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汇总

孔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孔子的核心思想为“礼、仁、孝”，在冲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这一特殊时期，“礼、仁、孝”成为孔子所倡导的主流社会思想，《论语》中也大篇幅讲述“礼、仁、孝”的重要性及其积极作用，深深影响着现代人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优点：《论语》中有这样的描述：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对“礼”有了初步的理解，但“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

大家对于社会上一些现象就拿这句话称量着，对那些富而作威作福的人痛感厌恶，讲究贫而守节，并对此大奖不疲，甚是流传。

“礼”作为孔子首推的精神，其富含浓厚的意蕴。

又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和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礼”成为了一种行为准则，而“成人之美”也成为一种美谈。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是遇到纠结之事，“礼”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着相同的内涵。

“六尺巷”的故事也表现出人们对“礼”的理解与实践。

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一百零五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仁”的重视与教育。

“仁”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品质，更是君子们处世之道。

《论语》中有这样的描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孔子将“仁”作为每个人以生的追求。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不仅仅只是思考方式，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

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

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在今天，依旧有无数人为了心中的“仁”奋斗着，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

孔子思想中关于“忠、孝”也是十分的着重的。

《论语》中这样议论“孝”的：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游问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孝”是一个人的成“仁”之本，现代社会中谈及“孝”我们都不由的拿孔子的“孝”的标准与之比较，对那些至孝之人也是大加赞赏。

总之，孔子的思想已是深深扎入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礼、仁、孝”也已融入我们思维与出事的方方面面。

孔子思想影响着现代社会，也会一直影响着未来一代又一代人。

孔子教育思想的缺点：1、忽视科学忽视科学这点是中外不少人对孔子的批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和积累，主要有：在天文学方面，如李约瑟先生所讲：“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

”而且中国天文学自始就使用赤道坐标系，不同于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和阿拉伯的地平系统，而现代天文学采用的是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

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纪录是《尚书?胤征》中的记载，发生在公元前1970年或前2019年。

世界上第一次新星爆发纪录也是中国殷商甲骨卜辞中的“新大星并火”，约为公元前1300年。

在数学方面，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

《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东汉郑玄在注疏引郑众所言：“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

”这同后来的《九章算术》差不多少。

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西周时即有“九数”的教学内容是合乎情理的，当然也许不会有《九章算术》中的内容那样高深。

但只要有这些概念和最粗浅的运算技巧，在当时世界上也明显居领先地位。

《墨子》一书中述及的数学、几何、力学、声学、光学、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至少不次于晚墨子近两个世纪的古希腊阿基米德。

墨子虽然比孔子晚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墨子》一书中很多内容也为墨子的弟子们所写，但同样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孔子时代及以前，数学和物理知识就应该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周礼?冬官考工记》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产生于春秋末与战国初，与墨子活动时间大体相当。

其中所记录的丰富手工业技术与《墨子》相互印证，反映了那一时期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

同样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孔子时代及以前，工艺技术水平会是相当高的。

但在《论语》和其它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无论是数学物理还是机械工艺，均无丝毫反映。

如果考虑到西周教学中本来有重数的传统，我们只能说孔子未能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他之前的文化知识。

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周礼》中讲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小学”，是青少年们的学习内容；而孔子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是“大学”，是成年人学的。

但墨子等研究数理工艺的人士就不是成年人了吗？也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在诸子作品中除了《墨子》和《管子》，其他不也都没涉及科学吗？还有人会为孔子辩护：古希腊与孔子地位相当的苏格拉底不也只谈社会伦理、不谈科学宇宙吗？的确，依照“无求备于一夫”的古训，孔子忽视科学最多只能说缺憾、而不能说是过错。

如果将孔子视为与其他诸子和古希腊哲人一样的杰出文化人士的话，孔子对知识有个人偏好是正常、无害的。

但后来孔子被君主们尊为“至圣先师”，他的话被认为句句是真理、是社会思想的准则，这样，他的忽视科学这一个人偏好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危害了。

2、缺乏尚武精神如果说忽视科学是先秦多数士人之通病的话，那缺乏尚武精神恐怕只有孔孟、杨朱等少数学派了。

以军事见长的孙子等人就不用说了，主张耕战强国的商韩吴起等人也不必说了，就是《墨子》、《管子》中也有相当篇幅、很高明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连主张虚静无为的《老子》中，虽然多有反战言论，但也讲独特的用兵之道，如：“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八章》）等。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句著名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自有国家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战争。

一个国家民族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战争中获胜，因此古代优秀的政治家往往也是出色的军事家，贵族以勇武善战为荣，百姓也普遍强健能战。

孔子和鲁儒们依自己的爱好和愿望，只把周公说成是制礼作乐的先驱，从不提周公也是位军事家，不仅参与了武王伐纣，而且后来还亲率大军东征，讨平叛乱。

孔子无疑是位礼仪方面的专家，但对军事没有兴趣。

《论语?卫灵公》中讲：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问孔子有关打仗的事，孔子答道：“礼仪方面的事我学过，打仗的事我没学过。

”并且第二天就离开卫国了。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

”）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孔子是不满卫灵公内政不修，因此不同他讨论军事。

但在有关孔子比较可靠的言行记录中，也未见他同任何人讨论过军事。

我们都知道，上古时代的“五礼”中是有军礼的，但现存《仪礼》中只有四礼，没有军礼。

章太炎在《经学略说》一文中这样讲：“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

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

《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

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

”《逸周书》普遍被认为是孔子选了一百篇古代文献集成《尚书》后剩下的周代文献。

《逸周书》中有多篇军事文献，如《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武顺》、《武穆》、《武纪》等。

但在经孔子选编的《尚书》中，迄今还未发现有军事文献。

前述《周礼》中所讲周代青少年学的“六艺”中有“五射”。

汉代郑玄注引郑众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

”后来唐代贾公彦作了进一步注疏：白矢，即箭不仅射中、而且要射穿靶子，因此才见到白色箭头，表明发矢准确有力；参连，即连续放箭，有如连珠；剡注，疏曰：“剡注者，谓羽头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疏曰：“襄尺者，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君一尺而退”，襄，让也；井仪，连发四矢皆中靶，并成井字状。

显然，这“五射”中除“襄尺”外都是要求很高的实战技术。

孔子也讲“射”：“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又讲：“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论语?八佾》）这里的“皮”是指箭靶子。

孔子讲射箭不一定要射穿靶子，因为人的力气大小不同；而且射箭时“无所争”，要“揖让”，射完了再饮杯酒。

显然，孔子所讲的“射”并不是实战技术，而是一种礼仪，类于《仪礼》中的“乡射礼”或“大射仪”，是上不得阵的。

也许有人会替孔子争辩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学生厓有（冉求）说他的军事才能“学之于孔子”。

但这很可能是做学生的为了能使孔子回到鲁国而讲的谦辞，因为在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我们实在看不出孔子对军事有兴趣、有研究。

即使退一步讲，孔子在私下里说不定对军事也许确有研究，但流传下来的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孔学思想仍然是缺乏尚武精神。

以前讲过，我们中国的道德观念本来一直是以“德”为中心的，而孔子将以“德”为中心转变为以“仁”为中心。

这种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带来了至少两个相当负面的作用：一是注重尊尊亲亲，使法制不彰；二是弱化了尚武精神，使人变得温顺柔弱。

客观地讲，孔子倒也还并不是完全回避、反对战争，而是强调“仁”和“义”、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

（见《论语》的《述而》、《子路》、《卫灵公》、《季氏》等篇中有关内容和《左传》的“哀公十一年”、“哀公十四年”及《史记?孔子世家》等。

）孟子进一步发展或者说进一步扭曲了孔子这一思想：“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

’大罪也。

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孟子?尽心下》）然而把“善为战”与“仁”对立起来、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只讲“好仁”，果能无敌于天下吗？韩非在《五蠹》中曾举过徐偃王的例子：“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