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汪曾祺受戒赏析
..汪曾祺《受戒》赏析汪曾祺《受戒》赏析一、创作背景一、创作背景《受戒》，这是作家汪曾祺十七岁那年，抗战爆发时，避难到了一个小寺庙里住了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最早曾以《庙与僧》为题在上海《大公报》发表，1980年才重新写成了《受戒》。
两部作品比较后发现，两小说都有“回忆”的特点，但相隔了近三十五年，作家对往事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小说风格也完全不同。
《庙与僧》严格说来，只是《受戒》的创作素材，作家对人生的理解，还停留在好奇阶段，并无成熟的见解。
经过几十年的发酵，才酿成醇美清新的《受戒》。
二、创作目的二、创作目的汪曾祺把《受戒》当成一个梦来写，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已逝的梦，也是梦想。
这是作家创作《受戒》的目的，表面上写小明子与小英子的初恋，实际上还有更丰富的内涵，那就是他们的初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纯、和谐，他们的初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纯、和谐，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英子的活泼大方，小英子的活泼大方，小英子的活泼大方，他们对戒他们对戒律的藐视，律的藐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旺盛的生命力，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已不已不复存在。
于是，表面上欢快的《受戒》，便包含了作家的隐痛，表面上的初恋题材，表现的却是作家对纯朴人性的歌颂与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却是作家对纯朴人性的歌颂与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三、小说特征三、小说特征1、回忆性特点、回忆性特点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创作经历使然，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的观念又是他对小说创作的观念使然。
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
《受戒》中的小明子正是作家当初在避难寺庙里所见的小和尚，中的小明子正是作家当初在避难寺庙里所见的小和尚，同时，同时，又有作家自己少年时的影子，比如作品开始写小明子出家路上对沿路店铺的好奇，比如作品开始写小明子出家路上对沿路店铺的好奇，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都都融进了作家自己的感受。
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
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为后人研究、品味和学习，与其散文化有关。
本文浅析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欢迎阅读了解。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具体表现、成因及其影响，意在说明：文无定法，要敢于创新。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特征原因影响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读他的小说，如同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
”对照杨义先生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
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的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也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
汪曾祺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
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以及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
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
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
受戒汪曾祺的艺术特色
受戒汪曾祺的艺术特色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读者的思绪跟随作者的笔触，一下子进入了小说所塑造的平淡氛围，故事就行云流水地开始了。
明海的出家，在他们的家乡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认为在他们的家乡当和尚似乎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
他的家里人包括已出家多年的舅舅也是这样认为的，明海在荸荠庵里的小和尚生活是很清闲的，早起开庵门，扫院子，烧香，再就是念早经和晚经。
舅舅教念经就和教书一样，强调的是练嗓子。
小英子是个花一样的姑娘，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他。
她明知道明子是去做和尚的，但却没怎么避讳她让明子画石榴花、栀子花等绣花的模板，两人在一起裁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割稻子、打场子、捋荸荠、在芦苇荡里划船。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两人成为了好伙伴，小说的最后小英子告白了“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大声的说：“要!”。
小和尚明子和小女孩小英子在小那种充满波折，海誓山盟般的感情纠葛，所有的只是两个孩童之间的朦胧恋情。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研究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研究
熊晓绚
【期刊名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4(017)005
【摘要】汪曾祺散文化小说具有如下三种鲜明的特征:通常为一种如诗的意境所笼罩;缺乏完整的、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语言运用上主张"文备众体",并着意于语言的省净、简洁与平淡.
【总页数】5页(P44-48)
【作者】熊晓绚
【作者单位】新华日报总编室,江苏,南京,210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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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
文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王蒙蒙摘 要：鲜明的散文化特征使汪曾祺的小说受到世人瞩目。
他的小说用平淡的语调，简练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艺术世界。
文章从意境、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同时探讨了这种散文化特征的形成渊源以及它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化汪曾祺（1920—1997），出生于江苏高邮，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受业于文学大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创作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近似随笔式的结构方式，以简洁明快、朴实纯净的语言努力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诗情画意的意境意境，通常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空间，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1]（P217）意境不是难以琢磨、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
一般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设，并不会在意境上用太多的笔墨，而汪曾祺却将意境的创造视为小说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0年，《受戒》的发表如同一股清风吹过文坛，那时许多人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岁月的伤痕中脱离出来，因此文学创作依然纠缠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年代。
《受戒》的横空出世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喟叹。
此后汪曾祺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一系列作品的散文化风格得到了文坛普遍的认可和称赞，而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其中朴实无华但又生趣盎然的风俗的描写。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2]（P109）小说《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大量描写水乡意境的作品。
在《大淖记事》中，文章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美到极致的水乡场景：烟波浩渺的大淖、布满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芦蒿的沙洲、雪白的丝穗。
紧接着，作者又着重描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生计而单纯地忙碌。
《诗化小说专题复习》谭教案
阿毛并不是说话说给爸爸听，但这是一声霹雳，爸爸的眼 睛简直呆住了，突然一张，上面是屋顶。如果不是夜里，夜 里睡在床上，阿毛要害怕她说了一句什么叫爸爸这样！桃子 王老大为得桃子同人吵过架，成千成万的桃子逃不了他的巴 掌，他一口也嚼得一个，但今天才听见这两个字！“现在那 里有桃子卖呢？”听声音话是没有说完。慢慢却是“不要说 话，一睡就睡着了。”睡不着的是王老大。窗孔里射进来月 光。
回顾旧知
“散文化小说”是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请简要概括《边城》的散文化特 点。 ①淡化情节和结构，致力于表达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 人生形式，表现出浓郁的 “形散而神不散”的乡土情结。 ②强化环境，营造意境。《边城》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吊脚楼、竹 篁、端午节”等景致精心建构，以一种浓烈的“散文化”意境倾诉作者的 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田园牧歌式”湘西风情画 卷。 ③蕴含音乐美和意象美的散文化语言。如 “翠翠同黄狗躺在门前大岩石上 荫处看天上的白云。白日渐长，不知什么时节，守在船头的祖父睡着了， 躺在岸上的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将动态意象与 生命情感体验“情景交融”，朴实本色一如湘西生 活本身，营造出了典雅、清新的诗意美。 ④虚化人物。《边城》中的人物在散文化小说中被 弱化，不再刻意追求人物形象的典型。
对他的孩子倾注着深厚的爱，阿毛晚上因病睡不着，王老大问她想吃什么，她说:" 桃子好吃，""桃子好吃"这句话从一个生长在桃园的孩子的口中说出来，其中的悲戚不 难体会。"阿毛并不是说话给爸爸。听，但这是一声霹雳，爸爸的眼睛简直呆住了"， 王老大从未想到作为桃园的主人，他的阿毛竟然连桃子也没吃够，病中牵挂的竟是桃 子。作者对王老大的反应的描写极为省略，并未大肆渲染。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研究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及其影响研究作者：仇玉文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1期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具体表现、成因及其影响,旨在说明:文无定法,要敢于创新。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特征成因影响汪曾祺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
读他的小说,如同在欣赏一幅幅清新隽永、生意盎然的风俗画,别有一番情趣、一种风味。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为后人研究、品味和学习,与其散文化有关。
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关于“小说的散文化”,学者杨义先生解释为:“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
”[1]对照杨义先生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小说确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征。
(一)取材随意,不拘一格。
取材随意是散文的一大特征。
纵观汪曾祺的小说,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汪曾祺小说不仅描写了许多异地的世俗风情,如抗战大兵方昆明的混乱与庸俗、塞外农场果园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写的人物形形色色,如大洋边的挑夫、西南联大校园的当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岁寒中的知心者、荸荠庵的和尚、洁身自尊的知识分子、宁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
以上这些人物尽收笔下,构成了一幅满溢着个性特点的人物画廊图。
除了写人、写生活,还写一系列的杂物,如高大的“榆树”,比草木还贱的“晚饭花”,活蹦乱跳的“鱼儿”,香喷喷的“黄油烙饼”,还有“珠子灯”、“天鹅”、“猫”、“蛐蛐”,等等。
综观汪曾祺小说的描写对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那自由随便、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与广见博识。
(二)情节化少,矛盾缓和。
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一旦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映入眼帘,大家自然会耳目一新。
传统的情节小说一般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事件组成的,其情节大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几个部分,汪曾祺的绝大部分小说不是由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连续的事件构成的,而是由许多琐碎的,甚至毫无关联的小事构成,如《故里杂说》、《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鸡毛》等。
汪曾祺小说语言特点分析
汪曾祺小说语言特点分析摘要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其作品注重对古典文化的描写，有很深的意境美，在文学史上，他的小说不可复制，独一无二，具有独特的地位。
丰富的民间体验为其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又因其曾经师从沈从文，因而他的小说带有一种散文的笔调，其中，精确、简练的形容词的使用塑造了其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
这篇文章以汪曾祺的小说为研究范围，了解概括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特点的使用，从词性、修辞、和短句对汪曾祺的语言进行研究，对其自然、清新、生动的文体风格的塑造进行探讨。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语言AbstractWang Zengqi as the last scholar in China, his works focus on the description of classical culture, there is a deep artistic beauty,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is novel can not be copied, unique, unique position. The rich folk experience provides a rich material for his novels, and because of his former division from Shen Congwen, his novel has a prose style, in which the use of precise and concise adjectives shapes its fresh and natural language style. This article takes Wang Zengqi's novel as the research scop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Zengqi's novel language, and studies the language of Wang Zengqi from the part of speech, rhetoric and phrases, and explores the shaping of his natural, fresh and vivid style.Key words: Wang Zengqi; novel; language目录TOC \o "1-3" \h \u 摘要IAbstract II引言 1一、汪曾祺小说语法词汇的特点 1（一）、形容词 11、表示颜色的形容词的使用 22、叠词33、其他形容词 4（二）、动词51、汪曾祺动词的连用常用来表达人物的心理状态52、汪曾祺小说的动词连用常用来刻画人或物的行为特征 63、汪曾祺动词的连用有时常用来表现主人公的某种特殊的情感7（三）、数词8（四）、小结8二、汪曾祺小说中句子结构的特点9（一）、短句9（二）、短句的建筑美9（三）、小结10三、汪曾祺小说中修辞的特点10（一）、比喻10（二）、比拟111、拟物112、拟人11（三）、小结12四、汪曾祺小说语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12参考文献13附录14致谢15引言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之后，汪曾祺因师从沈从文常常被认为文风与沈从文相似，但沈从文却说“他比我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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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
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加强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
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主张“不装假，事实都恢复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或“随笔风的小说”)。
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
文字则简洁、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
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清水出芙蓉的语言。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
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
”(《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
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
”因此他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抒情现实主义”。
他的优秀之作无不以情见长。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
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
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等“高邮”系列小说，还是《安乐居》、《小芳》等现实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都异常简单。
作家承认他不善于讲故事，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因此显得松散而随意。
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
在《大淖记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节都在讲风俗，第四节才出现人物;在《故里三陈》中写陈四也同样。
对这样的情节设置有人认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对此则解释为必须为人物安排一个合乎逻辑的生活环境(注:见《大淖记
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载《晚翠文谈》)。
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
作家承认“人到晚年，往往喜欢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
”，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离，使人能够置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顾过去。
它意味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审美理想，把回忆中的人物原型给予随心所欲的艺术加工，以满足自己的美学情感，因为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
”但在现实生活中作家一方面“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另一方面又难以对现实人物进褒贬，也就无法进行艺术加工，更谈不上满足作家的审美情感并将之传达给读者了。
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转向过去，在如梦似幻的记忆深处找寻自己的抒情之境。
(此处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谈》)
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
”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
对于自称为“通俗抒情诗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对语言的“诗化”是自觉的，他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着语言应该诗化这一观念。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
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
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严谨耿直的锡匠们爱唱“小开口”(《大淖记事》);本份老实的瓦匠们最会踩高跷(《故里三陈》);顶不济的修鞋匠，也要养几盆悬崖
菊，在花影缤纷中运锉补鞋(《皮凤三楦房子》)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