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时期，其间建立了强大的统一中央政权，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策。
其中，重农抑商政策是秦汉时期在农业和商业等经济领域实行的一种政策。
1. 重农抑商的本质和背景重农抑商是一种贯穿于秦汉两代的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尽可能发展农业，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种政策的出现，既是社会经济的自然结果，也是反映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和社会思潮的表现。
在西周时期，商业已经很发达，经济主要以商贸为中心。
到了东周时期，农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国家统治的主要对象，而商贸则被逐渐压制。
这种趋势在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表现为大力发展农业，以此为基础保障国家经济和国家权力的巩固。
在新朝时期，政策趋向逆转，主要考虑商业的发展，推行任贤用商政策。
2. 重农抑商的实施方式和影响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实施方式和影响：（1）土地分配制度。
从秦汉开始，实行过类似“根据人口实行均分”的土地分配制度，使农民有了更多的土地，增加了耕作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2）推行农业技术革新。
秦朝时期先后实行“封禁制”和“均田制”等措施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而汉朝更是还采用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土地荒地开垦等办法，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
（3）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新朝时期，推行任贤用商政策，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
但在秦汉时期，为了保护农业，限制了一些非农业生产的自由发展，即所谓的“重农抑商”。
这种政策的恶果是导致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难以推动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4）对民生的影响。
秦汉时期大力发展农业，趋向重视民生，在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
由于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对商业的限制，逐渐出现了一部分富贵者向地方搬迁的现象。
但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国家的重组农业政策和规划，对于维护生存权利、稳定生活来源，促进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治安的稳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视农业发展，限制商业发展的政策倾向。
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农业经济，而不是发展商业经济。
它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历史上，“重农抑商”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国家面临着许多内外挑战，而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
国家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护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这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没有稳定的农业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将受到限制。
国家需要通过政策来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农民的利益。
限制商业发展可以避免商业经济过于繁荣，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和贫富悬殊的问题。
“重农抑商”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
这种政策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限制商业发展可能导致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不平衡。
“重农抑商”政策也可能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
由于政策的限制，商业经济发展受到了抑制，农产品的价格也不容易上涨。
这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政府对农业的过度依赖也意味着农民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负担。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它保护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确保了农民的利益。
这种政策也有其局限性，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提高。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护农业发展，又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重农抑商”。
这个政策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广泛实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近的研究表明，原本以为深入人心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其实质也需要重新审视。
“重农抑商”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推崇农耕经济而限制商业发展。
这种政策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而商业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
政府调整政策来保护农民利益，包括减少商业税收、控制商品流通和加强农业生产。
这一政策背后的意图是保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以及增加农民的收入和财富。
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实际操作中，“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
在明代，许多地区实施了一些“重农”政策，比如减少农业税收和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这些政策被认为是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的。
同样存在一些地区实施了一些“抑商”政策，比如限制商业活动和加强商业税收。
这些政策的目的是遏制商业发展，以保护农业经济。
在明代的实际操作中，“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因地制宜。
同样，在清代，也存在一些例外。
在清代中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国家财政赤字以及外商贸易的兴起，政府开始鼓励商业和贸易。
在这一时期，国家放宽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同时也减少了商业税收和关税。
这种新的政策导致了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这表明，“重农抑商”政策在清代也存在一些变化和调整。
从最新的研究来看，“重农抑商”政策并非在明清两代得到普遍的推行。
实际上，政府更倾向于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来促进农业和保护商业。
这也符合中国历史上政策的一贯特点，即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来调整政策。
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其他政策，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指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统治者采取的一种政策，重视农业发展而压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的执行期可以追溯到汉朝到明清时期，持续了几千年之久。
近年来对“重农抑商”政策重新审视，出现了一些新的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不是绝对的压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而是一种过时的说法。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不是完全压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相反，历史上很多时期的统治者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重视和支持。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商业繁盛，丝绸、瓷器、铁器等制造业蓬勃发展，与“重农抑商”的说法并不相符。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促进商业的发展，如扩大对外贸易，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等。
这些事实说明，统治者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无视的。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全。
中国历史上的农耕社会，农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统治者之所以执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为了确保农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带来了城市化、人口流动和社会变革，这一切都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统治者需要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解认为，这一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尽管“重农抑商”是统治者的基本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一定的灵活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改变，统治者也会相应地调整政策。
在一些贫瘠的地区，政府可能会放宽对商业和手工业的限制，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一些富庶的地区，政府可能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以保证粮食供应和国家安全。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解需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和经济实际情况。
在对“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新的审视时，我们应该摒弃绝对化的视角，从多方面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这一政策。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自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始到满清王朝的覆灭，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始终绕不开“重农抑商”的核心议题。
顾名思义，“重农抑商”即要求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扶持农业生产而着手打击富商大贾。
商鞅变法中曾主张“重本抑末”，其中将农业视作为本业而贬低商业为末业，并将过度的商业发展看作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这究竟是为何故？这对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其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古老的大河文明“重农抑商”的国家法令，从表面上看，国家重视农业生产而抵制商业的存在自然说明了农业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整体收益明显高于商业。
中国古代自文明起源之初，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就孕育了大河文明的种种因素。
首先是天然的河道，其次是天然大禾本科植物的早期形态，这两者皆是大河文明得以产生的天然因素且缺一不可。
在中华大地上恰好这两样条件俱全，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上帝的宠儿”。
在这片土地上，在没有过度天灾的袭卷下，人们可以做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上稳定的小农生活。
很显然，早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初，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就突显了国家大力发展农业、倡导小农经济的合理性。
因此，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便是“重农”的原因之一。
（二）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性使得国家商业活动得不到可观收益中国古代的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从中国地图上不难看出，其四周被汪洋大海与崇山峻岭所环绕。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除了通过丝绸之路可与外界实现有效沟通外，在交通条件并不发达的条件下很难开辟一条与外界直接交流的天然道路，因此这便限制了商业活动的发展。
古代从事的商业活动也大多只限于国内商品的流通而缺乏外界输入，因此商业交换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存在并无新物质再生。
商品间的一出一入之间虽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很有可能是其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但对于国家层面并无有利可图。
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性，农业生产永远是统治者眼中“富国强兵”的基础，因此便要大力扶持农业生产。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指一种政府针对农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方针。
这种政策主要强调农业的重要性，鼓励农业的发展和产出，同时限制商业的发展。
“重农”强调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
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来保护和提升农业的地位和产出。
政府加大对农田开垦、水利建设、农业技术的投资，提供农民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支持。
政府鼓励农民提高产量，增加农产品的质量，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来提升农业经济的发展。
政府还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鼓励农民组织和合作进行农业生产，以达到规模化经营的效果。
政府通过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保障农民的利益，提高他们的收入。
与此政府采取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
政府限制商人的活动，减少商业交易，限制商业资本和商业贸易的流动。
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资本的流入商业领域，压缩商业的发展空间。
政府限制商业资本的投资，阻止商人进入农村，减少商业贸易的机会。
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限制商人的权力，控制商业领域的竞争。
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下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最早的“重农抑商”政策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商业只是次要的经济活动，因此政府鼓励农业的发展，限制商业的发展。
而在现代历史上，中国也出现了“重农抑商”政策的现象。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陷入了经济困境，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政府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这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提高农业产量，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
在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商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商业经济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压缩。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始鼓励农业和商业的双轨发展，推动农业和商业的融合发展。
政府逐渐放开对商业的限制，鼓励商业的自由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经济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农
业为重点发展的政策，而限制和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被
实施过多次，对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一些学者开
始提出新的见解，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将就“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进行探讨。
我们需要理解“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
而商业和手工业则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次要的经济活动。
这种偏重农轻商的观念在当时的
社会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政府在实施经济政策时也倾向于支持农业，而限制商业和手
工业的发展。
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形成，并对社会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随着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审视，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们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这一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保护和发展农业
经济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可以有效保障农业
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
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度
的商业竞争和商业垄断。
在古代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商业集团的垄断和剥削，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公平。
适度抑制商业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
“重农抑商”政策新见“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经济政策，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新的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本文将结合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探讨“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见。
我们来看一下“重农抑商”政策的起源和演变。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重农抑商”政策是指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
这一政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从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转变阶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当时的统治者们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来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
随着中国的历史演变，“重农抑商”政策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和调整，但其核心内容始终未变。
随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人们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
比如在唐宋时期，尽管“重农抑商”政策依然存在，但在政策内容和实施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家开始引导商业发展，鼓励手工业的兴起，同时也开始重视商业和手工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
这一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重农抑商”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些历史学者还指出，“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干预和调控。
在古代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干预和调控方式既包括政策手段，也包括行政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商业的抑制，而是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干预和调控，它反映了古代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一种管理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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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摘要：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
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
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
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
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
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
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
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
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
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
一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
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
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
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
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
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
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
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
"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
……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
"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
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
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
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
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
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
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
二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
"……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
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
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
"5 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
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
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
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
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
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
"……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
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
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
"7 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
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
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
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
……宜略为限。
"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
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
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
"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
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
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
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
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
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
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
"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
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
"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
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
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
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
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