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笔下的近代中国_以德富苏峰的两部中国游记为视角
日本近现代作家中国游记的价值探究
日本近现代作家中国游记的价值探究作者：王蓉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09期摘要：孙立春等人的《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将研究触角伸向日本近现代作家的访华游记，采用实证研究、形象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对日本近现代作家的访华游记进行了深层次剖析。
其研究成果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关键词：《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学术价值；中国旅行[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02近代中日两国的交流最早始于19世纪60年代，随着中日两国现代交通和旅游业的发展与完善，诸如学者、记者、军人、商人等日本各阶层人士怀着各自的目的，在中国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于是产生了一波中国旅行高潮。
相比其他群体，作家的访华游记非但真实性方面不会逊色，文学性显然会更胜一筹。
遗憾的是，国内外目前尚无整体研究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的专著，可以说孙立春等人的专著《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游记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该专著是孙立春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10YJC752038）的最终结项成果。
《游记研究》将访华对象锁定在了作家这一阶层，通过研究日本近现代作家的中国旅行和中国游记，分析日本近现代作家对近现代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并进一步了解中国游记中折射出来的近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同时也不忘揭示不同作家访华游记的艺术特色和中国旅行对其创作的不同影响，将该专著的学术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一种开拓性的学术尝试。
该专著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特总结如下：第一、思维严密，连贯性极佳《游记研究》首先在绪论中对国内外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了客观且较完整的分析，先行研究涉及中文著作、日美学者的中译本著作、中文论文（含相关硕博士学位论文）、日文著作及论文。
0引言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教案
年中国说》 新文体” 《少年中国说》：——新文体”的典范之 新文体 作“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 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 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 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 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 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 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 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 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 教案 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教案
2）徐 念 慈： ） 余之小说观》 《余之小说观》 ： “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 昔冬烘头脑， 昔冬烘头脑 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 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 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 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 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 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 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 “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 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
教案
3、1937 ——1949年10月。 、 年 月
由于战争的影响，文学分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大 块，文学呈现出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面貌，在国统区、 沦陷区出现了象沙汀、艾芜、张天翼、何其芳、钱钟书、张 爱玲等颇负盛名的作家。在解放区，则出现了赵树理、柳青、 孙犁、李季等作家。其中，赵树理的小说被认为是民族化和 大众化的典范。
明治、大止时期日本文人的杭州游记研究——以内藤湖南、河东碧梧
明治、大止时期日本文人的杭州游记研究——以内藤湖南、河东碧梧桐、青木止儿、村松梢风为中心作者：荆晓霞，李莉娜，孙立春来源：《语文学刊》 2016年第5期荆晓霞李莉娜孙立春(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1121)［摘要］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文人内藤湖南、河东碧梧桐、青木正儿、村松梢风游记中描绘了他们对杭州的印象。
总的来说，他们游记中的杭州形象是矛盾的，一方面对杭州的历史文化爱得深沉，一方面又对当时杭州落后、衰败的景象感到悲哀。
他们的话语中经常流露出自己作为先进国家国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这样一来，杭州就成了衬托日本文明和强大的他者。
［关键词］日本文人；明治大正时期；杭州形象；他者［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5-0071-03［基金项目］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之“日本近现代作家的杭州游记研究”（cx2015108）。
［作者简介］荆晓霞，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132班学生；李莉娜，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132班学生；孙立春，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明治、大正时期，随着中日交通设施和旅游业的发展，许多日本作家、文人慕名来杭州旅行。
关于德富苏峰、芥川龙之介的杭州游记，孙立春已经做过较详细的研究。
［1］［2］因此本文选取了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河东碧梧桐的《游于支那》、青木正儿的《江南春》、村松梢风的《魔都》中的相关章节，进行了具体分析。
这些游记不仅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杭州观、中国观，还间接影响了近代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一、内藤湖南的杭州形象内藤湖南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
内藤5岁就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嗜好中国典籍，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1899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不仅游览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名胜古迹，还结识了中国当时很多的维新人士和学者。
回国后，他将这次的游记整理成了《燕山楚水》。
2019智慧树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答案
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答案对应章节绪论提示：选择题选项顺序为随机排列，若要核对答案，请以选项内容为准1【单选题】(2分)提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A.朱熹B.陆九渊C.周敦颐D.王阳明2【判断题】(2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对这个史料一般地来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强调客观的反应历史，一种是强调主观的认识历史A.对B.错3【判断题】(2分)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写了《西方的没落》，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区域分成10个文化区域。
A.对B.错对应章节第一章1【单选题】(2分)《古事记》问世于哪一年？A.710年B.711年C.712年D.713年2【单选题】(2分)弥生文化的两大发现是弥生遗迹和______A.奈良遗迹B.橿原遗迹C.缠向遗迹D.登吕遗迹3【单选题】(2分)人类语言分为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复综语。
日语属于_____A.屈折语B.黏着语C.孤立语D.复综语4【单选题】(2分)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歌词取自__________。
A.《万叶集》B.《日本书纪》C.《古事记》D.《古今和歌集》5【单选题】(2分)_______以后，中国王朝正史不再有《倭人传》、《倭国传》，而以《日本传》取代。
A.汉代B.唐代C.宋代D.明代对应章节第二章【单选题】(2分)日本制定《十七条宪法》是在______________时期A.推古天皇B.持统天皇C.天智天皇D.光明天皇2【单选题】(2分)白凤文化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_______影响。
A.西汉文化B.东汉文化C.隋朝D.唐朝文化3【单选题】(2分)日本共拟派遣唐使18批，其中对日本最有影响的是____遣唐使。
A.第6至第10批B.第6至第11批C.第7至第10批D.第7至第11批4【单选题】(2分)“院政”主要存在于平安时代，但“院政”作为历史学术语，至_____才被广泛采用。
A.镰仓时代B.室町时代C.江户时代D.明治时代【单选题】(2分)佛教传入日本后，在_____开始形成六个宗派，通称“南都六宗”。
日本人中国游记
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物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 澄《东游日记》、王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王景禧《日游 笔记》
背景：出游中国
与中国人留下了众多的东游日记一样，近代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 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专著多达数百部80年编辑出 版了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
巴蜀交通史-日本人中国游记
背景：出使日本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19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 新政府即派外交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 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 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 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 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使馆人员，却 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 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有好气氛。
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
王韬东的《扶桑游记》
“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
“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背景：留学日本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 府又让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 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 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上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 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 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 革措施。
《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述评
《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述评摘要：孙立春等人的《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日本近现代作家的中国之旅及其访华游记，为比较文学形象学、后殖民主义、互文性等理论提供了新的例证和视角，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中国形象中日两国自古就有着十分紧密的交流，然而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却有悖于这种密切的关系。
近代日本的迅猛发展与多次的战争胜利让其开始自我膨胀，以至于面对中国时带有一种俯视的姿态与高傲的优越感。
这一点从日本近现代作家的访华游记中即可读到，他们或赞赏日本在中国所做的建设，或美化日军，或贬低中国人民，或在同情中国百姓的同时抬高自我形象。
这种态度或者说心理，有的是被迫做出的举措，有的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同化的产物，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探究与深思的。
因此可以说，《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一书可谓应运而生。
国内外关于近现代日本人访华游记的研究不在少数，不过，聚焦于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见。
该书着眼于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的文学性与一定的真实性，将访华游记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提高到了应有的重视程度。
一、《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概述《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是由孙立春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日本近现代作家访华游记研究”（10YJC752038）的最终结项成果。
该书从日本近现代作家中国旅行的背景入手，交代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概况，介绍了近现代中日交通和旅游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近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直到二战结束，日本都站在一个对中国来说是侵略者、对日本来说是开拓者的两面形象中。
总之，一系列的殖民开拓使得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作家看到现实的中国时，内心由汉诗文构筑的、绚丽的中国梦轰然倾塌。
近现代日本有三种代表性的中国观：脱亚论的中国观、兴亚论或者亚细亚主义的中国观、侵略论的中国观。
中国文学作业
一、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晚清的诗坛毫无生气，为了诗歌的革新解放，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发动了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滥觞起于黄遵宪。
1868年，二十一岁的他就写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的诗句（《杂感》）。
但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则是梁启超，他在一八八九年的《夏威夷游记》中写道“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
犹欧洲之地方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
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梁启超以为诗界革命早有“月晕础润之征”，而在写《夏威夷游记》时，他认为呼唤“诗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还提出了几位诗界哥伦布的“候选人”他认为最具诗界哥伦布资格的，“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除了黄遵宪外，梁启超还推崇谭嗣同（复生）、夏曾佑（穗卿）、蒋智由（观云）等人。
针对晚清诗歌创作追求古与雅的写作原则，梁启超他们提出了新与俗的纲领。
所谓新，或者说新的意境，就是指反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
他们力主“弃典籍而采近事”（黄遵宪：《与梁启超信》），“扫除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
以“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
因此，他们认为，诗人应关心现实，熟悉生活，没有亲身的阅历，无法通晓世情不知现今的世事，就难以了解时势，就写不出新的意境。
所以“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黄遵宪：《感怀》）。
康有为还要求作家做到“于民俗、物产、国政、人才瞭如豁如”（《日本杂事诗序》）。
他们还认为，创造新的诗境，必须有新的思想，只有用新的思想来写新的生活，才能达到这一要求。
近代日本汉学家笔下的京杭大运河
近代日本汉学家笔下的京杭大运河作者：江苏段孙宗广来源：《学理论·下》2015年第03期摘要：京杭大运河如一条玉带沟通南北，促进了江苏段运河沿岸地区的发展与对外交流。
在东亚文化坐标中，近代日本汉学家是一支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行舟运河，留下内容极其丰富的文字与图片。
从内容和情感方面看，他们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既是运河沿岸城乡的写真、访书求问的交流实录，也是情感复杂纠结的踏勘记述，折射着特定时代下的中日力量对比及诸汉学家的复杂心态。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江苏段；日本；汉学家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98-03作为沟通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于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底又被列入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国家文物局要求先从地级市着手编制大运河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再完成省一级规划，最后形成全运河规划。
运河流经地区以大运河申遗为契机，加大了对所辖河段的调查、治理、保护、开发工作，单纯看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几千篇学术论文，便涵盖了北京段、河北段、天津段、山东段、河南段、安徽段、江苏段、杭州段……可谓城自为战，省自为战。
2014年6月22日，中国向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获得通过，成为我国第46个世遗项目。
此次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
运河各地的官方媒体无不喜形于色，均以头版庆祝。
问题是，申遗成功以后怎样？笔者认为，还是应该首先注重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工程未动，研究先行。
国内各地运河史料自在关注之列，国外不同时期的大运河研究也应给以充分重视。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为例，来说明域外相关资料的应有价值。
一、东亚文化交流坐标与近代日本汉学家江苏民众与国外的交往渊源已久。
以吴地为例，其最早可溯至春秋，三国孙吴时派巨舟远航高丽，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地区）有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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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11年第1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198期）专题研究日本人笔下的近代中国———以德富苏峰的两部中国游记为视角赵苗摘要：日本近代著名社会评论家德富苏峰曾于1906年和1917年赴中国考察，其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
德富苏峰在其所撰写的中国游记中，披露了日本实行海外扩张的战略思想，体现了日本人十分复杂的中国观。
游记中不乏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记载，同时也有对中国政客的访谈及对中国时政的分析，从当时日本主流阶层的视角透视了纷繁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
关键词：近代；日本；中国游记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1－0129－05收搞日期：2010-11-20作者简介：赵苗，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北京100089）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数量十分丰富，这些中国游记的性质大致分为三种，一是纯粹的有关中国文化与风土人情的旅行游记，二是具有明确政治军事目的的勘察记，三是旅行见闻与军事勘察相结合的杂记。
在这些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中，德富苏峰（1863 1957）的《七十八日游记》与《中国漫游记》是两部代表性作品，两部游记分别写于1906年和1917年，是德富苏峰亲自赴中国考察游历的记录。
通过游记可以看出，当时德富苏峰“海外雄飞”的战略思想与舆论导向已经完全形成，事实证明此后日本的海外扩张战略与德富苏峰的思路完全吻合。
德富苏峰1863年1月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一个纺织商人兼村长家庭，1886年他以《将来之日本》一书一举成名，从此开始在日本的新闻界与政界崭露头角。
1887年1月他创立了民友社，2月创刊了《国民之友》月刊杂志，当时仅创刊号就发行了7500册，第10期后销量达10000册。
1890年德富苏峰创刊《国民新闻》，1892年著有《吉田松阴》，1893年发表《大日本》一文，1894年出版了宣传其海外扩张理论的重要作品《大日本膨胀论》，逐步成为把持日本舆论动向的核心人物。
德富苏峰在近代日本受到了广泛的追捧，被称为继福泽谕吉之后的第二大思想家、史学家，对日本统治阶层的决策和普通日本国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以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与《七十八日游记》两部游记为主线，对这些游记中的北京形象加以阐释，借此考察近代日本对中国观的变化与演进。
921一、对中国的双重印象首先来看德富苏峰两次游记中的行程安排。
第一次是1906年5月25日，德富苏峰在民友社同事伊藤源一郎的陪同下从日本的东京出发，由朝鲜的平壤进入中国。
时值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德富苏峰选择在这个时候出行，主要目的是考察日俄战争后朝鲜及中国的情况。
德富苏峰自北向南先后去过中国这些城市：奉天、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天津、北京、上海、南京、长沙、武昌、汉口、杭州、苏州，于8月4日由上海返回日本，共计两个月零十天。
时隔十二年之后，德富苏峰再次踏上中国之旅，于1917年9月15日在秘书山崎猛和记者玉生武四郎的陪同下出发，途经奉天、长春、哈尔滨、吉林、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天津、北京、张家口、大同府、北京、汉口、九江、南昌、南京下关、镇山、扬州、上海、苏州、南京、曲阜、泰安、济南、博山、潍县、坊子、青岛，于12月6日回国，共计两个月二十一天。
两次行程中北京都是必去的地方之一。
在第一次行程中，德富苏峰游览了紫禁城、雍和宫、天宁寺、白云观、十三陵等十三处北京的名胜古迹，时隔十二年后他不但重游了这些地方，有些地方还去了两次、三次。
他说：“孔庙、国子监、雍和宫、天坛实在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
郊外的黄寺、天宁寺、白云观也都有必要一去。
至于玉泉山、万寿山等名胜就更不用说了。
”［1］（p.402）1917年抵达北京的第一天他便急于游览北京的名胜，以至于“拜访了公使馆后马上就经东华门去往紫禁城”。
从这样的行程安排上，不难看出德富苏峰对中国历史文化所怀有的强烈兴趣。
他在游记中用这样的笔触形容北京：“用一句话概括北京的话，就是它首先是中国的首都。
它不仅是辽、金、元、明的古都，再往前追溯的话，这里还有隋朝的古迹，而且还有唐太宗征伐高丽经过此地时的遗迹。
再往更远的时期追溯的话，它还是燕国的首都，‘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易水就在这附近。
”［1］（p.399）在游北京的孔庙时他说：“周宣王的石鼓虽然已经破损了，但是石鼓的形状还保存完好，现在还好好地放在这里，真是难得。
韩退之、苏东坡一定会高兴得禁不住作诗咏之，如果那样的话就更难得了。
”［1］（p.403）类似的历史典故在德富苏峰的游记中随处可见，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于古代中国的敬仰之情。
因此尽管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后极力宣传对外扩张的舆论，但是在他的头脑中仍然残存着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情结。
德富苏峰所成长的明治时代，尽管中国的影响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但是汉学仍然是当时的学者普遍具有的文化素养。
德富苏峰自幼跟随其母亲学习唐诗、《大学》、《论语》，十岁前后进入兼坂止水家私塾读《四书》、《五经》、《左传》、《史记》、《唐宋八家文》、《资治通鉴》等，具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底蕴。
德富苏峰的汉学功底颇受梁启超推崇，梁启超说：“苏峰长于汉学，其文辞只须删去日语之假名而易以虚字，便成一篇绝好之汉文。
任公之日文程度仅粗知门径，尚能转译成文，据为己有，则苏峰汉学之湛深，可见一斑。
”［2］（p. 208）。
然而德富苏峰对中国的敬仰只限于古代的中国，并不包括现实的中国，这就牵涉到对中国的“双重印象”的问题。
即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古代的中国是值得尊敬的，现在的中国则是另外一回事。
与当时的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德富苏峰对中国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此吉川幸次郎在《中国印象记》中概括到：“把现在的中国与古代的中国区别看待，还导致这样的看法：古代的中国是值得尊敬的，现在的中国则是另一回事，只宜遭到蔑视。
是否有应遭到蔑视之点暂且不论，这种想法的结果是以光看到宜遭蔑视之点而满意，作为一个大国之民，因此产生了这种不好的态度。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弊端，这些弊端的根源就在于把古代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切成两半的做法。
”［3］（p.191）德富苏峰的游记中往往就交织着这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德富苏峰赞赏中国人创造的辉煌历史，他说“中国人不是从某个星球上降落下来的人种，他们是有着四千年悠久历史的大民族。
”、“中国人是出现过老子、孔子那样的世界性大师的国民，是出现过管仲、唐太宗那样的大政治家的国民，是出现过六经、四书、诸子百家等重要思想哲学的国民，是修建了长城、开凿了自江南至燕赵的大运河，成就了世界性大工程的国民。
”［4］（p.336）另一方面则充满了对现实中国的蔑视，衰败的中国社会现状进一步加强了德富苏031峰的野心，他在游记中充满自信的断言日本必须要抓住机会“海外雄飞”，而所谓的“海外雄飞”其实质就是发动侵略战争。
他总结说“这次漫游给了我莫大的希望。
”［4］（p.335），所谓“莫大的希望”，其含义自然不言而喻。
德富苏峰坚定的认为当时的中国必定失败，他举例分析中国失败关键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统一”。
即“没有统一的国民精神、没有统一的军权、没有统一的财政”［4］（p.287）、其中“没有统一的国民精神”被德富苏峰排在首要的位置。
德富苏峰在游记中围绕“统一”的问题多次进行论述：“不幸的是，在中国社会舆论得不到统一，而且也没有能够让舆论统一的精神上的目标。
”［4］（p.287）、“中国人具有民族自负心，当然至于国民精神，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没有形成一股气候。
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关系到国家危亡时刻，也只有李鸿章等北洋派视之为战争，长江流域的刘坤一、张之洞之流不是一直保持局外中立、袖手旁观吗？”、［4］（p.288）、“没有精神上的统一，没有财权的统一，没有军权的统一，没有这三个统一，却想扶植中央集权制，加强统一政治。
即使管仲来了，诸葛亮来了，唐太宗来了，谁来了都不可能做到。
”［4］（p.292）德富苏峰的两部中国游记都是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当时日本的《国民新闻》上，所有的稿件都是德富苏峰在每天的旅途中挤时间写出来的，他在《七十八日游记》的著者前言中说“这些文章有的是在火车上写的，有的是在船上的饭桌上写的，有的是在车站的椅子上写的，有的是在旅馆里写的。
这样做都是为了能够在记忆犹新的时候记下来，并且一边写一边就寄了出去，因此文章的修辞就不免粗糙了些，内容也浅显了些。
”［1］（p.349）然而正是由于较少的修饰和润色，我们可以通过这两部游记感受到德富苏峰最真切的想法。
长期以来作为日本右翼思想代表的德富苏峰的言论一直为中国人所回避，但是不得不承认德富苏峰对中国的评价有其冷静深刻的一面，他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有着相当深刻的洞察力。
对此王向远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一书中阐述到，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
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御用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二、北京的西洋化与儒学的衰落德富苏峰的两部游记分别写于1906年和1917年，这段时期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急剧变革的时期。
1906年正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清王朝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1917年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及军阀混战的时期。
德富苏峰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中国儒学衰落和西学兴盛的情况，看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德富苏峰看到当时从中国南方到北方的都市，各地都涌现了西方思潮。
1906年来北京时他感慨道“大体看一看北京，清国当今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就可以窥见一斑。
北京实在是有些西洋化的地方，那道路整修的情景就是在东京也比不上，地上铺满了碎石子，然后用蒸汽式压路机把上面压平，并且一直延伸到宽阔的大陆上。
”［1］（p.401）、“如果去拜访中国的大官们，在他们那里几乎看不到纯粹中国式的客厅。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西洋式的椅子、桌子或者沙发等。
喝的酒是三鞭酒，吃的点心是饼干，行礼也是握手礼。
而且中国商店里的东西，也在义和团事件以后全变了，里面摆的全是由中国人制造的西洋杂货类的东西，而且在不断地增加。
”［1］（p.401）与此同时儒学的影响在中国日益衰落，由于一味追随崇拜西洋的一切，导致了中国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断裂与扭曲，代表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古迹残败不堪，而对文物的漠视甚至令日本人都感到触目惊心。
1906年德富苏峰去汤山康熙帝的离宫，目中所见“非常破旧，就是我们这沾满泥土的鞋子也不想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