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
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因种种原因由盛而衰、最终消亡，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
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可以从不同方面深化认识，其中以下几点至为重要。
第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实体衔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后一个朝代都自称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都强调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本朝和前朝的联系。
这种种联系的叠加，成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政治谱系。
即使在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割据政权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现的朝代名称，可见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意识根深蒂固。
清朝后期，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连接点。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虽历尽艰辛磨难，但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文明传统历久弥新，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第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化传统从未中断。
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塑造了中华文化传统，对于后世的政治理念、人生哲学、社会伦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些伟大思想巨匠的部分学说，在战国时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中已见端倪，继之则见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子列传，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其下又见于《七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永乐大典》《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文献目录学著作和大型文献汇编之中，可谓代代相传。
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中华⽂化何以连绵不断⽣⽣不息⽂/张岂之（国际儒联顾问、西北⼤学名誉校长）中华⽂化源远流长，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
为什么？这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张岂之先⽣⼀、关于中华⽂明起源我国考古学者指出新⽯器时代仰韶⽂化后期和龙⼭⽂化是中华⽂明的起源期，⽽⽂献中所说的“炎黄”时代就在这个时期内。
按照炎帝和黄帝的传说，证之以考古学研究成果，可知炎黄时代的主要贡献是在原始农业和原始⽂化⽅⾯。
我国农业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距今约⼀万年。
在原始农业基础上逐渐产⽣了原始⽂化。
笔者认为，原始⽂化不能称之为原创性⽂化，当时⽂字初创，没有⽂化观和思想体系，是⽂化源头。
中华⽂化的原创性⽂化指的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化。
农业与祭祀祖先对中华原创性⽂化的产⽣和发展有重⼤影响。
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化（主要指儒家⽂化）的物质基础。
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化（即主要是道家⽂化）的物质基础。
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两⼤体系的原创性⽂化（儒、道），构成中华思想⽂化的主流。
炎黄⼆帝⼆、中华⽂明起源的独特路径中国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于上个世纪的三⼗年代系统地论述：中华⽂明起源和西⽅古希腊不同，在中国，从⽒族社会⾛向⽂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族组织，在⽒族、⾎缘关系的基础上建⽴起国家组织。
权⼒与财产按照⾎缘亲疏分配，君权与⽗权统⼀。
由此，国家与宗族合为⼀体，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核⼼的政治制度体系。
周⼈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伦理范畴：敬天、孝祖和保民，在此基础上，春秋时期形成了儒家的礼乐⽂化体系。
“儒家教育的⽬标，是要培养表⾥如⼀的君⼦。
礼以治外，旨在规范⼈的⾏为举⽌，使之处处中节，符合德的要求。
乐以治内，重在引导⼈的性情⼼志，是要解决礼的根源问题。
”礼乐⼆者内外相成，密不可分。
漫长的农耕历史在⼈们头脑中的折射，构成了中华⽂化的主题：天道与⼈道的关系。
这和希腊哲学中的存在与思维关系不同，天与⼈的关系强调的是天与⼈的和谐（不是对⽴，也不是相互排斥），以及⼈的地位、⼈的责任和⼈的特点。
从正统异端之辨看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探究——评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于涛I从正统异端之辨看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探究哲学从正统异端之辨看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探究—-评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文/于涛近年来，随着屮S的崛起，在现代性视角下对中西方 文化展开比较研究又一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N题。
许多学 者将关注点聚焦于对中国崛起的文化因素的探讨，其中以 反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东方现代化发展 路径的现代性研究尤为突出，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诠释与解 读.一时间众说纷纭，争论不断，在学术界重新掀起了一 轮文化研究的“韦伯热”。
韦伯所提出的“探讨世界诸主 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 在关系”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特别是他对近代西 方文明兴起和东方文明衰落的解释为20世纪以来东西方现 代化发展与交流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也从一个方面为当 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韦伯命题”与现代新懦家的回应马克斯•韦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与中国传统社 会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本著作中。
韦伯将 原因归结为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派天职 观念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内在支撑，由此激发 人们积极投身于资本主义发展浪潮之中，后世学术界将此 归纳为“韦伯命题”。
从韦伯思想的整体来看，“韦伯命 题”具有“新教伦理产生现代性”和“儒教文化阻碍现 代性”的双重含义。
他们更是进一步将“韦伯命题”细 化为两个子命题：“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 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 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 的。
”——“韦伯命题I ”；“在经济方面，中国有大 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
而在文化论方面，儒教 文化缺乏孕育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 义现代化的发生。
”——“韦伯命题n”。
这一理论归纳 将韦伯关于东西方不N文明的现代化发展进路观念清晰地 展现出来。
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文明的延续性
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文明的延续性在中国史和中国考古学领域经常出现这样的说法，即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绵不断的文明。
作为一名世界古代史研究者，笔者对此感到错愕。
毋庸置疑，中华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发展谱系明晰，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汉字和汉民族都没有出现根本性中断。
然而这个命题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包含着另一个判断——即世界上所有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曾中断，或者业已中断。
但在笔者看来，许多古代文明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例如印度文明、犹太文明，甚或是希腊罗马文明。
以印度文明为例。
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在吸取当地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吠陀文明。
这一时期人们创造和接受的基本观念如因果、轮回、业报，此后一直是指导印度居民生活的核心精神，时至今日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再如犹太文明，尽管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犹太民族都生活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之下，并没有自己的国家，甚至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却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特有的以犹太教信仰为核心的文明传统。
至于希腊罗马文明，恐怕很少有中国史学者会认可其延续性。
但希腊人创造的文明传统经由罗马人继承和发扬，传承到近现代西方，却是我们理解整个西方文明的一条重要线索。
希腊文明的核心精神，如理性与民主，却始终是西方文明创造性力量的源泉。
以此而论，虽然传承者甚至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但也可以说希腊罗马文明也并没有中断过，有的只是转变。
文明的延续与中断是个复杂的问题，并不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虽然对于什么是文明，学者们从来不能给出公认的定义，但如果将不同的文明进行比较，便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中华文明区别于印度文明，不在于它的社会结构或者国家形态，亦不仅仅在于它的语言或者民族属性本身，而在于它独创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思想和观念体系。
这一思想和观念体系，长期成为这个区域内人们思想和生活的指引，指导人们处理人和自然、人和人以及人和其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世界秩序，并且深刻影响到周边民族的思想和行为。
中国史学中的正统论
叁
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体现的正统态度
司马光的正统思想在《资治通鉴》对于三国何者为正统处有相对明显的 体现。对于三国正统的讨论声从未间断。推崇蜀汉正统者认为蜀汉承汉 之政权，有较强的合法性。但实际上刘备自身是否具有汉皇室血统仍然 有待商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于三国时期记载的时间统用曹魏 为正统。间接体现司马光对于王朝更替何者为正统的态度是，是否有利 于历史延续性。（使用曹魏为正统，可以接续此后的西晋，从而让记述 严谨流畅。）
肆
四、正统论思想存在的意义
正统论对于历史发展、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统论的意义也是多个层面的。但总 体上看，最突出的意义是提供了解释政权合法性的视角，将道德因素注入到政治中并使之 成为主导因素。
中国史学中的正统论
酉 鸡
——巴玉兰
序
正统论是贯穿中国历史各朝 的话题。今日主要就正统的 定义与标准，宋朝对正统问 题的讨论，和司马光在资治 通鉴中对正统思想的态度、 正统观念的意义的四个方面 来粗略讨论中国古代史学中 的正统论。
壹
何谓正统论
• “正统”一词出自《春秋》，又可称为“法统”、“道 统”。正统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发展历 程。
五运说强调的是天下以“正”。并非强调获得政权的手段的正当性，而是
强调政权承袭何处，是否来自前代的一统的王朝。然而欧阳修《正统论》后 ，五运说逐渐消解。最后一次对于五德转移的着重强调是金人入主中原后。 收到中原的五德终始思想的影响，为了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金人也将自 己的国号“金”同五运联系起来。在国运讨论之中，“金”原本的意义逐渐 丧失。最终确定承宋为土德，再一次强调宋朝的覆灭，巩固自身政权，确定 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亦需要确认自身政权具有合法性 ，但并未采取五运说。五运说自此未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此后的明清二朝同 样如此。
亨廷顿对中国的论述
亨廷顿对中国的论述亨廷顿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者。
他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世界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做了比较和预测。
主要观点有:1. 中国文明具有持续性和同质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存续文明”。
这主要归因于儒家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2. 中国在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但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文明可能会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
21世纪可能是中国世纪。
3. 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具有本土特色。
中国会提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4.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西文明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应通过文明互鉴、求同存异来化解分歧。
5. 中国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文化认同,且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存,将决定21世纪国际秩序的走向。
总体来说,亨廷顿既看到中国发展的潜力,也关注中西文明冲突的可能,其观点具有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一定局限。
亨廷顿关于中华文明持续性和同质性的判断有一定道理,儒家思想和民族认同在维系中华文明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我们也应看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文明其实经历了多次变迁和融合,并非是完全固定不变的。
亨廷顿预测中国崛起将对西方形成挑战有一定合理性,但中西方作为文明实体概括时也存在问题。
现实中中西交流合作的情况更为复杂。
我们不能简单假定中西方就是文明的对立面。
中国发展道路的确具有本土特色,但中国也在学习吸收其他文明的思想。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存在差异,但不应被对立化。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两种制度的优劣势。
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深远,但文明冲突并非必然。
我们应通过加强交流互鉴,防止文明异常,使中国的发展惠及人类共同体。
是否保持文化认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但文化认同与现代化并不矛盾,重要的是找到平衡点。
中国需要在发展中注重民族文化软实力。
总之,亨廷顿的观点启发性与局限性并存。
我们应辩证看待其判断,在借鉴其合理观点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文明冲突论的偏颇。
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仍是大势所趋。
江苏专用2022版高考历史一轮复习课时作业三十一汉代儒学含解析人民版
三十一汉代儒学(40分钟60分)一、选择题(共12题,每小题3分,共36分)1.(2020·徐州模拟)某学者认为,政治家讲正统,体现了政治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促使有作为的政治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史学家讲正统,体现了史学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促使史学家不断以正统观念编撰正史或改编史书,正史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
这里的正统论的实质是( )A.思想的大一统B.君主专制的确立C.郡县制的实现D.农耕经济表现【解析】选A。
根据“以正统观念编撰正史或改编史书 ,正史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可知,正统论是强调政治上的大一统,同时也涉及文化史学上的大一统,其实质都是思想上的统一,A正确;B、C都只是政治统一的表现而非实质,不符合题意;农耕经济是正统思想的经济基础,不符合题意,排除D。
2.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孔子后裔孔甲率一批儒家士人携带孔门礼器往投陈胜、吴广,最后战死在反秦战场上。
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向秦王朝发起了拼死反抗。
材料说明( )A.秦朝因文化专制政策付出代价B.儒家力图去争夺主流意识形态C.儒家士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D.秦朝文化专制为西汉提供借鉴【解析】选A。
秦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其灭亡,故A正确;儒家是对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的反抗,并非去争夺主流意识形态,故B错误;材料不仅仅包括儒家的反抗,还有平民陈胜、吴广的反抗,故C错误;材料没有涉及秦朝文化专制对西汉的影响,故D错误。
3.(2020·启东市模拟)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地方学校)以化于邑”“举贤良”“用天下之贤人”等改革措施。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 )A.传承了先秦教育与用人体制B.适应了郡国并行的政治要求C.有利于强化国家“大一统”D.使儒家逐渐走向哲学化、思辨化【解析】选C。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设太学,还设地方学校,以传授儒学,通过思想上的统一巩固政治上的统一,故答案为C。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是世界上最为显著的文明特征之一。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其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世界历史中所罕见的。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一、地理环境的稳定性中国位于东亚大陆，地势复杂多样，气候类型丰富，这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是三大农业区，这些地区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一些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影响，但这些地区始终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发展。
地理环境的稳定性为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中国文明的政治制度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体系。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和发展，但其核心思想和基本原则始终保持不变。
例如，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强调君主应以德治国、以民为本，注重官员的选拔和教育等。
这些思想和原则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贯彻和执行，保证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三、文化的传承性中国文化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文化的传承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等。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础，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汉字的形态和意义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其基本结构和语法规则始终保持不变。
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具有很高的传承性，如诗词、书法、绘画等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了不断的继承和发展。
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等都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保证了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四、民族的融合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民族融合和迁徙。
这些民族的融合和迁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也为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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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09-25 〔作者简介〕王培华(1962—),女,山东文登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古史新论】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王培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 〔关键词〕正统论;国家政权理论;史学理论;统一性;中国文明连续性 〔摘 要〕正统论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和在空间上统一的特点的国家政权理论和史学理论。
政治家讲正统,体现了政治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促使有作为的政治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史学家讲正统,体现了史学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促使史家不断以正统观念编撰正史或改编史书,正史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
正统论是促成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原因之一。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1-0095-06 一、政治家的正统论 正,即正朔和居正,指国家在“时”和“空”中的惟一合法地位。
统,《说文》:“统,纪也。
”《方言》:“纪,绪也。
”《说文》:“绪,丝端也。
”统纪、统绪,即丝端,引申为功业开端;有连续不断之特点,用以说明帝王在世代相继的系统中的位置。
正统论是一种国家政权理论,是通过“统”、“行夏正”、“居中国”而论证国家在历史顺序和现实政治格局中合理合法地位的理论。
政治家讲正统,是争取本朝在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地位。
自秦开始,历代政治家沿着推论五德之运和论大一统两个路子来争取正统,以确立本朝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反映了政治家们的政权连续性意识。
如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从所不胜。
方今水德之始”〔1〕。
刘邦“以为获水德之瑞,……袭秦正朔服色”〔2〕。
但汉德理论建设颇为曲折,后人评论说:“五德之论,始自刘汉,一时之议,三家致别。
故张仓以汉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汉为土德,刘向以汉为火德。
”〔3〕汉为土德,即以汉继秦;汉为火德,即摈弃秦而以—95—汉承继周朝,排除了秦。
前者客观,后者主观,但都表现了把汉朝归于历史序列的意识。
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的各民族君主,有讲血统的,但多讲王命及五德终始,以确立国家在历史序列中的地位。
晋武帝泰始元年(265),有司奏“晋于五行之次应尚金”〔4〕。
魏木晋金,金克木,即晋继魏统。
二年,有司奏“大晋……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5〕,亦认为晋承魏,居正朔。
刘渊是匈奴冒顿后人,欲效法刘邦和曹操,“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建国时宣称“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宜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孤今……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6〕,立汉高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刘渊是想通过血缘关系使自己远绍汉绪,排除晋,具有确立其在历史序列中地位的意识。
前燕群僚附会三统五行说,以为“燕宜承晋为水德”,而韩恒认为燕应继后赵为木德。
但也有人认为燕“侔踪唐虞”,“绍复隆周之迹,侔踪周汉”〔7〕,列于虞夏三代汉晋后赵之序。
石勒等“自以为效汤武之革命”〔8〕,但仍需推五德之传来争历史地位。
梁武帝对萧子恪等说:“夫天下之宝,本是公器,非可力得。
苟无期运,虽有项籍之力,终亦败亡。
所以班彪《王命论》……卿不应不读此书。
……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
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
”〔9〕也是以天命和正统来论证梁接齐之合法性。
南北朝对峙时,十六国君臣中既有奉东晋南朝为正朔的,也有与东晋南朝争正朔的。
前者以前秦的苻融、王猛等为代表。
如苻融即认为前秦“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
江东虽不绝如线,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10〕。
王猛也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
”〔11〕他们认同汉晋正朔观念,既有“借王命以自重”的因素〔12〕,以“对于促进统一是有好处的”〔13〕。
后者以刘渊、石勒和苻坚为代表。
刘渊认为:“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为德所授耳。
”〔14〕徐光对石勒说:“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陛下既包括二都,为中国帝王”〔15〕。
是公认前秦为“中国”。
苻生认为“正朔未加吴会”,前秦济济多士,正朔在前秦。
〔16〕苻坚也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维德所授耳!”〔17〕认为有德就为“中国”正朔帝王。
北魏于太和十四年(490)讨论魏德。
高闾认为帝王宜“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赵、燕、前秦各自为水德、木德、火德,北魏应承前秦为土德,“若并弃三家,远承晋氏,则蔑中原正次之实”〔18〕。
以地据“中国”和属土德来确定北魏在历史序列中的地位,大致符合当时北方政局。
但是,李彪援引汉弃秦承周先例,认为北魏宜承晋为水德,为中国正朔,排除了十六国在历史序列中的地位。
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金人讨论金朝德运,共有四种看法:不论所继只为金德,继唐土运为金德,继辽水运为木德,继宋火运为土德。
后来尚书省奏称:辽据一偏,其无可继;宋有中原,是正统在宋;皇朝灭宋,宋火行已绝,我承其后,本朝合继火德,以为土德。
所以于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定德运为土,并诏告中外〔19〕,金朝由此确立了其继宋的地位和历史顺序。
元初,王恽认为应“推论五运以明肇造之始。
……今国家奄有区夏六十余载,而德运之事未尝议及,其于大一统之道似为阙然。
……若德运不先定所王,而车服旗帜之色将何尚矣?”〔20〕建议讨论德运。
其实元世祖年号“中统”即有深意。
中统建元诏说:“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96—王,见天下一家之义。
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
”〔21〕是说要效法《春秋》大一统。
至元四年(1267),刘整认为统一天下才为正统:“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
圣朝有天下十七八年,何谓置一隅而不问,而自弃正统耶?”世祖曰:“朕意决矣!”〔22〕表明元世祖欲树立以统一来达到居中国正统地位的意识。
当朝学者认为元世祖是欲以元继宋:“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
”〔23〕 政治家讲正统正朔,是试图以此来争取政权的合法性,实质也是他们如何看待前朝、本朝在历史序列中的地位。
正统正朔意识也是统一意识,对民族发展有积极意义,诸如三国魏、蜀、吴都自认为是正统,南北朝各政权都自谓是“中国”,实际上都反映了统一意识,即要统一中国。
换言之,这种正统正朔意识,也反映了政治家具有政权在时间上连续性的意识和政权在空间上展延性的意识。
二、史学家的正统论 史学家讲正统,亦体现了史家具有历史上政权连续性的史识。
班彪认为“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
说汉高祖“其兴也有五,其一曰帝尧之苗裔”,排除了秦,直接尧舜禹汤文武之统。
班固也批评《史记》把汉家“厕于秦项之列”,认为“汉承尧运”,故“断汉为代”,著为《汉书》。
〔24〕《汉书・高祖本纪赞》编排自尧至刘邦的世系;其《东都赋》则说刘秀“建都河洛……系唐统,接汉绪……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成周隆平之制焉”〔25〕。
认为东汉远系尧统,近接汉绪,维持了政治统治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中心地位。
班固从史学上排除秦而确立汉在历史序列中的地位,这种史学理论突出了汉王朝的历史地位。
〔26〕“断汉为代,实际上是断而不断,不过是把刘氏的刘家政权上接于尧,把汉代当作是尧的统续,而不是厕于秦项之列。
”〔27〕 自班固以后,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
史学家讲正统,有的是以史学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争取本朝在历史序列中的地位,有的则是表达对历史上各皇朝地位的看法。
班固《汉书》是以确立刘邦为尧之后而确立刘秀的正统地位,形式较为曲折,但这个传统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视。
西晋讨论《晋书》断限依违未有所决,贾谧建议“从泰始为限”〔28〕,承认晋继魏统。
左思《三都赋》亦“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29〕,说明西晋史家普遍认同晋继魏统。
东晋时正统观念发生了变化,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又有晋承汉统之论。
习氏援引班固之例,认为既然秦朝“不见序于帝王”,那么曹魏未曾为天下共主,不可“以魏继汉以晋承魏”,“汉有系周之业,则晋无承魏之迹”〔30〕,司马氏有定天下之功,以晋承汉名副其实。
他是想仿效班氏父子摈秦手法,摈弃三国和十六国,排定自黄帝三代至汉晋的历史序列。
政权并立时期,史学家都重视以正统观念编写史书,争取本朝的历史地位。
如南北朝时期史书“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谓南为岛夷”〔31〕,南北各国“莫不自命正朔”而指斥对方为僭伪〔32〕,南北方都重视自己在史书中的位置。
辽金宋元时正统之争再次发生。
宋初不承认梁为正统,但欧阳修认为梁有土地、人民和社稷,不得斥梁为伪,这是为了宋的统系,而不得不承认五代为正统。
〔33〕欧阳修《新五代史》把契丹附于《四夷传》,稍后,辽朝刘辉上书反对欧阳修史观,“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34〕,并—97—得到认可,这反映了契丹族统治者对于本民族在中原皇朝所认可的史书中之位置的重视。
元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主要是“义例”即三史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
有人主张以宋为正统,以辽金为载记;有人主张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辽金为北史。
现实政治中的正统之争,延展到史学领域,成为史书义例之争。
后规定为:“帝纪: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35〕三史各与正统,即承认辽金宋的正统地位,从而承认元续辽金宋的历史地位。
但史家杨维桢则认为元应接宋统:“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
当时一二大臣……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
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
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
”即史学应该“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载记”〔36〕,以元接宋统。
史学家讲正统,是试图按其史学理论在史书中安排本朝在历史上政治统治序列中的地位,这反映了史学家的政权连续意识。
有些史家著通史,似不涉及本朝地位问题,虽宣称不认同正统,但实际还是有一定的正统意识。
如司马光对周秦晋隋唐统一时期,取其年号为纪年;对三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分裂时期,取魏、南朝和五代的年号“以纪诸国之事”,目的都是以此确立宋朝的地位,“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37〕;五代为正统,宋亦为正统。
司马光摈蜀、吴、十六国、北朝、十国,承认周、秦、汉、魏、晋、南朝、隋、唐、五代在历史顺序中的位置,足以表现其政权连续性之意识。
又如朱熹《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也是为南宋寻找合法地位。
王夫之史论“不及正统”,提出了“治统论”〔38〕。
所谓治统,是说统治有时会断绝。
“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乱、汉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离、唐宋之合而已。
”他认为战国、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辽金元是“治统”断绝的时代。
刘备不为汉复仇,蜀汉不足为正统;五代君臣不念生民利害立国规模,不当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