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对照的文化审视———论汪曾祺小说《河上》的叙事艺术
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的艺术特色_常淼
第13卷第4期2013年12月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Wen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V ol.13 No.4Dec.2013２０１３－０１－０８常淼（１９８７—），男，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的艺术特色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有着强烈的真实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主要得益于小说中许多人物和情节都有着生活原型，而这些人物、事件的原型均是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提炼而成的。
同时，这些小说描绘了共同的地理环境、时代氛围，许多人物还以不同的方式在各篇小说中穿插往来，使得人物形象愈加丰满，又从整体上构成了整个系列的风俗景物和人情世态。
汪曾祺故乡系列小说的艺术特色在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和创作风格，又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影响，作品追求内在的和谐，蕴涵着善良健康的人性。
（一）乡愁勾出无限情，几度往事入梦来汪曾祺出生在风景秀丽的高邮里下河一带，苏北水乡的清新灵动孕育了他独特的审美情趣，小城古镇的淳朴敦厚滋润了他欢欣愉悦的童年生活时光。
他曾写道：“说起高邮，很多人只知道高邮出咸鸭蛋。
敝处并不只是出咸鸭蛋，我们家乡还出过秦少游，出过研治训诂学的王氏父子，还有一位写散曲的王西楼。
文风不可谓不盛。
”［１］１４８为了不把高邮与咸鸭蛋联系起来而特地辩解，看似执拗，却表现了汪曾祺对社会文化底蕴本应更广泛、更深刻、更厚实的故乡高邮的无限挚爱之情。
１９岁时汪曾祺离开高邮到外地求学，随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
肄业后在昆明、香港、上海、北京、武汉、张家口等地工作和生活，一直没有返乡，直到改革开放后受邀回乡访问，离别家乡近４２年。
在漫长的离乡过程中汪曾祺对故乡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他曾说：“这些年，每逢工作之余，故乡的风土人情，家乡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感人形象，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大师，汪曾祺先生的文学创作一直备受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推崇，他的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闻名于世。
汪曾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深远，本文将就此展开探讨。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在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继承和发展。
汪曾祺小说多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学名篇，运用古文化中的意境和表达方式，注重情感的描写和人物的塑造，同时又注入了当代的思想和观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他以古典艺术为基础，在创作中融入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充分展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色，为当代小说提供了宝贵的范本和启示。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在于其对形式的创新与突破。
汪曾祺的小说在叙事技巧和结构上呈现出多样化和灵活性，在小说的叙述手法上常常采用“倒叙”、“抽象”等先锋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方式，使小说的形式更具有变革性和新颖性。
他将小说写作提升至一种艺术创作的高度，使当代小说文体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内涵，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文体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还在于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关注与反映。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大多表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村、城市、人情、风土等各个方面，通过对人物的心灵和行动进行描写，深入探讨了现代人的处境和命运。
他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通过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进行了精准的创作，使其小说充满生活的张力和时代的韵味，成为当代小说中的一面旗帜。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还在于其对人性的关怀与探索。
汪曾祺多以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为创作主题，借助小说的形式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思考，使其小说呈现出丰富的情感和饱满的人物形象。
他在小说中对人性、情感和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呈现了当代人内心的真实状态和生活的本质，使其小说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多方面而深远，其在文学形式、叙事技巧、社会生活和人性等方面的创新和探索，为当代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对乡土文明描写的异同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对乡土文明描写的异同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汪曾祺的高邮风情小说，在总体风格上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京派小说的艺术风貌。
他们在悲惨感伤的农村中寻觅诗情，极力在小说中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
废名、沈从文的田园可谓之“梦中的田园”，与其他乡土作家的现实的田园相辉映，以对原始、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从另一角度进行着改造“国民性”的思考。
而汪曾祺在对风俗、环境的描写中似乎挖掘出了乡土中潜藏着的诗意本质。
1．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都描写人性美、人情美，都运用了诗意的抒情的表现手法，但是他们的“田园梦”仍呈现出迥异的色调。
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废名的小说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小说里显现出神性，汪曾祺的小说则表现的是生活的诗意原质。
废名在《桥》以前的小说中以隐含禅趣的笔墨，写自己领悟了的自然美景，绘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
废名亲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寻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寻觅顿悟，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尘外的庄禅人格。
作者往往在竹林、桃园、陶家村、史家庄等古朴、纯真、幽静的景物中洞见世间万物生命本体的跃动。
沈从文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旨归，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
沈从文身居现代都市，却怀抱顽固的“恋乡”情结，这种巨大的内心矛盾、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急于寻找栖息之所。
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
他以湘西的眼光观察城市，极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沦落、人性泯灭的严重症结。
那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丑恶的人际关系，被扭曲变态的灵魂，使他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沈从文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
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由此可见，沈从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与“神性”相通。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汪曾祺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中国现代作家，其小说作品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细腻的笔触而著称。
汪曾祺的小说在当代文学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探索和影响。
本文将从汪曾祺小说作品的风格特点、文学意义和对当代小说文体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探讨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汪曾祺小说作品的风格特点是其独特之处。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以其真实、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
他的小说常常以平凡人的生活为题材，用平实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
《白鹿原》中描写了白鹿村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挣扎；《人间草木》则展现了上海市井小民的生活，勾勒出一个真实丰满的现实世界。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富有真情实感，使读者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和社会。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
他的小说作品深入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通过对人性的探讨、社会现象的揭露，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人间草木》中，汪曾祺通过对上海市井小民的生活和梦想的描绘，呈现出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变化的现代城市；在《白鹿原》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和传承，使作品不仅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深刻审视。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不仅是文学的表达，更是对中国社会和人性的探求和思考，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小说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更是对小说文体的一次创新和重塑。
汪曾祺的小说以其真实、生动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对当代小说的叙事方式、风格和主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的风格特点和文学意义为当代小说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小说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生气。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汪曾祺小说“城乡关系”的书写嬗变——《羊舍一夕》《河上》《受戒》的并置解读
汪曾祺小说“城乡关系”的书写嬗变——《羊舍一夕》《河
上》《受戒》的并置解读
杨妮;郭文元
【期刊名称】《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2(40)4
【摘要】汪曾祺作为一位体量巨大、作品横跨现当代的乡土作家,始终以其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动态的城乡审美观念对不同时期的城乡社会进行书写。
以《羊舍一夕》为切入点,比照不同时代创作的《河上》《受戒》等作品并剖析作家不同阶段的城乡叙事姿态,可以看到汪曾祺在一以贯之的展现人文生态乡村世界的同时,克服了其早期反现代性思维下的城乡二元对立叙事,使其对城乡关系的书写在不断完善中走向成熟。
【总页数】6页(P42-47)
【作者】杨妮;郭文元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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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
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作者：李新平来源：《中州学刊》2009年第03期摘要：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
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表达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
由于他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所以汪曾祺小说具有强烈的魅力和持久的影响力。
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以及淡定自如的叙述风格，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关键词：汪曾祺；早期小说；思想内涵；叙事风格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3—0224—04汪曾祺先生以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享誉文坛，广为人知，在文学史上奠定了牢固的地位。
当我们沿着他的创作道路探寻其轨迹时，汪曾祺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这些作品至今依然保持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它们特有的风神气度打动着读者。
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早期创作对其一生的创作都具有着一种重要的引领意义，就像《狂人日记》之于鲁迅和《大堰河》之于艾青一样，他们后来的所有创作都是其早期作品思想底蕴的延伸和发展，他们后来成熟的艺术风格也均发端于其早期作品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
因此，研究汪曾祺早期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对其作品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总体评价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汪曾祺先生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出版于1947年，集子收有《复仇》、《老鲁》、《落魄》、《戴车匠》、《艺术家》、《鸡鸭名家》、《邂逅》等八篇小说。
作品通过对普通人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抒发生活内在的诗意，表达作者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
作者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即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这也是汪曾祺一生追求的至高境界。
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趣味
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趣味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细腻的笔墨、深刻的思考和文化趣味著称。
本文从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趣味出发，探讨其作品的内涵与价值。
一、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符号汪曾祺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文化符号，比如“旗袍”、“大轿”、“年货”等等，这些符号不仅具有文化特征，也体现了作者对时代背景的深刻关注。
二、汪曾祺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作家，汪曾祺对民俗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作品中不乏反映民俗文化的情节和艺术形式，比如《窗外》中的“分财饼”和《生活在光辉中》中的“戏台”。
三、汪曾祺作品中的传统文化汪曾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拓展，例如《太阳》中的“四字箴言”、“金钱镇”中的民谚等。
四、汪曾祺作品中的历史文化汪曾祺的作品也涉及到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他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反映了历史对当代生活的影响和启示。
五、汪曾祺作品中的艺术文化作为一位文学大师，汪曾祺的作品中不仅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还具有强烈的艺术性，他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精湛的文学技巧使其作品深具魅力。
六、汪曾祺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汪曾祺的创作思路常常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对生活的观察，因此他的作品中也反映了不同地域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
七、汪曾祺作品中的传统价值观作为一个身处现代文明的作家，汪曾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也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探讨，他用自己的作品传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关怀。
八、汪曾祺作品中的时代精神汪曾祺的作品贯穿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社会变迁中，他的作品中体现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遍意义，为读者提供了解析当代中国的一种思路和视角。
九、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认同汪曾祺的作品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同时也展示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坚守，这种文化认同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符号汪曾祺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文化符号，如旗袍、大轿、年货等，这些符号有着浓厚的文化特征，同时也展示了时代背景和社会风貌。
诗意的光亮 叙事的河床——评何立伟短篇创作的艺术
诗意的光亮叙事的河床——评何立伟短篇创作的艺术
程德培
【期刊名称】《小说评论》
【年(卷),期】1985()5
【摘要】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的重又复出,可称得上是文坛的一件幸事。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为的青年作家对汪曾祺作品的赞叹和悟化。
而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各相径庭,唯创新是他们的共性。
自然,谁也不会说汪曾祺的作品是非传统的,他的骨子里有着许多地道的“国货”。
【总页数】6页(P21-26)
【关键词】何立伟;小说家;小说创作;作品;汪曾祺;故事;艺术;语言特色;作者;光亮【作者】程德培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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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对照的文化审视———论汪曾祺小说《河上》的叙事艺术作者：卢军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11期摘要：短篇小说《河上》是汪曾祺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作品，因其当时选修了沈从文的写作课程，《河上》在叙事风格上受沈从文乡土文学影响很大，具体体现在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鲜活的语言艺术等方面。
小说从整体风格上就是一首抒情的散文诗，通篇洋溢着明快欢乐的情感基调。
关键词：汪曾祺《河上》沈从文叙事风格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河上》发表于1941年7月《中央日报·文艺》第71期，《河上》书写了一种内在生命的欢乐情绪，也暗含着汪曾祺初恋的生命体验。
时年二十一岁的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选修了沈从文讲授的两门写作课程：个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
因此，《河上》从构思行文到人物塑造都打上了鲜明的沈从文小说的印记，小说从整体风格上就是一首抒情散文诗。
一、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城乡对照的叙事模式是沈从文常用的，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社会道德理想及价值评判标准来审视城乡两个世界，描写了湘西人自然、纯朴的生命形式；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腐化堕落的都市生活的描绘，揭示出城市是病态文明的滋生地。
汪曾祺也采用这种叙事模式，《河上》描写了一个患神经衰弱症的城里少爷去乡下疗养时的所见所闻，以及“他”逐渐对乡下生活方式产生的依恋之情。
小说的表层情节构成是“城里少爷到乡下——回城买东西——再次回到乡下”，但如果从少爷内心情感的变化来说，内在的叙事模式则为“不习惯乡下生活——逐渐喜爱乡下生活——不愿离开乡下”。
小说通过来乡下养病的城里少爷“他”的视角，将城乡生活相连接。
小说开头交代了少爷之前是不习惯乡下生活的，“说这是乡下，将就着过去”，这句话说明之前“他”是排斥乡下的，压根没打算在乡下长住。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情感逐渐发生变化，因为“他不断在掘发一些更美丽的”事物。
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他”的思想转变的原因及过程。
（一）人物对比《河上》中描写的乡下人物有李大爹、王大妈、三儿，他们都是健康舒展的自然人性的代表。
小说开头，李大爹在田间地头劳作时唱着“山外青山楼外楼，情郎哥哥住在村后头”的山歌，显示出无拘无束的人性的释放。
李大爹的脾气很好，“他”和李大爹开一些玩笑，李大爹不仅没有生气，还主动要把“昨晚上在秧池里弄到”的两尾鲫鱼送给“他”尝鲜。
王大妈朴实善良，她善待从城里来的“他”，给“他”做乡下人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豆油炒鸡蛋”。
三儿的身上更是体现出自然率真的可爱品性。
她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喊“他”为“少爷”，而是自然平等地与“他”相处、嬉笑打骂。
总之，读着《河上》，你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沈从文《边城》《三三》《长河》中的人物。
李大爹、王大妈和三儿，表现了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一种重义轻利的美好品质。
《河上》中描写的城里人物不多，除了少爷“他”，其他人物都是间接描写的。
文中通过三儿之口提到了“那个挂在你桌子前面的那个大照片的人”（笔者推测照片上的人应是少爷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以及“他”家的小姐们。
进城后“他”许诺到家中后花园给三儿采许多花，三儿则拒绝前去，因为“你家那条大黄狗也看不起乡下人，我不去，小姐们会说我要是换上旗袍多好，我不愿而且你家里知道你成天跟我们乡下女孩儿玩，一定要骂你，他们会马上要你搬回去”。
文中借三儿的话揭示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
小说里还用“颜面与计谋”“声音与手势”借指城里人，这些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意象。
“他”和三儿由城里回乡后，对三儿的母亲说：“王大妈，我明儿不再教三儿认字了，认了字要变坏的，变得和城里女人一样坏。
”（二）色彩对比“他”在乡下所看到的景物都是自然明净的颜色，例如绿色，“他”和李大爹开玩笑时说：“小秧子都绿得要滴了，今年年成好，该替你娶二媳妇了。
”这里用夸张又形象的“滴”字描绘秧苗的绿。
脚踏在草地上惊起几只蚂蚱，“格格的飞了，露出绿翅里红的颜色”；“他”和三儿划船时见到的天是蓝蓝的。
但到了城里，颜色就变得灰暗起来，城楼的影子是“青色”的；码头上的各种色彩，一会儿是屠宰户的“灰紫色”，一会是染布坊的“紫色”，还有许多颜色暗淡的夹杂物。
通过明暗两种色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对于乡下与城市的情感的不同。
（三）动植物对比作者在描写乡下生活时，笔下的草木虫鱼都是带着喜爱的口吻来写的，如“鲜嫩的叶子”，“累累的露珠”，在两岸“交拱”着的柳树，“香气烟一样的飘过来飘过去”的野花，给人自然清新的感觉，还有“一早上就开始打架”的麻雀，“歇在柳梢上逞能”的画眉，就连“他”平时害怕的蛇都带着迷人的色彩：“你才是蛇，蛇会变个好看的女人迷人，三儿。
”但到了城里时，连少爷家看门的大黄狗也看不起乡下人。
乡下生活的淳朴自然与城市生活对人性的扭曲一目了然。
（四）水的对比翻阅汪曾祺作品会发现，“水”意象在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以“水”为背景的小说有四十篇之多。
汪曾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小说《河上》从始至终都离不开“水”，从“我”与李大爹在岸上逗笑，到与三儿划船去城里的水上之行，再到城里的码头见闻，处处都有水。
在乡下见到的水是清澈灵动的，而到了城里所见都是“阴沟”，“各种不小的数股流入河里”，其出口处“不断堆积起白色的泡沫”。
进城后的少女三儿看着城里的阴沟里的水，还有河里泛着的肮脏的泡沫，“想这些污水会渐渐带到乡下去的，是的会带去”，一种淡淡的忧伤油然而生。
作者通过“水”意象，对于现代工业文明将给封闭古朴的乡村世界带去的冲击，表达了忧虑之情。
如上所述，《河上》通过对城乡人物、色彩、动植物、水的对比，赞美了自然淳朴、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乡村世界，并表达了对灰暗压抑、虚伪浮华的都市生活的否定。
二、细腻的心理描写沈从文在习作课上教学生描写人物时要紧随人物的感情、情绪写。
在《河上》的主要人物李大爹、王大妈和少女三儿身上，可见沈从文《边城》中老船夫、翠翠、船总顺顺，以及《长河》中的腾长顺、老水手、夭夭、满满等似曾相识的面孔。
人们淳朴良善、心胸坦荡，有着健康自然的人性。
沈从文笔下最成功的人物当属翠翠、三三、夭夭这些农村少女形象，他认为作者要爱这些女孩子，才能体会到她们的许多飘飘忽忽的、跳动的心事。
这种手法在小说《河上》中被汪曾祺完美地继承下来。
表面上看，三儿伶牙俐齿、大大咧咧，但是作为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三儿心里很在意“他”的一举一动。
小说通过一些细节表现了三儿的微妙情感，如“他”向三儿母亲借船回城里，三儿故意不让母亲借给他，背地里却回房间换好新衣服后划船离开，并在母亲追问时告诉她要到越娃沟采野蔷薇去。
其实这话是说给在岸上的“他”听的，心领神会的“他”果然一路赶到越娃沟与三儿会合，跳上了船。
三儿在和“他”斗嘴时心里并没有真正生气，这些“不高兴像小小的雾一样，叫风一吹早没有了”，她甚至想到一些好笑的事情，轻轻地唱出了歌。
在三儿说如果“他”跳河就理“他”的时候，“他”真的跳下去了，作者这样描写三儿的心理活动：“三儿惊了一下，但记起他游水游得很好，便又安安稳稳地坐着，本来也并未生什么气……可是经他一说出生气，倒真不能不生气了，她装得不理他。
”三儿对挂在“他”桌子面前那个大照片里的年轻女子心生嫉妒，体现出萌发了懵懂初恋情怀的女孩子的真实心态。
《河上》的人物塑造及布局构思与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三三》尤其相似。
《河上》的女主人公是少女三儿，《三三》的女主人公叫三三。
二者名字中都有“三”字，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三三》中杨家碾坊的主人是杨伯妈和女儿三三两人。
十五岁的少女三三在一个夏天的黄昏里，碰到一个从城里来乡下养病的白脸少爷。
少爷称赞三三俏皮聪明，总爷的管事半开玩笑说让总爷做媒，少爷就可以当磨坊的主人了。
三三母亲因听管事的问起三三的生辰八字，勾起了一点梦想，对女儿的婚事有了不着边际的想法。
当母女两人提着一篮子新鲜鸡蛋去团总家看望“城里人”时，却看到了少爷的丧事。
《河上》的主线也是下乡养病的城里少爷和少女三儿的情感发展。
两篇小说的人物对话也有相似之处。
《河上》中乡下养病的少爷和王大妈开玩笑说：“你藏着这么个大姑娘在家里，家神灶神都不得安宁，也不怕人恨你。
”不善言谈的王大妈听后笑了，“她心里脸上有许多话”。
而《三三》中团总家的管事先生向白脸少爷介绍碾坊主人杨伯妈后，白脸少爷对杨伯妈夸赞三三长得美丽又聪明、做母亲的真有福气，“把这个老妇人说快乐了，在心中展开了一个幻景，想起自己觉得有些近于糊涂的事情，忙匆匆的回转碾坊去，望着三三痴笑”。
两篇小说的不同之处是对于结局的处理：《三三》最后以淡淡的悲剧告终，三三母女的不真切的梦随着白脸少爷的病故而破碎；而《河上》里“他”因对乡下自然美与人情美的喜爱和对“平凡又微丑”的城市的厌恶，选择了留在乡下。
当然，吸引“他”留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少女三儿。
在小说结尾处，“他”对三儿说：“我将永远不回城里。
”三、生动鲜活的语言艺术沈从文小说以简洁生动、注重节奏感和旋律美的语言艺术著称。
受沈从文影响，汪曾祺对语言的重视远超一般作家，他在《自报家门》中说：“我以为语言有内容性。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河上》用了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法和大量叠音词，对塑造人物、烘托氛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描写乡下生活环境时，作者运用最多的是拟人的修辞手法，通过把景物拟人化，烘托出人物当时的心情。
例如：“清晨真好。
小小的风吹进鲜嫩的叶子里，在里面休息一下，又吹了出来，拂到人脸上，那么顽皮的，要想绷起脸，那简直是不可能。
”又如：“田埂上干干净净的，但两旁的草常想伸头到另一边去看看……”在这里，作者把风和小草拟人化，通过写风和草的调皮可爱，烘托出“他”当时快乐的心情。
小说还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例如：“野花的香气烟一样的飘过来飘过去，像烟一样的飞升，又沉入草里，溶进水里。
”这里通过把野花的香气比喻成飞升的烟，烘托出“他”与三儿轻快的心绪。
而在描述城市生活环境时，作者使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码头上有各色的颜面与计谋，有各种声音与手势，城里的阴沟汇集起来，成了不小的数股流入河里。
一会儿是屠宰户的灰红色，一会儿是染布坊的紫色，还有许多夹杂物，这么源远流长地流着使其出口处不断堆积起白色的泡沫。
”这里通过把颜面、计谋、声音、手势这些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为数股水流，并把这些水流化为具体的灰暗色彩，表达了作者对城市生活的厌恶。
汪曾祺善于使用叠音词。
叠音词本身具有音乐性，能给人以声音的美感，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
在小说《河上》中，几乎每次描写环境时都有叠音词的使用。
运用较多的是“AA”类叠音词，例如：“清晨真好，小小的风吹进鲜嫩的叶子里。
”“田埂上干干净净的，但两旁的草常想伸头到另一边去看看，带了累累的露珠，脚一碰到，便纷纷的落下来，那么嫩，沾到鞋上不肯再离身，他的脚全湿了，但他毫不在意，还有意去撩拨撩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