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十大问题》 的尝试性回答

对《政治经济学十大问题》的尝试性回答
毛主席曾提出十大关系。

辉华兄提政治经济学十大问题。

下面是本人的尝试性回答。

聂辉华：关于政治经济学十大问题
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因此中国的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前途和社会发展。

作为以制度为主要分析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制度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应该为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提供启示。

尽管经济学行之已远，但相对于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仍属跬步细流。

略带夸张地说，经济学所有的问题仍然是问题，更遑论关涉社稷民生之重大问题。

小生不才，虽学力不逮，亦斗胆归纳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十大问题，期待和诸位学界方家同仁共同探讨，为通过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促进社会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1、为什么大的国家都实行联邦制？
世界上所有幅员辽阔的国家都实行联邦制，例如前苏联、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除了中国。

在单纯的组织理论之外，这种国家体制是否存在某种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是世界罕见的单一制大国，并且实行五级财政（乡、县、市、省和中央）。

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联邦制？给定存在某种现时不可突破的制度藩篱，中国是否可能划分为四级财政和更多（比如50个）省份？
一个民族国家或者一种语言区域，基本上是自然演化出其分布面积和形态。

大国政治经济制度无法实现“一个工厂”式的管理，中国单一制是伪装的。

根本无法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实行真正的单一制控制。

制度的联邦制潜在成分已经在实际上存在和适用着。

问题是公开化、法治化，走向名正言顺的联邦制。

2、独裁国家为什么会有黑社会？
象元朝和清朝那样，国家由一个特权阶级或者种族统治，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

既然每一个统治成员本身即是委托人，那么委托人不会允许其他竞争者分享国家权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唯一合法拥有暴力的组织。

用Olson的话说，政府本身就是稳定的黑社会。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独裁国家或者某个集团统治的国家会出现并没有法定权力的黑社会？逻辑上，多党制的民主社会更容易出现黑社会，因为代理人会和其他代理人合谋。

但委托人怎么愿意和代理人合谋？
独裁国家是否都有黑社会，如1950-1978年间中国是否有黑社会？这是问题。

如果真的都有，那么说明独裁国家在提供产权保护方面有真空地带。

一种替代的制度安排出现了。

秩序是永恒的。

黑帮实现了真空地带的基本秩序。

自由国家较少黑社会，因为保护产权的制度真空几乎不存在。

3、经济增长如何内生出政治民主？
民主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民主，这已经是经济学家的共识。

问题是，增长促进民主的条件是什么？不是所有的增长都带来民主的副产品，因为增长也可能巩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从而出现独裁的陷阱。

什么样的初始条件、增长方式和分配方式能把中国带入通往民主的康庄大道？
民主和经济增长的联想误导了人们的视线。

经常有人做民主和经济增长回归分析，这意义不大。

一个替代的问题是，自由总是促进增长。

增长没有它自身的目的，增长在于增加自由。

民主是自由和增长的副产品。

基于自由的增长是健康的增长，它不巩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从而避免独裁陷阱。

中国通向民主是无数微观主体获得自由和基本权利的副产品。

民主的前提是政治上的审慎和节制。

爱国主义泛滥的国家不配得民主。

以人民的名义革命的国家不配得自由。

4、政治科斯定理是否成立？
如果政治科斯定理成立，那么所有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改革都将无碍，因为利益集团之间总可以通过谈判和赎买的方式实现帕累托式的改革。

因此，政治科斯定理是否成立、在什么条件下成立就是改革最大的理论难题。

就中国而言，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政治赎买？
政治上的产权是“买不断的”，而经济意义上的产权是“买得断的”。

中国“买”不出一个自由体制。

户籍制度改革是个典型。

可以靠卖户口卖出一个自由迁徙的社会吗？短期看是个聪明策略，长期看来是把赤裸裸的剥夺合法化从而亵渎文明社会的根基。

因此，启蒙绕不开。

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不能包打天下。

5、“非帕累托的改革”如何可能？
如果科斯定理成立，那么所有帕累托式的改革都能实现，社会将逐步趋于最优。

但是，如果不存在一种有效的转移支付机制，那么很多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改革将难以实现。

当改革逐步迈向纵深阶段时，单纯的增量改革已经难以解决目前的问题。

进一步的改革势必让一些人利益受损，让一些人利益增强，我们不妨简单地
将这种改革称为“非帕累托的改革”。

当前的国企改革、三农问题、社会保障、房地产和教育问题，都具有很强的非帕累托性质。

在极端的情形下，掌握权力的人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时，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难题便出现了。

于是，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与虎谋皮”？
首先，用足帕累托改进的空间。

确属“与虎谋皮”的改革，让时间的力量和代际更替冲淡受损者的“受损感知”。

自治和自由的“民情”成长（例如网络力量，业主维权）最终胁迫掌握权力的人逐步放弃特权。

例如，“民情”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所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就一直出台不了。

但是《收容遣送制度》还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废除了。

6、教育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教育本应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最主要途径。

然而，教育本身越来越不公平了。

当受教育水平越来越与财富正相关时，社会公平的利器正遭受破坏。

教育如何可能避免被掌握权力的人用于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认为，这才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目标。

首先，教育不完全是一个经济现象。

教育的确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利器，当前教育这个实现阶层流动的力气的确在遭受破坏。

一个自由竞争的领域，掌握权力的人没有办法利用之自己强化自己的权力，例如汽车、手机、律师事务所……，因此教育改革的目标是摧毁现存行政垄断色彩严重的教育办学体制，扩大办学自主权。

教育，具备资质就可办学，无需国家垄断。

建立起教育自身的信誉，阶层流动的功能才能恢复。

掌握权力的人滥用这个“利器”，可是人们还是无限信仰这些大学。

7、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是相容的吗？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管谁决定谁，但一定是相互匹配的。

那么，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可以匹配吗？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可以和中央集权制长期并存吗？如何从这个角度分析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是具有“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长期看来，自由市场体制必然要求与一个自由政治制度匹配，自由宪政的政治制度或许带着各民族烙印。

短期的不匹配只能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范围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不能并存。

当前最大的瓶颈无疑是
政治改革。

一旦政治改革启动和成功，中国经济增长还要持续很久。

中国人们目前享有的生活水平，极大得益于一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给我们提供的技术和制度知识溢出，但是由此得出我们有所谓“后发优势”是本末倒臵。

杨小凯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更透彻。

8、市场经济与关系社会是相容的吗？
正式制度必须与非正式制度相容，这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特征的身份社会，而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以契约精神为特征的匿名社会，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紧张关系。

在迈向市场经济的不归道路上，中国将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大范围匿名合作制度的扩展，换言之，分立的知识在陌生人的社会中分享。

支持这种可能的是所谓非人格化交换。

中国"以关系为特征的身份社会”的确与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存在紧张关系。

但是就像日本的企业雇佣制度和美国的不一样，中国的市场经济在与发达市场经济趋同的过程中，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人情社会”特征是可以想象的。

9、中国如何避免走向拉美式的裙带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标题不用解释，但确实无数士林深为忧虑的问题。

最坏的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如不好也不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

这个问题也是上述诸问题的总结。

这个问题太大。

简单地说，确权和限权。

前者是无数微观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要不断获取和强化，后者是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政府权力。

在权利问题上，要形成这样的共识：没有邻居的自由就没有自己的自由。

而要达致这一点，对于中国人何其难也。

10、国家可以和企业那样相互兼并吗？
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来兼并重组，国家之间是否也存在效率边界？如是，则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将如何重构？国际联盟与国家主权将如何演变？
优势制度入侵劣势制度。

制度的扩散过程超过独裁者一代或者几代人的寿命。

国家兼并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正如企业的破产是一套施加其上的惯例（基因）的替代一样，国家的兼并是制度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