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无事生非——2014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
现象学与逻辑学
现象学与逻辑学倪梁康文章来源：中国现象学网内容提要：无论在胡塞尔思想中还是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关系都构成一个核心问题。
本文首先再现了胡塞尔前后期在此问题上的相关研究，并指出他的超越论逻辑学的要点在于对本质的前逻辑直观，也是最有可能为逻辑学提供哲学支撑的因素。
其次，在海德格尔方面，根据律概念成为讨论现象学与逻辑学关系的切入点，由此导出他的“存在理解”、“无蔽”和“自由”的概念解释。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把形式逻辑看作陈述逻辑，并试图用前谓词判断的哲学逻辑学来为它奠基。
关键词：现象学逻辑学形式逻辑与哲学逻辑前谓词判断Abstract: Both in thoughts of Husserl and of Heidegger, the relatio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Logic compose a kernel question.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firstly the correlate research in the earlier and later Husserl, and refers to that the outline of his Transcendental Logic is the pre-logical intuition of essences. Secondly, on the side of Heidegger, the Essence of Ground becomes a cut-in-point in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Logic. From this source, his explanations follow for the conceptions like Seinsverstaendnis, Aletheia and Freiheit. Their common ground is that they regard formal Logic as predicative Logic, and attempt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it with a pre-predicative, philosophical Logic.Keywords：Phenomenology, Logic, Formal Logic and Philosophical Logic,Pre-predicative judgment引论现象学从开创之日起就与逻辑学绞缠在一起。
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_倪梁康
一
在以纯粹逻辑学和认识论为主要论题的《逻辑研究 》 第一版 （ 1900 /01 年 ） 发表后不久， 胡塞尔自 ① 1905 年起开始关心和思考交互主体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初被冠之以“同感” 的标题。胡塞尔《交互
* 收稿日期： 2013 —11 —05 “ 《胡塞尔文集》 ( 12＆ZD124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译” 作者简介： 倪梁康， 中山大学哲学系、 现象学研究所教授( 广州 510275 ) 。 “Einfühlung” ， “感受到……之中” ， “设身处地地感受到 ” 、 “为他人的感 受 ” ， ① “同感” 一词的德文原文是 本意是 或 。 与 此 对 应 的 英 译 应 当 是“feeling into ” ， 等等。在心理学的汉 译 中大 都 被 译作“移 情 ” 但 今 天越来越多 的 心 理 学家 用 “empathy” “Einfühlung” 一词来表达与 相同的意思。这个词源自冯特的学生、 心理学家铁 钦 纳 ( 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
*
“同感（ empa摘 要： 胡塞尔自 1905 年起开始关心和思考交互主体性的问题 。 这个问题最初被冠之以 。 1938 thy） ” 的标题 此后， 胡塞尔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和思考一直延续， 直至 年去世都未曾停止过。 无论胡 塞尔的尝试是否可以被视为成功的， 他的思路都具有一个基本的特点： 由于从超越论现象学的视角出发， 本我 相对于他我始终是更原本的或更原始的， 因此单个主体性也始终具有相对于交互主体性的优先地位 。 关键词： 胡塞尔； 交互主体性； 现象学同感； 本我； 他我 中图分类号： B516． 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9639 （ 2014 ） 03 － 0083 － 09
现象学在中国与中国现象学_倪梁康
·学科反思·现象学在中国与中国现象学倪梁康 方向红摘 要：现象学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进入中国，但接受和发展相当缓慢，直到９０年代，现象学的全面译介和研究工作才正式开始。
当前的现象学研究主要在文本探讨、现象学与本土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现象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三个维度上展开。
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展望未来，现象学有可能在经典阅读、早期现象学运动研究、法国新现象学引介以及现象学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等几个方面取得突破，其中，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具有特殊的意义，借助现象学的四条基本原理即意向性、还原、直观和先天，我们可以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意识和思考逻辑，创造性地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历史到当下的过渡。
关键词：现象学研究 传统文化 比较与会通作者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方向红，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自胡塞尔的《逻辑研究》１９００年出版以来，现象学运动已经走完了１１６年的旅程。
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现象学从一个哲学家的构想变成了一个学派的研究纲领，从一个德国地方性的理论变成了一个横跨几代学者的世界性哲学运动。
胡塞尔开辟的这片现象学土地孕育出了海德格尔、舍勒、伽达默尔、萨特、梅洛－庞蒂、勒维纳斯、德里达、利科、马里翁等一批哲学大师，如果没有他们，２０世纪的哲学一定会黯然失色。
正是由于几代现象学家的努力，现象学在对意识、存在、自我、他人、时间、空间、感知、直观、理性、情感、欲望、价值、自由、身体、世界、历史等重要哲学问题的研究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正是由于他们前赴后继的批判，现象学才从意识哲学转向存在哲学，进而完成语言学转向、人类学转向、身体转向、他者转向、神学转向等等。
现象学的这些成就与现象学对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的回应是密不可分的，由此产生出一连串的方法论变革和理论性突破，如现象学还原、存在论还原、本质直观、范畴直观、生存论分析、解释学循环、被给予性理论、解构主义等等。
新时代媒体伦理学的重要著作——彭颜红博士专著《大众传媒道德失
Nr.41“Die invariante Zeitform des urströmenden Lebens in allen Modi der Welt- und Selbstwahrnehmung”. [15] 倪梁康.胡塞尔的发生概念与发生现象学构想[J].学海，2018（1）：137-138.[16] 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59.[17] J ames Dodd, Death and Time in Husserl’s C-Manuscripts,On Tim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of Time, Phaenomenologica 197[M], Edited by Dieter Lohmar and Ichiro Yamaguchi,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10：51-69.（责任编辑：邓文斌）新时代媒体伦理学的重要著作——彭颜红博士专著《大众传媒道德失范治理研究》评介韦吉锋彭颜红博士的《大众传媒道德失范治理研究》终于在2018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该书是专门研究和讨论大众传媒领域道德失范治理问题的著作。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大众传媒的道德失范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大众传媒道德失范的各种表现及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大众传媒道德失范、加强大众传媒道德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本书还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闻相关问题的论述，结合媒体融合的时代特色，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新变化、新问题，提出大数据时代治理传媒道德失范的新举措。
本书观点新颖、布局合理、逻辑严谨、论述充分，材料翔实、案例丰富，信息量大，可读性强。
本书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涉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等众多学科的相关知识。
倪梁康：无事生非——2014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
倪梁康：无事生非——2014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2014年在德国现象学界接连发生两起吸引世界现象学界目光的事件：其一是乌泊塔尔大学哲学教椅的拥有者、克劳斯•黑尔德的继任者、匈牙利裔的哲学家拉兹洛•腾格义(1954 –19. Juli 2014)突发心脏病去世。
他空下的哲学教席的传承引起全世界现象学家的担忧。
在我的弗莱堡大学学长、美国现象学家托马斯•奈农的邀请下，我也像世界各地许多现象学家一样致函乌泊塔尔大学哲学系主任，请他向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育部和乌泊塔尔大学校方转达我们对乌泊塔尔大学由克劳斯•黑尔德开启的现象学研究传统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现象学交流中心的支持和声援，以及对此教授席位继承人选的关心。
我曾作为洪堡学者在这个传统中学习和研究过两年，在此精神土壤中得到过丰润的栽培，因而尤其自觉有责任表达我的关切。
此事后来得到乌泊塔尔大学哲学系的积极回应。
目前招聘教授的事宜正在进行之中。
2014年在德国现象学界发生的另一个更为轰动的事件是关于弗莱堡大学的“海德格尔教椅之争”。
与乌泊塔尔事件不同，弗莱堡事件从一开始便是由媒体制作的，因而影响远大于前者，超出了哲学界的范围。
这里一再提到的教椅(Lehrstuhl)，或可比作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负责人或学术带头人。
弗莱堡大学哲学系一直设有两个哲学教椅。
其中哲学教椅I 的思想史传统十分醒目，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辉煌：从文德尔班(1877-1882)到里尔(1882-1896)，再到李凯尔特(1896-1915)；随后是胡塞尔(1916-1928)，再后是海德格尔(1928-1945)，这里出现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德国当代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执掌期间，弗莱堡因为这把教椅而一跃成为德国的哲学思想中心。
二十世纪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在这里受到过精神的洗礼。
但由于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期间对纳粹的道义支持以及对纳粹运动的积极参与，二战结束后，由他战前的挚友雅斯贝尔斯领导的战后大学审查委员会将他的哲学思想以及政治立场评定为专制的、不自由的，因而他被剥夺了这个教椅并一度被禁止在弗莱堡大学授课。
现象学视域中的阳明心学研究——《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引言
我很想为这部著作找到一个主标题，它可以让一个并未谙熟中国哲学史的德语读者大致地理解此 书要讨论的主要是哪些问题。在副标题中我便可以在逐字逐句的翻译中再现中国哲学家用来陈述这里 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的那些表达。可是，仅仅通过这种翻译，这些表达对于一个只熟悉欧洲哲学概念的读 者来说几乎还是无法理解的。 这个困难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我们在欧洲（即所谓西方）哲学中没有一个论题的标题是与那些 汉语讨论问题的意义完全相合的。这两方面精神联系之间的差异没有为这种一致提供可能。尽管如 此，那些汉语问题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也仍然不是无法理喻的。一方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具有 相似的、即便不是相同的问题；另一方面，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深入到提出这些中国问题的中国精神历 史的联系之中，我们就可以说明这些问题的特点、特性。但在本书的标题中还无法给出这样一种说明。 这里的研究在许多年里都带有这样一个研究标题：“在中国哲学中关于良心（Ｇｅｗｉｓｓｅｎ）与良心构成 （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ｂｉｌｄｕｎｇ）的一个讨论。”这里的“良心”（Ｇｅｗｉｓｓｅｎ）应当再现中文表达的“良知”［我一般用“原 初知识”（ｕｒｓｐｒｔｔｎｇｌｉｃｈｅｓ Ｗｉｓｓｅｎ）来翻译它］，而“良心构成”（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ｂｉｌｄｕｎｇ）则应当再现中文表达“致
我在这里并不像在历史书中时常见到的那样在儒学传统以内的一个特殊流派的狭窄意义上诠释这门心学在此意义上心学标志着以程颢陆九渊与王阳明为出发点的流派对立于程颐伊川10331107和朱熹的对秩序原则世界的习得理学而是将这个表达理解为对本己真实心的所有认识与习得这些认识与习得同样也可以在宋代以来的儒学内部的那第二个大流派中找到并且在那里处于恭敬的凝神敬概念的核心
倪梁康 思考自我的两种方式——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
倪梁康思考"自我"的两种方式——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倪梁康：思考"自我"的两种方式——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胡塞尔。
作为东方的现象学者，我想自己应该有特权在这个纪念中加入东方的因素。
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是将东方的思考因素作为报告的附录放在后面供作参考。
[2]我在这里所做的报告，仍然将主要围绕胡塞尔本人的自我问题在结构和发生两个方面做出展开论述，尤其说明自我的发生研究和历史研究在他的总体思考中的核心位置；同时也要说明在结构分析和发生分析之间内容上和方法上的相同与差异。
概而论之，虽然我们对"自我"的思考，原则上只能在反思中进行。
但在反思的目光中，仍然可以区分出多重的思考路径，它们首先可以分为两类：横向的和的纵向的，或者说，静态的和发生的。
如果再进一步，那么在对自我发生的研究中还可以区分出最宽泛意义上的自我的各个阶段，并与此相应地确定各种研究可能性。
它们与胡塞尔的原自我现象学、前自我现象学和本我现象学的可能性有内在的关联。
"自我"在这里不仅是一个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它被用来说明胡塞尔意识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但未被充分关注的向度：纵意向性，以及一个重要的、但未被充分关注的方法：纵向本质直观。
一、引论：历史意识与纵意向性就总体而言，胡塞尔被看作是传统的观念论者，被看作是一个与康德一样缺乏或忽略历史意识的思想家。
即便在现象学阵营内部，持这类看法的也不在少数，利科、伽达黙尔、梅洛－庞蒂等等，都或多或少表露过这类观点。
[3]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胡塞尔是一个更接近康德而非黑格尔的哲学家。
以往的哲学史家常常用唯理论和经验论来区分历史上的哲学家，或用唯心论和唯物论、唯名论和实在论，如此等等，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洛克。
倪梁康丨我所理解的“哲学”
倪梁康丨我所理解的“哲学”如今人们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最常见指责是它过于虚幻浮夸、不具实用价值。
哈贝马斯 [Habermas] 和阿道尔诺 [Adorno] 曾撰文讨论过同一个问题：「哲学有何用？」所以我也在拙文「二十世纪：一个过渡的时代」中斗胆申言：「二十世纪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于我看来就在于，哲学的功用，乃至文化的功用受到讨论，成为问题。
」我认为讨论哲学的功用问题，或者说，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自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乃至后现代思潮的标志。
但它与哲学的原本意义实际上是不相干的。
哲学从一开始并且在它的长期发展中都是究虚而非务实的。
这当然要从头说起才行。
我们通常说，人类的历史至今大致有五千年上下。
而在公元前的五百年前后，具体地说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的五百年里，雅斯贝尔斯 [Jaspers] 所说的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产生了。
在这个时期，中国生活着老子、庄子，同时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
在印度生活着释迦牟尼，《奥义书》正在写作之中，并且印度的哲学已经达到了欧洲哲学从未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还是在这个时期，在伊朗生活着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htra]，并且正在阐释着他的关于两种对立原则的学说，在巴勒斯坦出现了预言家。
最后，在古希腊出现了荷马[Homer] 和一大批哲学家和悲剧作家。
所有这些轴心时代的人物，为处在襁褓中的人类思想奠定了基础，就像三岁的儿童开始了呀呀学语一样。
以后的人类文化发展，在总体上没有脱出轴心时代思想家的作用圈。
轴心时代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关键生长期，而且它始终还在规定着人类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今天主要想来关注一下古代希腊直至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
所谓哲学，今天被用来泛指所有终极性的思维，泛指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道理。
但是最确切意义上的哲学，应当是古希腊「爱智」意义上的思考取向。
我们所说的科班出生的哲学家，指的一般是研究在古希腊和以后的西方（欧洲）有关思想中形成的方法和态度。
当然，有人或许会反驳说，中国哲学为甚么就不能称作哲学？印度哲学为甚么就不能称作哲学？将西方哲学才定义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是不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实际上，用一个在欧洲思想中形成的概念来标识一种非欧洲的思维方式，就像我们用逻辑学来称呼印度的因明理论一样，或者用哲学和宗教来称呼佛学一样，这才是不知不觉的欧洲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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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无事生非——2014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2014年在德国现象学界接连发生两起吸引世界现象学界目光的事件：其一是乌泊塔尔大学哲学教椅的拥有者、克劳斯•黑尔德的继任者、匈牙利裔的哲学家拉兹洛•腾格义(1954 –19. Juli 2014)突发心脏病去世。
他空下的哲学教席的传承引起全世界现象学家的担忧。
在我的弗莱堡大学学长、美国现象学家托马斯•奈农的邀请下，我也像世界各地许多现象学家一样致函乌泊塔尔大学哲学系主任，请他向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育部和乌泊塔尔大学校方转达我们对乌泊塔尔大学由克劳斯•黑尔德开启的现象学研究传统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现象学交流中心的支持和声援，以及对此教授席位继承人选的关心。
我曾作为洪堡学者在这个传统中学习和研究过两年，在此精神土壤中得到过丰润的栽培，因而尤其自觉有责任表达我的关切。
此事后来得到乌泊塔尔大学哲学系的积极回应。
目前招聘教授的事宜正在进行之中。
2014年在德国现象学界发生的另一个更为轰动的事件是关于弗莱堡大学的“海德格尔教椅之争”。
与乌泊塔尔事件不同，弗莱堡事件从一开始便是由媒体制作的，因而影响远大于前者，超出了哲学界的范围。
这里一再提到的教椅(Lehrstuhl)，或可比作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负责人或学术带头人。
弗莱堡大学哲学系一直设有两个哲学教椅。
其中哲学教椅I 的思想史传统十分醒目，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辉煌：从文德尔班(1877-1882)到里尔(1882-1896)，再到李凯尔特(1896-1915)；随后是胡塞尔(1916-1928)，再后是海德格尔(1928-1945)，这里出现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德国当代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执掌期间，弗莱堡因为这把教椅而一跃成为德国的哲学思想中心。
二十世纪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在这里受到过精神的洗礼。
但由于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期间对纳粹的道义支持以及对纳粹运动的积极参与，二战结束后，由他战前的挚友雅斯贝尔斯领导的战后大学审查委员会将他的哲学思想以及政治立场评定为专制的、不自由的，因而他被剥夺了这个教椅并一度被禁止在弗莱堡大学授课。
他的教椅后来由匈牙利裔的哲学家威廉•斯基拉奇代理(1947-1957)，后来还空缺了几年。
直至1964年，这个由海德格尔空下的教椅才由维尔纳•马科斯(1964-1984)正式接任。
随后是格罗尔特•普劳斯(1984-2001)再接任，直至今天的君特•费伽尔(2001-)。
这个教椅从一开始便是为德国观念论的传统而设。
此外，哲学系还设有另一个教椅，即哲学教椅II，那是为中世纪哲学而设的。
我于1985年10月来到弗莱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的邀请函是由维尔纳•马科斯签发的。
但他已经处在退休状态，我只与他在胡塞尔文库面谈过一次。
在我近六年的弗莱堡学习期间，这两个教椅的执掌者是普劳斯和雅可比两位教授。
为我入学定级的就是当时的系主任、刚刚于一年前接任马科斯教椅的普劳斯。
他是康德哲学专家，其任教资格论文是《康德的‘现象’：〈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他也是一位柏拉图专家，他的博士论文是《柏拉图与逻辑埃利亚学派》。
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属于德语哲学史研究的经典。
我曾听过普劳斯的“柏拉图引论”的课程，虽然他的工作并不算是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直接继承，但仍被视作处在德国观念论的大血脉中。
因此，他对维尔纳•马科斯教椅的接任在当时并未引起争议。
普劳斯于2001年退休后，这个教椅由海德格尔专家费伽尔接任。
在早期的现象学海德格尔与后期的解释学海德格尔之间，他的研究方向偏重于后者。
这与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海德堡大学所受思想传统之浸染有关。
他师从伽达默尔、图伊尼森、亨利希、图根特哈特等人，在那里完成了以阿道尔诺审美思想为论题的博士论文和以海德格尔的自由现象学为论题的任教资格论文。
此后他的研究与教学也主要在这个具有浓厚浪漫派－解释学色彩的方向上展开。
费伽尔是1949年生人，于2015年满65岁后进入法定退休程序。
但在巴登－符腾堡州，他有权提出延长其工作年限的申请。
只是这一申请在2014年并未得到学校批准，因为学校对这一教椅的设置另有安排。
费伽尔不服这一决定，为此状告巴登－符腾堡州的教育部，要求教育部修正对他延长工作申请的否定性批复。
随后，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将此事定义为“海德格尔教椅的废除”，由此引发了所谓“海德格尔教椅之争”，它成为这年世界哲学界的一个轰动新闻。
但如果了解这个教椅的传承史，那么从一开始就很容易看出，这个教椅最不可能被称作“海德格尔教椅”，除非是为了媒体宣传引人注目的需要。
的确，如果这里关系的仅仅是“费伽尔教椅”，那么它就难以成为一个如此轰动的媒体事件。
我首先是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以及《时代报》等网站上看到相关的报导和评论。
它们通常会把几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讨论：其一，海德格尔的《黑皮书》的出版，以及由此导致的他的纳粹思想的真实曝露；其二，德国大学中教椅制度的不复存在以及取而代之的国际通行的教授分级制度；其三，费加尔的退休以及由此导致的弗莱堡大学现有哲学教椅I的正式结束。
这三件事之间实际上并无内在关联，但却被媒体放到了一起。
从媒体的报导和评论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海德格尔的《黑皮书》的发表，表明他在政治上犯有致命性错误。
因此，为了避嫌和政治正确，在费伽尔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他所继承的“海德格尔教椅”以及由它所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便被弗莱堡大学取消。
媒体进一步透露：接任这一教授位置的将会是一位分析的语言哲学家。
这意味着，由于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不仅他的解释学传统，而且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以及此前的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传统也“像一顶旧帽子一般”被扔到了一旁。
倘若这些都属实，那么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所长阿克瑟尔•霍奈特就的确有理由将弗莱堡大学的这个决定称作“愚蠢的”和“荒谬的”，《海德格尔传》的作者萨夫兰斯基也的确有权利将它称作“狭隘的”。
确实，这里讲述的故事曾一度让我感到愕然和不解。
这也在全世界的哲学界和海德格尔粉丝群中引起轩然大波。
同样是根据媒体报导：从美国到韩国、从挪威到秘鲁、从西班牙到澳大利亚，到处都在讨论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人事安排。
几乎有3000名学者签名呼吁拯救弗莱堡的现象学与解释学传统，其中不乏像巴特勒、南希、贡布莱希特、亨利希、萨夫兰斯基这样的重要学者和作家。
前不久因一篇即将发表在《胡塞尔研究》上的文章，我与主编斯蒂汶•科洛韦尔有多次书信来往。
他在一封信中顺便询问我是否知道在弗莱堡发生的“可怕事情”，以及现象学在德国是否真的走到了尽头？我回答说，作为弗莱堡大学校友，我的确无法理解此事，但我不久就要去那里，应该很快会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2015年5月2日，我来到弗莱堡，住在一个遍布思想精灵的环境中：哥德街33号。
就在前后左右相邻的街道上，甚至是在同一条街上，曾经居住过瓦尔特•奥伊肯、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埃迪•施泰因、阿伦特、本雅明、马尔库塞、勒维特、英加尔登、伽达默尔等一批耳熟能详的现当代重要思想家。
——这就是在弗莱堡触手可及且难以抹消的思想传统。
几天后的中午，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与我的学长、哲学系主任汉斯－赫尔穆特•甘德教授交谈了两个小时之后，我基本了解了这里的实际状况。
作为曾经的弗莱堡大学哲学生，尤其是深受胡塞尔－海德格尔思想传统熏染的现象学生，我决定为弗莱堡大学围绕“海德格尔教椅”所做决定做一个大致的说明，一个独立于媒体的陈述或辩护。
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将德语媒体视作一个共同体的话，那么它在近期已经做了自我反省。
《时代报》、《苏黎世报》、《巴登报》的一些采访和评论已经给出了一些较为客观中立的报导，取代了此前揶揄弗莱堡大学校长和鼓动社会公众的总体风格和取向。
2014年所谓“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直接思想背景是海德格尔三卷本日记《黑皮书》于年初的出版。
他在其中表达了他的反犹主义和亲纳粹立场。
这当然不是新闻。
真正的新闻在于，如该书的编者彼得•特拉夫尼所说，海德格尔自己在其中明确地表达出这个立场与他的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后者构成前者的理论基础。
他的反犹主义不仅仅是纳粹式的种族和血统的反犹主义，而且更是从存在历史本身中生成的哲学的和历史的反犹主义。
关于海德格尔《黑皮书》的具体内容以及在它们出版前后国际学界的种种反应，听说靳希平已经有了更为详细的介绍，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将在今年年底举办专门的研讨会来集中讨论《黑皮书》中的问题。
它还会是国际哲学界今后几年的重要论题之一。
媒体曾批评弗莱堡大学至此为止对《黑皮书》噤若寒蝉，不愿招惹。
但如弗莱堡大学校长在回应《巴登报》记者采访时所言：按理说这应当是哲学教椅当下持有者需要主动应对的事情。
但费伽尔至此为止的确是对《黑皮书》退避三舍。
他在2013年便看过《黑皮书》的清样，因此也早已了解其中的内容。
《黑皮书》出版后不久，他便辞去了国际海德格尔协会主席的职务。
他为此给出的一个理由是：“海德格尔的复杂纠结要比我们至此为止所能知道的大得多。
”除此之外，导致他辞职的另一原因也与他对海德格尔家族的不满有关。
即使作为海德格尔协会主席和德国海德格尔研究的至关重要人物，他也同样因为海德格尔遗嘱执行人的封锁而无法接触海德格尔的遗稿。
海德格尔遗稿的管理和出版全然不同于作为天下之公器的胡塞尔遗稿。
在这点上，海德格尔本人在其遗嘱中表露出的“算计精神”要远甚于他批评的犹太人胡塞尔。
他的遗稿和书信的出版常常会使他的研究者们和追随者们感到措手不及，他们不得不一再面对好像已经抓住，但很快又滑脱的海德格尔，一再地觉得自己以往的研究都与海德格尔的真实思想相隔有距。
然而饱受诟病的所谓“取消海德格尔教椅”事件实际上发生在《黑皮书》出版并引发学界讨论之前。
还在2013年，弗莱堡大学便已经决定，就像在全德国的大学中已经通行的一样，不再维持大学中的传统“教椅”体制。
这属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甚至连德国、奥地利、捷克等国的大学所特有的任教资格考试(Habilitation)制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殆尽。
我们可以思考和讨论这种为适应大学的国际发展的改革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但它们都与海德格尔的纳粹立场无关，也与所谓“海德格尔教椅”的取消无关。
眼下德国的所有哲学教椅在其当下的持有者退休之后都会被取消，或迟或早。
现行的大学教授等级由此前的C3、C4教授被改为今天的W1、W2、W3教授。
它们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的等级制度，或者在名称上更接近在台湾的大学中使用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等级制度。
弗莱堡大学在2013年便已通过方案：费伽尔退休之后，他的教椅、即这个W3教授的位置，将由一至两名W1教授取而代之。
这种W1教授往往被俗称为青年教授(Juniorprofessor)，因为他们任职时的年龄大都在35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