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营书业观察

北京民营书业观察点击数：318一、政策变迁中的北京民营书业**1978年以来，随着国家有关政策的出台，北京的民营书业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扩充、整合四个阶段。

（一）萌芽：1978～1982年“文革”十年浩劫后，北京与全国各地一样，遇到了人民群众买书难、买书不方便的问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实催生了北京民营书业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民营书业”的肇始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12月2日国家出版局发出的《〈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它首次提出“可以试办集体所有制或个体所有制的租书店、书摊”。

1982年7月10日，经中宣部原则同意，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同时附发原国家出版局《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标志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开始启动。

萌芽时期的民营书业仅仅是扮演着为国有书业“拾遗补缺”的角色，是新华书店的“必要补充”，只有从事图书零售业务的资质。

“散”、“小”、“乱”可以说是萌芽时期的北京民营书业的特色，业态发展很不稳定，存活周期较短。

其出现及存在的意义在于：民营书业已经显示出萌芽状态，并以其灵活的经营方式，敏锐的市场触角而让业内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民营书业的优势。

（二）起步：1983～1991年在民营书业的起步阶段，深入图书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已被提上政府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

1983年2月25日，文化部印发《1981－1990年全国出版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适当发展个体经营的书店、书亭和书摊”；1986年9月9日，国家出版局发出《关于发展集体、个体书店和加强管理的原则规定的通知》，在鼓励发展民营书店的同时，提出了规范管理的初步要求；1988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有条件的集体书店，经省一级出版行政机关批准，也可开展批发业务”，自此，非国有书业被赋予了开展二级批发业务的权利，标志着我国在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随后，新华书店垄断经营图书发行的历史也在1991年宣告结束，因为出版社自办发行权限在这一年被放开了，民营书业的发展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起步阶段。

起步阶段的北京民营书业虽然仍是新华书店的“补充”，但是民营书业的营业网点数量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增长，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也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

所涉及的产业领域从图书零售延伸到图书批发，有的甚至绕过政策法规，通过“协作出版”的方式开始初步尝试介入出版环节。

从经营人员来看，起步时期北京民营书业的显著变化是出现了一批懂出版经营业务的从业人员，其目的已不仅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而是为了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从经营产品来看，经营的图书种类已经不局限于流行通俗读物和教辅类图书了，而是开始出现以经营社科、文艺类图书为主的书店；从经营形式来看，出现了零售书店与二级批发商并存的经营格局，虽然小规模的、家庭式的个体书店仍然是民营书业的主体，但是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民营书店已经崭露头角。

同时，民营书业的“劣根性”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显现，非法出版发行活动大量存在，极大地破坏了民营书业的形象。

针对这种情况，1989年以后，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检查、整顿书刊市场的紧急通知》、《关于在全国出版社整顿协作出版、代印代发的通知》等文件，开始治理规范民营书业。

（三）扩充：1992～2000年1992年12月23日，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作了题为《贯彻十四大精神把新闻出版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报告，提出“适当放宽二级批发，新华书店以外的其他国营书店、集体书店，经批准可以办理包销类以外图书的二级批发”；1996年6月，新闻出版署出台了《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若干意见》，中国图书市场发行体制改革进入了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基本目标的发展新阶段。

在扩充阶段，北京的民营书店和民营文化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此时的北京民营书业已经不仅仅是新华书店的“补充”了，而是成为了国有书业的有力竞争对手。

从经营规模来看，其中涌现出了一批经营额达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企业；从人员构成来看，北京民营书业招揽和吸引了一大批学历高、能力强的经营者，他们靠敏锐的市场嗅觉经营图书，品种紧贴大众需求，涉及社科人文及各种专业，培养了日益庞大的忠实读者群。

从参与程度来看，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北京民营书业已经开始以新的方式涉及出版产业的多个环节与领域，通过“文化工作室”的方式积极参与，并参与策划了一大批畅销书。

（四）整合：2001年至今自2001年起，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北京民营书业进入整合阶段提供了条件。

2003年9月1日，新修订的《出版物发行管理条例》规定，具备一定资格的民营企业也可以和国有企业一样，申请出版物的国内总发行权及批发权；2004～2006年，《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政策都提出要“引导支持出版发行业非公有经济发展”。

近年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民营文化企业在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

2005～2006年相继出台的《北京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4～2008年）》、《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都对北京民营书业进行资源整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此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民营书业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机遇。

“整合”，成为了这一时期北京民营书业发展的主题词。

但无论如何，资源整合显然已经成为了当前北京民营书业的大势所趋。

二、北京民营书业的现状分析（一）数量规模可观但两极分化严重目前，北京地区的民营文化企业的注册形式五花八门，较为常见的有工作室、图书发行公司等，也有的取名为教育研究所、咨询公司等。

因此，仅仅凭市工商局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年检数据是无法准确统计其准确数量的。

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北京地区的文化公司共有7000多家[1]，其中经营相对稳定、具有中等规模的约有3000家以上，已占据全国民营书业半壁以上江山。

就企业规模而言，北京地区的民营文化企业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下表是关于北京民营文化工作室规模的初步调查情况：北京民营文化工作室规模的初步调查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企业规模，北京地区的民营书业都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北京作为全国新闻出版中心和新闻出版人才中心带来的积聚效应。

同时应该看到，北京民营书业虽然数量多，规模大，但两极分化也很严重，资产上十亿元、从业超10年、员工上千人的民营书业“巨鳄”与资产几十万元、刚入行、员工三五人的“散兵游勇”同时并存，面对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前者凭着自己的规模、资金以及人才实力，往往具有较强的市场搏杀能力；而后者则往往由于资金不足、规模太小、定位模糊、缺乏中坚人才而不得不时时面对惨淡经营乃至朝不保夕、濒临破产的命运，可谓冰火两重天。

（二）市场占有率高但市场风险较大由于注重事前的市场调研、鼓励出版创意的生发以及讲究产品的营销策划，北京民营文化工作室参与的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这一点在教育出版领域和大众出版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在大众出版领域，就畅销书而言，从北京新华书店销售排行榜来看，来自民营书业的图书占20％～30％。

但是，大多数民营文化企业策划的图书是通过出版社发往新华书店渠道的，如果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的话，由民营企业策划或投资的畅销书点的份额更高。

但同时，民营书业面临的风险也不言而喻。

首先是市场竞争风险。

当前图书出版业已经进入了买方市场，再加上出版单位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低水平重复出版与跟风出版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下，竞争策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所谓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已经很难轻易获得了。

另外，民营书业还不得不面临盗版猖獗、出版市场无序竞争带来的种种挑战。

其次是发行渠道风险。

近年来，下游新华发行集团采取了连锁经营的模式，实行统一进货，民营书业基本被排除在外。

再次是现金流风险。

民营书业的常规做法是在图书出版3个月后支付作者稿费，出版5个月后向厂方支付印刷费，发货后半年左右收回书款补充资金链。

但问题在于，前期环节的纸张购买、图书印刷对方都要求现金结账，但是下游图书回款周期又往往不具备可预期性，有时甚至被无限期延长，再加上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赊销账、扯不清理还乱的三角债等等，都使得民营书业公司不得不面临无米下炊、青黄不接的现金流风险。

（三）经营模式灵活但弊端不容忽视北京民营书业的经营模式无一例外都以市场为中心，与传统的国有出版单位相比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由于不拘泥于陈规旧制的限制，同时也迫于生存压力，它们往往能自觉地通过市场去调节和优化配置资源，人才引进、任用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都具有传统出版单位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主动性往往能最大限度地被激发出来。

当前民营书业还不具备出版权资格，但在图书产业出版环节巨大利润空间的诱惑下，几乎所有的民营书业企业都渴望能介入出版环节，于是通过“打擦边球”、“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手段，造成了客观上已经介入出版环节的不争事实，最为常见的手段是买卖书号、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注册合资公司、复合型合作等等不一而足。

长远来看，这些模式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弊端。

首先，买卖书号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这一手段遂变得愈来愈难以察觉，通常的做法是以管理费、书号费、出版补贴等名义打入出版社账户的费用，变为所谓“购书款”，后来又演化为民营文化工作室将费用以低折扣购书款的名义交付出版社，用来支付编校、印刷等相关费用，这样既达到了买卖书号的目的，又逃避了政府监管，但不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光明正大的经营行为，其操作的不合法性往往令民营书业从业人员感到讳莫如深。

其次，无论民营文化企业采取何种方式与出版社合作，其“灰色”身份——即不占有书号和合法出版权等政策性资源，往往使其在与出版社合作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并且不得不付出比出版社更高的运营成本。

最后，民营文化公司介入出版环节的行为为政府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无可否认，当前关于对民营文化公司进行引导、扶持和监管的政策法规都很不完善。

这一方面为政府对民营文化公司的统计、服务和监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分文化公司喜欢钻政策的空子，不遵守出版法规的行为时有发生，一号多书的行为多数与民营文化公司有关。

对于上述行为，政府部门很难及时觉察，以致造成了行政监管上的局部真空。

三、北京民营书业的发展建议（一）明确民营书业的身份及其权利与义务尽快出台针对民营书业的相关法规，从整合首都出版资源、创新出版体制机制、促进首都新闻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角度出发，肯定民营书业存在和发展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