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翻译与明清翻译对比

五四时期翻译与明清时期翻译之对比研究作者简介：张松炎（1982—），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助教，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翻译。

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和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影响较为深远的翻译活动。

一方面，这两次翻译活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两者在译者的构成、翻译材料的选择、语体格局、翻译思想理论及方法等方面却表现出迥异之处。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比较分析，本文拟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以期对这两次翻译活动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译者的构成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多由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封建士大夫合作进行。

这些士大夫们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某一方面的专家，杰出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科技翻译家、中国“科学译祖”徐光启，“中华才士”李之藻，数学家华蘅芳等。

意大利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葡萄牙人傅泛际与李之藻合译了《名理论》，华蘅芳与玛高温、傅兰雅合译了《金石识别》和《地学浅释》。

正是通过中西合译的方式，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维新派希望以变法图自强，介绍西学为其途径之一。

“这一时期译者多为政论家，他们独立译书，不再依靠西人合译”[1]。

严复和梁启超是最杰出的代表。

严复曾留学英国，精通英文，古文功底亦是甚为深厚。

受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影响，他回国后翻译了一大批西方著名的哲学社会书籍，如《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

梁启超主张翻译政治小说以开民智，虽译作不多，却是译述西方诗歌的先驱。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由受过良好外语教育的生力军担当。

这些文学翻译者大都接触过新思想，都至少精通一门外语。

其中有一批是留学生出身，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刘半农、梁实秋等。

五四新文学运动尚未兴起时，身在海外的留学生，虽然所学专业不同，但出于学习外语的需要，接触了大量本色的外国文学。

由于西方思潮的鼓荡，要借文学来启蒙，或出于良好的文史功底和浓厚的文学兴趣，他们早早便开始了翻译。

如鲁迅与周作人在留日期间译有《域外小说集》，胡适在留美期间翻译了《最后一课》《决斗》等。

早期翻译的异质文化熏陶与文学训练和积累使鲁迅、胡适等逐渐成长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在他们的带动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得以蓬勃发展，而文学翻译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画面。

与明清时期相比，五四时期由于译者构成的变化，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更有保证。

二、翻译材料的选择明清时期的翻译选材以科技类著作为主。

外国传教士借“学术传教”之名译介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中西合译的作品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医学等十几个自然科学学科领域。

在天文历法学方面，利玛窦引进了西方历法，得到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赞同。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圜容较义》和《同文指算》。

在物理和机械力学方面，王徵与邓玉涵合译了《奇器图说》。

此外，中西合译在生物学上引进了达尔文进化论，地理学上译入了世界地图，医学上引入了解剖学概念。

甲午战争后，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意识到西人之强根本在于其社会政治制度，于是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具有先进民主思想的社会科学书籍。

严复的译作《天演论》《法意》等以及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翻译均对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不断引入我国，如《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

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整体性的反帝、反封、反传统运动，突出人的个性解放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及展现俄国及东北欧等弱小国家风貌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先后在译界流行开来。

《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几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广有社会影响的杂志上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浪漫主义作品的翻译和评论。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黑暗中苦苦摸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中国志士们看到了希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俄国文学。

鲁迅曾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2]。

另外，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译介得到了大力提倡，这是一种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选择，中国与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社会现实和世界处境。

三、语体格局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文体以文言为主。

两千多年来，文言一直占据中国书面语的统治地位，“虽然唐宋以来白话文学不绝如缕，但在士人的话语圈里白话从来是没有地位的。

就语言本身而言，学术文字除了宋代理学家的语录体外几乎都用文言”[3]。

明清时期国内从事西学翻译的多为封建士大夫，他们的译作文体自然倾向于文言形式。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曾言：“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4]像严复这样的封建士大夫们从小接受的就是严格的文言写作训练，用文言来译作便于一挥而就，用白话反而会感觉辞不达意。

严复的译作《天演论》采用的便是“可与周秦诸子相上下”的桐城派古文：“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

榄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正是仰仗深厚的古文造诣，严译名著才得以站稳脚跟，进而被竞相传阅。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作品中，白话文体占据主流地位。

“文学翻译家们出于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介绍外国的先进文化，对抗黑暗的封建旧文化，推动新文化运动。

他们把这种社会责任感转化为驱动力，在翻译中把作为传统文化语符的文言体解构，译者的人性观、审美观和文化观从传统的桎梏中被彻底地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摆脱了旧文化的束缚，通过新的文体——白话文体——表达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5]。

白话文运动的开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

王佐良说过：“就中国20世纪的文学而言，是翻译家给新生代的创作带来了生机。

1919年前后的白话文运动正式从外国文学的翻译中吸取了灵感。

”[6]胡适、郭沫若等借助白话译诗开启了诗歌创作的“半格律体”和自由体之风，刘半农、田汉等则借助白话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散文诗。

鲁迅一直乐于用白话进行翻译，一生都在创造现代汉语的崎岖山路上跋涉，可以说是现代白话的鼻祖。

总体而言，五四文学革命以白话取代文言为突破口，开辟了中国文学新纪元，也彻底改变了翻译文学的语体格局。

四、翻译思想理论在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高潮中，以徐光启、马建忠、严复等为代表的中国译者为我国历史上的翻译事业留下了不朽功绩。

他们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理论。

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会通——超胜”的翻译思想：“臣等愚新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马建忠于1894年在《拟投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精辟阐述了他的“善译”观：“译者应对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审其音势之高下，相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作为中国西学引进第一人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则首倡“信达雅”为译事楷模。

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

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

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7]严复的信达雅思想对近现代的翻译思想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翻译事业在著名革命文学家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等和著名政治思想理论家如陈独秀、成仿吾等的领导下，得到了健康广泛深入的发展。

在翻译理论方面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的翻译思想本质而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翻译思想史的发展轨迹和时代特点。

20世纪30年代，曾展开过一场翻译大论战。

当时梁实秋提出了“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主张，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干脆直接声明“宁错而务顺”。

对此，鲁迅则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观点。

后来，鲁迅又进一步提出了“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8]作为翻译理论另一个领军人物，瞿秋白认为翻译要力求“绝对正确，绝对白话”和“信顺统一”，他在《再论翻译——答鲁迅》一文中说：“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

“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此外，郭沫若的“创作论”翻译思想，成仿吾的“批评的建设”和“建设的批评”的文艺翻译批评思想，也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现代翻译理论的重要思想。

五、翻译方法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方法多是由外国传教士口授，华人笔录完成。

若西方先进学理为当时士大夫阶层接受，译笔必须能与中国古典名著相匹敌。

直译法译科学名著只适合以专家为翻译对象的翻译。

因此，这一时期的多数中国译者（包括独立的译者）都很重视翻译过程中的加工、润色，以使译作“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9]。

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到了达旨翻译法：达旨法虽“实非正法”，却是“有所不得已”而用。

在《天演论·译例言》里，严复清楚地说明达旨不是“刪消取径”，而是“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

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这些都是意译的技巧与过程。

此外，严复在宣传外国先进思想，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还采用了不忠实的归化翻译法，在译文中加入了大量的个人评论。

而这一时期另一代表人物林纾在译介外国小说时采用的也是典型的归化翻译法，此法在当时也被人们普遍接受。

五四时期直译的呼声一直很高，异化翻译法也得到提倡。

1919年3月，傅斯年在刊于《新潮》第1卷第3号的《译书感言》中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

”郑振铎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里也认为，“如果有个艺术极好的翻译家，用一句一句的‘直译’方法，来从事文学书的翻译”，则能把原文的整体结构、节段排列、句法组织乃至用字的精妙处都移转过去。

鲁迅直译的主张曾在多篇译作的序言中加以论述：《苦闷的象征·引言》提到“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欲保存原文的口吻”，《出了象牙塔·后记》说“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采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前后的次序也不甚颠倒”。

鲁迅还明确提出了“归化”和“异化”的问题：“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10]鲁迅所谓的“洋气”，正是现在所说的“异化”。

鲁迅是主张异化，反对归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