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_何晓明
郭沫若墨学批判之商榷
郭沫若墨学批判之商榷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文化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艺术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其中，郭沫若墨学批判就是他思想成果之一，这一派思想强调墨的笔画、结构、意境对于画面的独特艺术价值，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画史上的一个分支学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郭沫若墨学批判进行商榷，认为其存在诸多缺陷。
本文将对郭沫若墨学批判理论进行商榷，并举出五个例子进行分析。
第一个例子是郭沫若在墨学批判中过度强调墨的笔画对画面的影响。
郭沫若认为，墨是绝对的，笔画则是相对的，而并不是所有观众或艺术家都认可这种看法。
有些人认为，结构和意境是同等重要的，而笔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因此，郭沫若的学派会让观众或艺术家对于画面的其他方面失去关注，导致墨画师的创作可能存在刻板、单一的风险。
第二个例子是郭沫若的学派忽略了中国画史上许多其他的传统派系。
墨学与其他学派的差异可能不明显，但是它们的差异在文化和艺术上都非常重要。
因此，只关注墨学会导致缩小对于中国画史上其他传统派系的了解范围。
这种缺点可能妨碍中国画的发展，使之可能失去变化和创新的机会。
第三个例子是郭沫若墨学批判过于注重旧址的规范性。
他认为，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画传统方面，严格遵循传统的规范是必要的。
而一些人则认为，纯粹追求规范性往往会削弱艺术家的自由和创造力。
因此，郭沫若的墨学批判批评家认为，旧址过于过时，不能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需求，因此需要进行修改或调整。
第四个例子是郭沫若的墨学批判在学术性层面上不够严谨。
郭沫若强调艺术的主观性和表达性，但是没有针对其他因素的客观分析。
正如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客观标准和基准，艺术成就可能会无从衡量，并且任何艺术创作都可能成为一种空洞的自我表达。
第五个例子是郭沫若忽略了中国画的技术和器材上的变化。
由于工业化生产集中了成千上万的画笔和纸张，艺术家们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
而郭沫若学派强调的墨画笔画和它们创造的墨迹只是其中的一种。
对郭沫若与“唯物史观”的国学探究
对郭沫若与“唯物史观”的国学探究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郭沫若所开创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在20世纪中国出现,可谓中国史学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自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始登上中国现代史学舞台,郭沫若之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卢等一大批唯物史观派的学者纷纷出现在中国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与成果都蔚为大观,唯物史观派的史学研究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潮。
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随着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学术与政治的逐渐分离,唯物史观派的史学研究不再是史学的主潮,反而进入了低谷。
各种名目的西方史学大量涌入,同时,中国固有的传统国学再度复兴,唯物史观派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受冷落。
世纪之交的今天,唯物史观派的奠基者郭沫若的治史思路与学术成果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我们不否认中国史学研究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是,作为极具创造力的一代史学宗师,郭沫若的出现,是站在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的。
郭沫若所开创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出现在中国现代史学界’自有着他不容忽视的学术史意义和价值。
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和价值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加以界定:1.从学术理念上看,唯物史观派特别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尤其是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这在基本原则上没有错。
2.从历史理念上看,唯物史观派更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变革视为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从这一原因出发,整个史学界才得以展开了对经济史的广泛深入的研究。
从乾嘉以来就存在的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空白被填补,这是唯物史观派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
3.从治史路数的取向上看,唯物史观派追求跨学科研究,采用新理论、新方法,致力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史学领域里的引进和应用。
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作者：戴波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6期摘要：郭沫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中国社会实质性的探索和研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郭沫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和内容，通过对文艺考古等方面的实质运用，对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贴切的辨析，这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以及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郭沫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6-0031-0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中，保留全部富有活力和传承意义的内容，并且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进行民族文化整合，郭沫若通过自身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现代对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和发展是通过自身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此基础之上结合西方的优秀理论认知糅合而成的。
通过这样的创新结合的方式，经过一段创造过程，集合成为丰富且优秀的理论成果。
而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构成我国拥有自身特色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点的体系。
可以说中国现代研究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而在此阶段由郭沫若作为杰出代表的各个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郭沫若作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参与这一研究体系的构建过程，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把20世纪前叶所产生的关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重要指导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成果，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通过这样的命名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是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认可。
而在20年代一大批著名的史学专家为了构建创新出新的研究体系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郭沫若对其中国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郭沫若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
郭沫若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郭沫若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文化名人，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画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
他的历史学研究涵盖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从郭沫若的生平、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三个方面来探讨他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
一、郭沫若的生平郭沫若（1892-1978），字士元，江苏无锡人。
他早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在此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毕业后，他曾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从事过教育工作，并积极参加了中国革命运动。
1927年，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担任了多个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领导职务，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郭沫若的学术思想郭沫若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影响。
他认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反映。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该立足于实证研究，注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也要关注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以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郭沫若主张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相互结合，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本质和内在关系。
他还主张历史学应该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如文学、美术、哲学等，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三、郭沫若的学术成就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研究。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研究十分深入，他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画史》等多部专著，这些著作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历史发展和特点，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 对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
郭沫若对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也非常深入，他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等多部专著和论文，这些著作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郭沫若史学的两极评判问题
• 除了以上若干宏观理论方面的论题外，郭氏在某些具体 问题的分析方面所暴露的逻辑结构方面的种种疑难也被 学术界一一揭发。 • 王扶生针对郭氏‚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 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 样。……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 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 的理论前提进行反驳：‚世界 各国现行的语言文字习惯礼节等，有……色色的不同； 依据地理学的解释，是从风土气候的不同而变异……而 且各种不同的民族经过接触以后，都不少同化的事例。 可见人类只有从异到同的倾向，不会有先同而后异的历 史了；又何从去证明他们的发展是相同的呢？‛
• 在材料运用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 暴露出不少较为突出的问题。如熊得山批评 郭氏‚据卜词中关于‘田’（狩猎）的占有 ‘一二三’的大数，以为尚还是盛行畜牧‛， 根据‚未免太薄弱‛。张荫麟（素痴）更在 对‚锻‛字的语义进行解析后指出：‚周初 发明铁耕之说，尚无丝毫证据。我们不能遽 认为事实，以解释殷周间的史象。铁耕之记 录始见于《管子》及《孟子》。《管子》绝 非管仲时代产物可以断言，言铁器的历史， 吾人在史料 审查与运用方面的缺失，似并不在少 数。 •王礼锡批评郭氏拿来作原始共产制度 的证明的材料的来源，‚一些也不加 以考证‛。梁园栋批评郭氏‚对于古 书的态度，没有‘考取的标准’。对 于地下材料，却完全认为直接证据‛。
• 王伯平更屡屡批评郭沫若诸如以尧皇帝的两 个女儿同样嫁给舜皇帝一类的神话式的故事 证明‚他们或她们正是互为‘彭那鲁亚’‛， 又以‚尧皇帝不能传位给丹朱，舜皇帝不能 传位给商均，禹也不能直接传位给启‛来作 ‚父权还没有成立，父子还不能相承‛的论 据，他把《考工记》用来证明周已有铁；把 《周官》来证明周代也有郡县。‚周初是否 有铁和铁的应用，绝对不能从《考工记》上 找证据‛。‚《古文尚书》固是伪作，《今 文尚书》亦不可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刍议
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①，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１９５４年新版引言”中又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②。
范文澜曾对《中国通史简编》多次“自我检讨”，强调由于理论修养不够、材料不足、撰写时间仓促而使该书“写得不好”，对书中的“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以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的叙述方法等不足作了专门讨论，他甚至措辞严厉地直言这部通史“不久就可以丢掉”③。
近几十年来的基本情况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出现了各种观点，否定、贬低、漠视或无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学术价值的言论并不少见，即使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各种观点，也存在着大而化之或一厢情愿的倾向，情绪化或绝对化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各方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判断水准。
时代语境既对大众舆情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也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某种走向。
对此，我们可以看看两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和范文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著作的。
同样的态度，今人在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史家的时候不妨借鉴与反思。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O)*+,-./010P QR郭 若 平 从中共党史的学科范畴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本该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反而成为一颗学术遗珠。
现在将其重新纳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或可期待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增长点。
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规范化限制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理所当然的想象可能成为学术进步的障碍。
为此，本文不妨刍议一二。
一、名称提法辨析及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这个名称的提法，似乎很眼熟但又很新鲜，因为以此命名的研究成果极为鲜见④。
这个提法，过往在学术价值判断的陈述中较为常见，如类似于“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等便是，而作为一个单独的主体论题则极为罕见。
社会实践郭沫若心得体会
社会实践郭沫若心得体会
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中，我选择了以郭沫若为主题展开研究和调研。
通过这次实践，我从郭沫若身上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首先，郭沫若的精神韧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研究郭沫若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在面对困境和挫折时从不退缩，而是勇往直前。
他在文化、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都经历了艰辛的努力和不断探索的过程。
这让我明白，只有极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其次，郭沫若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视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
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郭沫若在其一生中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将中华民族的瑰宝传递给后世。
这让我认识到，作为当代学子，我们也应该珍爱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只有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更加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此外，郭沫若在为人处世方面的为人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他在生活中一直秉持着诚信、正直、勤奋的原则，对待他人真诚友善。
他对待学术的态度严谨认真，对待人生的追求顽强执著。
这给我敲响了警钟，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学生，要做到真诚对待他人，不忘初心，努力学习与钻研，才能在自己的领域内有所建树。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对郭沫若及其思想和精神有了深入
的了解，也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他的追求和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启发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更加勇往直前、追求卓越。
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
《我 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一文 ，应该就是 郭沫 若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最早的作品。这是一篇未完稿 ， １９２１年５月刊载于《学艺》第３卷第１号上 。在十几年后 的１９３３年３月删去 了导言部分 ，沫若最早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史 问题 的篇章 ，其思 路则是以思想史考古 的形式 ，进行了一次历史挖掘 和梳理 ，也呈现出郭沫若早期对 中国思想史之源头 的基本 认识 。
历程、成就 －９贡献做 学术史 的梳理和考察 ，在今天思想史研 究中也就是十分必要和有多重意义的工作。
关键词 ：郭沫若 ；思想史研 究；学术贡献
中图 分 类 号 ：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２９８７（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３４—２２
在 ２０世 纪学 术 史上 ，作 为马 克思 主 义历 史 学 家 而在 思 想史 研究 中有所 成 就 和贡 献 的 ，郭 沫若 可 以 说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他不仅与侯外庐 、杜 国庠等 同 时代 的学者之间有着志同道合的深厚友谊 ，在学术 上也是秉承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宗 旨。从一个早年 即 从文学 的角度来抒发思想情怀的史家 ，到一个保持 了文 学思 维 和语 言并 善 于运 用 考证 和 思辨 的思想 史 家 ，同时 坚守 唯物 史 观和 马 克思 主义 的立 场 ，从 历史 研究跨领域拓展到思想史研究 ，在总结和批判古代 思想文化 中倡导有时代价值 的优秀传统 ，成为包括 郭沫 若在 内的一 批 史学 家 的神圣 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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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出现一点争论，就不去研究了。
有些问题要讲清楚，是需要深入展开讨论的。
”说到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他说：“关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为什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是可以也是应该讨论的，但是不要停留在字面上、概念上，要深入一些、实际一些。
”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
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到今天已经九十多年了。
史学的成绩在哪？大家共同的认识都有哪些？不要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
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定的地位。
不能一切肯定，也不能一切否定。
实际上，用某一种意见、观点来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主张历史学要“百家争鸣”，所以我们要认真地讨论。
他呼吁：“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中国的历史学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像现在这样冷清，不正常。
”他认为，老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哪些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讨论。
有的研究不一定能得出大家都同意的结论，但是大家共同来建设，共同来研讨，是有好处的。
①林甘泉先生讲的对我们很有启发。
我个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哪些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讨论”，这就是一种辩证地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这就意味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老一辈史学家的学术观点也是可以讨论、可以总结的。
今天，我们研讨郭沫若，不仅仅是要公正地确认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结合具体的史学家来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比空泛的研究更能深入，对推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更有实效。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同时也要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郭沫若是毫无疑义的开山式人物和人格化代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与不足，在他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中，都有典型的体现。
第一，郭沫若是第一位主动、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
一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都是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讲起。
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中国史坛率先高扬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那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郭沫若是最早提倡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学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
对此大事件，郭沫若“虽然没有见到太阳，但对太阳的热与光已经感受到了”，并且“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
②1919年，在诗歌《匪徒颂》中，他热烈赞颂包括列宁在内的“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为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学说革命”的“匪徒们”三呼“万岁”。
1921年，在《女神》序诗中，郭沫若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愿意把“私有”的《女神》“公开”，去唤起“可爱的兄弟姐妹”。
1922年10月，他明确①②参见林甘泉：《让史学研究热络起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6月号。
表示：“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
”①1923年4月，在诗歌《上海的清晨》里，郭沫若表示厌恶“富儿们”，愿与“男女工人们”相亲，相信“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发”。
5月，在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认定“马克思与列宁终竟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杰士”。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25日，郭沫若作诗歌《太阳没了》以示悼念，表示要“秉着赤诚的炬火，前走”。
5月，翻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自认为从此“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②“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③1925年底，郭沫若即以小说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在《马克斯进文庙》里，通过马克思与孔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我的思想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生是彻底肯定的，就是说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样把宇宙人生看成虚无，看成罪恶的。
我们既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当探求的，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主义已经传到你们中国，我希望在你们中国能够实现”。
“我的理想不是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
郭沫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孔子思想的异同，“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④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被委任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总政治部主任。
8月17日，在江西广昌，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再次东渡日本，专事学术研究。
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横空出世，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
随后几年间，《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相继问世。
郭沫若凭借一己之力，极大地振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威。
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内涵是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指导，以社会形态研究为理论纲领，以人民本位为根本立场，以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为活力机制。
在这些方面，郭沫若都是史学工作者的楷模。
20世纪30年代，针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偏见，郭沫若凛然回应：“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⑤坚定的理论自信和明确的锋芒所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原则立场的痛快表白。
他公开声明，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地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的中国的古代”。
⑥他特别强调，研究历史，“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重要，这是先决问题。
”⑦“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①②③④⑤⑥⑦《太戈尔来华的我见》，《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5页。
《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6月号。
《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8页。
《马克斯进文庙》，《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70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页。
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
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著作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四种社会形态。
其后几十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几经曲折坎坷，无论具体的学术观点之间有何争论辨析，但是坚持运用社会形态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是始终未曾改变的核心理论和基本构架。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宏观历史研究、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规律研究的理论利器，不可须臾离弃。
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纯客观”的。
其价值评判的标准，取决于研究者基于事实之上的根本立场。
郭沫若说：“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
”②他对“人民本位”的理解是：“人民本位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
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尊荣。
”③根据这一标准，郭沫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大体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
④“仁者爱人”的“人”，即人民大众。
孔子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
⑤同样根据这一标准，郭沫若比较了同处明末清初的李岩和顾炎武、王船山，认为李岩出身于地主阶级，但参加了农民革命，“一定是一位怀抱人民思想的人”。
而“顾炎武在前是被视为承先启后的一大鸿儒，特别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他不受清廷的羁縻，而且还有组织地下运动的传说。
但他对于李自成是反对的，可以证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无人民思想”。
王船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来是够被强调着，骎骎乎驾诸顾炎武之上了。
他的民族思想也异常强烈”，“然而在我看来，他也只富于民族气节而贫于人民思想”。
郭沫若认为，李岩是“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虽然关于他的资料已经遭了湮灭，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⑥这些人物评价方面的具体结论当然可以商榷，但是郭沫若坚持的“人民本位”价值立场，今天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
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者，郭沫若不断自我批判，自我超越。
他的名著《十批判书》，头一篇就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谴责自己”的“太草率，太性急”，“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
⑦郭沫若不仅多次严格反省、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例如奴隶社会上下限及封建社会开端的认定，检讨以往著作“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
这些本质上的错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⑧而且真诚地希望后来者“彻底清算干净”自己曾经的谬误，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发展。
对此，曾有论者不无讥讽地称为“反反覆覆”，“令人生不可信赖之心”，“学术闹剧”，⑨这不仅是对郭沫若个人的不够厚道，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意义的明显误读，应当予以批判，予以澄清。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重要成就，是它基于事实的基础之上，科学地研究并解剖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使我们更能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中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历史人物·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答教育之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87页。
《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89页。
《历史人物·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第6页。
《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