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doc
孔子对当代的意义
孔子对当代的意义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他的思想和哲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孔子的思想和哲学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深化。
本文将探讨孔子对当代的意义，以及他的思想和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和价值。
一、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孔子的思想和哲学主要体现在《论语》中。
他的思想和哲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仁爱孔子认为，人们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是一种仁爱的精神。
他认为，仁爱是人类社会的基石，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和谐的重要保障。
2. 中庸孔子认为，人们应该追求中庸之道，避免过分的偏激和极端。
他认为，中庸可以使人们保持内心的平衡和稳定，避免过度的情感波动和冲动。
3. 敬神孔子认为，人们应该敬神，尊重天地自然，感恩天赐的一切。
他认为，敬神可以使人们保持谦虚、虔诚和感恩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自大和傲慢。
4. 学习孔子认为，人们应该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他认为，学习可以使人们不断地进步和成长，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眼界和思维方式。
二、孔子对当代的意义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当今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挑战，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而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可以帮助人们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其次，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在当今社会，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而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强调了人们之间的仁爱和中庸，可以帮助人们建立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最后，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当今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而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强调了不断学习和进步的重要性，可以帮助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加上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时代。
以下是“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诸多矛盾。
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寻找共同话语，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国的传统，保持各国的特色。
斯人虽远逝，其道冠古今。
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敏而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勤于向人请教，不到30岁，就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力图改变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局面。
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的救世思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
他周游列国，遭到不少隐士的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
在陈蔡等小国，挨饿受冻，面有菜色。
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孔子思想虽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冲击，但并没有消亡，一直存在发展壮大着。
孔子与其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
他的学派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战国时代，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派。
虽然秦国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焚书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结局。
贾谊把秦的成败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刘邦马上得天下，宣称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听后立即改变态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义守天下。
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此，儒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孔子也成为亘古一人的大圣人。
论孔子思想的政治运用和现实意义 定
论孔子思想的政治现实意义论孔子思想的政治运用和现实意义孔子，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在那个战火纷争纵横合并的年代，孔子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留下了“弟子三千”、“儒家圣贤”的美誉。
如今孔子的各种思想已经被世人所公认，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不仅赢得各个民族的赞同和认可，其独特的“仁”的思想核心也被奉行为当下社会建设一个重要的原则加以推行和发展。
但是也有人说，那个时代的孔子是寂寞的，因为知音难觅，政治上的抱负得不到施展和认可，辗转周游于各国而屡次遭到冷遇和不屑，最终还是悲惨地老去，带着天下大同的理想黯然长逝。
但是，在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位千年智者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还是数不尽的思想智慧和财富，其关于政治治国方面的一些独特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一、孔子思想内核在行政理论方面的体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
在其思想体系中，由于孔子认为人生而“性相近，习相远”，才最终导致了天下苍生外在的表现差异，也导致人和人之间的纷乱斗争。
所以，为了使社会达到天下大同，社会教化得以更好的在乱世中推行，孔子基于自身的阶级地位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思想观念，旨在要用道德约束人们，通过使人们内心的平和和守矩，从而达到社会的平等和和谐。
因此，通过“成仁”而“成人”就成了孔子极力宣扬人们去追求和实现的个体目标之一。
这是一种十分积极入世的哲学观念和社会理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前期都在积极地为推行这一种政治抱负而努力。
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在人生五十之年，终于取得了政治道路上第一个“大用”的成就，在鲁国就任大司寇，以为推行各种体恤民情、改善民风的政策，使得鲁国大治，其在外交和对内政治上都有了很大的作为。
曾经有学者之处，中国历史朝政上一般有三种势力执政的情况：分别是宦官外戚、文官、物管三种势力，而其中，又有“以儒家思想武装的文官”执政时代是这个朝代最为清廉正直的时代。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说的依据何在。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传述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他怀疑天命鬼神,重视人事;主张以“仁”为中心确立各种典章制度;重视仁德､礼义,轻视生命和物质利益;提倡“中庸”之道与“和而不同”的方法原则;强调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孔子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并由中国传播到世界,是推动社会走向理性､文明､和谐､有序的巨大动力｡经济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政策开放必然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又必须借助于语言的推广和运用,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汉语也逐渐成为一种强势语言｡在此背景之下,以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职能的海外孔子学院,也就应运而生了｡2005年7月,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汉语大会”,为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和加强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2005年10月,南昌大学与法国普瓦提埃大学合办的法国第一所孔子学院已挂牌成立,落户于普瓦提埃大学｡孔子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必将进一步被世界各国所认识和接受｡在建立海外孔子学院的过程中,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主要是汉语教学研究机构,为什么要以孔子的名字命名?孔子对中国思想文化有何贡献?孔子思想有无现实意义?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以期有助于人们对孔子学院内涵及其意义的理解｡一､孔子其人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殷商的后裔,他的祖先从宋国迁到鲁国,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的平民｡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出生之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守寡把他养大｡鲁国是西周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为西周制作了礼乐典章法度,在鲁国保存了下来,所以鲁是礼仪之邦｡《左传·昭公二年》载:“周礼尽在鲁矣｡”孔子敏而好学,勤于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他说:不懂得就问,正式礼(《论语·八佾》)｡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又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他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特别向往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执着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他生活在春秋末期,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诸侯争霸,大臣篡权,西周的典章制度失去了控制人心的作用｡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却热心救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他的志向是以“仁”治天下,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他的救世思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他周游列国,遭到不少隐士的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在陈､蔡等小国,挨饿受冻,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是开创私人讲学论政､从事著书立说风气的第一人｡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孔子把教育从贵族阶层带到平民阶层｡他自己设立学校,开门招生,“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即没有地区､贫富等区别;学费非常低廉,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修”:修是干肉,十条为一束,古代用作初次拜见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菲薄的｡所以他门下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身贫贱,这对后代的教育事业影响极大｡在教育方法上,他能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论语·述而》),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敬仰｡孔子的思想言行主要记录在《论语》中,“论”字有“整理”､“编排次序”的意思,“语”字指二人对话,故《论语》可解释为孔子与其弟子对话的记录､整理｡二､孔子思想孔子是旧时代最后一位思想家,又是新时代第一位思想家｡他自称治学的原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在传述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1.孔子的哲学观:怀疑天命鬼神,重视人事孔子在哲学思想上并不否定天命鬼神,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又主张要“畏天命”(《论语·季氏》),然而,他更突出的是表现了对天命鬼神的怀疑与动摇｡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不相信四时更替､百物生长是一个有意志人格的“天”在主宰的,鬼神究竟存在不存在,他不置可否,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是说并不存在｡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婉言拒绝(《论语·述而》)｡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侍鬼神,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懂得孔子,庄子《齐物论》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所说的“圣人”是孔子｡“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所谓“存而不论”,就是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实际上也就是不相信有｡孔子的治学态度严谨｡他说过“多闻阙疑”､“多闻阙殆”(《论语·为政》),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某物的道理｡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即不谈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之类的事情｡从思维方式上看,孔子不愿对抽象的理论问题作宏观的思辩的研究,他更注意的是具体实际问题的研究,这种思维特点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2.孔子的政治观:以“仁”为中心确立各种典章制度孔子在政治上有其明显的保守的一面,他不满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现象,力图维护濒于瓦解的周礼｡但他的政治思想中也有主张改良以适应新的历史潮流的一面,可以说旧中有新｡他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礼”,实际上已经不是西周那种与天道主宰一切相联系的“礼”,不是那种以祭祀祖先､鬼神为中心的“礼”,而是给“礼”注入了重视人道的“仁”这一新的内容｡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了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论语》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或者说“爱人”就是“仁”(《论语·颜渊》),或者说“忠恕”就是“仁”(《论语·里仁》)｡孔子曾给“恕”下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根据以上所引例句可推知,“仁”的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忠恕”,即忠诚可靠,宽宏大量,体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方面讲;积极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爱人”,泛爱众,这是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提出“为政在人”(《礼记·中庸》),认为统治者应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反对“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这种以“仁”为核心的重民､重人道的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为“仁政”､“民本”思想｡《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仁政”思想,即一方面让老百姓种田,种桑树,养猪,吃饱穿暖;另一方面“谨庠序之教”,宣传孝悌之义,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风气｡《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是孔子“仁”的学说的大发展｡可见,孔子所提出的“仁”奠定了封建社会“仁政”､“民本”思想的基础｡3.孔子的道德观:重仁德礼义,轻物质利益孔子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建立了他的系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以此作为自己人格修养的最高准则,以仁德修身,方能以仁德治国｡如前所述,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能将心比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提倡重道义,轻私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仁义”成为最高的道德信条,“仁义”的价值高于个体生命,高于物质利益,任何人不能以个人利害欲望损害“仁义”｡古代英雄都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都是富有节操的人,如苏武､关羽､岳飞､文天祥等｡孔子还强调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论行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目标｡“礼”是什么?礼是规矩制度,如臣见君须行跪拜礼,晚辈见长辈须快步上前,男女婚姻须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结婚之前授受不亲等等,都有规矩,都是礼的具体表现｡孔子这种重仁德､礼义的观念,更多的是强调共性,对维系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积极作用;而对每个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束缚,因此又有消极的一面｡与重视仁德､礼义这一观念密切相关的是,孔子在审美观念上强调美与善的结合,而所谓“善”的具体内容,就是他的仁政德治以及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歌颂舜德的古乐,是孔子最喜欢的｡《论语·述而》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尧舜是他心目中的圣贤之君,称《韶》尽美尽善,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为什么说《武》尽美而未尽善呢?《武》是歌颂周武王的古乐,说它未尽善,是因为武王伐纣是以征伐取天下,而不像尧舜那样以揖让受天下,故曰未尽善｡孔子这种美善统一的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自然美的看法上｡他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道:“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礼,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孔子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自然山水是美的,而喜爱它,是因为它的某些方面有似于人的精神品德,能象征人的仁义之性｡4.孔子的思想方法论:中庸之道,和而不同孔子所提倡的思想方法是“中庸”之道｡中,即中正､中和､无过无不及｡庸,即是用,或训为常,郑玄《礼记·中庸》注谓“用中为常道也”｡《论语·雍也》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认为处理问题要抓两头,取中间,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要善于把双方甚至多方矛盾调和统一起来,尽可能化解矛盾｡这是他观察､研究､评价一切事物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中庸之道是孔子处于变革时代思想矛盾状况的反映,他企图在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激烈冲突中,找到合适的方法,调和各方矛盾｡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主张,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君子和谐却不同一,小人同一却不和谐｡关于“和”与“同”的含义,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第142页中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和”与“同”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对齐景公批评梁丘据的话,和《国语·郑语》所载史伯的话都解说非常详细｡“和”如五味的调和,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因此史伯也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同”就不如此,用晏子的话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19页评析说:“君子和而不同”与“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意思相同,即保持个体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才有社会和人际的和谐｡“同”､“比”､“党”就容易失去或要求消灭这种独立性和差异性｡“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来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谐与发展｡5.孔子的文学批评观:强调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孔子的文学批评是以对《诗经》的评论为主而展开的,他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诗教”之说见于汉代《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围绕“诗教”而展开的｡其一,孔子重视文艺与道德修养的关系｡《论语·泰伯》记载,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基本原则,孔子认为诗､礼､乐是人们进行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的阶段｡”兴于诗”就是说“修身必先学诗”｡(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为什么修身必先学诗呢?因为人的道德修养总是要从具体､感性的榜样学起,而《诗经》具有鲜明的形象和真实的情感,使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其意思是说:人假若不研究《周南》､《召南》,大概会像正面对着墙壁而站着吧?“立于礼”从道德修养过程来说,是比“兴于诗”要更深入的阶段,礼是贯穿“仁”的原则精神的一系列礼节仪式的规定,具有抽象性和强制性｡它可以区别上下贵贱,匡正名分,使不同等级的人有与自己地位相当的言论行动｡《论语·季氏》记载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从学习生动形象的《诗经》,到掌握礼的各种原则规定,实际上也就是从具体感性认识进一步提高到理性认识,使自己立身行事,严格地遵循礼的规定｡然而,孔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到这里并没有完成,还要通过音乐的陶染,来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使自己从本能出发就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音乐具有自然和谐的特点和感化人心的作用｡孔子所说的“乐”,是指浸透了仁的精神的先王之雅乐,或谓正乐｡《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其意义正在于使人走向成熟､完美｡其二,孔子重视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论语·子路》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有现实根据的｡从《左传》等书的记载来看,《诗经》在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确实是十分突出的｡当时人们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郑伯与鲁文公宴于,席上郑大夫子家与鲁大夫季文子各赋《诗经》中的诗句,子家吟诵《盩风·载驰》云:“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表露求助之意｡季文子答以《小雅·采薇》云:“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表示愿出兵援助｡这场涉及到军事合作问题的外交活动,在“赋诗言志”､“听诗观志”的友好气氛中取得圆满成功｡其三,孔子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的“兴观群怨”说,对后来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兴”,是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而言的｡所谓“兴”,是从诗中引起联想,得到启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把“兴”解释为“感发意志”,比较恰当｡感发就是感动和启发,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情感,使人从吟诵､鉴赏诗歌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与子夏讨论《卫风·硕人》,“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巧笑倩兮”三句本是描写女子的美貌,但子夏从孔子所说的“绘事后素”中领悟到先仁后礼的道理｡用诗来启发学生,加深对礼和仁的理解｡“观”,是就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而言的,孔子所说的“观”比较侧重于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心态,不仅是观诗的客观内容,也观诗人的主观意图｡针对当时盛行的“赋诗言志”,也可以观赋诗人之志｡周代有采诗观风的做法,孔子提出“观”,正是发扬了这个礼治的传统｡他要求文艺反映现实生活,但落脚点仍然在政治教化｡“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云:“群居相切磋｡”朱熹《四书集注》说:“和而不流｡”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由孔子“未若贫而乐(道)”二句,联想到《淇奥》中“如切如磋”二句,认为一个人在道德品质的修养中,要反复推敲,不断深入｡孔子所说的“群”,是在“仁者爱人”与“泛爱众”的基础上的“群”,而不是少数人以某种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小宗派的“群”,故《论语·卫灵公》云:“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怨”,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从《诗经》中许多表现“怨”的作品来看,有些诗“怨刺上政”,有些诗是对社会上不合理现象表示牢骚和不满,也可以包括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如意遭遇｡不过,“怨”的主体是指对现实不良政治的批判｡孔子对“怨”的肯定,也是和他提倡的“仁”相联系的｡他允许百姓对“不仁”的现象直接通过诗歌来加以揭发,这正是孔子思想中的民主和进步因素的集中表现｡其四,孔子重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论语·卫灵公》曰:“子曰:辞达而已矣｡”孔子认为语言文辞的作用在于充分地表达人的思维内容｡《礼记·表记》中引孔子说:“情欲信,辞欲巧｡”“辞欲巧”,即是说言辞要能巧妙地表现内容｡《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曾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说,主张”言”要有“文”,即是强调文辞应当有所修饰,形式也是要讲究的,然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内容｡孔子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看法,是与他以仁､礼为中心的道德修养学说有密切关系的｡《论语·雍也》云:“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是要求人既具备“仁”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孔子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基本理论｡三､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人类的思想灵魂总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因而表现人类共同的情感意识的精神产品,如哲学､文学著作和艺术作品等,能够超越时空,历久弥新,远播海外｡孔子生在2557年之前,但他的思想并没有成为过时的历史陈列品,而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并由中国传播到世界｡1984年美国出版的《人民手册年鉴》,列出了世界十大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名列第一｡在东南亚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新加波､韩国､日本等国,孔子所开创的古老的儒学发展成为与现代工业经济并行不悖的“新儒学”｡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关注社会和人生,重视道德建构,重视人的群体力量和社会责任感,想拯救“礼崩乐坏”的动荡时势,建立一个理性､文明､和谐､有序的社会,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无疑是推动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动力｡孔子在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方面,表现出“有教无类”的开阔胸襟和“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在教育方法上,他提倡“因材施教”､举一反三,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他重视诗､礼､乐对人的熏陶作用,提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育人标准｡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是充满生命力的,值得继承和发扬｡在道德建构方面,孔子提出了以“忠恕”､“爱人”为内涵的学说,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以诚待人的道德观念,对于当今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合作关系,均有积极意义｡在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方面,孔子提出了“中庸”之道与“和而不同”的方法､原则｡这种思想方法论,在当今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加上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时代｡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诸多矛盾｡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寻找共同话语,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国的传统,保持各国的特色｡斯人虽远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是当之无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参考文献][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3]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儒家思想今天遇到了无比强劲的敌手，这就是由西方工业文明引起的西方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将带来一定程度和范围的西方化，孔子的思想，还有其存在依据吗?我认为，孔子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思索是不会过时的，而他一生的经历及其精神境界，作为人的生存，也具有典型意义。
卡西尔说：语言与存在同一。
那么我们只要看看这些词汇吧：仁爱、礼节、天命、中庸等这些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不可想象，如果他们有朝一日从人类的生存中消失那将是怎样的后果？孔子的一生，遇到了重重困难和磨难，贫穷恓惶，理想没有实现，那是一个十分沉重凄婉的悲剧。
但是，孔子建立了一个阔大的精神境界，创立了一套与现实抗衡的学说，视富贵若浮云，过着一种不忧不惧、坦荡荡乐陶陶的生活，把悲剧变成了正剧。
人生多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每个人面对这一事实的时候，难道不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吗？孔子强调个体人格的修养，这是让人自己受用自己生命价值的学说。
人自己精神生活的质量就是他的精神本身的质量，因此，不息地充实自己，追求自我完善，以内在的质量屹立于人世，他才能有种自满、自足的感觉，才能不为各种物欲的追逐、成败的计较、名利的诱惑所压倒，才能有一份宽松泰和、博大包容的心境，真正享受人生！但是，孔子的学说，决不至于独善其身的心性修养。
个人修养的目的在兼善天下，即努力改造社会、造福人群。
这是孔子真正伟大的地方。
他的学说的根本——仁，即是爱人，即是人道。
爱人或人道，就是使人都好起来，使人人生活得好，尤其是使人人都受到教育。
总之是把自身一己的人道修养推广开来，在每个人身上加以实现，使每个人都得到提高和升华，造成一个君子国，造成一个以人道为根本原则的大同世界！孔子的思想、观点是很丰富的，但贯串于他一生的精神却很简单，一是知天命，一是弘毅。
这两点，支撑着“任重道远”四个大字。
极伟大的任务，极沉重的担子，极高远的目标，困难、挫折，甚至终身奋斗毫无结果，都是可能的，没有知天命的精神，生出许多一己的主观妄求，在不合理的事面前表现出不可理解和天真的愤激，甚至为忧烦、悲观、荒诞感所压倒，等等，这样的心理首先失却了宽和健康，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在这里我理解的知天命即上天命我来做这件事和上天注定我命运多舛两方面。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
论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他的思想和文化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孔子的权变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因其实用性和现代意义，现如今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将研究孔子的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希望能够为现代管理和领导工作提供一些积极的借鉴。
一、孔子权变思想的内涵“权变”是指在不同的情况下通过变通措施来解决问题，其本质是一种灵活的思考和行动方式。
孔子的权变思想萌芽于古代春秋时期，即他进行维护周室的活动时。
他在总结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维护稳定的过程中，逐渐提炼出了“义利之辨”和“民贵君轻”的思想，并且形成了“所当，不当”的权变思路，使得孔子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利用情况变化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实现自己的目的。
孔子权变思想的内涵包括其敏锐的思维和敏捷的行动。
敏锐的思维是指孔子对现实和问题的敏感度和清楚度，他能够很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环境、人物等，随时随地作出科学的决策和决定。
敏捷的行动是指孔子在知道问题后的态度和方法，他能够迅速行动起来并且寻找解决方案，使得问题得到合理和有效的解决。
二、孔子权变思想的现代意义1. 经验的启示孔子权变思想经验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实践中的变化、挑战和机遇，以及灵活应对和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
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司法、行政、外交等各级政府机构以及企业的领导者充分运用权变思想，以便更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2. 引导现代化的良方孔子权变思想的现代意义是引导管理和领导工作走向更加现代化，这些工作可以在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管理和个人生活中进行。
对于现代管理和领导人而言，需要在处理人际关系，判断新情况、解决具体问题时运用权变思想、灵活思维和开拓眼界，以开立先驱之路和提高感知力。
3. 提高领导危机处理能力孔子权变思想还可以帮助现代领导人提高应对特殊情况和危机的能力，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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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编今天为大家带来孔子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意义，希望大家喜欢! 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
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
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
《(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
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
( 《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八佾》)。
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
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
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
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
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
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
孔子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孔子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
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所以，到公元2008年，已经是孔子诞辰2559年了。
当然，在这里鲁国也是必须提到的。
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
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后世的人们在谈及孔子时不免的带着一丝的神圣的光环，在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孔子被一个又一个帝王捧为圣人，到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衍圣公，后代相沿不改。
位列王侯，世袭罔替。
封建帝王的孔子的顶礼膜拜达到了顶峰。
在孔子的弟子所著的论语当中记录了孔子的教诲，为后世所熟知的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等。
而对后世影响甚深的则要数孔子的中庸之道了。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是贯穿整个体系的根本所在，没有中庸思想的存在，那么孔子的一切思想将无法得到适当的实施。
中庸意味着变通，意味着“无可无不可”的变通精神，同时也拥有“不偏不倚”的稳定功能。
这同当今世上的所谓的“中庸”之道可谓南辕北辙。
在孔子思想中，中庸则是变通与稳定的高度统一。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天下则是以“九州”之分，处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他所生活的春秋末世“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孽杀其宗，”一切礼乐制度、等级秩序都被颠倒了。
而改变这一切的不能仅仅靠暴力等极端的手段，必须辅之以“和”这种相对折中的方法，正所谓在变动中达到一种平衡，通过不同事物间的互动、互补达到和谐统一。
这种平衡不是僵死的、静止的，而是一种运动变化中的平衡，是和谐、时中，即相对稳定。
1在当今的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尚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下，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一种传承千年的模糊的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也让社会的矛盾比起以前更加的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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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途径。
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
”《（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
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
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
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
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
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
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
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
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
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
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着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
（”《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
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
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
“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
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
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
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
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
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1]王连龙。
论孔子与“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5）。
杨伯峻。
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
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
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
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
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
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
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
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
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着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子曰：”有教无类。
（”《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
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
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
”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
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
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
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
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
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1]王连龙.论孔子与”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