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回应移走题词石常有人合照影响交通

主持人陈陆军: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三场记者会。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卓泽渊先生，请他向记者朋友们介绍和解读纪念抗战胜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现在请卓泽渊先生介绍情况。

卓泽渊: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美丽的秋季，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今天我们以记者会这种独特的形式，在这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卓泽渊:谈到70年前那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我们不能不说，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经过了70年的风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一路走来。

到今天，我们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和谐建设的新时代。

如果能借用刘禹锡那首古诗的话，我们就很高兴地说，真的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美丽的早晨，我们将一起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主题进行交流。

感谢有关部门的安排，也感谢新闻界的朋友们能给我这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

卓泽渊:当朋友们听说今天的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会不会有疑问？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主题？如果从法治的意义来考察，我以为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反思历史，着眼未来。

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放眼神州大地，依法治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中国的治国方略，一场声势浩大的法治行动在中华大地上演绎。

我们看看当今世界，这是一个走向法治的世界，法治化的中国和走向法治的世界在这个时代奏响了一曲合奏曲。

我们在这个时刻来纪念这么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不忘历史，我们缅怀先烈，我们离不开反思。

卓泽渊:人类走到今天，多么艰难而不容易！回想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甚至不必区分是不是侵略，只要是主权国家就可以发动战争。

在一战后，在国际联盟的主导下，世界共同的认知就是我们必须反对侵略战争，而且认为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不幸地发生了二战，人类又一次进入灾难的战争深渊。

在二战后，我们成立了联合国组织；在二战后，人类又一次开始了对自己法治的反思，用法治来制约战争，用法治来阻止战争发生，用法治来消灭战争可能发生的因素，使人类能够持久和平。

我们正是在这样不断努力中前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世界并不平静，一些大大小小的国际纷争导致的国际战争冲突依然不时地出现在世人的眼中，令人忧虑。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二战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创伤，我们抚今追昔；二战给我们带来的反思的成果，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法治的制度设计，要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法治保障。

那就是人类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也就是这套和平与安宁所需要的法治环境、法治体制、法治机制。

卓泽渊: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上午共同探讨的话题。

说到中国的法治，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去100年，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是面对西方列强被迫开启的，开启中国最初法治现代化大门的是清王朝，做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

但是清王朝没能把中国带进一个法治国家，没有建成法治国家。

国民党政权，如果我们平心而论，对中国的法治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法治进一步发展。

但是同样遗憾的是，中国也没有能在国民党政权下法治化，法治中国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是1949年以后，中国这块大地上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50年代法治的欣欣向荣。

卓泽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遭遇了严重挫折，“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法治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是我们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开启了民主与法治的大门，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口号、原则，中国开启了新的法治历程。

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发展目标。

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宪法原则。

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继而在2013年，我们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法治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以部署。

201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的全面法治建设、全面地依法治国由此拉开序幕，开启了新的历史历程。

卓泽渊:中华民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开创一个新的法治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奏响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凯歌。

就这个主题，就在这里，我先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引言，欢迎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与我一起探讨，我将努力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大家！主持人陈陆军:谢谢卓教授的介绍。

现在进入提问环节，请提问记者提问的同时通报所在新闻媒体机构。

法制日报记者: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如何通过法治化形式将抗战胜利的精神固化下来？请教卓老师。

卓泽渊:谢谢您提问！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我们要珍爱和平，如何开创未来？法治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而且是我们必须牢记的重要法宝。

面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我们应该怎么让这个世界能够持续地和平、安宁，我以为从法治意义上讲，可不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法治的形式来为国际和平奠定一个法治的基础。

我们在一个国家内要搞法治，我们在国际社会也必须坚守法治，正如联合国一直倡导的，我们要坚决反对那些在国内搞法治，在国际不搞法治，或者在国际上搞法治，在国内不搞法治的国家。

我们既要有国内的法治建设，还要有国际的法治建设；我们要建造国内的法治基础，也要打造国际的法治基础。

我们要用法治的形式来为国际和平奠定基础，我们要倡导用协商、谈判、调停、斡旋、和解的方式来化解国际争端，我们要用国际法律化的仲裁乃至审判的方式等来解决国际冲突，总之我们要用法治的形式为国际的和平奠定法治基础。

卓泽渊:第二，我们还要用法治的形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人类总是渐进地向前发展，这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是事后方知的，我们并不是早有预见地把国家之间的疆界划得那么清楚，把一些历史问题早就弄得那么明白，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猛然发现我们前人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问题，我们自己还有许多问题在历史中沉淀在那里，还不时地被人们想起，还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

怎么办？用合乎国际法治的方式来认识矛盾、解决冲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我们恐怕还应用国际法治的形式来面对新的国际争端。

当今世界是旧帐未了，新帐又起，老问题没解决，新矛盾又发生了。

旧的问题要靠法治，新的问题也要靠法治，所以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世界在今日所面对的新问题。

第四，我们需要用法治的形式来维护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大体还是安宁的，还是有序的，我们要用国际法治有效制止、防止侵略的发生，我们要用法治的方式来切实地化解矛盾，解决争端，使目前的国际环境能够持续乃至变得更好。

如果说我们能从这四个方面努力的话，那我们就能真正实现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而法治在其中的作用就必定会得到凸现。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卓教授，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法治的形式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固化下来？卓泽渊:谢谢您提问！如何用法治的形式将二战成果固化下来？二战坦率地说首先是场灾难，二战本身不是成果，二战的胜利是成果，因为这个成果的获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我们的代价是极为沉痛的。

有了这样沉痛的代价，在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确定下来，确认下来，保障那些成果不会得而复失——得到了又丢掉了，那我们的牺牲就白费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不可以考虑几个方面。

卓泽渊:第一，必须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法治。

服从、遵守国际法治恐怕是二战成果得以维系、得以巩固的第一手段。

在二战即将结束或二战结束以后，当时的参战国和未参战的许多国家共同致力于新的世界和平的打造，定义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不仅仅确认了相关国家的权利义务，而且这些国际条约在今天已经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渊源，也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构成部分。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国际条约，遵守二战后国际法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

只有这样，二战的成果才能被我们坚守。

卓泽渊:第二，二战结束后，世界持续了70年的和平安宁——当然是总体上这样的国际环境，人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经验，建造了一些新的规则，也发现和运用了很多在新的时期解决国家与国家矛盾冲突的方法、形式、路径，我们要努力把这些方法、形式、路径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上升为国际法的新内容，从而固化当前的国际和平的整体态势，维护这个和平的局面、和平的秩序状态。

第三，推动国际法创新。

国际法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从有国际交往开始，国际法的规则就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向前进步、丰富、发展，一直到了今日。

我们要走向未来，我们也一定担负着推进国际法与时俱进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我们要使国际法不断向前发展，使国际和平因为国际法的进步而得到更多、更大、更好的保障。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谢谢你的提问。

路透社记者:位于中央党校校前由江泽民亲笔题字的“中共党校”校名卧石，本月从中央党校南门外马路边移到校内，这个是不是对江泽民的不尊重？这是否意味着党中央对江泽民不满？另外，可不可以帮我确认一下这个字体是不是江泽民写的？卓泽渊:谢谢位朋友就国内国际很多朋友关注的事情提出问题，本来与今天的议题不相关，但是我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授，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给朋友们，也是我很乐意的。

中央党校校名卧石放在中央党校大门口外50米外的草坪上，这是此前的一个状态，那个校名的确是江泽民同志所书写的。

江泽民同志书写的校名卧石现移到校门之内办公楼主楼之前，为什么做这个移动？昨天党校媒体已经做了很正式的解释。

放在大门边上，很多人到了中央党校大门口都想去照相，照相最好的背景就是党校校名，而碑前就是交通要道，因为我们正对面就是颐和园的围墙，中间隔着的是到颐和园北宫门的交通要道，常常因为照相的人影响交通，也会影响照相人的生命安全。

基于这个原因，为了交通安全，为了照相人的人身安全。

中央党校统一安排装修装饰，把它移进了主楼之前。

其实这不意味着对江泽民同志的不尊重。

我们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同时，我们还在校园内的中轴线上矗立了马恩塑像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塑像，都是这次一并规划实施的。

所以我要谢谢你的提问，让我解释了这个问题。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