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学
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体系
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体系一、国立大学（31所）校名所在地校名所在地中央大学南京重庆大学重庆政治大学南京四川大学成都北京大学北平南开大学天津清华大学北平北洋大学天津中山大学广州山东大学青岛西北大学西安河南大学开封交通大学上海山西大学太原同济大学上海兰州大学兰州暨南大学上海厦门大学厦门复旦大学上海广西大学桂林浙江大学杭州贵州大学贵阳英士大学金华云南大学昆明安徽大学安庆东北大学沈阳中正大学南昌长春大学长春湖南大学长沙台湾大学台北武汉大学武昌二、私立大学（25所）校名地址校名地址金陵大学南京震旦大学上海燕京大学北平圣约翰大学上海成华大学成都华西协会大学成都广州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广州北平辅仁大学北平武昌中华大学武昌中法大学北平武昌华中大学武昌中国大学北平民国大学湖南广州大学广州华西协会大学成都岭南大学广州成华大学成都广东国民大学广州齐鲁大学济南东吴大学上海福建协和大学福州沪江大学上海东北中正大学沈阳光华大学上海江南大学无锡大夏大学上海珠海大学广州大同大学上海三、国立独立学院（23所）校名地址校名地址北平师范学院北平中正医学院南昌国立师范学院衡山（湖南）湘雅医学院长沙湖北师范学院江陵（湖北）贵阳医学院贵阳南宁师范学院南宁沈阳医学院沈阳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兽医学院兰州昆明师范学院昆明成都理学院成都西北师范学院昆明唐山工学院唐山长白师范学院兰州西北工学院西安女子师范学院重庆西北农学院武功（陕西）社会教育学院苏州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北平上海医学院上海上海商学院上海江苏医学院镇江四、省立独立学院（24所）校名地址校名地址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徐州福建省立农学院福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无锡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广州安徽省立安徽学院芜湖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广州湖北省立医学院武昌广西省立医学院桂林湖北省立农学院武昌广西省立西江文理学院南宁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重庆新疆省立新疆学院迪化湖南省立克强学院衡阳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台北河北省立农学院保定台湾省立农学院台北河北省立工学院天津台湾省立工学院台北河北省立医学院保定山东省立农学院济南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天津浙江省立医药学院杭州福建省立医学院福州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济南五、私立独立学院（32所）校名地址校名地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福建学院福州建国法商学院南京乡村建设学院重庆求精商业学院重庆铭贤学院成都朝阳学院北平天津工商学院天津东北文法学院北平天津达仁商学院天津北平协和医学院北平焦作工学院焦作广东光华医学院广州南华学院汕头上海法政学院上海辽宁医学院锦州上海法学院上海华侨工商学院香港诚明文学院上海湘辉文法学院四川北碚同德医学院上海中国纺织工学院上海东南医学院上海辅成法学院四川万县新中国法商学院上海川北农学院四川三台南通学院南通中华文法学院广州之江文理学院杭州正阳法学院四川巴县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闽侯广州法学院广州六、国立专科学校（20所）校名地址校名地址国立音乐院南京边疆学校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南京中央工业专科学校重庆药学专科学校南京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四川乐山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南京自贡工业专科学校四川自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兰州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西昌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康定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海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武昌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福州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天津海疆学校福建晋江辽海商船专科学校辽宁葫芦岛七、省立专科学校（32所）校名地址校名地址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科学校苏州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西安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常州浒墅关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西安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北平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西安江西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南昌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福州江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南昌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桂林江西省立兽医专科学校南昌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州江西省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南昌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广东高要江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南昌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广州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长沙广东省立海事专科学校广州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成都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昆明四川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成都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上海四川省立会计专科学校成都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上海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天津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上海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济南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上海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太原河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河南开封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江西景德镇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安徽淮南八、私立专科学校（23所）校名地址校名地址重辉商业专科学校南京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武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知行农业专科学校陕西户县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信江农业专科学校江西上饶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上海汉华农业专科学校重庆上海牙医专科学校上海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上海西南商业专科学校桂林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上海西北药学专科学校西安南方商业专科学校广州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无锡上海纺织专科学校上海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苏州光夏商业专科学校上海江苏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江苏丹阳海南农业专科学校琼州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武昌。
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次愤而辞职， 次日在《晨报》上刊发声明：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 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 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 61岁最后卸任，共在任十年，但 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五年，期间 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有人 曾做过统计，说蔡元培一生辞职 了24次。
国立大学 5、武汉大学 1893年国立 自强学堂——国立武汉大 学 6、北洋大学 1895年国立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 大学 7、交通大学 1896年国立 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 学 8、浙江大学 1897年国立 求是书院—浙江大学 9、北京大学 1898年国立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 10、清华大学 1911年国立 清华学堂—清华大学
这一阶段大学的问题
1、院校设置过与地理布局问题 1917 年颁布的《修正大学令》允许单设一科 者称某科大学，1922 年的壬戌学制重申这一 规定，于是新的大学纷纷设立，并引起专门 学校的升格运动，“一时大学之发达有如经济 兴旺时期之股份公司”
以1931 年为例，全国共计专科以上学校103 所，北 部平、津、冀、晋、鲁各省市共计32 所，东部京、 沪、苏、浙、赣、豫、湘共计11 所，东南、西南地 区共计15 所，广大的西北、东北地区仅4 所，而热 河、绥远、陕西等10 个省竟无一所专科以上学校。 面积远远小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北部、中部和东部 共达84 所，占全部专科以上学校的82%。这些高等 院校又主要集中在某些大城市。其中上海24所，北 京 15 所，广州8 所。仅这三座大城市就集中了全 部专科以上学校的近一半。
民国名牌大学有哪些
民国名牌大学有哪些民国时期中国不乏优秀的综合类大学，无奈52年的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现在再看看那些逝去的大学，真是不胜唏嘘。
简单的考证了一下民国各个时期的名校。
供大家缅怀-------------------------------------一、1910年代1920年代中期这些年是“一大六高”一所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六大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汉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中山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四川大学）沈阳高等师范学校（-> 东北大学）--------------------------------二、黄金十年（1927-1937）里的名校就很多了，这个时期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
1.公立大学，分国立和省立两档。
第一批国立大学很多到现在都是名校，也顺便说下校史（国立两字省去，下同）：北京大学：前身为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1938年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1946年复校。
1952年农学院独立为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医学院独立为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并回），文理学院兼并燕京大学文理学院，迁至燕京大学旧址办学。
北平师范大学：前身为1901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1908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
1912年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3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1931年7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1938年迁至西安组成西北联大。
1946年返京复校。
北平大学：本为1927年北京九校合并得来，但不久后北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分出。
1938年迁至西北组西北联大。
1946年复校时并入北京大学。
北洋大学：前身为1903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1928年后改称北洋工学院，1938年迁至西安组成西北联大，1945年复校为北洋大学，1951年后为天津大学.中央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被拆的七零八落）：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起改为东南大学，1927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
民国大学简介(民国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等)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
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7.在村头有一截巨大的雷击木，直径十几米，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已经在朝霞中掩去了莹光，变得普普通通了。
民国名牌大学有哪些民国时期中国不乏优秀的综合类大学，无奈52年的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
现在再看看那些逝去的大学，真是不胜唏嘘。
简单的考证了一下民国各个时期的名校。
供大家缅怀一、1910年代1920年代中期这些年是“一大六高”一所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六大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武汉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中山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四川大学）沈阳高等师范学校（-> 东北大学）二、黄金十年（1927-1937）里的名校就很多了，这个时期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
1.公立大学，分国立和省立两档。
第一批国立大学很多到现在都是名校，也顺便说下校史（国立两字省去，下同）：北京大学：前身为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1938年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1946年复校。
1952年农学院独立为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医学1."噢，居然有土龙肉，给我一块！"2.老人们都笑了，自巨石上起身。
而那些身材健壮如虎的成年人则是一阵笑骂，数落着自己的孩子，拎着骨棒与阔剑也快步向自家中走去。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
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民国时期的大学
参考文献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 《民国教育史》 《民国时期的教育》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 《中华民国教育史》
Hale Waihona Puke 民国时期大学的教育经费民国时期大学的学费
公立和私立学校人均学费为11.4元和112.5元 ，当时的人均年收入为420 元左右 ，可以看出当时教育质量较高的私立学校收费对于一般家庭而言 相对较高。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类型
大学——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
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和药学专门学校、农业专 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 其它专门学校（美术学校、蒙藏学校、军医学校） 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民国时期教师待遇
1927年公布《大学教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 学教员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等。
民国时期教师待遇
以法令形式规定教师的工资待遇，薪水的等级规 定和发放趋于制度化。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级别的教师工资差距 较大。 民国时期的教师工资分为月薪制和时薪制。 教师实际工资和标准工资差距较大。 民国时期的教师工资除个别少数薪资待遇较高其 总体水平较低。
民国时期（1921—1949）的大学 大学的基本概况
1927—1945年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表
民国时期的学校及在校生数量
根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所载的1927到1945 年全国高等教育情况，除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 期，学校总数是67所之外，民国时期各类大学总数 一直上升，从1927年的40多所持续上升到141所。 由于受当时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教会大学的数量 和国立大学基本相当。在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指导思 想下，当时的高等教育数量仍有稳步增长。 由于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1937年与1936年，大学 减少了7所，专科学校减少了6所，在校生减少了 10734人，减幅为1/4，但自1938年高等教育得到较 大发展。
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
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化院2009301040062 陈潇濛摘要：武汉大学的创立、成长、发展的历史，直接地反映着中国高等教育创建与成长、发展的历史。
1893年11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自强学堂，本着“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之精神，设立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个专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书院谈经论道的办学模式。
之后，国民政府为了在国内重点兴办一些大学，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
经百年风雨苍桑，辉煌是无法抹去的，虽然昔日武大的教授很多都转到其他名校，但是“一个教授成就一个系”的曾经却时常被提起。
昔日在武大求学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是社会翘楚。
这些年，武汉大学阅历履历了校长纳贿事件，老教授有病不被垂问事件等等，很多人在说武大在走滑坡路，也许是武汉这座都市在新时代的大潮中缓缓变了，但是曾经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仍然是历史上辉煌的存在。
1931年建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位于武昌街道口大学路的出发点处，面朝武珞公路，背对珞珈山，与珞珈山校园相距约一公里；该牌坊由沈中清、缪恩钊计划，仿南方牌坊式样。
为四柱三间重檐歇山式木组织，硫璃瓦顶，略施斗拱，油漆彩绘甚是别致。
怅然在之后被微风吹跨。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二十年代全国六大学区最高学府——中国早期的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武汉第二中山大学。
后来直至1928年5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决定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建立国立武汉大学。
7月24日，原武昌中大改建为国立武大。
8月，武大成立以李四光为委员长的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
1929年上任的王世杰校长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以及“规模宏大”的万人大学。
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选定风景秀丽的武昌罗家山（又名“落驾山”）为武大新校址，并在此建造新校舍。
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将罗家山改名为“珞珈山”。
1935年6月7日，国立武汉大学发布法、工两研究所的"研究生招考规则"、"研究生研究工作规则"和"研究生招生简章"。
民国时期的二十四所教会大学及其最终结局
民国时期的二十四所教会大学及其最终结局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教会大学是创办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更名为圣约翰大学）。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教会大学已具相当规模，分布华北、华南、华东、西南各地。
1919年10月，有十四所在华基督教教会大学在上海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
它们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
这十四所大学在当时已分别设有文科课程，多数设有理科或工科。
这些大学通常被称为“在华十四所”。
当时未加入教大联合会，但已开设大学课程（包括部分课程）的教会在华高等教育机构有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岳阳湖滨学堂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时已开设文科大学的全部课程。
它们通常被称为“会外五所”。
协和医学院（北京）于教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成为联合会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十四所大学有区别。
华中大学是1920年代后期由长沙雅礼大学、岳阳湖滨书院大学部、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合并重组的教会大学。
天主教教会大学三所：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
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示范与导向作用。
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这些高校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多被肢解，分散到现有的一些大学里面。
看自己的母校是否在其中，如果不在，多半就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下面我把这些教会大学简要介绍给大家。
一、上海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创建于1879年的上海，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成立圣约翰书院，是中国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
民国二十三所教会大学踪迹
民国二十三所教会大学踪迹1、燕京大学（Yanching University）燕京大学在1952年被分拆，文、理部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
其校址即今天的北京大学主校园--燕园。
2、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齐鲁大学被解体撤销，其原有各个学院分别并入专业相同的专门学院——神学院和国学研究所撤销，文理学院所属系科，划归当时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今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济南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组建山东财经学院（后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今山东经济学院与该山东财经学院无关），农业专科划归济南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保留其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学院（2000年7月22日，根据国务院调整部属院校管理体制意见，与原山东大学、山东工业大学正式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大学），校址由山医接收，今为山东大学西校区。
3、金陵女子大学（Jinling College）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改为南京师范学院（1984年改名南京师范大学）校址。
1980年代，吴贻芳推动金陵女子学院复校；1987年3月，依托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金陵女子学院。
4、金陵大学（Jinling University）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原南京大学一部组成新的南京大学，新南京大学位于金大鼓楼岗校址。
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并入新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教育系、农学院、农学院林学系、理学院电机系、化工系等系科分出，和南京大学等有关大学相关院系组建了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学院（电机系在今东南大学，化工系在今南京工业大学）等校。
电影与广播专修科迁至北京组建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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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大学智效民未分类浏览次数(2751) 2015-10-26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
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接触到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
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青岛大学的杨振声，中正大学的胡先骕。
这些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曾经被我们淡忘。
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
因此，要恢复民国教育的历史真相，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
一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
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教育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
这种理念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
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
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这才使他聪明起来。
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
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
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大潮。
与此同时，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了洋务运动的衣钵，在很长时期内甚嚣尘上。
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偏颇和弊病。
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重理轻文的观念和“批量性人才生产”的方式，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其是否合格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
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
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
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
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
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生动的体现。
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
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还可以原谅，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有意扭曲教育本质的现象比比皆是。
例如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
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
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做发财的手段。
除了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之外，大学校长还必须与官场划清界限。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事例。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另一篇说胡适多次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
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
他们不知道：第一，当年的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校长根本不是官，也没有被纳入官僚体系;第二，当年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完全不同，胡适不仅不可能拿学校的经费出国旅游，而且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还主动提出只拿车马费不拿薪水的要求。
既然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
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
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
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
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
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
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
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有良知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
二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是一个官，所以他们就只需要对学生负责而不需要对上级负责。
所谓对学生负责，最重要的问题是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
前面说过，由于学校像个工厂，这就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当年的大学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
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
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
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
他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
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
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
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
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
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同上，第146-147页)对照这两段话，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
由此可见，所谓对学生负责，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为了一技之长而沦为“一只受过训练的狗”，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这方面，学电机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做得最有效。
梅贻琦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
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
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
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
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
因此，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
(同上，第184-185页)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
(《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45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
竺可桢是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
4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校体育馆发表演讲：“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
”他还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着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同上，第334-337页)5月18日，他在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致答词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
”(同上，第351页)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
与此同时，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
9月18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
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