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受戒汪曾祺的艺术特色
受戒汪曾祺的艺术特色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读者的思绪跟随作者的笔触，一下子进入了小说所塑造的平淡氛围，故事就行云流水地开始了。
明海的出家，在他们的家乡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认为在他们的家乡当和尚似乎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
他的家里人包括已出家多年的舅舅也是这样认为的，明海在荸荠庵里的小和尚生活是很清闲的，早起开庵门，扫院子，烧香，再就是念早经和晚经。
舅舅教念经就和教书一样，强调的是练嗓子。
小英子是个花一样的姑娘，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他。
她明知道明子是去做和尚的，但却没怎么避讳她让明子画石榴花、栀子花等绣花的模板，两人在一起裁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割稻子、打场子、捋荸荠、在芦苇荡里划船。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两人成为了好伙伴，小说的最后小英子告白了“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大声的说：“要!”。
小和尚明子和小女孩小英子在小那种充满波折，海誓山盟般的感情纠葛，所有的只是两个孩童之间的朦胧恋情。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研究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研究
熊晓绚
【期刊名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4(017)005
【摘要】汪曾祺散文化小说具有如下三种鲜明的特征:通常为一种如诗的意境所笼罩;缺乏完整的、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语言运用上主张"文备众体",并着意于语言的省净、简洁与平淡.
【总页数】5页(P44-48)
【作者】熊晓绚
【作者单位】新华日报总编室,江苏,南京,210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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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
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如何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风俗包含着真实的性情。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和谐的风俗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鲜明，以独特的文学气质和淳厚的生活底蕴，热衷对故乡、对童年展开温馨的回忆，并擅长作风俗画式的描绘，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
汪曾祺说过：“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
《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
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其笔下那具有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出一种纯朴、温馨、清雅和谐的美感，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在《大淖记事》里，有随四时自然变化的沙洲美景、高阜上的鸡鸭炕房、负曝闲谈的人家、忙碌的浆房、田畴麦垅、闲置的候船室。
总之，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
而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是写风俗。
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
《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
《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
《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
文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王蒙蒙摘 要：鲜明的散文化特征使汪曾祺的小说受到世人瞩目。
他的小说用平淡的语调，简练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艺术世界。
文章从意境、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同时探讨了这种散文化特征的形成渊源以及它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化汪曾祺（1920—1997），出生于江苏高邮，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受业于文学大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创作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近似随笔式的结构方式，以简洁明快、朴实纯净的语言努力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诗情画意的意境意境，通常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空间，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1]（P217）意境不是难以琢磨、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
一般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设，并不会在意境上用太多的笔墨，而汪曾祺却将意境的创造视为小说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0年，《受戒》的发表如同一股清风吹过文坛，那时许多人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岁月的伤痕中脱离出来，因此文学创作依然纠缠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年代。
《受戒》的横空出世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喟叹。
此后汪曾祺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一系列作品的散文化风格得到了文坛普遍的认可和称赞，而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其中朴实无华但又生趣盎然的风俗的描写。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2]（P109）小说《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大量描写水乡意境的作品。
在《大淖记事》中，文章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美到极致的水乡场景：烟波浩渺的大淖、布满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芦蒿的沙洲、雪白的丝穗。
紧接着，作者又着重描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生计而单纯地忙碌。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研究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研究作者：仇玉文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1期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具体表现、成因及其影响,旨在说明:文无定法,要敢于创新。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特征成因影响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
读他的小说,如同在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为后人研究、品味和学习,与其散文化有关。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
”[1]对照杨义先生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
(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
取材随意是散文的一大特征。
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
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
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
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与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
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
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的,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的,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
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
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汪曾祺散文化意象特征当代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由于时代的、文学的等诸多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变得越来越简陋、僵硬。
那么梁实秋的小说散文化意象特征，大家是否了解?汪曾祺的乡土抒情小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位来自江苏高邮的作家，以其对故乡的挚爱，叙写故乡人生的平凡琐事，讴歌美的人情和人性。
在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的细腻描绘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成为中国当代写意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重新弘扬了乡土写意抒情的艺术传统和审美精神。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他小说的美学特征。
一、散文化的小说结构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说的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散文化小说，读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恬静、闲适、淡远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诗意美。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
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
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读他的许多小说，经常能看到，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随意引用穿插，给人一种很随便的感觉。
但是经过作家艺术化的处理后，这些随意插入的成分都成了叙事的有机成分。
他的小说结构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读来却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犹如随笔一般的自由和亲切。
汪曾祺在其作品的具体内容构制上，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论断，主张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意境”，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他认为小说只要写出了气氛，可以不讲故事，没有情节，甚至不必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也可以在字里行间刻画人物。
汪曾祺称其为“苦心经营的随便”，因此，他的小说努力将激烈的矛盾冲突淡化，追求和谐的审美氛围，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牧歌趣味，“近似随笔”的小说文体，为读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阅读兴趣。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风格叙事艺术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与叙事艺术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散文化的风格成为新时期文坛上散文化小说的代表，清淡的文笔，自由散漫的风格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独特的人生体验使汪曾祺有独特的写作方式和创作心态，散文化的风格是汪曾祺有意为之，他的小说通过散文化的形式摒弃了情节负荷，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
本文从汪曾祺的“回忆”式写作方式和隐含作者、叙述者两方面入手，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与叙事艺术。
关键词：小说；汪曾祺；散文化；叙事艺术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2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小说的散文化淡化了情节，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所呈现的是原生态，抒情性无疑是散文化小说的最显著特征。
此外，现代以来的散文化小说打破了小说结构的戏剧化传统，忽略结构剪裁，淡化情节事件，随意着笔，这种“非戏剧性”的写作使小说创作更为自由和灵活，是散文化小说的另一个特征。
在汪曾祺的笔下，人与人、人与自然，无不呈现着平和、安详，声音、色彩、神情、动作都是静静的，带着怀旧、隐逸的调子。
汪曾祺的小说就以这样独特的散文气来绘人、叙事，情节虚实相间，艺术氛围平淡安静，呈现出温柔敦厚的美，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的特征。
（一）关注点往往是小事而非重大题材汪曾祺认为“在散文化小说作者的眼里，题材无所谓大小。
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中的一角落，一片段。
即使有重大题材，他们也会把它大事化小。
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
”[1]汪曾祺不刻意关注大事，但也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他对生活有着独特的人性理解和道德关怀。
《八月的骄阳》叙述的是“文革”中老舍被逼投湖的悲怆故事，外面的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残酷的运动，凡俗百姓却没有深刻的体会，他们交流的多是家常话语，这话语中透露出对荒唐时事的难以理解和惧于理解。
“文革”本是一个重大严肃的历史性的题材，但汪曾祺并没有描写宏大的场面、深重的灾难，而是把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悲剧隐藏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下，表面上流动着平和温情，遮蔽的却是邪恶人性的伸展、被侮辱被摧残的生命。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散文化特点
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散文化特点《受戒》是汪曾祺的代表作，是一篇极美的小说。
写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叫小英子的小姑娘清清爽爽，朦朦胧胧的爱情。
全篇有一万二千多字，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但却极富诗意地展现了三十年代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
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被作家描绘得如诗如画，醉人心田。
整体看来，汪曾祺的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他多写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天文地理，颇似真实的生活。
汪曾祺的文章主体表达的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从而形成了它的散文化的特点。
这个特点的形成与他的创作思想不无关系。
一、创作思想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曾这样描述自己：我就是一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
我看一切，却并不把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
我不愿以价钱上的多少来为万物作一个好坏的评价，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
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的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的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却显然不能同一般目的相结合。
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
换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这些其实就是沈从文先生写作时所持的审美态度，这些话也对和他有差不多气质的汪曾祺先生所持的写作态度相同。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
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
汪曾祺先生也说过：“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
我最易在艺术品之前敏锐的感到灵魂中的杂质、沙泥、垃圾，感到不满足，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体内的石灰质。
这个时候我想尖起嗓子来长叫一声，想发泄;想破坏;最后是一阵涣散，一阵空虚掩袭上来，归于平常，归于俗。
”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与老庄的精神传统、与废名沈从文的文学风格相联系，而且与整个民族精神有着内在的血缘承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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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
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
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
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
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
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清水出芙蓉的语言。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
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
”（《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
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
”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抒情现实主义”。
他的优秀之作无不以情见长。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
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
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系列小说，还是《安乐居》、《小芳》等现实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都异常简单。
作家承认他不善于讲故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因此显得松散而随意。
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
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在《故里三陈》中写陈四也同样。
对这样的情节设置有人认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对此则解释为必须为人物安排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活环境（注：
见《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载《晚翠文谈》）。
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
作家承认“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使人能够置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顾过去。
它意味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把回忆中的人物原型给予随心所欲的艺术加工，以满足自己的美学情感，因为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
”但在现实生活中作家一方面“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另一方面又难以对现实人物进褒贬，也就无法进行艺术加工，更谈不上满足作家的审美情感并将之传达给读者了。
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转向过去，在如梦似幻的记忆深处找寻自己的抒情之境。
（此处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谈》）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
”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
对于自称为“通俗抒情诗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对语言的“诗化”是自觉的，他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着语言应该诗化这一观念。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
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
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严谨耿直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大淖记事》）；本份老实的瓦匠们最会踩高跷（《故里三陈》）；顶不济的修鞋匠，也要
养几盆悬崖菊，在花影缤纷中运锉补鞋（《皮凤三楦房子》）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