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主义与刑事诉讼构造革新

第33卷第6期2015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ＲNAL OF HENAN UNIVEＲ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Vol.33No.6Dec.2015【法坛论衡】DOI ：10．15926/j．cnki．hkdsk．2015．06．019审判中心主义与刑事诉讼构造革新许克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23）摘要：审判中心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刑事司法基本准则，也是今后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

它强调的是审判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其内在机理在于分权制衡理论和无罪推定原则，其最主要的价值追求是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公民人权。

当下，我国重提审判中心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防范冤假错案、树立审判权威和推进司法改革。

为了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应革新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一要重申并贯彻决定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原则，二要重新理解并定位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与职能，三要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庭审中心主义；审判权威；刑事诉讼中图分类号：D915．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5）06－0096－08收稿日期：2015－07－02基金项目：2014－2015学年度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课题助研专项资助项目（FXYZY20142007）作者简介：许克军（1989—），男，江苏高邮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

2014年10月23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如何理解这段话，成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这段话提出了今后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即今后我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改革应围绕“以审判为中心”和“以庭审为中心”这“两个中心”来展开。

“以审判为中心”和“以庭审为中心”是制度设计者结合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的改革口号，在学理上它们又分别被称为“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中心主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审判中心主义？它与庭审中心主义是什么关系？为何要在当下重提审判中心主义？我们又该如何实现审判中心主义？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什么是审判中心主义（一）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内涵、内在机理与价值追求1．基本内涵。

所谓审判中心主义，是指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应围绕审判程序来建构，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应围绕审判程序来展开，审判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具有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

其中，“中心地位”在审判中处于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侦查是为审判进行准备的活动，起诉是开启审判程序的活动，执行是落实审判结果的活动。

侦查、起诉和执行都需服务或服从于审判这一中心，且侦查、起诉活动都应围绕审判中事实调查、证据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来展开。

“决定作用”体现在对于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最终确认和解决是由审判程序来完成和决定的，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被确定为有罪；侦查、起诉程序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具有程序内意义，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且侦查、起诉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需要由审判程序来最终确认。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刑事司法基本准则，审判中心主义强调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其目的仅在于引导和制约侦查和起诉程序，以树立审判权威，并不否认侦查、起诉程序的基础地位、独立价值和重要作用。

2．内在机理。

审判中心主义的内在机理主要在于分权制衡理论和无罪推定原则。

现代法治国家在组建各自的国家机器时普遍遵从分权制衡理论，将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实现司法权对行政2015年第6期许克军：审判中心主义与刑事诉讼构造革新权的有效制约，防止因行政权的恣意妄为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审判中心主义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警察和检察官代表国家分别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这两种权力显然属于行政权力［1］。

为了有效制约侦查权和公诉权，防止政府机关利用强权违法剥夺公民的自由与生命，就必须设立公平独立的司法审判机关以监督侦查行为和公诉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从而使法院的审判程序成为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屏障。

如果审判权受制于侦查权和起诉权，或者法院屈从于政府的意志，那么分权制衡理念则无从体现，审判权威也无法树立，审判权制约行政权的能力将大打折扣，甚至无法作用于行政权，进而使公民权利遭到侵犯却无法寻求救济，国家治理也由此失去合法正当性，沦为恣意之治。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它的基本要求是：任何人在被公正中立的司法审判机关判决有罪之前，不得推定其有罪。

审判中心主义同样贯彻并集中体现了这一原则。

“由侦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组成的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虽然各种诉讼活动都是围绕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展开的：侦查机关有权认定犯罪嫌疑人并对其展开侦查活动，检察机关有权确定犯罪嫌疑人为被告人并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但审判活动居于中心的地位，只有审判活动才能针对检察机关起诉的被告人确定刑罚权之有无及其范围大小。

”［2］可见审判中心主义强调审判程序对于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最终决定权，正是基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遵守。

3．价值追求。

审判中心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价值追求，一是树立司法权威，二是保障公民人权。

审判权是司法权最主要和最集中的体现，确立审判中心主义就是要树立司法权的绝对权威，只有树立了司法权的绝对权威，侦查权、起诉权的行使才能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才能确保其行走在法律所允许的边界内。

这也与司法权的目的和功能密切相关。

“司法权存在的目的，一方面是给那些受到损害的个人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权威的、公正的救济，另一方面也对那些颇具侵犯性和扩张性的国家权力实施一种中立的审查和控制。

”［2］审判中心主义的另一个初衷是确立司法权对公民人权的保护，预防和制止侦查权、起诉权等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和践踏。

这也与现代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和指导思想相契合。

（二）审判中心主义与庭审中心主义的关系提到审判中心主义，庭审中心主义是绕不开的话题。

因为《决定》中关于“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述，谈的就是庭审中心主义。

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理论上亟待澄清的问题。

笔者认为，两者的关系用“相辅相成、殊途同归”来形容再恰当不过［3］。

两者的“殊途同归”主要表现为，它们要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最终目的又归于同一。

审判中心主义对应于侦查中心主义，它侧重解决的是刑事诉讼重心前移、诉讼构造错位及司法没有权威的问题；而庭审中心主义则对应于卷宗中心主义，它侧重要解决的是庭审虚化、庭审走过场及法官心证形成的问题。

审判中心主义是从整体诉讼制度的宏观层面提出的改革要求，它面向的是刑事诉讼构造革新；庭审中心主义是从具体庭审规则的微观层面提出的改革要求，它面向的是刑事庭审方式改革。

虽然存在上述不同，但两者都是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都是今后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它们最终的目的也都是“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两者的“相辅相成”主要表现为，它们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荣损与共。

一方面，要想实现庭审中心主义的法庭审理模式，前提是需要司法工作人员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理念，让我国刑事诉讼的中心和重心从侦查阶段回归到审判阶段，加强审判活动对侦查、起诉活动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只有审判成为了刑事诉讼的中心和重心，“庭审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想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前提是法庭审理要以调查事实、认定证据为中心，使法官的心证形成于法庭，而非直接在法庭上宣读案卷笔录，让法庭审理流于形式。

只有通过这种以庭审为中心的法庭审理模式的倒逼，审判相对于侦查、起诉的中心地位才能确立，司法权威才能重塑。

二、为何重提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在我国并非新生事物。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审判中心主义就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

当时不少人主张，我国应当树立审判中心主义的·79·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司法理念，以此指导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刑事司法改革。

但不知为何，后来审判中心主义的提法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如今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逐渐深入的当口，中央为何又重提审判中心主义？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以下三点。

（一）防范冤假错案防范冤假错案是重提审判中心主义的最直接原因。

近几年来，尤其是2013年以来，我国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发现和纠正，有人惊呼司法公平正义的底线守不住了。

以2013年为例，仅仅在这一年我国司法机关就发现并纠正了5起冤假错案，其中“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尤为典型。

有媒体评论，2013年是中国的“冤案昭雪年”［4］。

大批冤假错案扎堆出现说明一个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还经不起事实、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诚如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司法》中所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5］。

冤假错案一旦发生，公平正义就荡然无存，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也必将丧失殆尽。

在防冤纠错形成的巨大倒逼压力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审判中心主义就是要反思我国现有诉讼制度和诉讼结构不合理之处，并寻求完善之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

（二）树立审判权威法庭审判作为确认和解决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最终阶段和关键环节，理应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是由司法权的最终裁判属性所决定的。

“在‘三方组合’形成的诉、辩、审‘三角结构’中，裁判方既居于其间，又踞于其上，即超越诉辩双方而踞于结构顶端，它因裁判职能和地位，对诉讼过程具有权威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6］然而以上仅是学理意义上的讨论，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情况却全然不同。

我国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这一原则的确立实际上颠覆了司法权的中立性、被动性、权威性、至上性等权力属性，使得法院的审判毫无权威可言。

司法实践中，三机关之间的配合关系往往随着打击犯罪专项行动以及地方政府维稳活动的开展被不断强化，而互相制约关系始终没有被放到应有的位置。

所谓的树立司法公信、保障司法公正，也不过是痴人呓语。

此次中共中央重提审判中心主义，就是直面上述问题，要通过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来重塑审判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