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
敦煌变文《燕子赋》词语诠释五则
敦煌变文《燕子赋》词语诠释五则一、白头搔一搔，小楼垂苔翠。
拂尘拭泪痕，声声摇情秋。
二、芳草已霜销，碧空千重秋。
星斗夜渡舟，作燕入粉楼。
三、西风萧索处，燕子舞枯枝。
游子归不得，斜阳埋故衣。
四、天涯苦千里，枯藤望故国。
万籁此俱寂，惟有燕子传。
五、飞燕入画池，拾杯散阳光。
晓看红湿尘，夜听白沙空。
中文文章：《敦煌变文《燕子赋》词语诠释五则》燕子，令人心醉的象征着离别的思念和无奈之情，《燕子赋》反映了相思煎熬的痛苦，作者也以燕子作为象征来表达思念未归之所思。
本文以《敦煌变文《燕子赋》五则为核心文本，来阐述燕子赋里挥之不去的相思情义。
一、白头搔一搔，小楼垂苔翠。
拂尘拭泪痕，声声摇情秋。
让人痛苦不堪的思念，仿佛正蠢蠢欲动，呼唤著清冷的秋天。
作者把小楼上的苔藓，看作是他的泪水，一把把拂开，将一地的痛苦释放出来，他的心情随着五法六律的燕子舞蹈，不知不觉地在声声摇曳中，传递出他迷人的情怀。
二、芳草已霜销，碧空千重秋。
星斗夜渡舟，作燕入粉楼。
这句话把离别的酸楚表达得十分淋漓尽致，燕子舞翩翩，穿梭在星斗的夜晚，走进粉墙银瓦间，寻寻觅觅，却发现有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情，所有的思念都找到了正确的归宿。
三、西风萧索处，燕子舞枯枝。
游子归不得，斜阳埋故衣。
秋风萧索，燕子只能在无助的枯枝上翩翩起舞，游子望着天空，却无法回归，只能把自己斜阳下埋葬，将所有熔炼的思念和残留的情义，投入未知的故衣之中。
四、天涯苦千里，枯藤望故国。
万籁此俱寂，惟有燕子传。
远处的天涯，是那么的苦涩又千里遥远，作者把思念未归之处，描绘成一段无尽的旅程，而在孤寂中，只有燕子在传达着一份动人的思念。
五、飞燕入画池，拾杯散阳光。
晓看红湿尘，夜听白沙空。
那只飞燕承载著作者心中的思念，停驻在画池之中，它那美丽的身影，像一杯清茶，清雅温婉，淡淡地散发出璀璨的阳光。
早晨看着满地的红尘，夜晚听着宁静的白沙，令人产生一种淡淡的感动之情。
《燕子赋》中的燕子，就像一抹暖阳，令人欢喜而又心痛，让人在疏离的时候，感受到爱的滋润，让人在思念的时候，产生一种芬芳的情愫。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敦煌变文，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瑰宝。
敦煌变文指的是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和题刻，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依据。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信仰、历史事件、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
敦煌石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位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敦煌市附近。
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艺术遗址之一，被誉为“东方的艺术宝库”。
敦煌石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历经千余年的建设和整修，形成了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艺术体系。
其中，壁画和题刻是敦煌石窟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也是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之一。
敦煌变文中的宗教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敦煌石窟中，有大量的佛教主题壁画和题刻，描绘了佛陀、菩萨和佛教故事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佛教的核心思想和各种修行方法，反映了佛教对中国古代人民的影响和信仰。
敦煌变文中的佛教艺术形式独特多样，包括线刻、浮雕、彩绘等，形成了独特的敦煌风格。
历史事件也是敦煌变文的重要内容之一。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曾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之一。
在敦煌石窟中，有许多描绘历史事件的壁画和题刻，如唐玄宗的游幸敦煌、吐蕃入侵等。
这些作品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变迁和历史事件的发展，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敦煌变文中的文学艺术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在敦煌石窟中，有许多描绘文学作品的壁画和题刻，如《西游记》、《红楼梦》等。
这些作品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风格，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敦煌变文中还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在敦煌石窟中，有许多描绘古代社会生活的壁画和题刻，如宫廷生活、农耕文化、商业活动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敦煌变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
通过对敦煌变文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历史事件、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敦煌变文集
《敦煌变文集》是唐代敦煌变文作品的总集，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此书根据国内外收藏的一百八十七部敦煌写本，整理校勘，编选出七十八种作品。
编者在《引言》中说，他们“根据照片或原卷过录一个本子，然后由一人主校，其馀五人轮流互校一遍，把各人校勘的意见，综合起来，作成校记，附在每一篇的后面”。
因此，校录文字基本上能保存写本原貌。
此书根据国内外收藏的187部敦煌写本﹐整理校勘﹐编选出78种作品。
编者在《引言》中说﹐他们“根据照片或原卷过录一个本子﹐然後由一人主校﹐其馀五人轮流互校一遍﹐把各人校勘的意见﹐综合起来﹐作成校记﹐附在每一篇的後面”。
因此﹐校录文字基本上能保存写本原貌。
《敦煌变文集》共八卷，按故事内容分类编排。
一至三卷为有说有唱、有说无唱或对话体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如《舜子变》、《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王昭君变文》等；四至六卷为佛释迦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家故事，如《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等；第七卷为押座文和其他短文，如《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等；第八卷为《搜神记》、《孝子传》。
全书取材广泛、辑录甚丰，七、八两卷实已超出变文范围，是研究敦煌变文和通俗文学的重要参考书。
2003年，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国学网）将此书数据化，收入《国学备要》，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
敦煌变文 语法书籍
敦煌变文语法书籍
敦煌变文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之一，其语法结构独特，非常有研
究价值。
以下是一些关于敦煌变文语法的书籍推荐，希望能够帮到你：
1.《敦煌变文语法研究》，作者杨宝清，出版社为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全面介绍了敦煌变文的语法结构，包括句法、语义、词汇等
方面。
同时，还着重探讨了敦煌变文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对于理
解敦煌变文的整体意义非常有帮助。
2.《敦煌变文的语法及其翻译》，作者孙玉珍，出版社为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通过分析敦煌变文的语法结构，将其与现代汉语的语法进行
比较，进而提出了翻译敦煌变文的具体方法和技巧。
适合于有一定语
法基础的读者阅读。
3.《敦煌变文语法探究》，作者陈英，出版社为商务印书馆。
该书主要从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入手，剖析了敦煌变文句式和词
语的表达方式，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易懂，也适合用于教学参考。
以上是一些关于敦煌变文语法的书籍推荐，希望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欢迎你继续了解和学习敦煌变文，探索其中的文化
魅力。
敦煌变文中的代表作有哪些
敦煌变文中的代表作有哪些？敦煌遗书中的“变文”，又简称“变”，是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
敦煌遗书中保留的变文作品较多，现知明确标名“变文”或“变”的有八种：《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又题《舜子至孝变文》）、《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又题《前汉刘家太子传》）。
此外，《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目连变文》等篇虽仅有题目残篇，其体制也应属于变文一类。
敦煌变文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教题材；一类是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
第一类如《八变相》、《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等。
这些作品讲唱佛经故事，旨在宣扬佛教的教义。
与讲经文不同的是，它们不直接援引经文，而是选取佛经故事中最有趣味的部分加以发挥渲染，以生动的情节吸引听众，不太受佛经内容的限制。
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叙述目连到地狱中救母的故事，其中描绘地狱的阴森凄惨，刑罚的残酷，如来的佛法无边，其曲折的情节、离奇的构思，读来扣人心弦。
又如《降魔变文》描写舍利佛与六师外道斗法，六师的六种变化，都被舍利佛一一击败。
这类变文中奇幻的想象，挥洒的描写，对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显然多有影响。
另一类是涉及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的变文，主要包括取材于历史的《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汉将王陵变》，以及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
历史题材的变文大多围绕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大事，吸收民间传说，增以逸闻趣事，通过虚构和想象，加以渲染，鲁迅先生谓之“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明，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俪，证以诗歌，又杂诨词，以博笑噱”。
代表作品《伍子胥变文》现存四个残卷，拼合后尚有一万六七千字。
敦煌变文校注
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古代阿拉伯变文，它是从七世纪到九世纪中期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古代变文著作。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汉文文化和当时发展中的伊斯兰文化之间重要的桥梁，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古代伊斯兰文化的宝贵信息。
敦煌变文的出现受到中东以及北非古代文化的极大影响。
在它的起源地，即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发达的城市中，本土的阿拉伯文字、新进的伊斯兰教以及古希腊文化潮流碰撞出了一种混合语言敦煌变文语言。
敦煌变文乡谈主要是在阿拉伯句子和汉文句子之间来回折叠，以实现辞书解释和文本引用，并为阿拉伯和汉文句子之间的解释和引用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
它由伊斯兰教徒、印度古代文化学者和中国古代文化学者等构成，他们都利用它来传播自己的文化和知识。
敦煌变文的校注也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一般为伊斯兰教徒和其他文化学者以及石窟文物研究者进行的。
他们将用各种符号、拼音以及汉文来标注阿拉伯文，以便准确解读和提示文本的意义。
而有效的校注也有助于解决两种文字之间的差异，促进语言之间的交流。
此外，敦煌变文还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使得历史记载者们能够重新审视和解读古代历史，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古代文明。
例如，敦煌变文校注可以帮助研究者们厘清中古学者对宗教思想的观点差异，这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文明以及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从敦煌变文的概念及校注的角度来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明交流的桥梁，也就是中国传统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桥梁。
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坛，为许多作家，如秦观、柳宗元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灵感来源。
敦煌变文校注既是对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修订，也是对古代文化的一种重要的释放。
它们通过标注确定文本的意义，澄清原文的细节，正确地表达文本的意义，促进文化的交流，有助于解决文化差异问题，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古代文化。
总之，敦煌变文校注对对古代中国文明及其他文明的研究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它不仅为了解古代文明、探索伊斯兰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促进语言交流等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而且还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谈谈敦煌变文的几点看法
谈谈敦煌变文的几点看法谈谈敦煌变文的几点看法选读了几篇敦煌变文，感触良深，收获颇大，窃以为敦煌变文作为一种文体而言，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诸种文体，真可谓是中华之宝藏！首先是它的想象力之丰富，上接盛唐李白的变幻莫测、想落天外，下启明清神魔小说的尚奇贵幻，洋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它在讲述宗教故事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采用说教的形式，而是运用夸张想象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幅幅神奇诡异、千变万化的佛教图景，也展示了神秘玄幻的神通法力。
这就使一些艰涩单调的佛经故事变得生动有趣，耐人寻味。
比如《降魔变文》在描写佛家弟子舍利弗同妖魔外道六师斗法的时候，作者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想法，充分展现光怪陆离的佛法幻术以及神魔斗法的激烈场面：（六师）化出水池，四岸七宝庄严，内有金沙布地。
浮萍菱草，遍绿水而竟生；软柳芙蓉，匝灵沼而氛氲。
舍利弗见池奇妙，亦不惊嗟。
化出白象之王，身躯广阔。
眼如日月，口有六牙。
每牙吐七枝莲花，花上有七天女，手搊弦管，口奏弦歌。
声雅妙而清新，姿逶迤而姝丽。
象乃徐徐动步，直入池中，蹴踏东西，回旋南北。
以鼻吸水，水便乾枯；岸倒尘飞，变成旱地。
1虽然六师幻化成奇妙怪异的水池，但在舍利弗变成的白象面前，顿时尘飞干涸，真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斗法景象啊！在整个斗法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六师变化出的宝山、水牛、毒龙、恶鬼、大树等异形怪物，而舍利弗从容镇定，分别变化出金刚、狮子、鸟王、天王、风神将其一一降伏。
这些浪漫奇诡的艺术形象，高潮迭起的斗法场面，既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迎合了世俗大众的猎奇心理，同时还进一步开拓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领域。
从《降魔变文》、《破魔变文》等宗教故事变文充满奇异想象的描写中，我们不由得想到《西游记》孙悟空与二郎神、以及与取经路上种种妖魔鬼怪的斗法场面。
譬如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时，大圣依次变化成麻雀儿、大鹚老、鱼、水蛇、花鸨，均被一一识破的二郎神变成雀鹰儿、大海鹤、鱼鹰、灰鹤、弹弓所败。
这些斗法描写不正是脱胎于上文所引《降魔》、《破魔》等变文故事吗？由此可见，后世《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受到敦煌变文神魔斗法描写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
敦煌变文是指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内容为基础，通过诗歌创作
而衍生出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
敦煌莫高窟壁画作为我国独特的文物，描绘了丰富多样的人物、景物和故事，其艺术价值被广泛认可。
敦煌
变文主要通过运用诗歌来展现莫高窟壁画中的内容，以文字描绘、抒
发人物情感和表达主题思想。
敦煌变文在形式上主要采用七绝或七言诗，并以修辞手法和韵律
构思来表现莫高窟壁画的美感和意境。
内容上，敦煌变文主要描绘了
壁画中的佛教诸菩萨、佛陀、信徒等形象，将他们的形貌、动作、表
情等细节用诗歌形式进行描绘，以此展示佛教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魅力。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佛教故事和典故的诗歌表达，描绘了佛
教中的诸多经典故事与传说，如《法华经》、《西遁记》等，通过诗
歌的方式将这些故事以形象生动的方式再现出来。
同时，也有一些敦
煌变文通过描绘敦煌莫高窟中的美景、花鸟虫鱼等自然景观来表达对
自然之美的赞美和深深的感受。
敦煌变文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和
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一环，为我们了解古代文化、欣赏艺术之美提供了
独特的视角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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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学者泛称之为“变文”，变，是改编，改写的意思。
佛教东传，翻译注释大量涌现，但一般民众仍难接受，所以约东晋以来，有些和尚就用浅近的方法如“唱导”来传教。
唱导讲究声，辩，才，博。
其留下的底本称之为“讲经稿”。
稿中每每穿插许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极尽铺张，故事部分畸形膨胀，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佛经本身则变成了故事的素材。
这种作品，就称之为“变文”。
【又】变文是唐代兴起的说唱文学，“变”指“经变”，佛教用语。
以佛经的内容为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即变文。
“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的俗讲，连说带唱，后来内容扩大，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
1899年敦煌千佛洞从佛经中发现大量唐代变文钞本，即敦煌变文。
敦煌变文的整理与研究敦煌变文研究是起步最早、取得成果也最大的敦煌学研究领域之一。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学界无论是在对敦煌变文这一文学类别的讨论和认识上，还是在对它的整理、汇辑和研究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一、关于敦煌“变文”的讨论关于“变文”名称的讨论由于敦煌卷子中的大量讲唱文学写本的原卷大都残破太多，加上题名不一，所以人们对它们有一个认识过程。
本世纪较早著文对敦煌变文进行研讨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以“静庵”的笔名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用“通俗小说”来指称之。
1924年，罗振玉编《敦煌零拾》，则将《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等统统称为“佛曲”，这是人们对变文最早的一种称呼。
稍后，徐嘉瑞的《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和郑振铎的《佛曲叙录》都采用了“佛曲”这种称呼。
但是，到二十年代末，学者们已经相继感到“佛曲”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变文的内容。
于是，向达在《论唐代佛曲》中指出“敦煌发现的俗文之类而为罗振玉所称为佛曲者，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
首次将之称为“变文”的学者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
”这个称呼逐渐为学界所承认。
后来虽然还不时有人指出用“变文”统称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并不太合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变文”。
由于“变文”这个名称基本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于是人们又开始对何谓“变文”，即“变”的字义进行讨论。
最早对“变文”之名及其“变”字进行解释的学者还是郑振铎。
他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卷中古文学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中说：“原来’变文‘的意思，和’演义‘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容易明白。
正如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
”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又说：“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
......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
”到四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不同的看法。
如1943年，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原为“民间流行说唱体”，而为佛教俗讲所借用。
几乎与向达此文同时，傅芸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变者乃佛的’说法神变‘（佛有三种神变，见《大宝积经》八十六）之义。
唐五代间，佛教宣传小乘，有两种方式，即变相图与变文，均刺取经典中的神变作为题材，一为绘画的，一为文辞的，即以绘画为空间的表现者为变相图，以口语或文辞为时间的展开者为变文是也。
”在向达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读〈唐代俗讲考〉》中指出：“我觉得变文之变，与变歌之变没有关系。
变文者，’变相之文‘也。
......我觉得这个变字似非中华固有，当是翻译梵语。
我疑心’变‘字的原语，也许就是citra。
（此字有彩绘之意。
）”紧接着，关德栋有提出新的解释和论证：“我以为与其说’变‘字的原语是citra，不如说’变‘字的原语是mandala较为得宜。
”他在《略说“变”字的来源》还进一步指出：“我觉得’变相‘’变文‘的’变‘字的来源是这样：（一）’变文‘的’变‘字就是’变相‘的’变‘字；（二）’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三）’变相‘的’变‘字就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
”五十年代，孙楷第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中则对傅芸子观点作进一步的申述，他认为：“’变‘当非常解释。
......歌咏奇异事的本子，就叫作’变文‘。
”他在《读变文·变文之解》还对“变文”之“变”作了进一步的考释：“按变即神通变化之变。
......以图像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净重变异之事者，谓之变相。
......其以变标立名目与’变文‘正同，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
然则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萨佛诸菩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
”六十年代，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变文”之得名与“变相”之关系：“变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认为和佛家所谓的变相有关系。
变文就是变相的说明文字。
......变文与变相相配合，......’看言‘眼看变相，耳听变文，自得相映成趣之乐。
”这个观点，在当时国内学界反响不大，却得到了日本学者金冈照光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三十年来研究的最新成就”。
八十年代，白化文的《什么是变文？》对“变文”与“变相”有关的观点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辨，他根据现存敦煌写卷中种种“变文”与“变相”相辅相成的迹象，逐步推论出：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
虽然学界对“变文”和“变”字的字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是直至现在尚未形成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看法。
关于“变文” 来源的讨论关于“变文”这种文体的来源，本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学者都倾向认为是外来的。
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指出，“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印度的文籍，很早的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徐调孚的《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也都持类似的看法。
关德栋在《谈〈变文〉》和《略说“变”字的来源》两文中均努力从印度文学中寻找“变文”的来源。
他在前文中明确指出：“印度文学有一种最特别的体裁，就是在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缀以韵文的偈颂Gāthā（佛经中常译作：讽颂、伽他、伽陀、或偈），重说一遍。
......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
象唐五代产生的’变文‘，便是这种印度文学形式中得来的。
”当时也有人认为，“变文”这一文体是中国本来就有的。
如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的来源“当于南朝清商曲旧乐中求之”，或即“变歌之一类”。
但这种看法，当时响应者寥寥。
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发表之后，变文出于中国本土说才开始为学界所关注。
王氏认为：“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它的体裁是有说有唱的。
”“因为中国文体原来已有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也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用散文和韵文来叙事都具有很稳固的基础。
......所以我认为’变文‘是当时民间采取俗讲的方法来说当时民间传说故事的一种话本；而俗讲也可能采用当时民间形式的歌曲和说话方式，以求引人入胜的。
”此后，王重民作《敦煌变文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变文”这一文体在中国本土的渊源，他十分明确地说：“变文的起源没有直接受到、或在体裁上竟完全没有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
”他通过对“变文”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对第三部分――唱词的构成的分析，得出结论：“变文的产生，是汲取了古代民间文学各种创造体裁的结晶，而发展成为更艺术，更美丽，更善于表达歌唱自己思想的工具。
”同时，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也指出：“变文这种新文体可以说古已有之”，“变文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这种文体为佛教徒所垄断，改造成为讲唱经文。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变文”这一文体的来源究竟是印度文学还是中国本土文学仍然莫衷一是，甚至在1985年8月的“一九八五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文学组的学者们还对这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美国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授梅维恒（Victor H . Mair）罗列了梵文中所有的“变”，说“变文”来自印度；兰州大学牛龙菲则罗列了所有汉文古籍中的“变”，说变文来自中国，双方争执不下，而且相约会后继续讨论。
关于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的讨论最早对敦煌变文体制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郑振铎。
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论述了敦煌“变文”与“俗文”在体制特征上的分野，他说：“二者虽同以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然而组配的性质却完全不同。
”第一，“俗文”是解释经典的，先引原来经文，后再加以演释。
即将艰深不为“俗人”所懂得的经文，再加以通俗的演释，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晓；变文则是采取古来相传的一则故事，拿时人所闻的新式文体――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的文体――而重新加以敷演，使之变文通俗易解，故谓之“变文”。
第二，在文字上，“变文”与“俗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俗文”是以经文为纲，先列原来经文，然后再将经文敷演为散文与诗句的。
全部散文与诗句便是“笺释”，便是“演文”。
至于“变文”，则其全部的散文与诗句皆相生相切，映合成篇，既无一段提纲的文字，又不是屡屡复述前文的。
他们是整篇的记载、纯全的篇章，其所取的故事并不是仅仅加以敷演，而是随意的用他们为题材的。
“总之，’俗文‘不能离了经典而独立，他们是演经的，是释经的，’变文‘则与所叙述的故事的原来来源并不发生如何的关系；他们不过活用相传的故事，以抒写作者自己的情致而已。
”他后来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变文”的韵式、篇章结构及分类进行了更细入的研究。
如他将变文的韵式归为两类：一类是七言式，其中夹杂着“三言”为其变式；第二类是六言式、五言式，这是罕见的。
他将变文的篇章结构也归为两类：第一类，将散文部分仅作为讲述之用，而以韵文部分重复的来歌唱散文部分之所述的。
这样重叠式的叙述，恐怕是作者们怕韵文歌唱起来，听众不容易了解，故先用散文将事实来叙述一遍，其重要部分还是在歌唱的韵文。
第二类，以散文部分作为“引起”，而以韵文部分来详细描状。
这是比较合理的结构形式，因为散文和韵文交替运用，没有重床叠屋之嫌。
关于结构上还有两种不同特色：像《维摩结经变文》每段之首，必引《经》文一段，然后尽情地加以演说与夸饰，化成光彩绚烂的锦绣文字，但大多数都是不引用经文的，直截了当地讲唱故事，并不指明那些故事的出处，更不注意到原来的经文是如何的说法，至于一般的不说唱故事的变文，更自然无须乎“引经据典”了。
关于变文的分类，郑氏也作了简要的归纳：一为关于佛经故事的，又分为严格的说经的和离开经文而自由叙述的；一为关于非经文故事的，也可分为讲唱历史的或传说的故事和讲唱当代的有关西陲的“今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