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黄寿祺先生
儿童书法比赛个人简历范文
儿童书法比赛个人简历范文参加书法比赛的个人简历主要写什么？参加书法比赛的简介的内容大致是跟其他的简介一样的，只是对这一特长做下说明！如，你的书法经历（几岁学书，书法字体，从师或业余），你参加过的书法比赛（稍大一点的），得奖的经历等！最后也可以加上你对书法的独到见解！如果你能提供此次书法比赛的信息，我可以作些详细的说明！个人薄见！...学前教育简历怎么写幼儿教师的个人简历范文姓名： *** 目前住地： *** 民族： ** 户籍地： ** 身高： ** 体重： ** 婚姻状况：** 年龄： ** 学历：** 月薪要求：面议求职意向学前教育，育婴师等与本专业或特长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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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本专业能力：通过系统的学习，扎实掌握了有关学前教育方面的知识并可以自如运用，美术技能突出，并有实践经历。
英语水平：英语*级。
计算机水平：可以很好的运用windows xp、microsoftword/excel等程序，可熟练制作幻灯片等。
其他：中级育婴师证擅长绘画、写作，文章多次发表在校刊。
思维敏捷，逻辑缜密，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手绘能力。
善于沟通，具有团队精神，有毅力，不惧困难与失败。
个性特点我热情大方，认真诚恳，热爱生活，喜欢运动，自信自律，善良上进，擅长绘画，喜欢音乐；积极进取，思维活跃，吃苦耐劳，有责任心，想寻求一个锻炼发展自我的空间，踏实进步，发光发热；相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您给我一份信任，我将回报您十一分喜悦！ ******** 联系地址：********...书法家万富永个人简历万富永，字，博雅，号，海右轩。
吴寿祺醴陵瓷业艺术界的一代宗师
吴寿祺醴陵瓷业艺术界的一代宗师吴寿祺（1886—1975年），又名官翰，男，本市八步桥乡人。
八岁入私垫读书六年。
十四岁到舅父药店学徒三载。
十七岁投师学艺，制做日用粗瓷，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考入设在醴陵姜湾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艺徒班学习陶画。
同年十一月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瓷业公司工作，从事釉下彩绘七年。
在书画名师张晓耕和彭筱琴的指导下，他和傅道会、游先理等同学一道，积极参与釉下五彩瓷器的研制及其批量生产。
因易以新法，出口精良，尤以所饰釉下五彩画面，色彩晶莹，绚丽夺目，突破了传统青花装饰之技艺水平，先后赴赛武汉、南京，均获一等金奖，为醴陵瓷器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良好声誉作出了贡献。
民国二年（1913），湖南瓷业公司因亏累甚巨而精简人员。
寿祺受聘到普利瓷厂工作，仍从事釉下彩绘。
民国三年（1914）五月，醴陵大水，普利瓷厂受灾倒闭，由同行介绍到湖南瓷业公司设在长沙鱼塘街的承销处，彩绘釉上花瓷近五年。
民国七年（1918年），北兵犯湘，湖南瓷业公司惨遭捣毁，长沙承销处亦受其害而被停业。
寿祺失业在家务农年余。
民国九年（1920年），醴陵瓷业复苏，受聘在湖南模范窑业工场，继续从事釉下彩绘。
民国十七年（1928），醴陵瓷业生产衰敝已极，寿棋再次失业。
后经友人举荐，到南京中央陶瓷试验场工作，从事陶瓷彩绘八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内时局变化，陶瓷市场萧条，寿棋被解雇返醴，在家耕田种土。
民国三十二年（1943），醴陵瓷业生产又兴盛一时，县里教育界名人阳兆鹏老师为培育制瓷人才，在县城东门外三刀石创办渌江职业学校，寿祺应聘为美术教员，讲授陶瓷彩绘工艺。
次年日本侵略军犯醴，学校停办，寿棋又回乡务农。
民国三十四年（1945）下期，日本投降，国土光复，寿棋重返渌江职业学校，执教一期。
后因办学经费困难，学校规模缩小而被解聘，回家从事农业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醴陵瓷业生产蒸蒸日上。
1955年，醴陵陶瓷研究所成立，为恢复失传二十余年的釉下五彩瓷器生产，经过林家湖多次寻访，才找到年近古稀的吴老，旋即聘请到研究所任彩绘技师，传授技艺。
百龄影徂，千载心在——为纪念恩师黄寿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百龄影徂，千载心在——为纪念恩师黄寿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作在我居室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装裱精致的书法作品，中心从左至右是三个横排的大字“忍默勤”，右上方是竖写的六个小字“建勋仁仲雅属”，左下方为“六庵老人书”，书法工稳遒劲，透出一种厚重圆融的风格。
这幅作品是我的至爱，十五年来搬了五次家，它总是挂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因为这幅作品早已超出了它的物理属性和艺术价值，凝聚着恩师黄寿祺先生对我为人为学的教诲与期望。
那是1986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在湖南老家接到先生的电报，命我立即返校。
满怀疑惑赶到福州，方知是一件美差：与郭天沅学兄陪同先生前往上海、兰州、西安等地讲学。
记得第一站是上海，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了一场关于《易经》的学术报告，反应非常热烈；此后还会见了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同学、著名作家王西彦，两人促膝畅谈，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
第二站是西北师范大学，先生受郭晋郗教授之邀，给该校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讲授“楚辞研究”课程，此后便与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谢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江枫研究员等人一起，在西北师大伏俊琏学兄的陪同下，乘一辆交通车，经河西走廊前往敦煌游览。
一路上先生兴致极高，谈笑风生，迷人的西北风光更导致了他诗情的不可遏止，或随口吟哦，或闭目冥思，数日间共创作旧体诗十余首，令同行的袁、谢诸位先生佩服不已。
第三站是位于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先生在辞书研究所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并与当地名宿霍松林教授等人进行了会谈。
在陪先生参观“碑林”时，先生指着一块刻有“忍默勤”三字的石碑对我说：“建勋，这三个字概括了为人为学的准则，可惜你只做到了其中的一个字。
”我问是哪个字，他说是“勤”。
接着又说：“你知道我‘之六’的字是怎么来的吗？我年轻时性格过于刚烈，祖父便给我取了这个字。
在《易》数中，九为阳，六为阴，之者变也。
之六，也就是要变得收敛一点，也就是‘忍’、‘默’的意思。
”那时我年轻气盛，自视甚高，尤其喜欢表现自己，一有机会便高谈阔论，或与人争论得面红耳赤。
赏评《山居茶广与笠山先生书》的书法艺术——兼论黄寿祺书法
与筒札行书小字相比 ，黄寿祺的大字行书虽不乏端谨 ， 但线式略显简单且多圆转 ， 明显 缺乏迟 滞厚重感 ， 显得 乎实、 圆滑 。小字即便线型残缺 ，却韧劲弥满 。大字 虽整饬 ，但笔 势绵弱 ， 少 了一种猛驱锐进 的骨力 。 故两者之 间颇有视觉乃
至审美之反差 。 可 以说 ， 在大字行书创作 上 ， 他在线 条流动
态 ，不见本色” （ 桑梓 之遗 录文 卷一 ） 。但这种状况还是 不难推断其成 因。首先 ，其大字强调书法可视性 ，比如长线 粗墨， 甚至不 时执意夸张 的痕迹 ， 增加相应的视 觉形式和冲 击力 ， 表 现出 良好 的手上状态和功夫 ，但这些努力 ，并未使 其原先恣意纵情 的手札行草拓张为纵横捭 阖 ， 气势荡漾的大 字 ，只是使大字字形与笔画走 向雷 同。其次 ，小字向大字转 换要作相应 的调节、调整 。在这方面 ，黄寿祺似乎做得并不 自然。“ 凡大字 要如小字 ，小字要如大字”（ 宋米芾 《 海岳名 言 ） 。这要求 书写者在 创作 心态、技巧、用笔 、动作、幅度
在学苏东坡 ， 不如说他在遗 貌取神 ， 从苏东坡书法本质的另
一
唐之颜真卿窥探晋人书意 ， 虽然其早年也规模过欧 阳询 ， 但
在其 中后期 的筒札 中 ，欧书的影子 相对少些 。 山居茶广 与 笠 山先 生书 ＞ ） 总体看来 ，由韵释法 ， 得唐人谨严法度又别具
侧来化裁 自我。 这是一般 习苏东坡者所难 以把握 的一种写
法— — 寓筒于 朴 ， 凝神静气 中不失厚重 。线式上 ，虽 以均
匀为重 ， 但不时杂 以其 灵巧 的用笔用线 ， 随 由自然 ， 如“ 尽”
灵奇 生动 。 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 ， 唐 法被普遍俗 化 ， 几
成大字报字体 的代名词后 ，能独具风貌 ，诚为难 能可贵。这
我读到的地名作文
我读到的地名作文篇1我的家乡福建泉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
它的地名中也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痕迹，而且蕴含了许多有趣的事。
泉州古时候叫温陵，在一些古建筑上，常常看到有温陵的名称，市北通清源山旧亭上的匾额写有“温陵山门”，城隍庙的临街正门楣上有“温陵古地”等等，其实它的出现比“泉州”还要早，甚至在它还未建城之前，这片土地早就叫温陵了。
温陵，不言而喻，是指这里的地形和气候而言，既气候温暖又地属丘陵，据说：宋代理学家朱熹住在泉州时曾称赞这里是：“山陵独温”，温陵的地名就是这样开始的。
泉州的另一个别名叫刺桐，刺桐原产于印度和马来西亚，由于古时候海外交通关系，而移植来泉州，并环城遍植，因而泉州又名刺桐城。
这个在历史文献上记载不少，最早记述的是十三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的.记述中称泉州港为刺桐港。
到目前泉州还有刺桐路和刺桐大桥，现代学者黄寿祺先生在泉州曾有感而发：“泉州已渺刺桐花，空有佳名异代夸。
”泉州城里最让人感兴趣的地名就是一一聚宝街。
到底聚了什么宝呢?据说啊，宋元时代泉州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两个贸易港之一，当时有107个国家和地区跟我国逼商贸易，各国商人驾着巨轮，冒着风浪，远渡重洋，驶进刺桐港后，便在此停泊卸货，货物卸后，即在临港口的一条街与华人交易，宝石、珍珠、翡翠、玛瑙等各种奇珍异宝，摆满了整条街，光彩熠熠，耀人眼目，于是有了“聚宝”这个雅致名称。
泉州有趣的地名还有许许多多，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篇2我的家乡在南昌，那儿是打起革命起义第一枪的地方，历史悠久。
早晨，在睡梦中苏醒的南昌，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只见大街上人山人海，车水马龙。
晨练的老人们在八一起义纪念碑下迎着和协的晨风在翩翩起舞着。
看见天气这么好，我和妈妈一起去了人民公园玩。
那儿有”激流勇进“从一个高四五米的高台上冲下来，水花四溅会弄得你满身是水，就像一只”落汤鸡。
“里面的龙舟”一荡，就荡了六米高会把人吓得直打哆嗦，那还有“空中飞人”坐在椅子上，别人推你立即就会滑到另一端去，真是惊险刺激。
谈黄綺先生刻印
文/抱 山谈黄绮先生刻印黄绮先生善刻印，却很少为人所关注。
因为他的书名大，印名为书名所掩。
直到1997年，他的《黄绮刻印集》才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并对社会公开发行。
直到这时，人们才始知黄先生不光书法造诣深，刻印也如此地出类拔萃。
真正感到震惊的还是国家印坛的名宿们，他们见到黄先生的印集，惊叹不已，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加深了认识。
我曾接触过一位当时在全国颇有名望的篆刻家，当谈到这件事时，他就有如此的感触。
从他的话语里，完全可以听得出来，搞篆刻最难的，不是属于技法上的刀法，而是对刻印文字的变通，没有深厚古文字功夫的人，本身就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要想刻好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黄绮先生刻印，早在十来岁时就开始了。
到二十岁时，刻得就相当的好了。
他的祖辈与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友善。
一次，黄大师来他家做客，家人拿出他刻印的拓片，请大师指导。
大师仔细地看了每方印作，惊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心想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竟有如此高的水准，这是很少见的。
于是便盛情邀请年轻的黄绮为自己治方印，印文是《黄宾虹长寿》。
黄绮不敢怠慢，因那时的黄宾虹先生，就已经是著名的国画大师了，能让自己为其刻印，那是莫大的荣幸啊！印很快就刻好了，黄绮亲自送到黄宾虹先生的府上，受到了大师的好评。
尤其夸那“长寿”二字刻得好。
这使年轻的黄绮倍受鼓舞。
回到家，借着余兴，就又为自己刻了《黄绮长寿》一枚白文印。
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到晚年，这方印在自己的小幅书画作品上使用得最多。
上面讲述的这件事，还是早在1997年，黄绮先生欲出他自己的刻印集，让我帮他嵌盖整理印稿时，才知道的。
当时，他找出那枚《黄绮长寿》印，突然问我，“你看我这方印刻得好不好？”我不加思索地说：“好啊！非常的好！” 他试探性的问：“你知道是我多大年岁时刻的吗？”我说：“怎么也得五六十岁以后吧！” 我是根据印文的内容猜测的，不过五六十，又有谁人就讲长寿呢！他告诉我，猜错了，说是他二十岁时所刻。
怀念黄仁泰先生
长相念兮忆先生夏仁波黄仁泰先生，是我三十年前的高中语文老师。
人生如梦幻，弹指一挥间，先生已作古十七年。
每当忆及在遵义县一中受业时耳提面命、承颜接辞的情景，记忆的闸门便缓缓打开，渐行渐远的往事,由模糊逐渐变得清晰，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仿佛时光倒流，真叫人情何以堪。
此刻，我独伊苍茫，栏杆拍遍，白发三千，借这萧瑟秋风的无眠之夜，写下缅怀先生的文字，先生泉下有知，请托我梦。
先生笔名黄粟，别署古播邑人，号天云山樵，1935年6月4日生于遵义县石板镇桐关乡，是沙滩文化传人、著名学者王燕玉的高足，18岁为遵义地区人民银行干部，1955年由遵义四中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曾缄、周菊吾等大家，受其影响，因一篇文字,触雷罹祸，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南冠楚囚，发配四川昌都，两年后，由家人接回。
以戴罪昭雪之身，历任金沙县源村，遵义县八合、金山、石板等校高中民办代课教师，直到四凶灭、天柱立。
平反后，就地安排到遵义县一中任教直到逝世，是一位令政客敬而远之，深得学子爱戴的一代名师。
他教书育人，弦歌不息，对遵义、金沙两县乃至黔北的文教事业影响颇大，受其教泽沾溉者，不下千人。
先生外表温文尔雅，长于辞令，独善其身，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在我的记忆中，他讲课总是拖着抑扬顿挫的声调，每讲完一个问题总要稍作停顿，慈祥的目光好象是在观察学生是否听懂。
他上课的节奏总是控制得恰到好处，结束语的最后一字几乎与下课铃声同时，令人啧啧称奇，被几届学生所津津乐道。
他讲课极少废话，直奔主题，且从不看讲稿和课本，尾尾道来，如数家珍，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的心理，使之产生强烈的共鸣。
那调侃幽默的语言，口若悬河的风采，顺手拈来的典故，丰富有趣的故事，仿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或盘旋曲折或山重水复或柳暗花明，让人在不经意间茅塞顿开。
比如讲授《与朱元思书》、《京口北固亭怀古》、《过秦论》、《六国论》等篇章，忆古寻今，文采飞扬，旁征博引，声情并茂，意象主旨分析到位，虚词实词通假字烂熟于心。
追忆黄保真先生
追忆黄保真先生追忆黄保真先生黄保真先生去世后，他那面带笑意，不紧不慢、侃侃而谈的样子，反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总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但一时又想不好究竟应该写点什么，也不知道何处可载。
前不久，海南师范大学的周泉根先生给我发来了他已经编好的两卷本、六十多万字的《黄保真先生文集》的书稿。
说实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周泉根先生是黄保真先生晚年的学友和同事，我们曾在黄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见过一面。
没想到，他对黄保真先生怀有如此厚重而实在的师友深情。
他约我为此书作序，我不可能不接受。
一是为周泉根先生的这种师友深情所感动：二是亦即此了结我自己的一桩心事。
黄保真先生自1979年调入人大，就同蔡钟祥先生和我在一起，一起上“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门课，一起写《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部书。
虽然不能说朝夕相处，却的确是三天两头见面。
接触中，觉得他和蔼可亲、乐于交谈、令人轻松愉悦，所以我们很快就从工作上的同事变成了人生中的朋友。
其间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
那时，在工资制度上中国还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层层倒挂”的年代，知识分子待遇很低。
为了多少能够贴补家用，黄先生夫妇办了一家小书店。
事成之后他立即来告诉我，并对我说：“以后你想买什么书，就跟我言语一声，我按照出版社批发给书店的折扣价给你带来。
”我说：“你们办个书店不容易，今后的经营会很辛苦，有多少收益尚不可知：就按书上的定价带给我，就已经省了我不少事了，不要再打折扣。
”这样的“讨价还价”当然不会有结果：但后来我托他买的书，他实际上还是按照折扣价算的。
这件事似乎很小，但我总觉得：一个人遇到一件事，在第一时间的想法是最真实、也最珍贵的。
书店甫成，黄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多赚几个钱，而是给朋友多省几个钱。
这几乎可以说是透明地展现了他的处世为人和内心世界。
当然，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
黄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科班出身，这方面的知识原比我多，交谈中我自然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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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黄寿祺先生
——兼谈黄先生的象数学思想
张其成
我仰慕黄寿祺先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我心目中黄先生总给我一种神奇而又神秘的感觉。
当我知道黄先生既是经学大师吴承仕的高足、又是象数学大师尚秉和的弟子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
黄寿祺先生是如何将吴先生考订名物的严谨朴实与尚先生取象运数的敏捷灵悟巧妙地融于一身的呢？黄寿祺先生在象数易学研究方面有何高明洞见呢？作为吴承仕先生的同里后学，又是尚秉和先生象数易学的研习者，我对黄寿祺先生这一独特的师承和博深的学问自然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好奇和探求欲。
尚秉和先生无疑是近现代象数易学第一人，其精深博大的象数学体系可以说是继汉、宋两代象数学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高峰，他那神奇的象数理论和取象技术常令我击节三叹。
作为尚先生的高足，黄先生一定得到过乃师的秘传。
可惜晚辈无缘受黄先生耳提面命之教。
有幸1996年我与黄先生的公子高宪兄相识，当时我在北京大学随从朱伯崑先生攻读博士，高宪兄则从朱先生做访问学者。
从高宪兄儒雅的气质、长者的风范中可以想象得出乃父黄先生的仁德气象。
一次午餐，我冒昧地问高宪兄：“令尊在象数、占测方面对您说过些什么？”高宪兄答：“没听他说过什么，他是反对算命的。
只是在文革期间有一次他曾说过一句：如果真的生活不下去，就上街摆卦摊去。
”我听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可谓悲喜兼之。
日前，在重庆第五届世界易经大会上，在游完程颐点易洞之后，黄寿祺先生的得意门生张善文先生向我提起一件意外之事，他说他最近得到了一本黄先生批注尚先生《周易古筮考》的珍本，并说黄先生的批注十分详细，有的地方密密麻麻。
我听后十分欣喜，反复催问善文先生何时整理出版？我知道《周易古筮考》是尚先生象数易学的重要著作，黄先生的批注说明他在象数易学上的确下过很深的功夫。
由此更加深了我对黄先生的敬意。
我与善文先生相识多年，虽然各居南北，但作为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的学术委员，研究院每有活动，我们都是要参加的，这样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有缘的是我与善文先生还是同门，都是章门之后。
善文先生是黄先生的高足，黄先生是吴承仕先生的高足，吴先生又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
众所周知，章太炎先生在经学和小学上有两大弟子，号称“南黄北吴”，“北吴”就是吴承仕先生，“南黄”则指黄侃先生。
我的硕士生导师钱超尘先生的老师是陆宗达先生，陆宗达先生的老师就是黄侃先生。
细细算来，善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三传弟子，我则是太炎先生的四传弟子，善文先生算是我的师叔了。
由此一来对善文先生我就再也不敢以“兄”相称了。
更有意思的是晚辈虽然师承“南黄”，却与“北吴”有深深的关系。
之所以称“北吴”是指吴先生执教于北平而言，而并非指其籍贯。
吴先生乃徽州人，其故居距我的老家不过十里耳。
至
今家父还珍藏一幅吴承仕先生给我外祖父张根桂书写的对联：“术著歧黄三世业，心涵雨露万家春”，乃吴先生感激我外祖父治愈其病而作。
“南黄北吴”是清代朴学派中皖派的殿军。
皖派的宗师便是徽州人戴震。
由此看来黄寿祺先生与我的故乡徽州又多了一份因缘——不知黄先生生前是否到过徽州？
重庆返回后，我又重新捧读了黄先生与其弟子善文先生合著的《周易译注》，该著是我写作博士论文《象数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也是我讲《易》时重点推荐的必读书。
该著不仅在注《易》中兼顾象数与义理，于象数每多发明，而且在卷首集中对象数与义理作了专门论述。
以下仅对本大作的象数学思想作一简略评介。
“观物取象是《周易》创作的原则”。
《周易》经文创作经过了阴阳——八卦——六十四卦象辞三个阶段，“阴阳爻象的形成，本于古人对自然万物的直接观察，象征着广泛的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现象。
”“以八卦与阴阳二爻相比较，两者的创立，有一个共同点：均是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物象所得，然后又作为喻示种种物情、事理的象征符号。
”“就卦形看，六十四卦及每卦中的六爻，也同样都是作《易》者遵循‘观物取象'思维形式的产物。
”“就卦爻辞看，六十四卦的卦辞及每爻的爻辞，均是配合卦形阐明象旨。
卦爻辞的出现有两大意义：（一）使《周易》成为卦形符号与语言文字有机结合的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二）使‘《易》象'从隐晦的符号暗示发展为用文字表述的带有一定文学性的形象。
”正因如此，所以黄先生将《周易》看成是“我国古代一部特殊的哲学专著”，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奠下了符号象征的基础”，它的哲理“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出来的”。
因此可以说《周易》哲学就是“象征哲学”。
象数派与义理派“当相互参用，才能明辨《周易》大旨”。
黄先生引用乃师吴承仕的观点“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认为“象数派既切占筮之用，又发《易》理深蕴；义理派主于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
这些论点都是十分公允的。
对于象数学派，黄先生列举了从汉代至现代的象数学家，认为西汉和东汉的易学派虽各分为四派，但其中西汉的孟喜、京房以象数解《易》、“以阴阳候灾变”、“以章句守师说”，东汉的郑玄、荀爽、虞翻、陆绩皆治《孟氏易》或《京氏易》，是汉易主要流派。
魏晋时期，汉象数《易》渐衰。
“及宋，陈抟、刘牧、邵雍之徒出，而后遂有‘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诸图说。
《易》学之途，又为之一变。
朱熹、蔡元定等取用诸图，引申其说，并参以义理，而后遂有‘宋《易》'之名与‘汉《易》'相对峙。
”这里虽然黄先生没有明言此派即为宋代的“象数派”，而称之为“宋《易》”，但却是与胡瑗、程颐“专阐儒理”，李光、杨万里“参证史事”等学派相对举，加上黄先生赞成四库馆臣论易的“两派六宗”说，由此可推知陈抟、刘牧、邵雍为宋代“象数学派”无疑。
元以后虽多宗派，然对于象数则无大发明。
辛亥革命后，黄先生只推崇两位易学大家，一位是杭辛斋先生，一位便是乃师尚秉和先生。
而这两大家又都是象数易学大家。
《周易译注》卷首还设《读易要例》一章，对《周易》及后世易学中的基本概念、体例作了简明介绍，而以有关“象数”的概念、体例居多，不仅有《周易》本文的“八卦”、“六十四卦”、“爻位”、“三才”、“当位不当位”、“中”、“乘承比应”、“九六七八与筮法”，而且还有汉以后解易的“互卦”、“易图”、“太极图”、“河图洛书”、“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十二辟卦方位图”、“二十四方位图”、“卦气图”、“六十四卦方圆图”、“八宫卦图”，可谓赅尽象数学之大观。
遗憾的是，晚辈收藏黄先生的著作不多，未能深入学习黄先生的易学思想。
黄先生学识广博、著述丰赡，散佚者、未面世者想必不少，尚祈高宪公子、善文先生加以收集、整理，如能编撰一部《黄寿祺全集》以惠及晚辈，则何幸如之？
（张其成：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