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史论文 缪蓓亚

作为一名大三浙大法学院的同学，法学课的学习已经基本完成，因而亦见识到光华法学院不同老师不同的教学方法及教学理念。

…………（省略本人对于法学其他课程的看法）在中国法制史课上，……听到这样一句话：“知，并非仅仅指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
中国法制史的课程目标，一为“invite a new method of seeing”，二为“多闻阙疑”。

在看了叶版教材、司考教材、《看见》、《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文字的故事》、《我们都是少数人——欧洲民主琐记十五篇》、《文化的迷宫 :后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探秘》等书后，我想谈谈我对这两大目标的浅薄理解。

“invite a new method of seeing”，其关键词在于“method”。

总结以前的学习或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其一是“人云亦云”，“人云亦云”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听的、看的“人云”过少，“亦云”便显得空洞而缺少说服力；其二是摸不到思考的门道，虽然以前老师亦不断强调书本的局限性，但是却常常看到一本书，或是“奉若神明”，时常看到一种观点，便已被深深折服，想不到其另一面的合理性；或是“盲人摸象”，自以为了解作者的全部，洋洋自得。

现在则开始懂得在前言后续字里行间寻找作者的叙述方式与角度，充实自己的同时开始关注作者立论的根本，开始懂得如何思考。

学习一门课程，总得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这不分文理。

读一本书，亦然。

作者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阐述往往决定了书的宽度、作者的褒贬等诸多深层次问题。

司考教材对于法的定义为：“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因而“周”成了法制史的开端，有重大影响的成文法典成了几乎唯一的材料，刑事法律制度占了最大篇幅……叶版教材对法的定义，其实是采用社会法学的定义，认为“法律史社会关系的一种调整方式，人们既通过经验发现它，又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创造它①”，因而其书写的法制史实际上是从远古时期的习惯法开始的；其选择的材料不仅限于成文法典，亦包含甲骨文、青铜金文、秦汉简牍帛书、吐鲁番法律文
①《中国法制史》叶孝信主编，2012年2月第2版第2页
书、档案、民间契约、私家笔记等；内容不限于刑事法律制度，亦包含民事法律制度诸如身份等级制度、财产交换及分配的法律制度……虽然叶版教材仍然立足于“主流”，但是显然其宽度、深度已远远超过司考教材——这不仅是由于司考教材限缩于“law codes”，而叶版教材则拓展至“law in the book”；也由于叶版教材编写者审慎的编写态度，文中大量出现的“很可能”、“据说”、“传说”、“或许是”等词语便可说明，而反观思考教材，其全面性与真实性均有待考证。

在《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一书中，作者虽然将关注点放于魏晋南北朝的刑律传统，但是其叙述视角却是全面的，不局限于“law in the book”，而是通过实际发生过的犯罪案例为引子，结合大量案例、相关辩论、最后的判决来、法律世家子弟的知识和思想基础来体现魏晋南北朝儒家伦理法制化。

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法律”的定义，采用的是扩张性法概念，即认为法律不仅仅只是“law in the book”，更大一部分在于“law in action”。

因此，随着作者的思路，透过一个犯罪案例，我可以想象到魏晋南北朝百姓生活的全貌。

一段历史的面貌，并非诸如《魏律》、《晋律》等即可涵括，它需要结合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伦理价值等方方面面才可窥得一二。

而我们所考察的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伦理价值，都是被文字所记载下来的，因而就不可避免带入编写者的主观立场、个人好恶，如同东晋谢安夫人刘氏所言：“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使周佬撰诗，当无此也”。

我们需要思考，“记载标准的叙述书写，是从谁的视角和位置发言”②。

真实的生活，不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而在于每个实实在在的家庭问题。

中国法律史的面貌，核心在于礼法关系，而礼法关系的重点之一即是女性的地位问题，具体而言，即牵涉到性犯罪、婚姻暴力、连坐容隐等诸多法律家族主义。

作者即是从“生活”出发，站在女性的视角，看待这段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史。

《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的作者姜鸣本身是个有趣的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他从事的是证券金融业，而百度百科给他的定位是“历史学者”。

高中选理科的我对于历史只有最浅薄的理解，对中国历史的“范式”亦无丝毫了解，因而无法做最粗浅的评价。

但是，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出我国学者对于清朝历史研究的不足，在我看来似乎和中法史有些类似。

如其在文章《失鹤零丁——寻访两代帝师翁同龢故居》中提到：“以往国内史学界似乎有个传统，②《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李贞德著，2008年6月北京第1版第2页
总是从历史事件来进行人物研究。

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被分隔成鸦片战争……辛亥战争等几大块，每一块中的人物，又依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抵挡派与投降派、帝党与后党、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政治概念，而定位爱国与卖国、先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

结果，复杂的历史研究被简化为区分‘好人’、‘坏人’的儿童游戏。

”司考教材中，将中国法制史简单的划分为“西周至秦汉魏晋”、“唐宋至明清”、“清末与民国”三大阶段，是否有些儿戏？司考教材中，对于历史事件的评判总是带有浓重的“教科书”味道，如在评论铸刑书与铸刑鼎的意义时，写到：“随着社会关系的变迁，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其不合理性。

首先，以前那种不公开、不成为的法律体制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冲突。

其次……打破旧的传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便在一些诸侯国中出现”，而大量的这类总结式评判到底如何得出，却是不得而知。

“多闻阙疑”，在我理解，有两层含义，一为“闻”，二为“疑”。

唐诺在《文字的故事》中写到“圣”的由来：“从听觉转到智慧，再到最终的德行无瑕，一路往抽象、概念的世界走去不回头”③，可见听的重要性。

而“闻”，不仅仅是听，还要由听而思，是听的另一层境界。

“闻”要“多”，“多”意味着全面性。

因而，不仅是闻改革者的声音，还要闻保守者的声音，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糟粕，需要舍弃；什么是精华，需要坚持。

“疑”，使我们谨小慎微，不敢轻易肯定自己的观点，而使我们“多闻”。

为了心中的“疑”，我们选择“闻”，然而“闻”多半不会解决我们心中所疑，正想反，它将使我们产生更多的“疑”。

大学的学习，让我懂得，大多数问题，是没有唯一确切答案的。

因而，从这个方面来讲，“闻”并非“解疑”的手段，而是“生疑”的原因。

读《文化的迷思——后轴心时代的中古历史探秘》时，总感觉到相比儒家，作者更推崇道家。

他称《庄子》是“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的集大成之作④”、“对天地万物的纯粹审美和对穷极妙道的之高体悟⑤”。

我对于道家无任何特别的了解，因而对此无法评价，只是作为一种观点看待。

在《何必陷孔子于举世无有之绝境——兼论孔子并非圣人》、《欺世盗名的“读经”运动——兼及“文化保守主义”》和《“天下人”为何成了“人下人”——从儒家奴隶主义到法家专制主义》中，作者透露了其关于儒学的看法。

他指出“儒家奴隶主义擅长用‘正名’来遮
③《文字的故事》唐诺，2010年1月第1版第7页
④《文化的迷思——后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探秘》张远山，2005年8月第1版第6页
⑤《文化的迷思——后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探秘》张远山，2005年8月第1版第6页
蔽和掩盖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这确实是一大诟病。

但是仔细想想，在那个时代，又有谁可以想到“民主”、“自由”？我并没有为儒家辩护之意，只是儒家之所以可以伦理法制化，并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并非是所谓的“大儒”说了算，更多的，需要专制皇权地推动。

这就势必有所演绎、有所取舍、有所解释，而大多数的演绎、取舍、解释，一定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结果必然是对孔子原意的曲解甚至篡改（当然亦有所保留）。

如果我们单单只看《论语》，就如同只看《庄子》一般，在去其时代局限性后，是否也能发现它的不朽？儒家奴隶主义，一听便带有强烈的褒贬色彩，在我看来，更应该思考的是诸如这是如何形成的、这个词语的概括是否准确等问题。

古语有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老师将学习比作爬楼，不论逆水行舟还是爬楼，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这并非不快乐。

上课、看书，我看着自己一点点进步，是一件高兴的事。

我希望，我可以慢慢爬，becoming a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