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吧】汉武帝时期王国政策的特点
【汉武大帝吧】浅论汉武帝_富国强兵_战略与抗击匈奴的胜利
野店张华博物、傅融有三子诸条，皆全录《晋书》、《北魏书》原文，
３．对文本内容的考证：四库所录小说，编者对其态度大抵
别无考证，亦不相类。疑原本残阙，后人又有所窜入。然於宋代遗 如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以资参证也；或姑以某朝
闻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徵引详洽，存之亦颇资参考焉。” 三、考据 清代考据盛兴，乾嘉年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次规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以 产生活的边患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即使在今天，汉武帝重视
后又开通了连接中国、西亚、欧洲的商道“丝绸之路”。
农业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思想，也值得借鉴。
第五、训练三十万骑兵团，命卫青、霍去病任大将军，抗
击匈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有三次带有关键性的大战。第 一次是元朔二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汉 武帝派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 数千级。收河南地等地。第二次是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骠骑将 军霍去病出陇西，到达皋兰，斩首八千余级。第三次是元狩四 年，大将军卫青带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 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卫青到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 级，至阗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 狼居胥山乃还。三次抗击匈奴的战争以第三次意义最为深 远。这一战役夺取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所有土地。汉在河以 北置田官，开修河渠，以吏率五万人屯田，并防御匈奴。这次 战争的结果，匈奴丧失了大漠以南的肥沃草地，人马死伤很
第四、派张骞出使西域，争取抗击匈奴的后援力量。汉朝 时期，甘肃以西包括新疆及以西的一带地方，叫西域。汉武帝 派张骞通西域，共有两次。公元前 １３８ 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 西域，联合联合月氏抗击匈奴。张骞被匈奴扣留十余年，后来 终于到了月氏，虽然没有达到联合月氏抗击匈奴的目的，但
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
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的政策。
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央集权是指国家集中权力于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掌控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而地方分封则是将行政权力分配给各地方官员，使其能够更自主地处理本地的事务。
汉武帝的这种政策实质上是通过中央集权来加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同时通过地方分封来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提高地方的接受度和效率。
在中央集权方面，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
首先，他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设立丞相、方伯等职位来集中决策权。
这些官职的设立，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对外实行一种统一的政策。
其次，汉武帝实行了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管理体系，对人口进行登记和统计，以方便中央政府对人口和资源进行有效的调控。
这一制度的推行，为中央政府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和全面的国家基本信息库，有助于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管理。
此外，汉武帝还修建了众多的道路和遗址，并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
然而，汉武帝并不是完全强调中央集权，他也注重地方分封的实施。
为了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分散行政权力，汉武帝大规模地将国土分封给贵族和功臣。
这种分封制度使得地方官员能够更积极地处理本地的事务，增强了地方的自治能力和发展动力。
此外，地方分封也使得中央政府能够得到地方贵族和功臣的支持，增加了统治的稳定性和国家的统一力。
然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之间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关系，它们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中央集权的实施需要地方分封提供行政能力和资源支持，而地方分封则需要中央政府的统一和稳定。
这种相互关系使得汉武帝的政策能够相对平衡地发展。
总的来说，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政策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通过中央集权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提高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效率和决策能力；通过地方分封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增强了地方的自治能力和发展动力。
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分析
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分析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作为西汉王朝的第七位皇帝，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内外政策，对国家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与发展。
本文将从经济政策、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三个方面来分析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
首先，汉武帝时期在经济政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他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推行均田制，使土地重新分配，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的土地问题，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汉武帝还大力发展水利工程，修建了一系列灌溉渠道，提高了灌溉效率，为农田增产提供了保障。
此外，他还推行了开矿业和制造业等政策，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发展。
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为汉武帝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其次，汉武帝在军事政策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调整和改革。
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他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防御，修筑了长城，并设立了一系列边关军事机构，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边疆安全。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注意加强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他还密切关注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发展，以保持对周边地区的了解和掌握，为后来的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此外，汉武帝时期的外交政策也十分重要。
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他采取了积极的扩张政策。
他派遣使者周游各国，与外邦建立友好关系，争取友好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外交手段对付潜在的敌对势力。
例如，他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此外，汉武帝还对北方的匈奴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通过战争手段缓解了匈奴对中原地区的侵扰，确保了国家的和平与安定。
总而言之，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他通过改革措施，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扩展了国家的领土，维护了边疆安全，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汉武帝一朝统治政策
论汉武帝一朝统治政策众所周知，汉武帝统治的50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而这样的繁荣则必定与其统治者一系列英明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
那么，汉武帝这样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壮大他的王朝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 政治方面:（1）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丞相权力，加强皇权。
为何说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一朝繁荣的重要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封建国家里，统一是国家发展的主流，只有国家统一，王权集中，国家机器才能有秩序地运行，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汉武帝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自然希望大大加强自己的权力，于是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现此目的。
这些措施当然不止以下三个方面，笔者仅挑出自认为比较重要的，略作分析。
1. 推恩令和附益之法，消除王国威胁汉初，高祖为了获得各方支持，巩固新生的西汉政权，不得不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大肆分封诸侯王，而且规定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且王国内部的结构与朝廷无异。
正如《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绿授，掌治其国。
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然而这种政策无疑很有可能造成地方割据，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
吸取了晁错削藩引起七王之乱的教训，武帝决定采取主父偃的建议，于元朔2年（前127年），实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
“推恩令”，即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个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中央政权的侯国。
具体内容是，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不再受王国管辖，而是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
这样，名义上诸侯王并没有被削藩，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而实际上却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
这一措施既迎合了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了引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不动声色地削弱了地方实力，实在是四两拨千斤的高明之举。
汉武帝对外征服政策研究
汉武帝对外征服政策研究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皇帝之一，他统治下的西汉朝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汉武帝时期外征政策的开创，征服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旨在对汉武帝对外征服政策进行深度分析。
一、政策背景汉武帝时期对外征服政策的开创始于汉朝西汉初期，当时汉朝的国土仅限于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汉武帝提出了对外扩张的政策，将目光转向了西南、西北、东南等地区。
汉武帝对外扩张的背景是国内政策的逐渐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合理化，这些因素为其进一步对外扩张奠定了基础。
汉朝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逐渐成为中国的中心，也让汉武帝更有底气和信心去对外扩张。
二、政策措施1.军事手段汉武帝在对外征服政策中采用的最主要手段是军事手段。
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汉武帝征服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南越、西域、南匈奴等。
汉朝的军队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汉朝加强了对兵器装备的研究和开发，武器和装备的制造水平进一步提高。
其二，汉朝成立了边地军队，专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边地军队在征服少数民族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还在边疆设立了数十个堡垒，对边疆的重要地段进行把守和监控。
其三，汉朝实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加强了军队的实战能力和韧性。
2.文化交流除了军事手段外，汉武帝还采取文化交流的手段，向少数民族地区输出汉朝的文化和思想。
在征服少数民族地区之后，汉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宽容政策，使少数民族逐渐了解和认可了汉朝文化。
为了加强文化交流，汉武帝运用功臣们进行各地出使，同少数民族地区交流学问，大力扶植少数民族人才，建立了许多传授汉朝文化的学府和学院，在文化交流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3.政治制度改革汉武帝在对外征服政策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
汉武帝治国方略的特点
汉武帝治国方略的特点
汉武帝治国方略，有以下特点：
一、以改革为主。
汉武帝时期，实行“以改革兴国”的新政策，启动大量改革，明确行政机构，实行任用制度，确立四公的分工，发布《四刑法令》，各级官员改服藩炬，分封宗族，撤销割据、修书都城，实施补习制度等等。
二、治理严明。
汉武帝重视军政，他提出“兵者禁事也”的军政思想，周密而严格治理军队，加强社会治安，取消了宗室制度，把握住政治权力，恢复百姓财產以及阶级地位。
三、统一政治。
汉武帝将中央政权中心统一在洛阳，统一了两汉之间的分治，强化中央集权。
他在阶级、宗法、封地、藩镇等领域加以治理，形成统一的中央统治体系。
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政策
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政策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汉朝的第七任皇帝，他的统治被称为“文景之治”，在他的统治下，汉朝逐渐走向了强盛和稳定，不仅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政权更加地稳固和集中。
汉武帝在政治领域中采取了很多的中央集权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有助于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而且保护汉朝的社会稳定。
一、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汉武帝自即位以来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政策，首先是他大力推行中央控制的徭役制和屯田政策，这种制度将城市的人口转移到农村，并强制让农民屯田来丰衣足食，用以支撑战争需要，并抵御战争的后续影响。
其次，他加强中央治理的能力，在中央过程中代表皇帝智取天下谋定全局，除此之外，他平定了十余年的黄巾起义，打败了匈奴，使汉朝不断实现了巩固政权，加大了对外交锁和对个体性命的保护。
最后，汉武帝以建制县（郡县制）的方式统治各地，派官或者大富翁去每个县并且加以管理，使得汉朝的政治环境趋于稳定，中央集权的体制被进一步强化，同时也使得汉朝的管理能力大大增强。
二、保护汉朝国家的社会稳定汉武帝并没有忽视保护社会稳定对于中央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他采取了许多的政策来保护汉朝的社会稳定。
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博士制”，这是他实施的一项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博士制是为了选拔优秀的人才，用高级知识和人才来帮助中央处理国家大事，同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此外，汉武帝也重视农民的生活，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减轻税收的压力，增加土地的农田，兴办灌溉设施和筑堤等水利工程，以确保农业生产顺利展开，有效的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三、加强中央政权的宣传力汉武帝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中央政权的宣传力。
首先，他将国家教育机构统一负责，其中包括了向全国学校分配课程、提供教科书和按年度计划进行考试等方面的举措。
其次，在文化方面，他加强了汉朝的书法、诗文等文化传承，建立了许多文化设施和机构，如孔子庙、光武帝陵等，为汉朝的文化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制度研究
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制度研究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和强盛的时期，而其政治制度则是实现这种繁荣和强盛的重要保障。
在这个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许多创新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面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
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中央集权汉武帝时期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以大力加强君主权利，将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创立了三公九卿制度，明确了吏治和官员的权力机构，实现了中央政治的规范和管理。
此外，汉武帝也注重加强地方的控制和管理，制定了郡县制度，推行“百官千员县令制”，加强了地方行政机构。
2. 官制改革汉武帝时期对官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实行了“九品中正制”。
这个制度将官员分为九个等级，以中正（正或副职）来区分等级。
官员晋升的依据是个人才干和功绩，而不是出身和家族背景。
这样一来，即使出身卑微的人也有机会晋升到高官位置，从而提高了社会的流动性。
3. 考试制度的实行汉武帝时期创立了科举制度，使科举制度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强调选拔人才的公正性和把握个人绩效和能力的能力，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官员贪污和挥霍的情况发生。
科举制度的推行也降低了士族的影响，促进了政治的创新。
4. 财政制度改革汉武帝时期重视财经改革，推行了均田制、戶口簿和统一货币的实行等。
这种改革有助于有效的控制了官员的荒芜和挥霍，加强了中央的财政管理和地方的掌控。
总的来说，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完美结合，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时期的制度创新也是为后世政治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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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卷第2期徐州教育学院学报V o.l23,N o.2 2008年6月J.of X uzhou Education Co ll ege Jun.,2008汉武帝时期王国政策的特点*李 园(徐州市第一中学,江苏徐州221000)摘 要:汉武帝时期的王国政策,不但继承、完善、发展了文、景以来的王国政策,而且有其自身的特征。
这种特征,一则表现为兼具血缘性和地缘性,二则表现为它与当时中央集权、对外战争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三则表现为在分封原则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关键词:汉武帝;王国;中央集权;特点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8-6625(2008)02-0021-03一、武帝的王国政策兼具血缘性和地缘性武帝在位年间,先后有九个诸侯王国因谋反、不法等罪而被除,即刘明的济川国、刘定国的燕国、刘次景的齐国、刘安的淮南国、刘赐的衡山国、刘建的江都国、刘彭离的济东国、刘勃的常山国和刘定的济北国。
从血缘关系来看,济川王刘明、济东王刘彭离乃梁孝王刘武之子,齐王刘次景为齐悼惠王刘肥的玄孙,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皆为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江都王刘建为江都易王刘非之子,常山王刘勃为常山宪王刘舜之子,济北王刘宽为济北贞王刘勃之子。
在被除国的诸侯王中,只有江都王刘建和常山王刘勃与武帝的关系较近,其余诸王与武帝的关系都较为疏远,却无一是武帝的兄弟或儿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武帝的兄弟和儿子都是遵守汉法的良王,实际上,其中不乏作恶多端者。
譬如胶西于王刘端,武帝的这位兄弟可谓劣迹斑斑,此则 史记卷五九 五宗世家载之甚详:胶西于王端,!!为人贼戾,!!数犯上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
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
!!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
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
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
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赵敬肃王刘彭祖亦复如此。
属值武帝加强对诸侯王控制之时,他们竟敢顶风作案,肆无忌惮地杀害汉廷所任命的二千石官吏而未受严惩,这自然得益于武帝对手足之情的顾念。
在打击、侵削诸侯王国的的过程中,武帝固然依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标准,但尚有其他考虑,此以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身灭国除之事最为典型。
相比较而言,称刘安、刘赐、刘建谋反而加以诛除,充其量只是表面文章,其深层原因还在于这三个诸侯王国的地盘,被汉廷认定是易滋祸乱之地。
淮南、衡山、江都三国所在,皆为东周时期的楚国故地,该地民风剽悍好斗,遂为难治之地。
时当战国后期,唯一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就只有楚国,秦国大将王翦在灭楚战争中动用了60万大军,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取胜,但仅过了20多年,楚地就再次掀起了反秦浪潮。
不但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反秦主要人物都是楚人,而且项羽麾下的以楚地子弟组成的军队更是推翻秦帝国的主力军。
汉朝建国之后,韩信、英布皆受封于此,后被次第翦除,其被灭之重要原因,就在于二人盘踞在危险的楚地。
尔后当大封同姓诸侯王时,∀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而后悔,曰:∀若状有反相。
#[1]刘邦此语,与其说是对刘濞的担忧,毋宁说是对楚地的忧虑。
结果是,吴楚七国之乱的首要人物吴王刘濞、楚王刘戊,都出自故楚之地。
诸如此类的前车之鉴,自然不能不引起武帝的警惕,其对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后处置之严厉,部分也正是因此之故。
二、武帝的王国政策与中央集权、对外战争紧密相联当武帝即位之初,社会经济经过建国以来六、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已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与此同时,主要通过文帝和景帝的不懈努力,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皇权的深刻变化。
首先,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来看,在平定七国之乱后,威胁汉廷的诸侯王势力已经受到重大打击,其领地不断缩小,其势力日益弱化,尽管如此,诸侯王们仍然各怀心机,部分拥有潜在实力的诸侯王甚至还存有不臣之心;其次,汉初以来功臣集团对皇权的制约已经大为减弱。
不过,虽然汉初以来功臣集团势力日趋衰退,但丞相一职仍由其把持,以丞相为首的政府对皇权仍有一定的牵制力,这使得皇帝尚无∃21∃*[收稿日期]2008-05-20[作者简介]李 园(1968-),男,江苏徐州人,徐州一中高级教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
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行其事。
对此,年轻的武帝也充分地认识到他所急需处理、解决的问题,已不再主要是如何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是必须改革建国以来的政治制度以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解决政治体制中业已暴露的问题以稳定国内局势,进而为抗击外敌侵扰、开疆拓土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他也充分地认识到:国内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主要是以相权为代表的政府对皇权的制约和诸侯王国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
武帝深知,如要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彻底解除外敌的威胁,就必须首先解决好这两个国内政治问题。
(一)王国政策与强化中央集权之关系相比较而言,在国内的两大政治问题中,尽早解除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更是其中的当务之急,因为这是关系到其政治目标能否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
有鉴于此,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至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的十一年间,武帝的主要工作是裁抑相权、强化皇权,而对诸侯王国则采取笼络政策,暂时放宽了对诸侯王国的限制,并因此换取了后者对汉廷的忠诚,这就避免了两大政治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对抗皇权的不利局面。
建元元年冬十月,即位不久的武帝即有意改变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但遭到了当时把持朝政的窦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朝政的政策均未实现。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建元六年。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丁亥,窦太后崩[2],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由此不复存在。
于是武帝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该年六月即罢免许昌,改由田蚡为丞相[3],从而借此将除吏权由丞相收归己有。
时至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随着窦婴被诛、田蚡病死,武帝最终将相权置于皇权之下。
自此以后,不但丞相处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丞相以下的文武百官也莫不诚惶诚恐,以临深履薄的心情待职。
从建元元年到元光四年,在裁抑相权以强化皇权的同时,武帝对诸侯王则以笼络为主,其王国政策相对而言是比较宽松的。
譬如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五月,他特地下诏∀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4]。
又如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在听取中山靖王刘胜有关诸侯王∀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的哭诉之后,∀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
#[5]时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四月,在∀赦天下,赐民长子爵一级#的同时,又下诏使∀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6]。
考其之所以极力拉拢诸侯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之站在自己一边,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朝臣势力。
惟其如此,在这十一年中(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1年),虽然有三个诸侯王国,即刘明的济川国、刘乘的清河国、刘端的胶西国,分别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被除国,但清河、胶西两国均系王死无后之故,只有济川国因刘明∀坐射杀其中尉#而被除,但即便如此,武帝也并未因为∀有司请诛#而痛下杀手,仅仅将之∀废为庶人,徙房陵#[7]而已。
这是武帝着意笼络诸侯王国的具体例证。
(二)王国政策与对外战争之关系武帝在解决两大国内政治问题并完全控制朝政之后,开始致力于解除外敌对汉朝的威胁,进而开疆拓土,以实现其∀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8]的政治理想。
当时汉朝的外敌,主要是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闽越、南越诸国,其中匈奴的危害更为直接而严重,也因此,武帝对外战争的目标主要是匈奴。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武帝的王国政策在每次对外战争的战前和战后往往迥然不同,从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动,其规律大致是:在战前,其王国政策以宽容和笼络为主;在战事取得阶段性胜利成果之后,其王国政策又转为严格和严厉。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十一月,始亲政仅五月的武帝,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开始谋划以武力征讨匈奴。
时至次年六月,即调兵遣将,使五将军屯兵30万于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该计划虽因匈奴∀觉之,走出#而流产,却从此正式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序幕。
于是,当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匈奴入掠上谷,遂∀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分道出击,∀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
广、敖失师而还。
#降及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入寇辽西、渔阳、雁门,武帝分别派遣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击之,∀获首虏数千级#[9]。
在武帝准备用兵匈奴及战争刚开始阶段,为了稳定国内政局,武帝对诸侯王国即以安抚、笼络为主,譬如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冬,∀赐淮南王、淄川王几杖,勿朝#,以示尊宠。
同年正月,又用主父偃之议,颁行∀推恩令#:∀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
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
#[10]∀推恩令#的颁布实施,固然用以削弱藩国势力,但诸侯王之子孙毕侯,亦不失∀亲亲之意#。
但此后,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其负面影响越来越多,不但军费开支日糜,以至于政府财政拮据、民众困苦不堪,而且有部分诸侯王蠢蠢欲动,从而加剧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武帝在对外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其王国政策变笼络为压制。
譬如元朔二年秋,当卫青、李息大破匈奴军,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两郡之后,武帝即除燕、齐二国。
这其中,燕国是因其地理位置靠近匈奴而被除,而齐国则是因其富庶之故,武帝在此时除此两国,实与战争有着直接的联系。
又如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在车骑将军卫青将兵十万出朔方、高阙击匈奴右贤王而大获全胜之后,武帝即下诏削去淮南国二县之地。
事后当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此企图谋反,武帝则隐而不发,至次年大将军卫青两击匈奴获胜之后,遂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一月诛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并除二国;同年四月,重申∀左官律#和∀附益法#,进一步限制诸侯王国。
至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当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人大败匈奴之后,武帝又除江都国。
三、武帝之王国分封原则较诸前代的新变化汉初异姓诸侯王之分封,主要是高帝刘邦迫于客观形势∃22∃的无奈选择。
也因此,汉廷积极捕捉每一个时机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以翦除异姓诸侯王。
两者明争暗斗的结果,如所周知,则是异姓诸侯王们的旋踵而亡。
在翦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又大封同姓诸侯王,此举就其意义而论,显然在于标榜汉帝国皇权专制的确立,就其实施原因而言,则是要想通过同姓诸侯王镇抚当时汉廷尚未完全控制的边远地区,使同姓诸侯王国起到藩辅中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