向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转移，出现“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
1978我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大规模向外迁移剩余劳动力的的阶段，为我国近30年的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以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产业得到大发展，我国得以连续近30年的快速发展。
在2008年政府大规模投4万亿进入基建和信贷领域之后，多辗转流向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延续“黄金”行情。
而实体领域则并非主要流向。
2011年前后，民间融资盛行的郑州担保行业危机四伏，民营中小企业多数面临资金紧张，民间借贷风波不断。
自2008年之后也出现类似讨薪难、包工头卷钱跑路、产品积压过剩等社会难题，国家总理直接成为讨薪代表，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当时阶段的社会疑难问题。
至于制度方面，我国的近代史也是一部西学东渐的学习应用史，经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等等大规社会文化变革，最终推动了社会、政治的演变。
温铁军为什么突然火了
温铁军为什么突然火了最近几天，中国经济学界不缺热点，炮声骤起。
9月27日12时13分，“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突然向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主张的“人民经济”开第一炮，9月27日13时41分，也就是向松祚发文后一个小时，“独立经济学家”马光远向温铁军开第二炮，9月28日15日28分，也就是向松祚发文的第二天，“独立经济学家”任泽平向温铁军开第三炮。
我们先不说观点，只说语气，那绝对够得上生猛，顾不得所谓的“经济学家”的体面，也顾不得所谓的“学人”的修养，直接开骂，甚至已经有点接近泼妇骂街、人身攻击的味道。
比如向松祚说，“温铁军的胡扯已经到了信口开河，完全不顾基本常识和逻辑的荒唐程度。
”“温铁军的胡说八道将改革开放全盘否定，以一些莫名其妙，荒唐怪诞的新词汇来欺蒙蛊惑！”“他所谓的人民经济是真正的打着人民的旗号欺骗人民，祸国殃民！”“衷心希望温铁军收回和检讨自己的胡言乱语和胡说八道，回到一个教授起码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良知和常识上来！”比如马光远说，“罗素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是傻子们坚信不疑。
’这话送给温铁军，做个人吧！”比如任泽平说，“此类观点不学无术，不尊重常识，流传甚广，引发民营企业家普遍担忧。
”三位“经济学家”应该都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这次他们对温铁军的态度已经不能仅仅用杀人诛心的刻薄来形容。
向松祚认为温铁军缺失了一个教授起码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良知和常识，马光远甚至认为温铁军已经不配做一个人，任泽平认为温铁军不学无术。
这些话从三个“经济学家”或“著名经济学家”嘴里齐刷刷地说出来，显然是因为他们认为温铁军已经打开了一个他们认为的“潘多拉魔盒”，或者他们认为温铁军就是“洪水猛兽”。
你想想，在学术界如果有人骂你“不学无术”，说你作为一个教授“缺乏良知和常识”，甚至说你不是一个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那一定是被人杀了之后还继续被诛心的感受。
以前我们也曾经遇到过两个经济学家之间的论战，那种论战起码还有点学者的互相尊重，但像这次向松祚、任泽平、马光远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或“著名经济学家”几乎同一时间跳出来对付另一个观点不一致的经济学家（温铁军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三农问题专家），而且用语如此激烈、如此尖利、如此刻薄，恐怕还是第一次。
温铁军
温铁军根植乡土中国的思想者作者：陈叶军王海珍来源：《中华儿女》2013年第17期他，出身于典型的高校知识分子家庭，却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并且把“三农问题”研究从国内拓展到国际。
他，通过对实践得来的各种详实数据、客观事实提炼出来的经验总结获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并通过理论研究使之升华。
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温铁军，一位行走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思想者。
理论联系实际、为人民做学问，这两者互相促进，在他的学术活动中鲜活体现。
心系人民，脚踏实地，温铁军的学问不是在书斋里完成的，而是用脚“走”出来的。
他行走在中国和第三世界的田间地头进行各种调研和实验，为三农可持续发展和乡土文化传承鞠躬尽瘁。
只许我给人不许人给我7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办公室。
盛夏酷暑，窗外蝉鸣嘶嘶，艳阳高照。
墙上没有字画，挂着一面面基层组织赠送的锦旗，为感谢他在乡村建设、三农研究中的热忱与贡献，其中河北省枣强县芍药村党总支赠送的锦旗上写着：倾心描绘新农村蓝图，无私关爱芍药村发展。
还有些类似的匾额锦旗，收藏在年轻人手里。
接受采访之前，温铁军刚刚参加完一场研讨会。
下午3点多，温铁军背着包匆匆走进办公室，与正在等候的学生们随意地打了个招呼，就马上进入了正题。
这是一次暑假期间研究生下乡调研的汇报，探讨的是华西村与大邱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比较研究。
记者也当了一回学生，参与了讨论。
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学者，温铁军一直要求学生深入基层调研，他的学生石嫣表示，在农村待几个月后觉得思想很充实，写出来的文章接地气！诚然，这个即使到美国进修也要下农场去接地气的学生被社会广泛认可，不仅常常被海内外媒体报道，学术文章也在海外发表了。
“温教授不做精英把玩的学问，而是做大众听得懂的学问。
”温铁军8年前的博士生刘海英说。
扎扎实实深入研究，勤勤恳恳服务群众，这绝不是官方话语，而是对温铁军真实状态的描述。
“只许我给人，不许人给我”，这是温铁军践行的处世格言。
温铁军谈三农问题：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温铁军博士答记者问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
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
兹摘要如下：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
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
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
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温家宝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
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
他在20xx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温铁军
这里是河北省定州市的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一个教室，这些唱歌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他们费尽周折并且自己花钱来到这里学习，我们摄制组刚到乡村建设学院拍摄时并没有出现期望中可以看到的培训农业科技知识的场面，教室里充满了歌声，唱歌是他们每天都必须经历的生活内容，唱歌和乡村建设有什么联系？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目的和意义？农民：这个歌一唱我好像就跟飞起来了一样，这个精神提的好，所以这个人需要精神上的武装。
农民（老大娘）：喜欢就是福，高兴就是福，组织起来有力量，大家起码唱个歌，一起搞，还是合作起来有好处。
温铁军：老百姓喜闻乐见，他能凝聚人气儿，凝聚人心，你要宣传新农村建设，你光说大喇叭喊，我宣传新农村建设，没人来。
一定是先有一个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文化活动，所以我们说文化建设，投入最小，收效最高。
我们开始搞这个东西，也是慢慢从实践中来的。
后来发现什么东西有效呢？组织一个文艺队，弄点青年志愿者学生，到村里边去喇叭一喊，说洋学生下乡给老百姓演节目来了，好，呼啦呼啦人都，呜泱呜泱就来了。
温铁军就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院长，很多人就是冲着他的名气来这里求学，这里的吃住条件并不好.摄制组来到翟城村时，学院的招待所里洗澡水不能正常供应，主持人在采访前准备梳洗一下都是件困难的事，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是什么吸引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这里到底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收获？男：学院很好。
男：它带来好多知识，增加人们的一些知识吧。
女：娱乐了生活，但是他也是变法让大家富起来。
男：这两天讲的农村合作组织七大原则这个都是任何地区基本上都能用的。
乡村建设学院不仅吸引了慕名而来的农民，还吸引了在国外上学的留学生，有的从香港辞去工作来到这里为学校担任培训的老师，有的志愿者甚至放弃了在城市里已经拥有的高收入来到这里工作，一个建在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村的简陋学院有什么魅力让他们如此着迷？王志：吸引力在什么地方？温铁军：你们再看看原来来过的这些老志愿者，退了休的老人，那个协和医院83岁的老大夫，在这辛辛苦苦推广农村中最简便健身方法，叫312颈椎疗法，也是跟大家一样吃大锅饭，睡上下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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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越是深入探索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越是充满了缺乏理论指导的困惑。
为了解惑才斗胆涉猎近现代史。
本打算通过资料研究,试着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去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做点梳理,却不期然发现了困惑的原因。
原来,自己在实地调查中形成的那点粗浅的感性认识无论在思路还是主要观点上,都难以归入两种相对立的主流理论。
于是便加深了过去的不自信。
也许就是这种不自信促使我把自己的认识拿出来给大家批评。
捧读史书,归纳心得,我把百年来中国人追赶工业化浪潮,以及先后发生的四次由政府主导的资本积累过程归纳为 一波四折 。
所谓 一波四折延续了五千年的厚重的中华农业文明史,翻到二十世纪,终于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特殊时刻。
但当她想要按照西方人的样子改变自己的时候,不仅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不愿意给她改变的机会,列强纷争下的世界割据也没有给后起者留下模仿 空间 。
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这一百多年里进行了四次以自我剥夺为主的复杂的工业化历程。
每次都既有收益,也有成本。
对这个资源严重短缺的人口大国而言,任何成本大于收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革命。
一、中国的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主要通过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过程。
有鉴于此,我把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概括为四次工业化。
即为: 洋务运动 及随后的工商业发展;民国初年大局甫定之后的 黄金十年 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 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温铁军,革二十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
二、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
由于政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畸高。
于是,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政府就失败,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就成功,其所建立的制度就是总体收益大于成本的。
简言之,清朝在安定了二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民国在战乱频仍中也没来得及创造出相对有效的制度,于是都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
惟独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的动员机制和组织,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的原始积累(参见拙文: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新华文摘!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发生了从一个中央政府演变为七万个地方政府(当时约七万,现在约五万)都进行地方工业资本积累的戏剧式变化。
由此形成持续二十年的高增长。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 中央与地方关系 这种伪问题的证伪。
中央政府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初步工业化以后,倾向于强调可持续发展;尽管这与地方政府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确实产生了几乎难以协调的矛盾。
但这是一种没有明确是非对错标准的矛盾。
可借鉴比较的是:一九五六年苏共完成工业化转向参与国际交换、而中国仍然在原始积累初期阶段,两党因此必然发生矛盾。
三、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产生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制度经验。
新中国通过建设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 社会化大生产 ,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
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本来无可厚非。
真正值得下一代研究和借鉴的是:当年国家工业化的制度成本能否减少?由于重工业的超前发展是在地缘政治关系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条件下发生的,必然产生 资本增密、排斥劳动 的内在机4制;也必然由于长期就业不足而压抑城市化。
进而,国家在 工农两大部类难以交换 的矛盾之中,不得不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四、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迫使后人在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面对区域差别扩大,以及资本异化于劳动造成的两极分化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遇到的矛盾。
上一代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题,已经命中注定要由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中国人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
而且,既然百年来的四次工业化都必须搞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其后的工商业与金融资本收益,事实上都由政府或其部门为主来占有,我们当前面临的也就是 世纪难题 ,因为矛盾总是往后积累给了后人。
五、求解 世纪难题 。
在这个难题制约下,一方面使得 权=钱 、形成垄断的制度成本极低,因此任何类型的国家资本都趋向于追求垄断占有超额利润,于是必须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才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难以产生;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的苦难,却要由全社会、特别是工农劳动者承受。
而其在高度无组织和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根本没有谈判地位,又使被剥夺者的自发反抗越来越趋向破坏性极大的 流氓无产者 行为。
这个长期以来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提出过,更没有通过讨论影响决策,因此才有我们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动地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发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断形而上学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进行体制变革。
无论如何,百年来的波折使我们只能寄望于改良。
其可行性在于:如果代表资本力量的团体和日益与其对立的劳动者都愿意接受过去的教训、并且都不想最终走向社会动乱或者革命,那么,在劳动者群体不可能正常释放压力的单极社会里,就只能由愿意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者对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进行调整,并由其他社会群体对之进行 议政 和必要的 舆论监督 。
二十一世纪的选择我们有必要在国际竞争带来的危机和压力下,讨论以下选择的现实性:5一方面,首先要使民众 有恒产则有恒心 ,如果愿意通过改革让劳动者占有大部分以他们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国家资产,实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 财产的社会化占有 ;国家就能够以更低的制度成本顺利地推进大多数人拥护的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落实到经济制度上。
另一方面,把调整城乡差别和东西差距作为世纪之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确立下来;进一步使原来以国有为名的十五∀∀∀二十万亿实物形态的资源转化为可进入市场交换的资本,并且对应增加至少十万亿货币发行,提高以资本实力为表现的综合国力,尽快把中国的经济总量提升到可以抵御各类国际或跨国风险的水平。
立足于这种弱化内部结构矛盾的 软着陆 改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可以基本解决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后解 跨世纪难题 。
概念澄清基于上述认识,我以为,应该澄清下面这些已经被人们长期认同的观念:一、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地通过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从现在我掌握的资料看,这个判断可能不足以成立。
首先,中国十九世纪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但与已经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最初的贸易处于长期顺差 优势 的,主要是农村手工业生产的丝、茶、瓷等自汉唐以来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原因是占90%的农村人口剩余太少、商品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低得不足以接受外国工业品。
而贸易逆差又是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发动对华战争的原因。
其次,后来以瓜分资源和市场为目的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由于仍然处于半殖民地的从属国地位,所以也根本没有真正参与过瓜分市场和资源,根本没得到任何西方战胜国都得到的、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好处;反而在战后仍然受制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
亦即,如果没有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推行自我剥夺的原始积累,中国是不可能在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特别是战后两个超级大6国的挤压下发展资本主义的。
再次, 人口日益膨胀、资源过分短缺、市场空间狭窄 ,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进行资本积累的主要制约因素。
工商业者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是 兼业 或 退出 。
这使得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须发展的重工业所要求的、立足于城市化的资本积累缺乏必要条件。
二、由于旧中国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高达70%∀80%,造成广大农民贫困化,社会矛盾激化,这是中国发生农民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因。
我通过对一百年来各种农村调查的排序研究,没有验证这个论述(参见拙作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二###年五月第一版)。
首先,旧中国的土地制度以 两田制 和 两权分离 为主要制度形式。
在人口膨胀而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制约下,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不可能呈集中趋势,而是逐渐分散。
除了地主实际占有土地约为40% (而非70%∀80%)之外,各种用于社区公共事物开支的 公田 约占10%∀20%。
并且,正是在高地租的压力下,土地使用权才自然向富农、中农等最有可能产生 剩余 的自耕农集中。
于是,土地使用权基本呈 正态分布 。
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得以表现出 稳态结构 的内在机制。
其次,恰恰是工业化进程拉动了农业的商品化,使剥削率远高于地租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了与地主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机会,进入了高度分散、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社会。
所以,旧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过量剥夺农民,而是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过量剥夺农村导致农民大量破产,是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加剧了对农业农村的剥夺,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三、新中国五十年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政府没有采取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制度,而在错误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实行了 赶超战略 和计划经济。
而后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则主要得益于市场趋向的 渐进式改革 。
这个近年来颇为流行、几乎取得主流学者共识的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首先,一百年的四次工业化都几乎是政府主导。
都要面对如何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取剩余的问题,也就是说:谁能够解决政府与小7农之间交易费用高到几乎无法交易的矛盾,谁就成功。
至于使用什么手段,认同什么主义,那本来既是对成功者在未成功时的考验,也是后来被拿来保护成功者既得利益的派生物。
其次,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早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在城市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农村发展 富农经济 ,进一步促进城乡市场交换的 新民主主义 经济发展战略。
他们认为只有在完成工业化、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之后, 还在很远的将来(毛泽东一九五#年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才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后来在一九五三年转变为毛泽东所说的 两翼 :在城市搞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在农村开展 统购统销 、 合作化 ,这种具有斯大林主义特征的制度变革被称为全面推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这主要是被两个客观因素推动的:其一是外部的,抗美援朝导致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以及战争的现代化导致军队和军事工业的 全盘苏化 ,随之被拒于西方市场之外;其二是内部的,土改之后产生了完全均平的小农经济,使农业失去了过去以自耕农作为规模生产主体和以地主作为规模流通主体的经济结构,导致工农两大部类无法交换、工业几乎无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