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详细总结

女性主义

一．女性主义的缘起

1.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

在feminism一词中包含有“女性”与“女权”的双重含义，故又译“女权主义”，随着近现代以争取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妇女运动而兴起的思想潮流。（王先霈：637）朱刚认为，学术界一度把“feminism”翻译为“女权主义”，这个译法值得商榷。欧美学术界通常用“feminism”泛指一切争取、维护女性权益的活动，其历史跨度延绵数百年，内容非常庞杂，极难准确定义。而中文的“女权”的含义则比较明确，指历史上女性为了获得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努力，其目标明确，颇有声势，涌现过不少知名的女权活动家和积极分子。确切地说，女权主义真正兴起于19世纪的欧美，也称“妇女解放运动”，二十世纪初随着女性权益的逐渐实现，女权运动也基本完成了使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feminism”要求的已经不是传统的女性权益。因此，二十世纪初之前的feminism可以成为女权主义，之后则可称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是女性主义的先驱。（朱刚：336）

2.父权时代的妇女处境

在旧石器时代，男女皆以采集植物和狩猎为生。由于女性十分珍贵及在生育中所承担的角色，且由于男性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性自尊，妇女地位较高，崇拜“母神”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从大量出土的石器时代的女性小雕像可见一斑。虽然纯粹的“母权制”在那一时期是否存在尚有不少争议，但可以肯定，女性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这可找到大量的考古学的证据、生物学的证据、心理学的证据、人类学的证据以及用希腊语、罗马字及希伯来语等记载的诗歌、神话等“书写的证据”。到公元前五千年至前三千年，由于频繁的战争、金属及交通工具的运用，男人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由于人口增多、粮食积累、劳动分工及畜牧业的出现而导致奴隶制的发展，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衰落，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与控制的父权社会逐渐形成。（林树明：7-8）

父权制社会的发展摧毁了女性不可复得的伊甸园，并将女性压入社会的底层。在父系社会看似秩序严明的“合法性”社会运行机制中，女性被置于社会配角的地位，并通过对女性的贬抑（女人祸水说、淫乱败国说等）和规范（禁忌、礼仪乃至人身变形如束胸缠脚），从而彻底赢得这场“性别之战”（克里斯蒂娃）。女性作为人类对立的另一元，在物种上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然而在文化语境中却只能作为“先前文明的残片”，作为男性与女性对立的历史败北者和现实异己者，被置入父权制社会的边缘地带。进而通过制定一整套礼法、伦理防范网络，让女性来成全男性壮伟强劲的虚荣，借此平息强大父权社会中男性普遍存在的阉割焦虑（弗洛伊德）。（王岳川：372-373）

3.十九世纪之前的女权主义

评论家在公元五世纪的雅典文学中发现有与男性社会相抗争的女主角。欧洲女权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四、十五世纪之交，当时法国女诗人克里斯汀德比桑（Christine de Pisan）做长诗，批评男性没有按照宫廷礼仪和基督教精神来对待女性，并且分析了敌视女性（misogynist）传统中的种种谬见。十六世纪女权主义的代表要算著名的荷兰学者埃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他认为女性在一些方面和男性具有同样的才能，主张不应当在教育、道德上设立性别双重标准。十七世纪的法国社会蔑视女性成为风气，剧作家莫里哀（Moliere）的喜剧一再讥讽轻薄肤浅故作男人态的女性人物。墨西哥女诗人克鲁斯（Sor Juana lnes de la Cruz）批评当时的教育体制扼杀女子的聪明才智。西班牙首位女作家玛利亚德萨亚斯伊索托马约尔（Maria de Zayas y Sotomayor）写《情爱示范集》，要求男性进行社会改革，指导女性更好地生存。

相比之下，女权主义的发展更加集中在英语国家。美国当代女性批评家吉尔波特和姑芭（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辑出版了《诺尔顿女性文学选集》，收集有十四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女性作家的作品，并对女性主义六百年的发展做了历史回顾。随着文艺复兴思想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接受人文学家莫尔（Sir Thomas More）的说法：“男女同样适合学习知识，以培养理解”。其时越来越的的贵族女性开始和父兄一样受到良好教育，很多中产阶级女性涉足商业、管理，尽管还要在她们父兄的监管之下。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活得巨大发展，封建势力不断遭到削弱。十八世纪后期的两次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动摇了男权中心的根基，是女性看到了希望，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鼓舞之下，女性决心以反抗来摆脱“束缚我们发表言论的法律”（朱刚：337-339）

4.十九世纪之后的女权主义

十九世纪是西方女性解放运动自觉兴起的世纪，也是女权主义真正开始之时。这个时期两大革命的影响逐步深入女性的思维，争取“做女人的权利”成为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理论基础。十九世纪上半叶欧美宣布终止奴隶买卖，但私下的贩奴仍然猖獗，继而导致大规模的废奴运动，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社会科学的进步也给女权主义提供了契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打破了人（主要是男人）自以为是的中心地位；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揭示了以男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血腥的一面；尼采动摇了男性上帝一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女权主义的活动主要包括：首次提出“妇女解放”；争取选举权、财产权、子女抚养权；争取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更多地进入传统男性的职业（医生、律师、记者等）；争取成立工会，保障女性劳工权益。

女权主义的最早表现可在19世纪形形色色的作家和社会批评家的言论中见到，如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姊妹、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哈里特?马蒂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乔治?亨利、刘易斯以及另外一些同时代的评论家。（王岳川：373）

5.二十世纪之后的女性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时，男性感到了威胁，他们的焦虑主要来自现代社会科技和人文思潮的发展。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对人们（确切地说男人们）长期以为绝对不变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提出了挑战，弗洛伊德对人的内心（尤其是内心的黑暗面）进行了剖视，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父系社会并不是人类固有的社会形态结构，象征父权的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还使人们对同样象征父权的科学技术产生质疑。在这种浓厚的怀疑主义氛围下，人文学者们（如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力图重新界定传统知识，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反而进一步消弱了人类认知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主导观念日渐淡薄的情势下，极端主义随之泛滥，如法西斯主义、美国的三K党等。正是在男性日衰的情况下，女权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英美在1918、1920年分别批准了女性选举法案，经过七十五年的奋斗的女性终于获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

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性主义对男权世界的认识更加客观。冷战，越战，军备竞赛；和平，裁军，学生运动，女性主义从一次次得社会动荡里汲取养分和经验，执着地追求着既定的目标。二战后，西方女性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这是女权主义多年奋斗取得的最大成绩：男女在离婚法案中享有真正平等的对待，法庭在子女归属上也不得偏袒丈夫；英美在六七十年代分别通过堕胎法，将身体所有权交还给女性；同一时期，大部分英语国家采纳了同工同酬、相等机会法，力图纠正工作待遇上的性别歧视。同时，各种女性主义组织不断出现，在美国重要的女性组织包括“全美妇女组织”（1966）和“全美黑人女性主义组织”（1973）。进入八十年代，女性主义研究或女性研究在美国主要的高等学府中已经成为常设的重要课程或研究项目。（朱刚：340-341）

6.女权运动（妇女运动）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废奴运动有关，为妇女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工作权、选举权、受教育等自由权利。到20世纪20年代，女性们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这一目标基本实现。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美国，与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政治风暴相伴而生，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异，注重社会性属的考察，分析了性属所造成的性格差异。在运动中妇女认识到性别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与教育等社会生活领域，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文化对男尊女卑的制度化，改变现状的努力应该从改变根深蒂固的文化出发。第三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注重对作为人的女性权利和发展的普遍性的考察，超越男女性属（gender）差别，注重关于女性更加重大的紧要问题和解决方法，对出现的各种女权主义理论作一个综合的考察；同时，女权主义学术发展成为有着众多流派分支的理论体系。（左金梅：2-3）

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后女性主义。有人说女性主义的立场已经过时或过于夸大，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也有人说女性主义已经过时，不是因为她们的目标已经实现，而是因为她们意识到她们不想“什么都要”；还有人说女性已经在理论上得到了绝对的平等，她们可以放下武器，享受在现实中的从属角色。就总体来说，后女性主义的思潮有三个关注点：一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一种“受害者”哲学；二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原本就不该政治化，是女性主义人为制造出来的；三是认为对于男女不平等问题不宜以对立态度提出，而应以寻求两性和谐的态度提出来。（左金梅：10-11）

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两大阵营

1.理论派别：英美派、法国派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呈现三足鼎立又遥相呼应的趋势。此三足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法国、美国及英国表现出的明显差异。应该说这三家的区分绝不是基于地域，国别差异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它们各有侧重的方法和理论。正如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一文中精辟地总结道：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实质上是心理分析式的，强调压抑；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是文本式的，强调表达。然而，它们

都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一般而言，由于英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结合了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又趋向于美国式得文本分析，故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分成两大颇具特色的学派：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谢景芝：83-84）

2.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英美派注重社会批判，强调女性本身的文化传统。她们发掘、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尝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建立一个女性文学模式，注重从实际出发，投身妇女运动，从女性的切身体验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观是英美派的主流。（林树明：43）英美派批评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女性的视角重新解读经典作品，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与文化模式；二是重新发掘女作家及其作品，赋予新的文学意义。正如肖瓦尔特在《迈向女性主义诗学》（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中所指出的两大类：“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和“女性批评”（la gynocritique）。“女性批评”方法是以妇女写作为中心，并关涉妇女亚文化群的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点所在。（罗婷：46-47）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有：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吉尔波特和姑芭（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等。

㈠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框架

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一切都是按男人的眼光和标准来决定的，根本就没有女人的立身之地。以往所谓的文学传统一律以男性为中心，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也都被父权主义意识所统治，其价值系统自然会带有大男子主义的浓郁色彩，结果拔高了男性，贬低了女性，甚至抹杀了有些女作家的地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将“女性”意识包括在内，坚决动摇和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对现存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总批判，掀起一场女权主义的文化革命。（罗婷：48）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公认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其《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第一次提出了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成为英美女性文学批评的经典作品。在论及妇女创作的困境时，伍尔夫认为除缺乏创作的物质与精神的必要条件外，女作家必须同某个“幽灵”进行搏斗，这个幽灵便是“家里的天使”。因为维多利亚的男权中心的社会规范不仅培育出了父权制家长，同时还造就了与之相适的女性——“家里的天使”。（谢景芝：87）

“莎士比亚的妹妹”：《一间自己的屋子》被评论家认为是当代英语国家里第一部重要的女性主义文献。伍尔夫在文中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妹妹，但是这位女莎士比亚的命运肯定无法和她的哥哥相比：她不会被鼓励接受教育，十几岁便会被要求出嫁，尽管她不顾父亲的软硬兼施，逃到伦敦的某个剧院，但男性根本不会允许她施展才能，结果为剧院经理诱奸，怀孕后自尽，埋尸郊外。伍尔夫借此指出，女性在心智上和男性完全平等，但是在男权的压迫下，无法培养自己的才能，即使具备才能也没有用武之地。

“屋子里的天使”：伍尔夫在以《女性的职业》为题的演说里把男性眼里的女性称之为“屋子里的天使”：“要有同情心，要温柔妩媚，会作假，善于使用女性的各种小手段。不要让其他人看出你有思想，最要紧的是，要表现得纯洁。”从伍尔夫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屋子里的天使”是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男权中心社会的价值标准虚构出来的理想女性。伍尔夫宣称“杀死（象征男权的）‘屋子里的天使’是每一位女作家职业的一个部分”。（罗婷：49）“女性的特殊体验”：伍尔夫指出，女性的思维、感受、激情等等和男性不同，但是男

性却不允许女性表达自己的体验，而且这种禁令已经成为一张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女性，女性尚没有有效的办法挣脱它。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别政治》中以强权和支配观念在当代文学中描写性行为时所发挥的作用来论证了性问题中常常被忽视了的政治内涵问题。（凯特?米利特：前言）凯特?米利特的《性别政治》可以说是女性主义走向文学研究的第一步，它标志着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端。作者将社会、文化、历史到呢个外在的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她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入手，通过解构的方式，极力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创作、阅读和批评的规范，以建立在写、读、评三大主要文学活动中考察妇女的角度以模式。米利特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确立了重读文本、重新认识性别身份对女性形象的再现的重要性。在《性别政治》一书中，米利特对D.H.劳伦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让?热内特（Jean Genet）等男性作家的思想意识做了尖锐有力的批评和分析。通过对米勒和梅勒两位男作家的小说逐字逐句的精湛分析，米利特发现，小说中很多细节都把女性给非人化了。小说中所描写的场景和过程全都是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出发的，女性人物自始至终处于被控制的地位，男性人物则是绝对的操纵者、小说中的各种性刺激和性幻想情节都旨在宣扬两个主题：“其一是男主人公的床上功夫和艳福，其二是他凌辱对方所能达到的快感。所有的描写都在抬高他的同时贬低她。”米利特分析说明，男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夸张的描写，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为正常的政治关系，让女人处于屈从、附属的地位。（谢景芝：87-88）吉尔波特和姑芭（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在《阁楼上的疯女人》是一书中，大力推崇《简爱》, 认为简是自我决定自己的命运, 反抗父权的第一人。她们指出疯女人贝莎是简的一个黑色替身, 而贝莎最后将桑菲尔德烧毁, 是简反抗罗切斯特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 也是女性毁灭男权的象征。吉尔伯特和古芭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 将阁楼上的疯女人形象解读为简潜意识中反抗父权的另外一个自我, 认为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 就是叛逆的作家本身。他们认为勃朗特笔下的贝莎其实是一个微妙复杂的文学策略,用这个隐藏在父权制表象背后的真实女性来拆穿男权叙述的诡计。（https://www.360docs.net/doc/177562860.html,/s/blog_4cc3d7100100091z.html）

吉尔波特和姑芭还指出，在天使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妖妇的形象，男人把女人理想化的对应面就是对女性的恐惧。她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会是他产生厌恶。所谓妖妇就是那些拒绝无私奉献，能独立自主的妇女，她们拒绝充当父权制早已为其安排好了的谦恭温顺的角色。

㈡建立女性主义诗学

女性主义批评家并不满足于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她们努力扩大批评的范围，拓展新的批评领域，确立女性主义批评原则，建造一座她们自己的文学宫殿，发掘被男人和社会所忽视的妇女文学传统，将批评的焦点对准女作家及其作品。

①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及作品

对女性创造力的怀疑与男权文化的交相运作，使得众多妇女文学消隐于文学园地荒僻的角落里。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任务之一便是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个文学史，发掘被埋没或受冷漠的女作家的作品，纠正男性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重铸文学批评的方法。

伍尔夫率先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并承认一个女性文学的传统存在，但它试试被迫中断，妇女文学的发展呈间歇状态。伍尔夫认为，知道19世纪以后才能清楚地看到文学创作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女性文学传统。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

她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她们自己的文学》和《姐妹的选择：美国妇女文学的传统和变化》这两本著作。肖瓦尔特认为，妇女一直有着自己的文学，女小说家既不止一个，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她们也不只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者和发言人，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的一部分，但这一传统由于菲勒斯批评的长期统治而被埋没了。她还揭示了近代妇女文学史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声称她们与所有文学亚文化群是一致的：首先是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流行模式长期模仿的阶段，即“模仿阶段”或“女子气”（Feminine）阶段，这是一个讲传统模式的艺术标准及其社会作用观内在化的阶段；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观的反叛阶段，即“反抗阶段”或“女权主义”（Feminist）阶段，提倡少数的权力和价值，包括争取自主权；最后则是自我实现阶段，即“自我发现”或“女性”（Female）阶段，从对立和附属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转而寻求自身内在的同一性。（罗婷：59-60）

②关于“双性同体诗学”与“女性美学”

关于女性与创作主要存在“双性同体诗学”与“女性美学”两种争论形式。伍尔夫从男女平等的思想出发，考察了处在父权制文化中的性别差异以及女性存在的独特性，最先提出将“双性同体”作为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格。伍尔夫认为要让女性和男性活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不仅要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建立在两性对立的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意识、思维模式和伦理价值标准，这样，男性和女性都将统一在“人”

的范畴中，这就是伍尔夫所倡导的超越性别的美学思想。

“女性美学”认为妇女创作应表现明显的女性意识，否认自己性别特征的女作家限制甚至削弱了自己的艺术。它要求妇女尝试在话语中书写女性语言，以女性经验来界定女性主义的批评文体。女性经验被视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肖瓦尔特认为，文学创作和作者的生命经验联系在一起，女性文学建立在女性经验之上，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是“靠经验幸存的孤儿”。（罗婷：74）

肖瓦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一文中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作了这样的归纳：60年代以前，妇女批评模仿男性标准，鼓吹“两性共体诗学”；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批评批判男性文化，开始了专门研究妇女作品的“妇女批评”和颂扬妇女文化的“女性美学”；70年代末期产生了后结构主义色彩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侧重从哲学、语言学和心理分析角度研究女性问题，80年代末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的性别理论。（林树明：42）

肖瓦尔特提出了一些女性批评的策略和方法，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所承认，如再《建立女性诗学》中提出的“女性批评”观（gynocriticism），即把女性作家之作和女性经验相联系，由此探索适合于女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荒野里的女性主义批评》也再次要求建立女性研究理论。批评家一般认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一直注重实践性，反对法国女性主义过于重视理论而忽视女性的现实处境。但是法国女性批评毕竟影响太大，肖瓦尔特的“理论转向”或许可以说明美国学者态度的变化，而《展现奥菲利亚：女人、疯狂及女权主义批评的责任》一文则显示出后期美国女性主义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肖瓦尔特为代表的美国女性主义把理论、文本、实际三者结合得比较紧密，在批评实践上最为实用。（朱刚：344-345）吉尔波特和姑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将写作视为男性活力和妇女试图表达独特的女性之声的一种形式，赋予女性书写以特权，验明女性语言和审美的目的。吉尔波特和姑芭考察了19世纪女作家的焦虑，强调其相似性，假定作者和文本或作者与特定的角色之间存在某种契合，认为西方女作家从奥斯丁、勃朗特到伍尔夫及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作品，在主题、意象及象征上都呈现了某种一致性。那些女性角色所呈现的“疯狂”并不是偶然的，是女作

家深层心理的隐喻性表露，是反对父权制的一种形式，通过它，真正的女性之声得以表达。《阁楼上的疯女人》表明了一名19世纪的女作家在父权制社会运用女性的语言站在妇女的立场怎样写作。（谢景芝：72）

3.法国学派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它关注文学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本体，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助拉康和德里达的理论，注重话语和文本的研究。

女性主义的法国学派受解构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影响很大，因而她们的理论带有明显的解构痕迹。这一派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权中心话语必须解构，因为长期以来父权制度在确立男权中心时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在力比多极致的象征投射中放逐了女性。女性在父权制中总是处于被符号、形象和意义所代表和界定的地位，并在争取存在意义的二元对立斗争中处于劣势。男性中心话语的象征秩序是父亲形象。父亲形象使一切女性只能在这个超越的神圣性面前，确立自己“从父”的女儿的精神性别身份。这一精神性别身份的限定性以及象征之父的权威性，使女性话语与指导意识形态话语胶着在紧张的冲突状态。法国女性主义认为，只有中断象征秩序，叛离父亲形象，才能打破壁垒森严的男性父子同盟，产生具有女性历史性性别意识的革命。（王岳川：377）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有：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露丝?伊利格瑞（Lucy Irigaray）、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

㈠法国女性主义的先行者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之一”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以其《第二性》，震撼了欧美乃至世界 ,并确立了她在西方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先驱者地位。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此书被誉为 "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 "，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 "圣经 "。她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第二性》实可堪称为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她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波伏娃指出，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男性亦然。这是她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她在书中提出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时，女人自觉是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还是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度是男人重新获取权力，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她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度。（百度百科）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声称：“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妇女之所以成为从属的性别，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有意培养和剥夺的结果。在男性中心的社会，妇女往往被看成是“被阉割了的男性”和“男性生殖器崇拜者”。“菲勒斯（Phallus）作为君临一切的化身，把女性贬抑为一个他者”。（谢景芝：89）

㈡对男性话语的批判

英美派和法国派都有对男性话语的批判和对女性语言的研究,但它们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英美女性主义语言学中，语言是索绪尔所认为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的独立系统和稳固的媒介，而这一点正是法国女性主义者所反对的。无论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记号学”（semiotics），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还是露丝?伊利格瑞的“女人腔”（parler femme），都否定了语言本身的稳固性。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命名、标志和交流的场所。她们的注意对象由语言系统转向了说话的主体，因为在她们看来，语言是建构主体的情境。

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反对意义“是在二元对立中产生的”这种说法。德里达认为，语言不像传统结构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稳定不变、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能指与所指对称单位的结构，它像一个无限延展的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但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东西的牵制和影响。德里达创造了一个新术语“differance”，译为“延异”或“分延”，以此说明意义都是从它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的，这就成了解构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有力武器。德里达的这种对语言中的意义的全新认识，启发并影响着法国女性主义者对于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的态度。

拉康把语言看成是无意识的情境，把心理分析看成是语言阐释，认为对于无意识，要像解读寓言一样来阐释，而探索无意识的结构，则有助于结识主体。拉康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有两个阶段：“想象”（the imaginary）与“象征秩序”（the symbolic order）。在第一阶段中，儿童与母体相连，无区别、空缺或无意识，只有身份和存在。第二阶段中儿童与母体分离，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进入了父权秩序，从而在下意识中形成对母体欲望的压抑。象征秩序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中父权制的性别和社会文化秩序，它由围绕着男性生殖器官的菲勒斯（phallus）构成，受父亲的法律（the law of father）的支配。拉康的这些从语言出发的后心理分析理论启发了法国女性主义者。回到前俄狄浦斯的想象界来抗拒象征秩序对女性的压抑，在语言中建构主体，都是法国女性主义者常用的策略。

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代表一种权力，叙事结构和阐释话语是父权制的产物，父权制语言反映一个二元逻辑体系。批判父权制就必须批判父权制的语言。（罗婷：79-81）

㈢女性语言（parler-femme）、女性写作和符号学理论（the semiotic）

露丝?伊利格瑞（Lucy Irigaray）是心理学家，获哲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师从法国著名心理学家拉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对她也很有影响。伊利格瑞关注的中心是西方形而上传统如何建构“女人”。她认为，西方的主导话语对女性的态度十分虚伪：一方面把女性当成负面因素，作为自己的反面；一方面又竭力抹去女性和男性的差异，以男性来代表女性，使之完全失去自己的身份。为了揭示被男性权势所掩盖的女性特征，伊利格瑞十分注重“女性语言”（parler-femme），即由女性身体所传达出的女性特征。西方哲学传统里，总是赞美以阳具为代表的男性，女性则依其性特征被定义成“缺乏”、“不存在”，她的肉体存在只是为了显示男性的在场。伊利格瑞指出，为了证明女性的存在，就必须使用完全不同的话语来定义女性特征。她认为，和男性专注于一点不同，女性的特征就是“发散”：不仅她在性生理上如此，在思维上也是发散式，说出的话充满差异，意义的表达更加微妙，因此男性认为女性逻辑混乱，词不达意，把这些看成是女性的弱点，殊不知女性的天性就是多元性、复数性，反对二元对立，喜欢处在边缘地带。（朱刚：346-347）

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是法国的另一位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她的名著是《美杜莎的笑》。在书中，西苏首次提出了“女性写作”这一主题。她呼吁：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驱离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女性不可能

期望从男性邪恶变形的笔底生产的“真理”中寻找自己的本质，女性必须写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当她的解放之时到来时，写作将使她实现她历史上必不可少的决裂与变革。（王岳川：379）

西苏倾向于本质论（essentialism），即专注于寻找女性独有的性特征，以此区别于男性。西苏承认追求女性的本质会陷入男性形而上传统的二元对立，但申辩道当今女性有必要知道自己的特征，并且利用这个特征反击男权的压迫。为了和二元论有所区别，她用德里达的差异论重新界定了女性的“性区别”：这个差异不是女性主义通常所说的男性对女性的谬见（对立面、否定、缺乏），也不是某些激进女性主义主张的和阳性格格不入的纯粹阴性的外部表现，而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差异，即解构意义上的“延异的女性”。这里，女性被定义为男性传统的“他者”，身处几千年男性所精心构制的思维结构的边缘，其象征就是多元、复数、发散，随时从事着颠覆男性中心的活动。她从女性的生理结构、思维特点、表达方式为例，说明女性性快感的他者性、包容性、政治性。也就是说，西苏的女性不是简单的否定男性，而是男性他者的扩展，延伸，其作用是打开男性的封闭结构，从内部消解男权主义。（朱刚：348-349）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是八十年代法国女性主义重要的批评家。她是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关注写作主体的政治含义，批评所谓连贯不变的语言系统，力图打破象征父权的“象征秩序”，手法就是依赖她所谓的“符号态”（the semiotic）。“符号态”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心理作用过程相关。在这个时期，婴儿与母亲是尚未分割的一个“关联体”，主导婴儿心理驱动力的是来自与口腔及肛门有关的基本冲动，即最早的力比多驱动（libidinal drive）。所有这些不断流动的冲动都被包容在所谓的“科拉”（chora,意指“母性空间”）中。Chora 一词来自柏拉图，它在古希腊文中原意指封闭的空间、子宫。“科拉”的割裂关系到主体的语言获得，而这个过程也是从前俄狄浦斯的符号阶段过渡到象征阶段的一个关键。透过俄狄浦斯时期的阉割恐惧，“科拉”的割裂得以完成。婴儿进入象征秩序后，源于“科拉”的符号态即被压抑，被与父权制社会秩序、律法相连的代表象征态的语言所压制。进入象征秩序后，符号态虽被压抑，但仍旧存在。在从符号态过渡到象征态的过程中，男婴、女婴都必须面对认同父亲或母亲的抉择，因此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有机会选择“阴性特质”或“阳性特质”。克里斯蒂娃对女性的论述自觉地与本质主义划清界限，对她而言，“女人特质不是天生的本质，而是选择的结果。”（谢景芝：221-223）

㈣局限

法国女性主义者忽视文学的社会历史语境，还需要在女权运动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建立一种将语言、主体、社会组织和权力联合起来的独特的文学批评模式。

三．其它女性主义批评模式

1.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㈠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压迫根源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妇女遭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具体来

说，首先，基于经济关系而产生的财产私有制、阶级压迫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其次，对应于人类历史上长久存在的农业文明时代，因妇女体力相对弱小，故在生理机能上也导致妇女的先在劣势。

关于妇女生产，尽管恩格斯在妇女理论经典文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开头就提出物质资料生产、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的观点，并且指出历史上所存在的一夫一妻制下，女人处于“男人淫欲的奴隶”、“生孩子的简单工具”的生产状况，但从该文献全篇和马克思主义一贯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们更看重物质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在妇女理论上依然。

对于妇女解放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其二，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有效规避妇女体力相对弱小的生理先在劣势，故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唯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妇女解放才可能真正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妇女解放的根本前提是消灭私有制，于是，发动资产阶级妇女、联合一切力量、诉诸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使人彻底和自觉地回归为社会的人、回归人性”的共产主义，是其关于妇女解放的标准途径。（罗婷：99-102）

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脱胎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土壤。代表人物有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盖尔?卢宾、凯琳?萨克斯、查尼?盖泰尔（Charnie Guettel）、凯特?米利特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马克思妇女理论进行了突出的修正，甚至明显的反叛。

关于妇女的压迫根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援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承认经济因素对妇女的压迫，强调私有制、阶级的原因，但在探寻具体原因的过程中，除注重一般生产等经济因素外，尚需格外重视妇女的家务劳动等私人劳动的经济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阵营内不少人士却认为，在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易于滑向经济主义的极端。在他们看来，妇女受压迫根源的因素众多，当综合视之。除经济因素外，在朱丽叶?米切尔等人看来，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是意识形态通过家庭的社会化建构出的。妇女被压制的根源当从“四大结构”——生产、生育、性、儿童的社会化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缺一不可。而以这四个方面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则把妇女界定为情人、妻子、母亲而非劳动者，它对妇女地位、作用、需求的束缚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妇女生产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看来，物质资料的生产于社会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女人跟无产阶级男性一样，“活儿永远干不完”，但于女性这类特殊的群体而言，劳动力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更为重要。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看来，繁衍后代、抚养儿童、家务付出等生产行为即承载着妇女的独特经验、基本价值、内在情思，芜杂的工作内容恰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一样带给妇女破碎、零星、迷离的经验感受，而来自社会、尤其是男人们的批判眼光左右着妇女自我形象的建构，在男性们的霸权窥视下，女性被沦为“次等客体”式的“他者”，离完整的人性状态甚远。

关于妇女解放途径，与马克思主义重视消灭私有制明显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十分关注男女的性别分工、性别差异以及种族差异。他们认为，女性主义不主张消灭性别差异，只是希望消除因性别差异带来的不等等后果；即使共产主义社会，消灭的也只是阶级而非基于个性的性别差异，消灭家庭也不一定意味着妇女解放。故而研究基于性别差异的妇女解放途径更为科学和重要。（谢景芝：96-102）

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

①侧重社会性，忽视文学性

②突出强调女性群体的社会属性而不太重视女性个体的心理因素。

③认识不太统一，观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矛盾。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现实性与思想性、实践性与理论性存在相当内蕴张力的文学批评理论，而这种内蕴张力又使得它显得驳杂、迷离，容易招来其他流派的攻击。

2.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进程，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风靡西方，彻底改写了西方学术思想的格局。许多具有深厚的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理论素养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运用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领域——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psychoanalytic feminism）

㈠理论渊源

①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讨论了性和社会性别的关系。他指出，儿童远非对性没兴趣，他们其实从事所有的性行为。就婴儿而言，他或她的全身都是性活动区域。弗洛伊德将儿童性心理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口唇期，婴儿从吸吮母亲乳房或者自己的拇指得到快感。肛门期，两岁左右快感区移到了肛门。从粪便的排泄之中得到施虐或受虐的快感。阳物崇拜期（the phallic phase），两岁半到六岁之间，这一时期是俄狄浦斯情节产生的时期，孩童只有克服了俄狄浦斯情节，才能发展社会所认可的性别认同。男孩和女孩在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男孩俄狄浦斯情结的化解过程也是一个对父亲权威的内化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表征了男孩进入父权制度以及厌女心态（misogyny）的开始。阉割情结对女人的作用相当不同，她认识到自己阉割的事实，而这个事实也让她认识到男人的优越与她自己的劣势。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灵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the id）、自我（the ego）和超我（the super ego），以解释性心理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本我”建立在“享乐原则”之上，寻求本能的需要；“自我”依循的是“现实原则”，将本能提升到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自我”的一部分在意识层面，另一部分在无意识层面，它是心灵可以作为理性分析之处。“超我”依循的是“道德原则”，它内化社会的权威结构，那些代表了社会秩序利益的一切。在解决俄狄浦斯情结过程中，“超我”就是男孩将父亲的价值观念内在化，那是父权制社会的道德。男孩成功地解决了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发展出特别强有力的“超我”。在放弃对母亲爱恋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听从父亲的权威，让“本我”暂时从属于他的“超我”。由于女孩的阉割恐惧不像男孩那样可以发挥正面的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因此女孩欠缺动机，仅能形成微弱的超我。（谢景芝：192-195）

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看来，弗洛伊德的观点是一种生物决定论，对女性心理界定的核心就是“阳物妒忌”。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女孩发现自己身上缺少男孩身上所长的东西，便产生了被阉割的感觉。由此，导致她消极、受虐和自恋的倾向，女性的谦逊和嫉妒因而都与她的“阳物妒忌”有关。

②拉康

拉康的对精神分析的主要贡献是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改造

并丰富弗氏学说，比如将无意识说成是语言的构成。他把无意识与语言看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外，在拉康学说中，最负盛名的是“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小孩在六个月至一岁的时候，当大人抱着孩子站在镜子前时，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他会在镜子中认出自己，不想动物那样毫无反应或只是产生一种惶恐，或者把镜子中的映像当成别的动物。小孩会把镜子中的映像跟自己联系起来，进而确认自己。这时，他会产生一种异常的兴奋，用表情或动作表示自己的感情和情绪，这个阶段是主体与本人认同归一的过程。在此之前，自我与母体是同一的，是在想象或幻想中与本人达到同一，直到镜像阶段，主体才正式确立了自己，从意识上形成自我。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主体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婴儿不分自我与其他，这一阶段被拉康称作“想象级”的存在阶段。第二阶段是“镜像阶段”，婴儿在此阶段仍处于这种“想象级”的存在阶段，但已开始将某一整体投进镜子中破碎的自我意象，制造成一个“自我”。最后一个阶段是婴儿进入语言的阶段。婴儿一旦进入语言的阶段，便确定其在象征秩序的主体位置。拉康在这三个阶段中划分出了“想象秩序”和“象征秩序”。拉康学说中的“象征秩序”体现的就是父系社会中父权的、社会的和性的秩序，它以“菲勒斯”为中心，由父亲所体现的法律来统治。（罗婷：119-120）

㈡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①伊利格瑞和西苏的“女性写作”

拉康认为男性和女性只存在于语言中，这个性别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划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可以采取与自己性别相对立的立场，成为自己性别的对立面。伊利格瑞借用拉康这一思想，提出了“女性语言”（parler-femme）的概念，并把它作为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以及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尝试。伊利格瑞强调女性的语言和欲望，认为女性的语言不只是压抑，而是比它更深的压迫，因此她呼吁建构一种不同于“菲勒斯中心”的语言秩序的语法或文法，提倡妇女以不同的方式讲话，倡导一种不但不排斥女性差异反而张扬它的“妇女写作”

针对弗洛伊德学说中关于女人的身体是残缺不全的被阉割的理论，西苏则提出了“完整的身体”理论，认为大多数男人是片面的，单一而僵化的，其身体是以“菲勒斯”为中心的集中化的身体，受头或“菲勒斯”的统治，这种“身体”只关心身体或生活的衣服分，比如只关注金钱、权力、名誉等跟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东西，而妇女则不然，她们的身体是完整的。“我的身体”既是他者的客体，也是我本人的主体。西苏大声呼吁：妇女应从传统的观念中走出来，必须拥有整个身体，用整个身体说话！

拉康指出主体是在语言中建构的。在西苏看来，写作也是女性可以抵抗和颠覆男性“菲勒斯中心”的语言秩序的一个领域，她认为女人应该用自己的“躯体”来写作，凸显女性力比多及（欲望）及无意识。对“菲勒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落实到文本上就是进行妇女创作。西苏强调写作必须要通过“身体写作”，其目的在于：第一，解除女性压抑，释放女性潜能，“必须让人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第二，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和历史，确立妇女自己的地位。

②西苏的“双性同体”

“双性同体”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柏拉图提出来的，但它作为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和人格理想，最早由伍尔夫提出来。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又被西苏注入了新的血液，“双性同体”的意义又得到了重新挖掘和诠释。与传统的“双性同体”不同，传统的双性同体观已被阉割恐惧的象征所扭曲，抹杀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是为了迎合“他者”的恐惧而建构的。而西苏

的“双性同体”中两性是多元的，复杂而多变，事实上它既不排斥另一性别也不排除差异，而且还要凸显差异。西苏还认为，并非所有的男女都有“双性性”，只有女人具备双性特征，而大多数男人则始终固守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单一性，只有极少数男性才有“两性”，妇女则不同，比男人更容易“两性共体”。她们天性能容纳差异，因此她们的写作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吞没和消解“菲勒斯中心主义”。

㈢批评的批评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探讨已远远超出了性和欲望的范围，超越了人被生物决定的命运，而主要从心理、语言和文化的语境中予以解释。但是也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和修正。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强调身体写作，对女性欲望毫无顾忌的抒写，对性爱场面的大胆描写，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些批评者认为身体经验、性经验毕竟不是女性自我的全部，仅从女性的躯体上追寻自我难免从另一个方向掉进了男权陷进，陷入女性自我的迷失；还有一些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学说的“阳物崇拜”发起猛烈抨击，进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做了彻底的否定，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又常常无法跳出精神分析学的框架，比如，有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反驳“阳物崇拜”的同时，提出了“子宫崇拜”的说法，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精神分析学的一种变体。（罗婷：113-129）

3.黑人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运动中产生了关于女性所受压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论。女性虽然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受压迫的，但是她们所受压迫的形式是不同的。在女性群体内部，大家的处境和地位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人们所受的压迫除了性别上的，还有阶级的压迫、种族的压迫、民族的压迫以及不同性倾向之间的压迫，例如，异性恋对于同性恋的压迫。强调这些差别的人批评否定这些差别的人，认为女性运动不应当把自己建立在一个关于女性受压迫的虚假的普遍性假设之上。黑人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

黑人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不满于只关心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女性主义，提出以黑人妇女为出发点的理论设想和审美观点。黑人女性主义者特别关注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的交错，力图表达性别压迫和种族压迫之间的关系和肯定黑人女性明确的合理身份，他们关心的基本问题是非洲黑人女性的历史和经历以及她们的经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1979年美国的自称为“卡巴希河团体”（Ca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黑人女性组织发表了一篇题为《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声明》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直被视为黑人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它指出：黑人女性的生活结构是多层次的，其所受的压迫不仅建立在种族和性别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阶级、年龄和性倾向的基础上。胡德（Elizabeth Hood）在其《黑人女性、白人女性：不同的解放道路》一文中，探讨了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左手压迫的异同，反响也比较强烈。1933年，沃克（Alice Walker）提出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她赞同女性，但也关心男性，致力于解放所有人，反对白人至上和分离主义。于是，种族主义女性主义（亦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种族女性主义者要求消灭所有的压迫制度，她们认为，种族歧视比性别歧视更为严重，因此，如果不将反对性别歧视和反对种族歧视结合起来，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必将难以统一，而且会长期地处于分裂状态。（左金梅：47-48）

4.生态女权主义

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就是将生态学与女权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一思想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关于生态女权主义有这样两种提法：女权主义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eminism）和生态学的女权主义（the feminism of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是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求一种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并且认为一个生态学家必定会成为女性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宣扬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消除无视自然和女性权利的言行，废止自然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它批评男权的文化价值观，赞美女性本质，但并不完全是本质主义的；它反对那些能够导致剥削、统治、攻击性的价值观。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男性中心的知识框架，目标是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左金梅：111）

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的基本论断是，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了对于自然的压迫。生态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认为如果没有解放自然的斗争，任何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赵一凡：475）

5.后殖民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理论和学术思潮。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根据这些后殖民主义者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对的是，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文化传统则被排斥到了边缘地带，成为相对于西方的“他者”。因此，后殖民主义呼吁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及其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从而对殖民地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进行改写，从根本上消解和打破西方文化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确立自我文化“身份”，展示第三世界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及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女性主义批评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80年代经历三次浪潮后，日益显现出它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女性作为一个群体长期处于男性主流文化的边缘，即使在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改变的情况下，这种“主体”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的惯性依然很顽固地存在，作为弱势群体声音的女性主义批评就是要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审视、颠覆文化传统，以对过去的那种“主体”与“他者”进行改写，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肯定妇女经验的正确性。由此看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共同目标是重新改写传统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一样，不同意把妇女受压迫状况仅仅归结为是父权压迫，她们认为，国际上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加重了第三世界妇女的艰难处境，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必须和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左金梅：149-150）

6.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怪异”理论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反对异性恋霸权，即那种以为只有异性恋才属正常范畴的偏见，提出“多元”口号，作为对“变态”指责的回应。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主义是一切压迫的根源，猛烈抨击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攻击性性行为，她们还认为，母性是女性的优点，而不是女性的弱点。在文学领域，她们提倡一种“肉体的”写作理论，探索性特征与文本特征之间的关系，反对以男性生殖器为中心的写作神话。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在近年来发展为“怪

异”理论研究。“怪异”理论（queer theory），也译为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它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在文学批评领域来讲，它包括对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社会性别（social gender）和性欲（sexuality）规范不符的人和行为的研究与批评。基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传统结构主义所提倡的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解构，“怪异”理论主张消除异性恋和同性恋（heterosexual/homosexual）、男性和女性（male/female）以及所谓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feminine/masculine）的传统定义上的性身份的二项对立，批判传统异性恋理论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强调在种族的历史背景下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不稳定性，男女两性界限的模糊以及异装（cross-dressing）和易性等超性别的重要性，从而使被边缘化地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等曾被称为“怪异”的人们团结起来，摆脱性欲、性别身份认同。（左金梅：185）

7.赛博女权主义

20世纪后期，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个人电脑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同时也在时刻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女性主义者抓住网络化契机，充分认识到电脑与网络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深入探讨技术（机器、网络空间）与人尤其是女性的关系，形成了赛博（网络）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大潮。网络女性主义者受益于美国哈拉维提出的“电子人”（Cyborg）理论，主张利用网络与人机共生来掀起一场现实男权世界的革命，把网络空间的女性本质复制到现实中来。澳大利亚的“维纳斯母体”（VNS Matrix）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发布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络女性主义宣言，英国的莎蒂?布朗特则认为技术在本质上说是女性的，不久她们形成了自己的协会“老男孩网络”（Old Boys Network）和只允许女性参与的“面孔”（FACES）邮件社区，并于1997年在德国的卡塞尔组织了第一届国际网络女性主义大会，会议的一大成果就是用100个否定句来界定网络女性主义。从本质上说，网络女性主义根源于法国的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和后结构主义，借鉴哈拉维“电子人”理论，把女性与电脑与网络的密切关系提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并试图用网络空间的虚拟现实来颠覆现实的男权社会。（左金梅：206）

8.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㈠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缘起

后现代思潮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胎之中并在二战后与母胎撕裂。以“饭宏大叙事、反权威、反文化、反基础、去中心”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后工业时代的主流思潮，已迅速渗透到哲学、历史、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以来对颠覆父权制，结构男女二元对立矢志不渝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迅速对挖空心思地破坏逻各斯中心主义、寻找裂缝、瓦解结构、误读文本、放逐历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浓厚的兴趣，并顺乎自然地与之携手共进。到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话语，并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后现代思潮中汲取养分，大力借鉴了其颠覆与反叛的时代精神。在这当中，法国利奥塔（J. Lyotard）对后现代社会状态的基本描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怀疑主义哲学和权力-话语学说，拉康的新精神分析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赛义德与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解构现存的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以及价值定式的趋向，这一趋

向和反叛父权统治，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精神价值完全吻合。（罗婷：151-152）

㈡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点

①否定所有宏大叙事

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指出，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下一个定义，“后现代”就是对一切元叙述的怀疑。这样，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反对宏大叙述的后现代主义实质上否定了建立任何宏观社会理论的可能性。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大型文学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在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者的眼中，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文学为标准的，都是由父权制派生出来的，完全忽视了女性文学的存在，女性主义文学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大型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同时也认为，以往的女性主义文学所建构的理论同样也是利奥塔所批评的元叙述，都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欲消解的宏大叙述。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阵营中以Denis Riley, Judith Butler, Donna Haraway 为代表的构成论者（constructionists）一直不遗余力地以解构元叙事为主旨。他们认为，传统女性主义文学的“两性平等”理论试图说清楚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性压迫的发展过程，掉进了父权元叙述的陷阱。

②否定二元对立、强调多元方法论。

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是指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的以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为前提的主观和客观、能动与被动等绝对对立的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摆脱传统的二元论的诱惑，完成二元论到多元论的真正转变。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二元论是男性中心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其图式包括理性与情感、勇敢与被动、强壮与柔弱、公共与私人等一系列划分，这无疑将男性置于等级中的优等地位，而置女性于卑贱地位。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是用批判的眼观审视男性主导的二元对立。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倡导多元思维方式，将差异性和多元性看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丰富性和生命力的标志，认为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研究的女性的共同经验实质上就是指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妇女的经验，没有黑人女性、蓝领女性和女同性恋者的声音，因而应受到质疑，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开始关注其多元性，并试图将这种多元性整合进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主流。

③反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认为，每一事物都有其内在的、固定的、普遍的本质，而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与人性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反本质主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这一点上，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又走在前言，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西苏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都明显带有反本质主义倾向，即不再确定“女人是什么”，不再寻求男女在权利和权力上的平等，而只是强调男女之间的性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认为，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释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以及压迫的发展过程中同样犯了本质主义的毛病，掉进了男权单线型思维的陷阱。所以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否定本质的、固定的或普遍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试图寻找一种多样性。

④话语的狂热

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福柯提出了权力-话语学说，其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故而可笼统称之为“话语理论”。福柯认为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规则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从而建构起基本概念，形成理论构架。后现代主义者对话语的狂热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叫嚣“语言之外一切都不存在”。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努力建造女性写作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力求根治女性失语症，她们既要颠覆男性写作方式，又要创造自己的话语系统，肖瓦尔特甚至认为女性书写是一种以女性话语所进行的实践，它消弱了西方叙述传统中的语言、句法和形而上学的传统规范。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话语都是非线性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文本，它们强调写作与女性躯体、分娩、愉悦相联系，要求作家使用双关、隐语、省略或跳跃式语言，打破常规的句法结构、语义学甚至逻各斯的笛卡尔逻辑，在开放的文本中寻找欢乐。（罗婷：153-158）

㈢总结

作为与当代诸多文学思潮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文学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发生“后现代转向”的产物。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援用后现代主义的诸多传统，如对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结构的反叛，对多元性、异质性、边缘性的强调，反对宏大叙事等等。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鲜明的政治实践指向与严肃的人本主义立场，又使其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盲目消解产生激烈的冲突，故而，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使自己陷入了沼泽地。总体看来，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们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应该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社会批评力量的完美结合，形成一套非哲学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既能从性别立场对历史文化与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达成有力的判断，又能强大到足以对性别内部的差异性加以分析和覆盖。（罗婷：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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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