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重农抑商
浅析秦汉重农抑商政策1.重农抑商政策的成因与表现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大政方针。
作为封闭性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与这密切相关。
所谓的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措施降低商贾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抑制商业的发展，减少商贾的数量，保护农业经济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防止大量农民弃农从商。
1.1 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因首先，重农抑商是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百姓物资生活的需求。
战国时期，秦国为了统一天下，连年征战，使百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屡见不鲜。
两汉时期的战争有楚汉战争、两次农民战争以及东汉末年的割据战争。
动荡的社会现状使很多农民离家逃难，严重阻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生产。
两汉时期的经济结构主体就是小农经济，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在有限的土地上发展生产，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式，但若遇到较大自然灾害或者战乱，这种经济模式将会迅速崩塌。
在军事方面，当时有匈奴的骚扰威胁，封建统治者必须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否则难以保障边防的需要和维护内部的稳定。
因此，历史只允许当时的统治阶级重视农业发展。
其次，这还是打击商贾，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战国七雄时期，趁战乱物资供应紧张，诸多商人哄抬物价，直到秦统一六国，才稍有平息。
但汉代初期，朝代的更迭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滞后，部分商贾为了大肆敛财，借机哄抬物价，谋取暴利。
这造成许多农民陷于破产，他乡流亡，更多的农民则弃农从商，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商贾的逐利行为，不仅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间接侵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些不良商贾在又有巨大的财力后，继而可能会割据一地，称霸一方。
甚至相勾结发生叛乱。
封建统治者对这种当然要未雨绸缪，所以抑商也是势在必行的。
再者，流行的重义轻利思想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一种社会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其核心往往对社会经济形态变迁的深刻反映，义利观在战国时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仁义思想，使重义轻利思想对当时社会的百姓影响颇深。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商鞅变法是该政策的首倡者，秦统一后将“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定为基本国策，刻在琅琊台上，从此，“重农抑商”为历代王朝所继承并发展。
中国古代坚持重农抑商的原因有：第一，根本原因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决定的。
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重视和发展农业，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保证社会安定，又可为封建王朝提供稳定的土地税等财政收入。
所以，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历来重视农业，认为“农，天下之本也”。
第二，思想原因是受到传统思想文化中“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孔子曰：“义者，宜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
”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为推行重农抑商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中国古代，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重农即国家“重义”也。
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大害，抑商乃国家“轻利”也。
重农抑商之“重农”一般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为本，商为末，奖励耕作。
商鞅最早把农业定为“本业”，其他行业为“末业”，宣扬“事本”而“禁末”。
秦始皇实行“上农除末”国策，朱元璋也认为“农桑衣食之本”，应“崇本而祛末”。
第二，轻徭薄赋。
第三，采取均田、限田等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业生产。
第四，加强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
从思想观念、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来“抑商”。
在思想观念上“贬商”，将商业定为“末业”，春秋四民为“士农工商”，商为末，已有“贬商”之意。
在经济上“困商”，打击商人的经济势力。
第一，实行官府专卖、专营制度，限制商人经营范围。
如齐国管仲“管山海之利”，商鞅“壹山泽”，“使商人无得粜，农无得籴”（即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此后历代王朝官府经营范围不断扩大。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抑商政策其主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重农抑商主要表现是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稳固农业生产基础，多方面限制商业活动。
从稳固封建统治的角度看，重农抑商政策大大延续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地位，但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就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一、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过程任何思想都有它的形成发展过程，重农抑商思想也不例外，尤其发生发展过程。
（一）重农抑商思想的产生。
中国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同古代商品经济和与之相辅而行的货币经济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而尤以商业的发展为突出。
正是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从上产方式到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土地占有方式和基本剥削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其中包括井田制度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
所有这些变化和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直接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特别是直接威胁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生存，而变化本身的激烈迅猛又使封建统治者感到惊惶失措。
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采取必要措施，设想从根本上消除动乱的根源，来堵塞住正在溃决之中的狂澜，并使被打乱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复稳定。
抑商政策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在认清了祸源之后，适应着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提出来的。
简单说，抑商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引起变化的总根源。
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商人和商业，使社会再退回到没有变化以前的静止状态，至少可以通过抑商政策的贯彻，以限制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缩小商业营运的围，以便把它们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社会动乱减少到最低限度。
由于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因素，必然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封建统治阶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产生。
重农抑商思想是重农抑商政策及其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其所以能历代不衰并居统治地位，是因为这种思想和政策，在每一时期都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实际上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各个朝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人就是商贾及商贾的后代。法律规定的市籍制度，产生于秦朝，沿用于汉，延续几千年。但是我认为，重农抑商是从汉代才开始大力推行和制度化法律化的。首先，
在大力推行抑商政策和贱商措施。表现之一：宣扬“商业害国论”，汉代一些思想家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关于“事末作”则“国贫”的传统，进一步宣扬，全盘否定
商业。表现之二，贬低商人地位，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除了继续实行秦朝的七科谪戍和市籍制度外，还用了一些侮辱性的办法来贬抑商人，《史记》曰：“
亩，佃课十金”。新会县葵园，“每亩（佃课）十四五两”。还有禁止烟茶的种植，这些对商业性农业发展的抑制意图十分明确。2.在对海外贸易方面更是严令制止
，并且多次开而复关。清廷多次颁布禁海令，对外国采“取非系贡献，概不准贸易”的态度。虽然后来开海禁，设海关，但还是严格限制，乾隆时“一口通商其影响
（1）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抑商理论形成阶段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色彩鲜亮的时代。重农抑商的理论形成与这个时期。一些思想
家的言论对商人和商业的态度是很苛刻的，荀况“工商重，则国贫”，[6]主张“省工贾，众农夫”。[7]韩非把商工之民列为“五蠹”之一，把“商贾外积”和“耕
（3）唐代至明朝末年——重农抑商政策反复调整阶段。隋唐时代，是我国商业发展的活跃时期，贸易物流，连接海内外；以隋炀帝之暴戾，尤有
迁徙天下富商大贾营建洛阳大都市及开凿运河便商伟业。所以统治者也适应客观情况的需要，对商业和商人实行了“贱而不抑”的政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虽
然在公开的法令上，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传统依然在发挥作用。唐朝之后的宋、元、明三朝，基本上未脱离由唐代所形成的贱——对商人——而不抑——对有利于
注意全面管理。在对手工业和商业管制上逐渐变的理性化
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介绍
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介绍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实行的一种主要的经济政策。
表现是重视农业发展而抑制商业的发展。
抑商政策起源于战国时期，与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制度是相适应的，但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抑商政策会有一定的变化。
下面是。
时代背景随着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周朝瓦解，以封建制生产方式为基础春秋战国兴起,“重农抑商”政策应运而生。
我认为”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是封建制度的选择，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即将出现时,它首先要为自己确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撑自己的上层建筑。
周代领主制社会衰落后，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说,农业是封建社会主要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中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封建专制政权的主要基础。
因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
由于封建国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和传统观念而造成的商业货币资本于土地资源的结合,导致货币资本长期依赖于土地，个体工商业丧失独立发展的道路，始终依附于农业，从而出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促进了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的不断前进。
比如春秋时期，封建制度下的新的生产方式确立，虽然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商品货币经济对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渗透程度是相当肤浅的，商品经济并没有生根，并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大量“活”的货币没有转化成流通资本或者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化成一成不变的不动产被桎梏。
商人进行土地买卖只是为了将土地租出来维持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而不是把货币资本投入到土地去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认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产生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的起着解体的作用。
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还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我们分析春秋战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可以发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不能作为领主制经济瓦解后就一定会导向地主制经济的依据，它不过是在前一段历史过程中发挥作用而已。
重农抑商——中国传统经济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 要〕 于 重 轻 ’ 一 律 导 想 穿了 国 代 会 始 古 国 刑法 度 刑 摘 由 “ 刑 民， 法 指 思 贯 中 古 社 的 末， 代中 的 制 和 法 这
思想相当发达， 相比较而言， 古代中国的民事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法律就很不发达了。笔者认为， 古代中国 在经济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的法律思想， 这些思想的产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有着 紧密的联系， 其中一些甚至对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政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 拟在阅读张中秋教授所著的《 法律与经济— 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 一书的基础上， 重点对中国春秋 战国时期在经济法律领域所提出的“ 重农抑商” 这一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秦汉即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经济法律领域，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 “ 重农抑 商” 这一法律思想了。它既是传统中国经济法律思想和制度的重要内 容， 又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转变的障碍; 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生存的保 障， 又是对中国社会向现代演进的钳制。 三、 ‘ .重农抑商’ 传统经济法律思想的形成及影响 .— 春秋时期，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这是西周以来的传统， 到 也是 业令 当时的经济现实。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瓦解， 人耘当 农 了商业的有力冲击， 到战国时期， 游商大贾大量出现， 商业和商 扣 时社会带来了政治、 道德和经济诸方面的严重问题， 这使得抑商思想 开始流行起来。 这种思想在理论上主要来源于以“ 绝欲” 为口号而轻视 生产否认分工从而连商业也加以否定的道家， 和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为 末的儒家理论， 以及从重农政策立场出发企图压抑商业的法家。 不过， 先秦诸家有关重农抑商的思想最后能够为统治者所接受并成为国家 政治和法律的出 发点， 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的特 点是密切相关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重农抑商的 代表们是如何阐述他们的观点的。“ 春秋五霸” 之首齐桓公的宰相， 著 名政治家管仲就曾言论鲜明地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
各个朝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并且多次开而复关。清廷多次颁布禁海令，对外国采“取非系贡献，概不准贸易”的态度。虽然后来开海禁，设海关，但还是严格限制，乾隆时“一口通商”，这
时所出现的“公行”制度也是操纵在政府手中的。所以在对私营商业上是压抑和严格限制的。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这个时期的此
项政策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前期，政府基本上放松了对私营手工业的压制政策，精简了商业管理机构，注意全面管理。在对手工业和商业管制上逐渐变的理性化
进行收税的法令，对商人及其家族中妇女的税额加倍征收。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发布对商人征收车船税的法令。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公布“告缗令”，
规定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囤积货物者、运输业者，不论有无市籍，一律算缗，按其货物估价申报纳税，每两千钱纳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加重加倍征税。
的限制。1.加勤劝农，“劝谕绅士百姓，凡田土在一顷以下，（种棉）应听其便；若在一顷以上，只许种棉一半，其余一半，改种稻田。”加上课以重税，“烟田一
亩，佃课十金”。新会县葵园，“每亩（佃课）十四五两”。还有禁止烟茶的种植，这些对商业性农业发展的抑制意图十分明确。2.在对海外贸易方面更是严令制止
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再有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官，“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贾人皆不得名
田、为吏，犯者以律论。”将商人及其子孙拒于统治阶级大门之外。表现之三：经济上抑商。1.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公布按人头
各个朝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1）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抑商理论形成阶段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色彩鲜亮的时代。重农抑商的理论形成与这个时期。一些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致使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一部分奴隶主有了富裕的劳动力和工具去开垦土地，这部分自主开垦的土地就成为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奴隶主就演化为地主，奴隶就转化为了农民。
土地作为一种可以自己开垦、获得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如果单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不加抑制，在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商品经济很可能兴盛起来，中国可能最迟在汉代就会形成像罗马一样的以大商人为主体的古典共和格局。
（1）从战国到宋代：重农抑商发展的自然过程战国时期纷乱的社会局面及许许多多的改革措施造成了纵横捭阖的思想格局，辩士们来往于各国之间，靠口才投机取得高位，这实际上是商品贸易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
秦朝是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第一个实行重农抑商的王朝，其措施我们从上述商鞅的政策中可以看出。
汉代实行盐铁专营，事实上，因为交通的不畅，如果实行私营，则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割据，也就是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并不足以支撑商营。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当前的潜在的商人和辩士，还有一个阶层就是脱离于二者之外、且位于二者之上的统治阶层，这样的阶层分布很容易形成财富、地位和门第的门槛，统治阶层可以完全不依靠地主的商业潜能而巩固统治，而商业还并没有发展并没有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还不具有足够的能力超越农业，因此，这是重农抑商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重点在于“重农”。
借古希腊的三次民主改革观之，这三次民主改革废除了财富、地域的不平等性和门第的差异，并且前后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地域不平等性最早在元代才趋近于消失，而门第差距本在汉末已经式微，却由于九品中正制又延续了几百年，到唐代末期的牛李党争还有存在。
宋朝是个羸弱的朝代，它因内忧外患不得不妥协于商人，这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富庶，但因为政府沾染了商人的习性，在政治上必然是无为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大一统政治在宋代便告终结。
宋代通过一系列分权的措施以及外患的抑制使得这个脱离于商人的统治阶层不得不完全的依靠地主——这一群潜在的商人，此后，自宋代开始，抑商渐渐的脱离出了时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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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从“农商并重”阶段到“重农抑商”阶段的演变。
（一）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非常发达的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对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同的理解，其论各殊，旨意不同，但有一点却引人注目，即在农商之间往往都选择重农而抑商。
1、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教化作用是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形成的积极推动力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内，孔子对于这一问题没有论及，只有孟子明确地主张发展商业，而荀子则极力主张省工贾、众农夫。
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即“不忍人之政”。
其中，实行仁政的一个途径就是必须给民以恒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就要“制民之产”，使民有百亩“恒产”，将恒产作为民有恒心的物质前提。
在这些基础上，孟子提出发展工商业、保护工商业的主张。
孟子主张工商是社会产业与交换所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
当时“关市之征”对工商业是极大的桎梏。
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
这种主张对商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显然，孟子并没有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这一主张是儒家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提出的。
荀子认为君臣都应该以富国富民为已任，而要富国富民，必须发展经济，主张以农为主，农、工、商协调并进。
荀子赞同把农业视为本业，把工商视为末业的观点。
他以生产粮食作为衡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标准，于是只有农民才是生产者，除了士大夫之外，工商也被划入食之者之列。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
如果从价值观点来看，工，也是价值的创造者、生产者；商，也创造一部分价值。
但是荀子显然没有给予这一点以肯定，他以自己的思路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第一，“众农夫”，即增加农业生产人数，减少食之者人数。
除了减少工商业者外，他认为必须减少士大夫以及官僚冗员。
第二，“罕举力役，无夺农时”。
第三，“掩地表亩”，是指在播种前要翻耕土地，并表明田亩界限，以防土地纠纷等措施。
对工商业既要保护，又要限制。
首先要控制工商人数，因为他认为“工商众而国贫”，《君道》提出“省工贾”，实际上，在他提出众农夫的观点之时，实际就是在要求减少工商人数。
另一方面要限制工商的欺诈投机行为，这一点实际上并不能说明抑商的主张，只是要规范商业的秩序。
但他明显认为商人重利轻义多欺诈，而儒家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因此荀子在态度上即有轻商之意。
2、先秦法家独具的历史进化观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们成为“重农抑商”传统的倡导者事实上，“重农抑商”作为一种政策思想，首倡于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
公元前365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变法。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一方面农业人口十分缺乏，已到了免征十年赋税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的地步；另一方面，城市商业活动却很兴盛。
针对这种情况，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具体措施包括：第一，“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杜绝商人利用年岁丰欠进行粮食投机，牟取暴利；第二，“重关市之赋”，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第三，令商人及其奴仆均负担徭役，使“农逸而商劳”；第四，“食贵，籴食不利”，使商人以高价向农民购买食粮而受损；第五，“壹山泽”，由国家对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
在这些措施中，又以重税和盐铁专卖为其主要内容。
这些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巩固了秦国地主阶级政权，收到了“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的效果。
在重农方面，商鞅认为力量决定着政治关系，而力量来自于耕战。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要采取一切办法，把民引到农战轨道上来，办法的中枢就是一个“力”字。
据此，商鞅提出采取各种重农的措施，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劫以刑”。
就是说虽然农耕很苦，但是如果不务农将会受到比务农还要苦的刑罚，相形之下，务农就变为一件乐事；第二，“驱以赏”。
把“赏”作为驱使民务农的一条鞭子，这又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农战》中提出，对于力耕者要赏以“官爵”。
《去强》中提出“粟爵粟任”，即以粮食换官爵。
《靳令》也提出“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
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第三，利用价格和税收来鼓励农耕。
粮价便宜，货币就贵，这对商人和手工业者有利。
《外内》说：“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
”因此主张采取抑末政策。
一方面限制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向工商业多征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得”。
作者认为采取这种办法，粮价就可以提高，农民就会安心农耕；第四，加强行政管理。
《垦令》中提出了二十条重农措施，其中有些办法可以归入上边三项内容中。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行政手段，例如，实行愚民政策，民愚则安农；取消技艺人员，也不准农民观看技艺，取消旅店，既限制了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又逼使开店的人去从事生产；不准自由迁徙，不务农则无生路，等等。
《商君书》之所以特别重农，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即作者把粮食看成财富的主要标志。
《去强》说：“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从当时的情况看，农业是经济的主体，有了粮食就能生存，因此将粮食视为主要财富有其合理性。
可以说，法家学派中商鞅最早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而韩非则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并作了发挥。
韩非在《五蠹》篇中，称“工商之民”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
明确提出要“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趋）本务而外末作”。
这里，减少商工游食人数，是对商鞅抑商政策的继承，而使其“名卑”，亦即降低其社会政治地位，则是韩非的首创。
韩非的思想得到了秦王羸政的认可，并得以实施。
由上述可见，与儒家相比，法家的重农抑商思想更为激进。
无论在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实践上，法家都把重农抑商的思想贯彻始终。
3、《管子·轻重》的重农抑商思想《轻重》主要是从商贾控制市场盘剥农民与君主争利及其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一角度提出重农抑商的，采取的办法也主要从排斥商贾占有市场、剥夺商贾之利着手，而不是“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
4、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1）战争所需的物资短缺迫使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战争需要提供各种物资做保障，尤其需要大量农产品。
史料中会经常出现这类记载，如大将军卫青击败匈奴后，“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
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史记》P628）可见，除了人马死伤十几万，水陆运输也耗费诸多，就连府库的存钱和赋税收入也全部用完，还不够供给军队的需要，况且被俘虏的几万匈奴人也要靠国家供养。
这对西汉政府来说非常困难，因此，发展农业势在必行。
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导致经济难以持续发展，至武帝末期，经济濒临崩溃，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从事工商业人数的多少关键在于这个社会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
当经济有所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充足后，西汉政府并没有去发展工商业，而是发动扩张领土的战争。
战争消耗掉大量农产品，使社会不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以供工商业者交易，社会生产以满足战争之需为首要目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西汉政府施行重农抑商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供给及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用增加的粮财收入进行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这种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方是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2）对土地财富的追求是西汉帝国扩张并发动战争的动力西汉的对外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匈奴作为一个日趋强大的游牧民族，早就窥视着中原的千里沃土，妄图扩张自己领土，不断进犯汉朝边境。
汉初，因国力不够强大，采取了和亲政策，后来有了一定积蓄后才对匈奴进行讨伐，至武帝时，大兴土木，财物耗尽，不能满足战争的用度。
这一时期，汉武帝发动的不是自卫战争，而是对外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历代帝王都把土地看作天赐的财富，土地成了财富的象征。
每当经过“休养生息”，社会安定之后，无一不表现出扩展领土的野心，并不断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疯狂向外扩张，直到这种扩张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而西汉就是一个领土不断扩张的时期，汉武帝正是通过对外战争逐步建立起强大的西汉帝国。
在汉武帝统治期内，北平匈奴，南诛两越，东伐朝鲜，消灭羌、夷，吞并闽越，开拓了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扩大了汉王朝的版图。
西汉领土的扩张，是从主方位向外扩张，除了东方受到大海的限制无法扩张外，这些扩张战争消耗的财物自然是惊人的。
从这些战争发生的时间看，都是在国家安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
例如，并两越，灭朝鲜正好发生在汉朝盛期，此时，由于与匈奴和亲，北方并无战事。
可见，即使匈奴从未侵犯过西汉，汉朝也会主动发起扩张领土的战争。
（二）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致使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一部分奴隶主有了富裕的劳动力和工具去开垦土地，这部分自主开垦的土地就成为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奴隶主就演化为地主，奴隶就转化为了农民。
土地作为一种可以自己开垦、获得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如果单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不加抑制，在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商品经济很可能兴盛起来，中国可能最迟在汉代就会形成像罗马一样的以大商人为主体的古典共和格局。
（1）从战国到宋代：重农抑商发展的自然过程战国时期纷乱的社会局面及许许多多的改革措施造成了纵横捭阖的思想格局，辩士们来往于各国之间，靠口才投机取得高位，这实际上是商品贸易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
秦朝是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第一个实行重农抑商的王朝，其措施我们从上述商鞅的政策中可以看出。
汉代实行盐铁专营，事实上，因为交通的不畅，如果实行私营，则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割据，也就是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并不足以支撑商营。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当前的潜在的商人和辩士，还有一个阶层就是脱离于二者之外、且位于二者之上的统治阶层，这样的阶层分布很容易形成财富、地位和门第的门槛，统治阶层可以完全不依靠地主的商业潜能而巩固统治，而商业还并没有发展并没有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还不具有足够的能力超越农业，因此，这是重农抑商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重点在于“重农”。
借古希腊的三次民主改革观之，这三次民主改革废除了财富、地域的不平等性和门第的差异，并且前后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地域不平等性最早在元代才趋近于消失，而门第差距本在汉末已经式微，却由于九品中正制又延续了几百年，到唐代末期的牛李党争还有存在。
宋朝是个羸弱的朝代，它因内忧外患不得不妥协于商人，这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富庶，但因为政府沾染了商人的习性，在政治上必然是无为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大一统政治在宋代便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