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代医家论治痰病(一)
浅述朱丹溪对痰证的论治经验
浅述朱丹溪对痰证的论治经验
1 朱丹溪对痰证的论治经验
朱丹溪（986-1069），被称为“医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伤寒论》是古代中西医结合的医学理
论第一人，也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其针灸、放火
治疗以及按摩等操作方法亦被认为是其大要。
对于痰证，朱丹溪提出了关于论治的原则：“致痰者，首求取之
以白芍、炙甘草，以活血证则加桑白皮，以开络证则加桑叶、陈皮，
以止痰证则多用熟地、半夏、石膏而补脾经也”。
朱丹溪认为，痰是
由气血逆行和脾胃的失调引起的，所以在论治时要采取活血补脾的方法，以得到改善。
在中药用药方面，朱丹溪认为，不论是回肝肾痰津之药，还是去
痰止咳助离之药，必须以补为主，而滋补归脾有助用药以利气血正常
循环，特别是桑白皮和白芍有助于补肝肾，通经脉、清痰利咳。
朱丹溪以痰证治疗效果显著，这正是由他博采众家，不怕费虑及
勤奋实践所致。
他用药严格，细心把关，论治攻关的态度，让他的论
治经验成为中医古代治痰的重要经典，并被当代医学专家所广泛采纳，为医者所学习。
【针灸名家周德安：疑难杂症从痰治】
【针灸名家周德安：疑难杂症从痰治】古今医籍及历代各家对痰与疑难杂症的关系的论述颇多，有“顽疾怪病，均责之于痰”“一切顽疾怪病，皆从痰论治”的说法。
如《寿世保元》曰：“一切怪症，此皆痰实盛也。
”《医学入门》曰：“痰火所以生异证。
”除以上各家外，周德安教授的针灸治痰理论受金元时期医家朱丹溪的《丹溪心法》影响较大。
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倡导“相火论”，对气、血、痰、郁诸病的成因及治疗均有独到见解。
尤其对于因痰致病有精辟论述，曰：“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
”又曰：“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
”指出诸般杂证多与痰相关，痰随气机升降，无处不到，是重要的致病因素：贮于肺为喘咳，停于胃为呕吐，凝于心膈为怔忡惊悸，客于经络四肢为四肢麻木不仁。
对于眩晕提出“无痰不作眩，痰因火动”等理论。
周德安教授深受启发，认为各种顽疾怪病均与痰有密切关系，应从痰论治。
经临床反复验证，创立了针灸治痰的处方——“化痰方”。
腧穴包括中脘、内关、列缺、丰隆、公孙。
本方不仅可以治疗因肺脾气机不利引起的咳喘、咽喉不利、梅核气、胸闷、腹胀等多种痰证，亦常作为化痰的针灸基础方，加减化生出针灸“涤痰方”“豁痰方”“消痰方”，广泛用于由痰导致的多种疑难杂症，取得显著疗效。
“消痰方”是在“化痰方”基础上，加上金针王乐亭和国医大师贺普仁的相关针法而成，用于治疗有形实邪，如淋巴结核、腮腺炎、乳腺增生、急性乳腺炎、子宫肌瘤等。
治疗淋巴结核，周德安教授加用王乐亭6寸金针，从曲池穴进针，沿皮下经手五里透臂臑穴，因手阳明大肠经为多气多血之经，透刺三穴可行气活血；治疗乳腺增生、急性乳腺炎、子宫肌瘤等有形实邪，则配合使用贺氏火针局部点刺。
火针疗法属贺氏“三通法”之“温通法”，具有很强的激发经气、行气活血功效，此方虽名为“消痰”，实具“消痰活血”之功。
这也是周德安教授受朱丹溪痰瘀互结理论启发而总结出的方法，《丹溪心法》云：“痰夹瘀血，遂成窠囊。
浅谈丹溪治痰
浅谈丹溪治痰【关键词】朱丹溪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其学说渊源于《内经》，并继承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诸家学术思想，因而，丹溪治医能发挥经旨，参合哲理，融合诸家，并能结合临床实践而创立新说。
丹溪学术虽以养阴为特色，但在临床上擅长于治疗气、血、痰、郁等杂病，临证每以气、血、痰、郁立论，尤其治痰更具特色，浅析如下，请同道指正。
临证识“痰”，独具慧眼痰饮一证，前人论述其多,引戴思恭《推求师意·痰饮》中说：“至仲景分饮为四，一曰痰饮、二曰悬饮、三曰溢饮、四曰支饮。
而痰之义始见河间，分五运六气之病于火淫条下则云，中风、风癫等病……”痰是一种病理产物，由津液不行，自积成痰。
凡情志忧郁、饮食厚味、外感无汗、滥用补剂，都可使气血失常，“清化为浊”，结为老痰宿饮。
其关键在于脾虚、湿滞、气郁、火炽。
丹溪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
认为其痰来去无定，聚散无常，五脏六腑莫不为患，或贮于肺，或贮于胃，或凝滞于心膈，或聚于肠间，或客于经络四肢等等，故丹溪临床诊疾，无不尽其从痰论证之能事。
如论热痰，则多烦热，惊悸，结于咽喉为喉痹肿痛；结于胃中为呕吐，为嗳气，为嘈杂；若七情郁而生痰动火，随气上厥为眩晕，痰郁其火，于咳难治。
气痰随气机攻注走窜不定，阻于咽喉，如絮如膜，甚至如梅核，咽咯不去；滞于膈间，为气膈；积于胸腹为癥瘕积聚，为心腹块痛。
风痰多见奇证，上攻头目，为头痛，为眩晕，为目眶痛，流注经络，为肢节臂痛，为偏瘫。
湿痰倦怠软弱，体肥之人多有之，积于心下为痞，攻于头部为重痛；在腹为腹痛，为泄泻；注于下焦为白浊，为带下，为癫疝；流于经络为结核，或在顶、在颈、在臂、在身，其症不红不痛，不作脓；若妇人体胖饮食过度，经水不调者，乃是湿痰；惊痰多见疟痢口臭，痞块满闷；脾虚生痰，食不美，反胃呕吐等，皆痰之所为。
因此，痰病复杂，诸证多端，正如丹溪所说“百病之中多有兼痰”确是经验所得。
审因论治，贵在求本痰病论治，历代医家多尊仲景“以温药和之”的原则，认为痰饮为阴邪，每多挟寒，非温不化。
从温胆汤看历代医家对痰病的论治及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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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往 反 映于 目；又 有 十多条 经 脉直 接分 布 于 眼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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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疾 病 采 用相 同的治 法 和使 用相 同处 方 的情况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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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眼科 疾病治疗 中人肝经的药物运用最多 ， 其次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人肺 、 、 、 心 脾 胃经 的药 也较 多 。风 热邪 气是 致病 的
［ ］ 周铭心胀 绚邦治疗过敏性疾病用药特色分析 ［］ ７ Ｊ． 中医药 ， 新疆
１９ ，１ ：１ ９ ５ （ ）３ ．
主要 因素 ， 故在治疗六淫导致的眼科疾病中 ， 清法 最为常用 ， 寒性药使用也最多。 虽 然各 科 的疾 病 不相 同 ， 但有 时 不 同 的疾 病 在 病理变化过程会出现相同或相似的证 ， 根据辨证论 治 的原 则 ， 相 同治 疗 也 就相 同 ， 而就 出现 了不 证 因
痰证各家论述
痰证各家论述一、痰的认识及演变过程痰的概念有四：一、痰指排出体外之黏液，《黄帝内经》中已有痰的原义，隋代以后出现“痰”字，并逐渐取代了“涕”、“沫、“汁”等一义多字的用法；二、痰指积聚体内之涎液；三、指痰饮病；四、痰是对复杂病证的思维方式。
中医理论基础是《黄帝内经》，但《黄帝内经》对痰证论述不多，但对水液代谢生理情况有所论述；《金匮要略》对痰饮描述很多并提出四饮分类及很多具体治疗原则和方药；《诸病源候论》列出“痰饮候”、“诸痰侯”，区分痰与饮，提出“百病皆有痰作祟”。
至宋金元时期以后，痰证证治不断丰富和发展，各代医家均有独到见解，使痰证体系不断丰富完善。
二、各代医家理论概述1.孙思邈孙思邈医疗经验极为丰富，但多方药少理论，在方药方面，广泛搜集了大量前代方剂及当时验方，其中《千金要方》中载有痰饮病方数十首。
用药特点有：1.治疗痰饮日久者，善于并用活血药，如用防己汤治疗膈间支饮，“若不愈去石膏加茯苓芒硝三合，微下利即愈”，芒硝活血软坚，使久痰得愈；2.善用吐法；3.温药如生姜，姜汁运用很多；4.亦有大黄、芒硝、大戟、芫花等峻下之法。
孙思邈治疗经验丰富了痰饮病的治法，为后世进一步发展提供方药指导。
2.张从正张从正将痰分为风痰、热痰、湿痰、沫痰，创造性提出“痰迷心窍”说，为用痰证学说理论治疗精神神经方面痰病做了有益的尝试。
3.朱丹溪朱丹溪是痰证论治的代表者，他继承《和剂局方》并发展了痰证理论，病因方面，他强调“脾虚”、“气郁”，“或因忧郁，或因厚味，或因无汗，或因补剂，气腾血沸，清化为浊，老痰宿饮，胶固杂揉”。
临床表现方面，提出百病兼痰的著名观点，“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痰在膈间使人癫狂或健忘”。
治疗方面，提出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方法，金元之前，治痰多用汗吐下温法，但容易损伤阳气，故朱丹溪提出“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实脾土，燥脾湿”。
与此同时，还强调应根据其成因、性质以及痰在人体的不同部位而定，以二陈汤为基本方，随证加减。
中医各家学说痰证的治疗
⑵ 用药法：
根据痰的性质用药
湿痰——苍术、白术 热痰——青黛、黄芩、黄连 食积痰——神曲、麦芽、山楂 风痰——胆南星、白附子、天麻、雄黄、牛黄、僵蚕 老痰——海石、半夏、瓜蒌、香附、五倍子 内伤挟痰——党参、黄芪、白术等。
根据部位不同而选药
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 痰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能导达； 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
根据病势选药
上焦痰盛用吐剂，下焦痰多用滑石；
辨病选药
痰积泄泻用蛤壳粉、青黛、黄芩、神曲糊丸 服，既豁痰，亦健脾；
肥盛妇人不能成胎，躯脂满溢，闭阻胞宫 者，采用行湿燥痰法，选用胆南星、半夏、苍术、 川芎、防风、羌活、滑石组方，或用导痰汤之类 等；
治痰在膈间或痰迷心窍，使人癫狂、健忘， 或为风痰之证，豁痰开窍法，以二陈汤加竹沥、 荆沥、菖蒲、远志、南星、莱菔子等。
痰证的治疗
⑴ 治痰法：
“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 “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
随气而顺矣。” 治痰善用“分导”，但其反对过用峻利药，指出：
“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
丹溪以二陈汤为治痰基本方，认为其：“一身之 痰都治管，如要下行，加引下药，在上加引上药。”
（《丹溪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法·痰》）
古代名医治痰十二法及痰的危害
古代名医治痰十二法及痰的危害古人所主治痰之法，皆是治痰之标，而不能治其本也。
如二陈汤上、中、下、久、暂之痰皆能治之，而其实无实效也。
今立三方，痰症总不出其范围也。
一法：初病之痰伤风咳嗽吐痰是也。
方用：陈皮、半夏、花粉、茯苓、苏子、甘草各一钱，水煎服。
二剂而痰可消矣。
此去上焦之痰，上焦之痰原在胃中，而不在肺。
去其胃中之痰，肺金自然清肃，又何至火之上升哉！此症医治不善，极易成劳，缘痰嗽皆责之于肺，伤风痰嗽是风伤肺也，若发散燥痰太过，则肺不敛必嗽愈甚，而上呛血丝，久则肺伤而肾炽。
若寒凉滋润太过，则肺不舒必痰愈多，而气喘声痿, 久则金冷而水寒。
此方无此二弊，愿病者勿以小病而忽之也。
二法：已病之痰必观其色之白与黄而辨之。
黄者火已退也，白者火正炽也（黄、白二字当误）。
正炽者，用寒凉之品；将退者，用祛逐之味，今一方而俱治之。
方用：白术、白芥子各三钱，茯苓五钱，陈皮、甘草各一钱，枳壳五分。
水煎服。
有火加栀子，无火不必加。
此方健脾去湿治痰之在中焦者也。
又方：白术、茯苓、薏仁各五钱，陈皮一钱，益智仁三分。
水煎服。
有火加黄芩一钱，无火加干姜一钱、甘草二分。
此方健脾去湿而不耗气。
二剂而痰自消也。
三法：久病之痰久病痰多，切不可作脾湿生痰论之。
盖久病不愈，未有不因肾水亏损者也。
非肾水泛上为疾，即肾火沸腾为痰，当补肾以祛逐之。
方用：熟地、薏仁各一两，山药、麦冬、芡实、山萸各五钱，五味子、茯苓各三钱，益智仁二钱，车前子一钱。
水煎服。
此治水泛为痰之圣药也。
若火沸腾为痰，加肉桂一钱，补肾祛湿而化痰。
水入肾宫，自变为真精而不化痰矣。
此治下焦之痰也。
又方：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子，实有奇功，无火加桂、附。
四法：滞痰夫痰之滞，乃气之滞也。
苟不补气而惟去其痰，未见痰去而病消也。
方用：人参、陈皮、花粉、白芥子各一钱，白术二钱，茯苓三钱，苏子八分，白蔻二粒。
水煎服。
五法：湿痰治痰之法，不可徒去其湿，必以补气为先而佐以化痰之品，乃克有效。
方用：人参一两，蔻仁五钱，茯苓、半夏、神曲各三钱，陈皮、甘草各一钱。
中医痰证的临床认识
浅谈中医痰证的临床认识【中图分类号】r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9—0542—02痰病即因痰致病，痰浊来源于脏腑功能失调，因此它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动因。
古代医家对痰致病性质已有散在记载，如“痰生百病形各色”，“痰注全身”，“怪病多痰”等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痰邪致病的广泛和奇态性。
为了便于临床上认识痰证痰病，从而准确无误地进行施治，我们根据前人对痰致病性质的论说，结合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体征特点，通过进一步整理、综合、分析、归纳，找出其发病的一般规律，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分述如下。
1 痰属阴性，遏伤阳气痰为水液凝聚变化而成，水液的代谢主要依赖肺气的宣降，心气的推动，脾阳的温运，肾阳的温化，肝阳的疏通。
如果脏腑的阳气偏衰，阴寒内盛，水液不能正常输布，则生痰邪。
痰水性同质异，皆属阴邪，其临床表现多以病变部位的闷胀困重，麻木冷痛为主，遇寒则剧，得渐则舒，或见肿块不红不热不痛，根脚散漫，或见冷痛不红，败血腐骨。
古人有“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以及“痰为阴邪，非温不化”之说，是以说明痰乃阴冷之邪，遇阳得温则消。
中医认为“阴盛则阳病”，所以，痰常可遏伤人体阳气，以致清阳不展，而见嗜睡、困顿、体倦乏力。
病位恶寒，甚为冷痹。
因此，临床上治疗痰病痰证，要注意扶助人体阳气，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忽略痰之热化，以及台邪为病。
2 痰性粘滞，阻碍气机粘滞即是粘稠，滞涩之意。
祖国医学认为“稠浊者为痰”，痰的粘稠性，在临床上视之可见，表现为咯痰粘稠，或口粘口腻，呕恶或呕吐痰延；或咽中有粘痰梗塞，吞吐不利；或大便粘裹痰垢；或见溃疡，糜烂渗流粘稠痰液，久不收品，凡此种种，显见十分充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可靠依据。
痰属阴邪，质性粘稠，留伏遏阻，滞涩不散，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病情缠绵，不易速效；二是指症状，凝结滞涩为肿块，结节，或结于皮下，或结于皮里膜外，或结于腹腔、脏器。
中医的“瘰疬”、瘿瘤“、”痞块“、症瘕”、“痰核”、“流痰”、乳癖“等等，大都属其所致病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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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历代医家论治痰病(一)
作者：宋家欣侯丽辉吴效科
【摘要】中医认为痰可以停留在机体内外各个部位，有“五脏六腑俱有”“内外上下皆到”之说，生成各式各样的疑难奇异病症，因此又提出痰为诸病之源，有“百病多由痰作祟”“怪病多痰”之说，而历代医家对痰的学术观众说纷纭，在治痰上也各有心得。
文章认为诸家之论，各有其发挥，通过对诸家痰病观作一总括分析，综合观之始全。
【关键词】痰病论治
从公元前5世纪，在《诗经·鄘风》中就有“陟彼阿丘、言采其虻”之言，“虻”就是医家常用的化痰药贝母，可见当时古人就认识到了治疗“痰”的药物。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至今治痰仍常用的药物如：半夏、服零（茯苓）、白付（白附子）、牡蛎、杏仁、皂荚等十多种，并用虻（贝母）和漏芦等配伍治疗痰淤之病症的记载。
成书于秦汉之际的《神农本草经》中，已经有常山主“胸中痰结吐逆”，及巴豆破“留饮痰癖”的治法〔1〕。
由于历史和文字的原因，《内经》中没有“痰”字，将痰归属为饮湿之类，其描述为“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相当于后世所说得痰气互结而成肿瘤之说〔2〕。
在之后的朝代，有了痰病的详细论述，同时不同时代的医家，又分别提出各自的痰病观。
1张仲景之痰病观:当以温药和之
痰饮一名,实始于《金匮要略》。
仲景论痰饮基本上继承了《内经》的思想,从脾不“散精”、肺不能“通调水道”、膀胱(肾)不能化气行水,故而“水精”不布、“五经”不行，停积而为痰饮主论,进一步阐述了其病因病机。
如《痰饮咳嗽病》篇中说：“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
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
仲景于痰饮形成之机理独发中焦之论，足见其在痰饮的形成中尤其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
又如《水气病》篇指出：“寸口脉弦而紧。
弦则卫气不行，既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
”“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
”总之，仲景认为，痰饮是肺脾肾气化失司，或三焦水道失于通调，影响水液的正常敷布与排泄，以致水饮停积而形成的。
而且三脏之中脾胃运化失司首当其要。
在治疗上提出了“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大法。
认为痰饮为阴邪，有形而易伤阳气，遇寒则凝，得阳始运始散，但用药当平和，补阳要防其过于燥化而致胃热上冲其面，故投药当用“温”而不用“热”。
痰饮为患，不能速生，亦难以速去，病势缠绵，病程较长，治疗除非急证一般不急不徐，“和之”以取效。
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在具体运用中根据饮邪之盛衰、标本之缓急，急则治其标,随饮之所处因其势而利导之；缓则治其本，因脾肾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法;标本俱急则同治，或温或和或和而用温，温则振奋阳气，通调水道，化气行水，而重在脾肾以治本，和则“去菀陈挫，开鬼门,洁净府”，随证用药，权宜之计以治标，冀其阳气得复，水饮得躅,阴阳调和，气体水行。
《金匮要略》对于痰饮论述甚详，其理、法、方、药之完善，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痰饮病的辨证治疗。
2巢元方之痰病学说
隋代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对中医痰病的学术发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其体现在4个方面：①以张仲景痰饮为基础，进一步将痰与饮分别加以论述，并首创痰病学说；②本书是中医学关于痰病最早的证候分类和病因病机专论；③揭示了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列举了各种因痰而病的临床表现；④指出了因病生痰、因痰致病是痰病错综复杂的主要病因病机特点。
他对中医痰病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其所创立的痰病学说，为后世医家研究痰病病因病机，以及临床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医痰病学术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虽然本书没有具体的治疗痰病的方法，但是对后世医家针对痰病的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
3严用和等医家对痰的辨治
宋元时代，因病生痰和因痰致病的问题，已引起了医家们的普遍关注。
不仅在临床治疗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
宋代严用和说：“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若）调摄失宜气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膈，结而能痰，其为病也……”他特别提出治痰“顺气为先”的治疗大法，是十分可贵的，又言“温利之差，可以无害，汗下之错，为病不浅矣。
”则这又与《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相一致。
张子和不仅将痰分为：风痰、热痰、湿痰、沫痰（即食痰），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痰迷心窍”之说，为运用中医痰病学说的理论治疗精神神经性疾病，作了有益的启示。
宋代杨仁斋所著的《直指方》论痰之处颇多，而且从形态上将痰和饮作了区别——“稠浊为痰，清稀为饮”这对后来区别和治疗痰、饮之证，无疑是很有裨益的〔1〕。
元代王珪，他在《诸病源候论》等古典医籍的影响下，对诸痰诸饮之证，体察甚细微，特别是于痰火诸症，研究尤为精辟，他创制的“礞石滚痰丸”，治疗热痰、老痰胶固而引起的各种病症，至今仍在有效地运用于临床。
4朱丹溪之痰病观:百病多兼痰
他取百家之长，承前贤之说，首先立论“百病多有兼痰”，对痰的论述逐渐突破了《金匮要略》中所说的痰饮范围，开始蕴育着广义“痰”的概念,指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所不到。
”认为“痰来去无定,聚散无常，五脏六腑莫不为患，或贮于肺，或贮于胃，或凝滞于心膈，或聚于肠间，或客于经络四肢等等”，根据此理论，丹溪临证诊病多从痰沦治。
在治疗上，朱丹溪独辟门径，倡“顺气为先,治脾为本”。
丹溪提出治痰“顺气为先，分导次之”的创见,所谓“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在其所制祛痰诸方中，多配伍辛温行气之品。
并且根据脾为生痰之源，“盖脾为后天之本，脾运不健，则津液不化，聚而成痰”，提出“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主张以二陈汤为准绳，灵活运用，而治一身之痰证。
从而看出他这种非见痰而治痰，辨证治根源，以治气为先的治疗原则。
更突出的是，朱丹溪对于“痰淤”关系较前人更为注重，首先提出了“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挟淤血，遂成窠囊”的论点,并提出“痰淤并存，痰淤同治”的理论，也就是治痰要活血，血活则痰化，因为气血流畅则津液并行，无痰以生，气滞则血淤痰结，气虚则血涩少而痰凝，血淤气滞则络阻，津液不能行，血少脉道不通，迂缓流塞，津液不能布化畅通,从而淤积。
所以说“善治痰者，必先治气,同时也要治血”，从而开创了痰淤致病之说。
此外还提出湿热生痰之说，“痰火生异证“等〔2〕。
5张景岳之痰病观：治痰不必治痰，而治生痰之源
张景岳治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五脏为核心，针对病证的寒热虚实而辨证立法、组方用药，将医理药理融汇贯通，体现了“见痰休治痰，而治生痰之源”的中医辨证观和治疗学特色。
张氏基于“痰必因病而生，非病之因痰而致”的学术观，认为痰之为物，本非人身所固有，痰涎是标，脏腑功能失常是其本。
故认为“善治者，治其生痰之源,则不消痰而痰自消”“故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
因此强调治疗痰病不可简单地祛痰，而应重视调整脏腑的功能，使五脏安和，则痰涎不生。
张氏认为五脏之中，脾、肾二脏又至关重要。
“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出乎脾肾，盖脾主湿，湿滞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
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
“故治痰者，必当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矣”。
大旨仍归于温补。
另外他还强调治痰宜辨虚实，当分缓急治之。
总之景岳治疗痰证，重视治疗生痰之源，始终不忘先后天之本,然后针对具体证情而选用适当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