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与清代宫廷书画的鉴藏(中)

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夔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
有关殿座章也有例外的现象，如前年拍卖的乾隆帝书《塔山西面记卷》，由于与另外四卷作为一套藏品即“清高宗书白塔山记五卷”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永安寺》，或许殿座章钤在某一卷上，所以，此幅上就没有“永安寺”的殿座。当然，类似的情况十分罕见。因此，在没有确凿材料证明的情况下，臆断缺少殿座章的作品就是失群之物，那是不负责任的。
3、《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都有清内府标准的装裱
清内府尤其是乾隆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的亲笔指示，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
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多作二色式。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
一般来讲，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和御笔书画作品上的皇帝印玺并不是乾隆或嘉庆自己钤盖的，而是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书画上钤盖的，有时还要负责对御笔书画做“润色”的工作。
根据内府印的钤盖方式鉴定宫廷书画是这类文物鉴定的重要手段。北京某季拍卖的清?钱维城款《九如图轴》，首先是其画与钱维城的真迹南辕北辙，在笔墨上不符合钱的风格；其次，画心上的乾隆御题既非亲笔也非同时代词臣代笔，气息很新；再次，画上的内府印章，完全不符合乾隆内府印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钤盖方式，将一些本应盖在画心内部的上方或两侧的印当作裱边的骑缝印来用，仅此一点，就可知作伪者根本不了解《石渠宝笈》著录和内府印钤盖规律。
2、清内府鉴藏印的钤盖有严格的格式
内府印章的钤盖不是随意来的，它们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比如挂轴，“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或“太上皇帝”一类的大印一般在画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一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一侧。如果画面上部较窄或有画意、空白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是有往上移，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的，但极少见到在挂轴上把数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用的，即使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直接盖在画意上边。在手卷或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都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盖在画心上，有时“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会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另外，带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花样纷繁，令人目不暇接。
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夹板还有少量的铜胎漆布面夹板，图案有类似琉球的菊石等样式。
就作品的完整性而言，原装原裱是十分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在价格方面，因此，如果一件书画确经《石渠宝笈》著录但失去了原装裱，价格肯定会受到损失。如明?杨慎《行书禹碑考》长卷，书法学文征明一路，自然流畅，潇洒恣肆，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名人诗文和学术研究手稿，曾经卞永誉、乾隆内府的收藏，并入《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但此物是《佚目》中物，20世纪30年代被溥仪带到了东北，后来又被撕裂。导致手卷的前三分之一的长度缺失，并在后来的流传中失去了乾隆内府的原装裱。故其在北京瀚海拍卖时，价位很低，大概也就三、四十万元，以致于一些不太了解杨慎书法风貌的人竟对此卷的真伪也产生了怀疑。从价格因素考虑，文人书画失去清宫原装裱的价值损失并不像清宫廷绘画或帝后书画那么大，这主要是由宫廷作品的时代性和艺术完整性决定的。从这一点看，失去原装裱绝对是不可估量的损缺。
《石渠宝笈》与清代宫廷书画的鉴藏（中）
如何判断作品是否真的经过《石渠宝笈》著录 1、殿座印是表明曾经《石渠宝笈》著录的关键 按一般规律讲，《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应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应钤除以上诸印外，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乾隆帝又命人在这些作品又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宝笈三编”印。
常会看到市场上一些作品，尤其是清代宫廷绘画，幅面上有许多内府印记，但是都缺少殿座章，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帐，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如冯承素摹《兰亭》中左侧最末一印“重华宫鉴藏宝”。这种编写体例，是早在乾隆八年编纂《秘殿珠林初编》之前就由乾隆帝亲自指定的，谕旨曰：内府所藏书画“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寿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俾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而且，以后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编也都依此体例，并无更易，如果画幅上没有标示这些宫殿的殿座章，也就意味着此物从未经《石渠宝笈》著录，否则，皇帝要看时去哪里找？所以，判断是否确经《石渠宝笈》著录，殿座章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