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几点思考
西汉重农抑商原因新探
西汉重农抑商原因新探西汉时期，中国经历了由秦朝衰败到刘邦建立汉朝的过程。
在刘邦的统治下，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农业发展并限制商业活动。
这一政策被称为“重农抑商”。
本文将就西汉重农抑商的原因进行新的探讨。
背景在秦朝统治时期，商业发展迅猛，商人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
然而，农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饥饿和贫困。
刘邦在建立汉朝后，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并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农业的发展，以抑制商业的过度发展。
经济稳定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护经济的稳定。
刘邦希望通过加强农业发展，增加农产品的产量，以保证人们的温饱。
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相对稳定，市场风险较低，使得经济更加稳定。
与农业相比，商业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市场乱象的出现可能导致经济的不稳定。
因此，刘邦希望通过限制商业的发展，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来维护经济的稳定。
社会稳定重农抑商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秦朝后期，商人的权势威胁到了统治者的政权。
他们通过积累财富来独揽权力，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和阶级矛盾的加剧。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刘邦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限制商业发展，减少商人的权势，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
优先农业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优先发展农业。
刘邦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只有农业发展才能保证人们的温饱，维持社会的稳定。
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他出台了减免农业税收的政策，鼓励农民增加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
同时，他还推行农田水利工程，改善土地的灌溉条件，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抑制商业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活动有一定的限制。
刘邦视商业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商业的发展。
首先，刘邦削减了商人的政治权力。
他取消了商人的特权地位，限制了商人参与政治的机会，以避免商人握有过大的权力。
其次，刘邦加强了对商业活动的管理和监督。
他设立了专门的商业监管机构，严格审查商人的经营行为，以打击商业中的不正当竞争和欺诈行为。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商鞅变法是该政策的首倡者，秦统一后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定为基本国策，刻在琅琊台上，从此，“重农抑商”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发展。
中国古代坚持重农抑商的原因有：第一，根本原因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决定的。
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重视和发展农业，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保证社会安定，又可为封建王朝提供稳定的土地税等财政收入。
所以，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历来重视农业，认为“农，天下之本也”。
第二，思想原因是受到传统思想文化中“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孔子曰：“义者，宜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
”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为推行重农抑商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中国古代，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重农即国家“重义”也。
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大害，抑商乃国家“轻利”也。
重农抑商之“重农”一般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为本，商为末，奖励耕作。
商鞅最早把农业定为“本业”，其他行业为“末业”，宣扬“事本”而“禁末”。
秦始皇实行“上农除末”国策，朱元璋也认为“农桑衣食之本”，应“崇本而祛末”。
第二，轻徭薄赋。
第三，采取均田、限田等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业生产。
第四，加强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从思想观念、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来“抑商”。
在思想观念上“贬商”，将商业定为“末业”，春秋四民为“士农工商”，商为末，已有“贬商”之意。
在经济上“困商”，打击商人的经济势力。
第一，实行官府专卖、专营制度，限制商人经营范围。
如齐国管仲“管山海之利”，商鞅“壹山泽”，“使商人无得粜，农无得籴”（即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此后历代王朝官府经营范围不断扩大。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重农抑商”。
这个政策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广泛实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原本以为深入人心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其实质也需要重新审视。
“重农抑商”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推崇农耕经济而限制商业发展。
这种政策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而商业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
政府调整政策来保护农民利益，包括减少商业税收、控制商品流通和加强农业生产。
这一政策背后的意图是保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增加农民的收入和财富。
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实际操作中，“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
在明代，许多地区实施了一些“重农”政策，比如减少农业税收和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这些政策被认为是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的。
同样存在一些地区实施了一些“抑商”政策，比如限制商业活动和加强商业税收。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遏制商业发展，以保护农业经济。
在明代的实际操作中，“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因地制宜。
同样，在清代，也存在一些例外。
在清代中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国家财政赤字以及外商贸易的兴起，政府开始鼓励商业和贸易。
在这一时期，国家放宽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同时也减少了商业税收和关税。
这种新的政策导致了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这表明，“重农抑商”政策在清代也存在一些变化和调整。
从最新的研究来看，“重农抑商”政策并非在明清两代得到普遍的推行。
实际上，政府更倾向于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来促进农业和保护商业。
这也符合中国历史上政策的一贯特点，即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来调整政策。
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其他政策，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指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统治者采取的一种政策，重视农业发展而压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的执行期可以追溯到汉朝到明清时期，持续了几千年之久。
近年来对“重农抑商”政策重新审视，出现了一些新的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不是绝对的压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而是一种过时的说法。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不是完全压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相反，历史上很多时期的统治者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重视和支持。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商业繁盛，丝绸、瓷器、铁器等制造业蓬勃发展，与“重农抑商”的说法并不相符。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促进商业的发展，如扩大对外贸易，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等。
这些事实说明，统治者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无视的。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全。
中国历史上的农耕社会，农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统治者之所以执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为了确保农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带来了城市化、人口流动和社会变革，这一切都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统治者需要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尽管“重农抑商”是统治者的基本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一定的灵活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改变，统治者也会相应地调整政策。
在一些贫瘠的地区，政府可能会放宽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限制，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一些富庶的地区，政府可能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以保证粮食供应和国家安全。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解需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和经济实际情况。
在对“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新的审视时，我们应该摒弃绝对化的视角，从多方面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这一政策。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重农抑商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一种重要思想，它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古代到现代，重农抑商思想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本文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分析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历史角度重农抑商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古代诸子百家中有许多思想家都对重农抑商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
儒家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思想强调“务农”、“力学”、“勤俭”，主张农耕经济，反对商业和手工业，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商业是削弱国家的力量。
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致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无法迅速发展。
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影响，重农抑商思想也对中国的社会分工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影响，使得农民地位日益尊崇，商人地位日益低下，形成了尊农贱商的社会风气。
二、现实角度在现实中，重农抑商思想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重农抑商思想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与此对于商业和工业的支持却相对不足。
这种政策导向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以农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相对较低。
社会舆论中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使得许多人对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产生了好感，而对商业和城市生活则持有排斥和怀疑态度。
这种思想影响使得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加大，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未来角度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重农抑商思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政府需要调整政策，鼓励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产出，同时支持和引导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需要加强社会教育，积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重视农业，同时也重视商业和工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迈向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重农抑商实践心得体会
一、引言自古以来，农业与商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粮食资源，商业则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
然而，在我国历史上，农业与商业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实行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政策。
本文将从个人实践角度，谈谈对重农抑商的认识和体会。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背景及原因1. 背景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是生产资料的主要形式，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因此，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政策。
2. 原因（1）封建土地制度：封建土地制度使得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统治者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实行重农政策。
（2）重农思想：封建统治者认为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商业为末业，对商业持敌视态度。
（3）税收政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农业税负担加重，商业税相对较轻，导致商业发展受限。
三、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及影响1. 实施措施（1）限制商业发展：封建统治者对商业活动进行限制，如禁止商人经商、限制商业规模等。
（2）重农政策：提高农业税率，鼓励农民种地，限制农民从事商业活动。
（3）抑制手工业发展：限制手工业生产，提高手工业税率，限制手工业者从事商业活动。
2. 影响（1）农业发展受限：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水平低下。
（2）商业发展受阻：商业发展受限，导致商品流通不畅，市场供求失衡。
（3）社会矛盾加剧：重农抑商政策加剧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
四、重农抑商实践心得体会1. 认识到农业与商业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践，我认识到农业与商业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粮食资源，商业则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两者共同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
2. 坚持科学发展观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在经济发展观念上的落后。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农业与商业的关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
重农抑商思想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影响重农抑商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思想倾向，即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和手工业。
从秦汉时期开始，这种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直到清朝末年仍然存在。
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详细阐述其影响方面：一、经济结构单一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
在清朝时期，农业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中心。
尽管在道光、咸丰年间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但总体上来说，我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没有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产业体系。
这一经济结构的单一性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因素。
二、落后的生产技术重农抑商思想使得中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压制，导致了生产技术的滞后。
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仍然处于原始阶段，并且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改进。
这使得中国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且导致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挑战。
三、商业和手工业地位低下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和手工匠人受到了长期以来的排斥和歧视，他们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和手工业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反而受到了很多限制和压制。
这导致商人和手工匠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低下，并且受到了种族歧视。
四、反动的封建观念重农抑商思想是封建主义经济思想的一种表现。
这种思想倾向强调农业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农业能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这种观念的反动性表现在它认为手工业、商业和工业是低贱的职业，只有土地才是最可贵的资产。
这样的观念导致了中国封建战争的持续，甚至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五、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这也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劣势并失去了很多机会。
总之，重农抑商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它导致了经济结构单一、生产技术落后、商业和手工业地位低下、反动的封建观念、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经济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农
业为重点发展的政策，而限制和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
实施过多次，对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一些学者开
始提出新的见解，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将就“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进行探讨。
我们需要理解“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
而商业和手工业则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次要的经济活动。
这种偏重农轻商的观念在当时的
社会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政府在实施经济政策时也倾向于支持农业，而限制商业和手
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形成，并对社会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随着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审视，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们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这一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保护和发展农业
经济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可以有效保障农业
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
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度
的商业竞争和商业垄断。
在古代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商业集团的垄断和剥削，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公平。
适度抑制商业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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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农抑商”的几点思考摘要：重农抑商政策在我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并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本文希望做一些逻辑分析和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寻找重农抑商政策与大一统的传统社会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重农抑商传统社会经济思想重农抑商作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个人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更多的根源于我国历史的政治和文化观念，所以希望从这些方面做些思考。
恩格斯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所以“重农”是无甚争议的，我们把思考的重点放在“抑商”上。
一、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为国家政策并得到切实推行，开始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
管仲明确提出了“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的重农政策，实行了诸如推广铸铁农具、改造盐碱地、分配公田、相地衰征、相壤定籍、与民分货等具体的重农措施，又首创推行了“官山海”政策，通过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官府垄断运营，沉重打击抑制了齐国的私营盐铁业，使盐业和铁业重新回到“工商食官”状态。
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强力推行，实行了更加严厉全面的具体措施，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成形。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经济原因表面看来“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春秋张国的大分裂时期，但是我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根源于我国大一统传统社会，服务于大一统传统社会。
事实证明，从商鞅变法到汉武帝“算缗”“告缗”这几个世纪里我国的商品经济不但发达而且发展。
其原因就是“抑商”与分裂的局面不相适应。
首先，在分裂状态下，各诸侯国基本不可能实现自给自足，虽然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种类需求很小，但是一些必需品只能要通过交换获得，最明显的就是当时的盐铁贸易，也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盐铁时代”。
在当时诸侯敌对、混战的情况这种贸易大多数都要依靠商人来完成。
其次，分裂时期每个诸侯的财富只是总财富的一小部分，而要获得另外的更大部分的可以看的见、想的到的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只有两个手段，一是战争掠夺，二是通过商业贸易使自己的财富增值（财富增值来源与两方面：一是交换使财富的使用满足感增大；二是通过税收直接增加财富）。
在这种必须和财富的刺激下分裂期的诸侯国国君是不可能排斥和抑制商业的发展，甚至会鼓励商业的发展。
“春秋时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到战国时往往成为交换的中心，当时如周的洛阳、魏的大梁、韩的阳翟、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宋的陶、卫的濮阳、楚的郢、燕的蓟，既是政治中心又是著名的商业城市”①就是这种逻辑的明证。
即使某一诸侯国资源丰富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给自足，他也不会放弃商业利益，毕竟只要贸易是自愿的，必能使人人受益。
而一旦国家统一，经济有所发展，中央政府的实力有所加强则“抑商”就自然被提上帝国的日程。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传统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
农业是社会财富的第一生产部门，在传统最高统治者看来农业可以创造社会的财富，是“本业”，而工商则不会创造财富，是“末业”。
在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里还有一种与“抑商”几乎一样普遍的思想就是“与民争利”。
传统的中国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而这个世界的所有也就是“天下”又是属于“天”的，所以“天下”也就“天子”的私人财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②。
所有的财富都是“天子”的，所以“与民争利”其实应该是“与天子争利”，那么“与民争利”也就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并且当实行“藏富与民”政策的时候，统治者总是会有一种施舍的感觉。
我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但大一统的局面形成，在最高君主层面就会感觉到我们这里就是天下的所有，天下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这里（在非统治区的财富比重极小）。
站在传统最高统治者的高度来看，大一统的社会里，所有的财富都是“天子”的，商业交换再也不能给统治者带来更大的物资满足感（此时对于“天子”而言社会物资已经没有稀缺性了）此时的工商业者对君主而言业就没有任何价值（某些手工业还是有些价值的，但是这种价值只体现在把玩层面，而不体现在社会财富层面）。
既然商业是不增加社会物资总量的，而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全天下的财富都是“天子”的，而工商业不但与“天子争利”而且往往由“富民”变“豪民”冲击统治秩序，所以一般而言传统社会里希望有所作为的君主都会由强烈的抑制商业的冲动。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就意味着经济部门单调、有限，只要官僚体系有力就可以将整个社会经济社会控制起来，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运转。
对于一些必须要通过商业交换的品种往往种类很少，而且基本上需求无弹性，传统的官僚体系对这些产品实施专卖操作起来就及其方便而且往往可以获取巨大的财政收入。
盐铁专卖就是传统社会里大一统时期操作交换的一个典型。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社会里商业的功能是可替代的，“抑商”是有高度可行性的。
最后，秦汉时期的生产力还是很低下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商品经济主要是满足生产生活的必须。
“我们仅从当时社会的大宗商品主要是①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67页②《诗经·小雅·北山》盐铁，以及大商人主要经营盐铁来看，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处于满足人们生存或温饱的水平线上。
”①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商品经济促进生产进一步扩大等重要功能是得不到体现的。
即使在后世商品经济的其它功能得到体现的时候也往往被忽视了。
所以，综上所述在秦汉这一中国历史大一统时期里,工商业是“不创造财富的”三、“重农抑商”政策的政治文化因素从上面一段的逻辑来看好像似乎只要帝国足够大到自给自足，而又看不到而外财富的时候，“重农抑商”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的地方也出现过足以自给自足，并且疆域达到当时条件极限的庞大帝国，而他们确没有什么明显的“抑商”措施。
我们前面提到中国的君主是把“天下”看成私人所有，但是在大一统的传统社会里几乎连所有昏聩的君主都不贪财。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天下就是一个扩大化的家，君主就是家长。
家长作为个人是不会聚敛财富，不会参与经济活动中去，君主个人往往采取一种超越的姿态，因为在他们心中已经认为所有的都是他自己的，他更多的考虑的是“子民”的“公平”与社会的总财富的增加。
而其他的一些庞大帝国可能和我们就有些不同了，那里的皇帝可能就是一个征服者和掠夺者，他们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他们征服的目的是为了掠夺财富，所以他们的着眼点可能就是怎么使自己的个人财富增长。
这样一来社会财富对于他们来说就具有稀缺性，他们就有极大的获得财富动力。
追求个人财富的君主是拥有征收税赋的权利的，而商业可以使物资流动起来，一旦社会物资有更多的流动或多或少都会给这些君主提供多征收赋税的由头。
作为一个理性的君主是没有任何理由去抑制工商业的活动。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君主往往认为自己是“天下”、“子民”的保护者，大一统的传统社会里，庞大的帝国也要征收赋税，并且很多时候赋税是很沉重的。
这些征收的巨大的财富一般要用于一维持君主的奢侈生活和维护庞大的官僚、军队体系，还有部分支出就是兴修水利等公共服务支出。
这些所有的支出可能君主认为是为了确保“天下”、“子民”安全的必需支出。
这些从我国历史上大一统时期的战争目的就可以看出来，几乎没有一次对外战争是掠夺战争，总结起来大一统时期的战争原因无外乎抗击落后部落掠夺或者彰显天威两种，对于战败者也基本不区分等级，而是一律以“子民”待之，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一些兄弟民族之际的矛盾（更多是区域间的矛盾），甚至也有过“胡汉分治”的言论出现，但那些毕竟不是主流。
既然是“天下”、“子民”的保护者，那么自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帝范》上说：“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
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
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
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
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
奉先思孝，处位思恭。
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这就使的确保“子民”安心生产免于遭受工商业者的盘剥成了君主对内的一个重大职责。
①吴晓亮撰《<史记·货殖列传>与春秋战国至秦汉社会经济》李延等著《<史记·货殖列传>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05，127页。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也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四、“重农抑商”政策出现的超前性但是又如何理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呢？春秋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开始出现与发展，“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就是在官府继续经营国有工商业的同时，民间私营私有的工商业开始发展，打破了工商业全部由官府垄断经营的局面，形成官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并营并存的新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私营工商业日趋发展壮大，商品经济活跃，引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私营工商业者靠经营工商业迅速发家致富，一则是不少工商业者积累起巨额财富，富比王侯，对王朝国家的等级秩序、统治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一则“滞财役贫”，“兼并小农”，很多工商业者“以末致富，用本守之”，“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凭借资产购买兼并农民的土地，武断乡曲，对王朝国家的统治基础造成了强烈瓦解；一则"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①诱使农民“弃农经商”，工商业比农业优越的经济绩效引发农民大量放弃务农转而从事小工小商经营，冲击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基础。
面对这种情形，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从王朝国家的根本统治利益出发，开始思考针对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对策。
这是“抑商”观念和政策出现的一个政治契机，这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变化的一种本能反应。
“抑商”政策毕竟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由社会现实决定，但是他们并不是同步的，思想意识和政策可能滞后也可能超前于现实。
“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正是这种非同步性的表现。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分裂时期，但是在之前有“共主“时期，共同的统一认同感已经存在，并且在这期间孕育着大一统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