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冷成金：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基本特征—兼与朱熹文艺思想相比较
浅论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
浅论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他的文学作品风格多样，包括诗、词、散文、书信等，而且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有出色的成就。
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人，被誉为“苏文”。
本文将就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进行浅论。
一、艺术气质1.开放包容苏轼的艺术气质首先体现在他的开放包容之处。
苏轼自幼聪慧好学，广泛涉猎各种文化，接受过程朝的儒学经典教育，又喜欢研究佛教、道教等，兼通经史集传，喜阅古今文集，博学多才。
他的作品从题材到形式，都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展现出了开放包容的气质。
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既有关于自然风光、人生哲理的抒发，也有对历史典故、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更是融合了古今典籍的书法风格，既有秀丽俊逸的楷书，又有豪放洒脱的草书，呈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
2.豁达豁达苏轼的艺术气质还表现在他的豁达豁达之处。
苏轼一生历经沧桑，从官场坎坷、流放谪居，到最后风华尽逝，但他的一颗豁达豁达的心态却从未改变。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流露出了一种坦然处之、豁达看待人生的情怀，无论是面对官场挫折，还是对流放生活的感慨，他都能以超然的姿态面对，表现出了一种殷切豁达的性情。
这种豁达的性情也体现在他的书法和绘画中，字迹冷峻、洒脱，画风清新自然，不拘一格，表现出了一种超脱世俗的奇特气质。
3.崇尚真实苏轼的艺术气质还表现在他的崇尚真实之处。
苏轼一生坚持以诗词、书法、绘画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的作品深受真实感情的驱使。
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既有对政治风云的痛惜，也有对人生百态的感慨，无论是赞美风景，还是抒发感情，他都能以真挚的情感表现出来，让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
这种真实的情感也贯穿在他的书法和绘画中，字迹挥洒自如，笔墨奔放，不做作做作，力求以最真实的表达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展现了一种崇尚真实的艺术品格。
二、文艺思想1.文学意境苏轼的文艺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文学意境之处。
浅析《东坡易传》之宇宙
细考苏辙在《亡兄子盼端明墓志铭》记载，与纪晌的说法也有矛盾。苏辙说:
先君晚岁读《易)，玩其丈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宪，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橄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铭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染城后集》卷22,(苏辙集)第5231页)这里仅是说苏轼独自“受命一，没有涉及到苏辙自己，并说苏轼最后写成了《易传》，没有说苏轼的《易传》融合了苏询和苏辙自己的解释。
当然，苏轼对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治易是十分清楚的，苏询自己说:
自去岁以来.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此书若成.刃呀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上韩垂相书)，(嘉枯集)卷13)在《送蜀僧去尘》中甚至说:“十年读《易》费青火，尽日吟诗愁肺肝。”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苏询“所著文集二十卷、‘滋法》三卷、《易传》十卷。(《乐全集》卷39)，这些.苏轼当然不会不知道，至于苏轼自己，对苏辙研易更是心有灵犀.他在多处为此赞赏苏辙，如在(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诗集》卷4第154页)中说:“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在《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诗集》卷4第155页)中说:“策曾许世人嫌汝，《易》可忘优家有师。”但这些并不能成为三人合作写《东坡易传》的证据。如果因为是苏轼写完了《东坡易传》苏辙才将自己的著述送来的话，那么，苏轼也不一定采纳，起码不会在涉及重要理沦问题的第一卷和第七、八、九三卷中采纳。道理十分简单，《东坡易传》在思想上是一个完整的整休，而苏淘的《鑫佑集》中的《易论》、苏擞《架城集》中的《易说》，其思想都与《东坡易传》有着明显的差别。苏轼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不可能置自己的观点于不顾而“杂揉”数家。《东坡易传》的内容应该是考察是否三人合写《东坡易传》的最有力的证据。
浅论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
浅论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和书法家之一。
他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精湛的书法艺术和卓越的政治智慧，被誉为“豪放派文人”的代表人物。
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非常有特色，深受后世文人的推崇和借鉴。
苏轼具有超常的才智和创作力，他的文学作品充满诗意、深情和浪漫，融汇了唐宋两代文学的精华。
他善于抒发个人的情感和思考，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悲壮、豪放、忧国忧民等多种情感。
他的诗歌既有宛转婉约之作，又有壮丽豪放之作，如《赤壁赋》、《江城子》等都是其代表作品。
他的诗才横溢，以三百多首诗传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苏轼的书法风格独特，兼具刚劲和婉约之美，堪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笔力雄健，横竖皆有韵律感，字迹流畅，气度雄壮，毫无拖泥带水之感。
他的草书尤为出色，以执笔如飞、龙蛇起伏，风格豪放，意境磅礴著称。
他的书法作品影响了后世很多书法家，被誉为“欧楼草书之宗”。
他的艺术成就不仅仅在于技法的娴熟，更在于他对书法的深入理解和精神追求。
苏轼的文艺思想富有创新和开拓性，他提出了“诗以时为事，文以事为诗”的观点，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融入现实生活和社会思潮。
他反对空洞的文学追求，主张情感真实、意境艺术，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的文艺思想影响了后世文人，为后人提供了很多的创作借鉴和思路。
除了文学和书法方面的成就，苏轼还具备卓越的政治才华，曾任文学官、宋代文化发达的禅宗大宗师。
他对社会变革和政治思考有着深刻的见解，主张以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来治理国家。
他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和宣传活动，反对腐朽的官僚体制和追求奢靡享乐的生活方式，为社会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苏轼的艺术气质和文艺思想是他卓越成就的根本原因。
他的文学才华、书法艺术和政治智慧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艺术家和思想家。
在后世文人眼中，他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化英雄，他的作品和思想对于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
A Look at Su Shi's Sentiment Ontology from
'Dongpo Yi Zhuan'
作者： 冷成金[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73-78页
主题词： 苏轼;《东坡易传》;情本论
摘要：本文以蜀学的代表性著作<东坡易传>为依据,从宇宙生成论、性命论、人性论等方面分析了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认为苏轼将道的本质规定为无时无处不与人共存共生着的'易',而'得丧吉凶'的'易'出自人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易'也就必然导源于人的情感.苏轼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个层面.在现实中,人的各种活动往往是首先从感情出发的,按照情、性、命合一的理论,人的情感实际上变成了人事活动的本源和根据.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情本论.。
对苏轼《东坡易传》及其哲学思想的分析
对苏轼《东坡易传》及其哲学思想的分析摘要：《东坡易传》是苏轼晚年一部重要的作品，其中充分表达了苏轼的哲学思想。
在该著作中，苏轼表达了其自身对天地的敬畏、探索人生的价值等几方面内的容，并且在其中将儒、释、道融合在了一起。
《东坡易传》是研究苏轼哲学思想的重要作品。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人性的基本主题，人性论、政治理想与价值观念等三种《东坡易传》与苏轼的哲学思想。
Key：《东坡易传》;苏轼的哲學思想;人性引言苏轼是举世皆知的一代文豪，是蜀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在哲学领域中具有卓越的影响。
他晚年地著作《东坡易传》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通过分析此书不仅能了解苏轼的哲学思想，更能深入理解其文艺思想。
基于此，相关专业的学者应加强对其研究，深入了解其中的哲学思想，进而深入理解当代的文学作品。
一、《东坡易传》与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主题苏轼的哲学思想中，宇宙生成论是基础，其中包括了揭示物质存在、社会存在等方面内容。
《东坡易传》中，苏轼积极探寻宇宙本体，对于他而言，宇宙的本源是“道”。
他认为与宇宙本源是无形的，没有任何局限性的因素存在，但是其中仍然具有逻辑性。
在《东坡易传》易传中通过阴、阳对事物进行描述，在卷七中提到“上而为阳，其渐必虚;下而为阴，其渐必实”。
《东坡易传》中，苏轼基本秉承了郭象以庄注《易》的传统，其中宇宙生成论在《东坡易传》中是一个基本的哲学主题。
（一）人的性命论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于人的性命论具有充分的解释。
第一，苏轼在看待何生于无、有与无的关系时，与《老子》中的观点存在着不同。
在《老子》中，老子认为其中的关系是有生于无，而苏轼则将其看作一种运动——称为“易”，在他看来，“道”是一直运动的，并且受人的影响而改变。
在《东坡易传》卷一“蒙卦”中提到，在人们的心中，本来就存在着“正”，在此过程中，这种“正”，可能会由于人的心被蒙蔽而改变，但是只要人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对自己进行修炼，那么正心会在不经意中回到人性之中。
东坡眼中易中天解析东坡易传思想体系
２、蘇軾於當年移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 巿），到任後上表謝恩，朝臣以其上表中 用語，暗藏譏刺。御史何正臣（10411100）上表彈劾蘇軾，指其「愚弄朝廷， 妄自尊大」。又以蘇軾動輒歸咎新法，要 求朝廷明正刑賞。御史李定（?）曾因不服 母孝，受蘇軾譏諷。於此案中，也指蘇軾 有「悛（音圈。指悔改）終不悔，其惡已 著」、「傲悖之語，日聞中外」、「言偽 而辯，行偽而堅」、「怨己不用」等四大 可廢之罪。
２、主要內容大綱
（１）、根立於「一」，本立道生 （２）、以「無」為用，無心無為 （３）、反者道之動，重陰主靜 （４）、弱者道之用，上善若水 （５）、在易學思想，留下美麗鴻
爪
３、《東坡易傳》易學思想剖 析
（１）、根立於「一」，本立道 生
研究哲學，必須先探尋其本體。 東坡易學，其本體就是「一」。
（２）、蘇軾（1037-1101）是 我國文壇上的文采風流人物。在文 學造詣上，無論是詩、詞、歌曲、 賦及古典散文，皆是獨領風騷，古 今一絕。
二是「弱者道之用」，強調柔弱勝過 剛強，包括法柔及不爭等；並以「水」 為類比譬喻，以突顯及象徵「柔道」 的深刻內涵。因此，《東坡易傳》其 思想結構具有道家化，將道家核心理 念放入易學之中，擴大易學範躊領域； 柔性化，「弱者，道之用」，主張柔 弱化剛強，柔弱勝過剛強；無心化， 以「一」為宗旨，也無風雨也無晴， 邁向生命旅程等特色。
１、「籀（指南宋•蘇籀（為蘇轍之孫，約 1091-約1164））又稱洵晚歲讀《易》， 玩其爻象，因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 故朱子（1130-1200）謂其惟發明愛惡相 攻、情偽相感之義，而議其粗疏（清•永瑢 （1744-1790）、紀昀（1724-1805） 《四庫全書•東坡易傳•提要》）」。即是 此書重在「愛惡相攻、情偽相感之義」。 就是重在人事間的喜愛厭惡，真情與虛偽 相互之間的感情變化；而未重在哲學義理 的闡釋，是以朱熹批評其「粗疏」。
苏轼、朱熹文艺本原论的比较的区别
胸中正，则眸子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VE焉。(《孟子·离姿上)显然，“义”、“道”(质)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气”则是人之为人的表现。只要有了仁义礼智，人的“面”、“背”、“眸子”、“四体”都会呈现出“眸然”(按:朱熹把“眸然”解释成“.清和润浑之貌”，与“彬彬”的内容应是统一的。)的状态，二者仍然是“体用不二”的。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戏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忿操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合一之道也。((荀子·荣禄》)孔子由内向外，以“仁”释“礼”，荀子则由外及内，以“礼”释“仁”。“礼”成了维护“仁”的强硬的外在社会秩序乃至强权。其实，这种貌似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并不符合礼仪产生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但这的确给战国时期的各种社会现象以“合理”的解释，并为各种适应现实需要的措施(尤其是强权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荀子的这种理论对中国历史的更为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其潜藏的理论内涵。孔子、孟子的礼是建立在心理本体的内在需求上的，其哲学的思路是由内而外;而荀子强调了外在社会规范的原初性，认为礼是外在的通过约束人而建立社会秩序的东西，其哲学思路是由外而内的。这种哲学的直接的社会效果就是为封建等级秩序和政治意识形态张目，谭嗣同说:
仁、礼分途是理想人格现实化的重要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发端于战国时期的荀子，完成于秦汉时期。荀子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就具有了更多的所谓理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孔子和孟子的温情脉脉的理想精神。因此，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往往是“血淋琳”的。他这样解释礼的产生: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贵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陈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
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时期眉山的一位著名诗人、画家和散文家。
他出生于1037年，去世于1101年，被誉为“文学巨匠”和“艺术天才”。
他的多才多艺和卓越的书画艺术天赋，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位杰出代表。
苏轼的才华横溢，表现于他在各个艺术领域的造诣。
他擅长书法，精于楷书、行书和草书，其书法风格独特，自成一家。
在绘画方面，他尤其擅长山水画，其画作充满诗意，将自然美景和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
他在诗词、散文等领域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全面发展的艺术家。
苏轼的文艺思想，展现了他对艺术和美学的独特见解。
他主张“无意于佳乃佳”，强调创作应追求自然、真实、深刻，反对矫揉造作和刻意求工。
他认为，艺术创作应以表达情感和意境为目的，而非以技巧和形式为重心。
这种艺术理念，不仅体现了苏轼对艺术的高度追求和严格要求，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苏轼看来，艺术与民生息息相关。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民生活的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他以独具匠心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表达了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慨。
这种民生的精神，为当时的文艺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中国古代文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的艺术气质与文艺思想是他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才华横溢使他成为文学艺术史上的杰出代表，而他的文艺思想则体现了他对艺术和美学的独特见解。
这种对艺术的高度追求和严格要求以及对民生的，使苏轼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他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成就，更在于他对后世文艺发展的启示和引领作用。
苏轼，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和艺术大家，他的艺术思想在文图关系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
本文将从理论背景、苏轼的绘画理念、苏轼的文学创作和苏轼艺术思想的现实意义等方面，深入研究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
苏轼生活在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为他的艺术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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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冷成金：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基本特征—兼与朱熹文艺思想相比较苏轼一生，对“三传”（《东坡易传》、《书传》、《论语传》）极为重视，他在黄州、儋州、虔州时分别写信给滕达道等人，认为完成了“三传”可以“冥目无憾”，“即觉此生不虚过”（分见《与滕达道》、《答李端叔》、《答苏伯固》）。
确实，《东坡易传》是苏轼哲学思想的集中、完备的体现，也是蜀学的核心著作。
《东坡易传》7卷，存《四库全书·易类》，《书传》20卷，存《四库全书·书类》，《论语传》已佚。
《书传》一书，多为史实、名物的考释与辨说，与他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关系不大，《东坡易传》则不同，在宋代易林中独树一帜，不仅是理解苏轼的人格与文格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东坡易传》迄今不受重视，表面上看是哲学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相互“礼让”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其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内在的冲突。
中国的哲学是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发展的，而对《老子》、《庄子》、《论语》和《周易》的解释则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脉。
宋代释《易》掀起了高峰，有宋一代就产生了十数部个人阐释性的重要专著，司马光、张载、程颐、刘牧、欧阳修、朱熹、杨万里、周敦颐等人都有易学专著。
后世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清代李光地在《御纂周易折中》序中就说：“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惟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
”推崇朱熹，兼及诸人，唯独不提苏轼，个中因由，已如上述。
但事实上，《东坡易传》对后世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心学的形成，影响重大。
同时，苏轼有着丰富系统的文艺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艺观与他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度的契合，如果能以《东坡易传》为背景，并兼与朱熹的文艺观相比较，我们将会更为深入地理解苏轼的文艺思想。
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拟先分析《东坡易传》的思想特征，然后再探讨苏轼文艺思想的性质特点。
对苏轼的文艺思想来说，《东坡易传》在四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第一，宇宙生成论。
《东坡易传》基本上秉承了郭象以庄注《易》的传统，因此，宇宙生成论是《东坡易传》的一个基本主题。
对“太极”的解释历来关系到各家对宇宙起源的不同的观点，《东坡易传》说：“太极者，有物之先也。
夫有物必有上下，有上下必有四方，有四方必有四方之间。
四方之间立，而八卦成矣。
此必然之势，无使之然也。
”又说：“至虚极于无，至实极于有，无为大始，有为成物。
”（《东坡易传》卷7，下文引《东坡易传》仅注卷数），明显地受到了道家的有生于无的思想影响。
但苏轼又有自己的创造性的发挥，在有如何生于无、有与无的关系上，苏轼并不是简单地认为有生于无，而是将运动看成是有与无之间联系的方式。
他在解释“一阴一阳谓之道”时说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
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矣。
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
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皆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谓之道’。
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论也。
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
”（卷8）能够看到的都是物象，不是阴阳，但阴阳又不是无，也不是有，而是普遍地存在于物象之中形成并决定物象的运动方式，这就是道，就是易，正所谓“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实开之，赋之以名，以名为不足，而取诸物以寓其意。
”（卷8）因此，“无”与“有”在这个层次上已无根本的意义，宇宙的本质就是运动。
这，应该是苏轼哲学的核心观点。
苏轼紧接上文论述了阴阳始交的宇宙生成状态：“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
水者，有无之际也。
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
老子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
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
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
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
阴阳交而生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矣。
”（卷七）关于水是基本物质的提法，西方已有，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Thales约前624－约前547）就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但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万物出于水，又复归于水，这意味着万物出于‘一’，又复归于‘一’。
可直观的水由于它的‘始基’地位而变得虚灵起来。
”（黄克剑《心蕴——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2月，第4页）此处的“水”也是一个虚灵的概念，具有由物质意义上的水的自然秉性引申出的形上意义。
水的自然秉性是“无常形”、“随物赋形”，那么，在苏轼这里，这一秉性就上升为虚灵的形上概念，是与道和善密切关联的。
或者说，水的这种自然秉性正是道的物象化的显现，同时也就是善的具体内涵。
苏轼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宇宙生成的逻辑结构，有生于无，有是阴阳运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的特性又是“无常形”、“随物赋形”，这种特性是道的自然显现，是具有明确的正面价值向度的善的内涵。
至此可以看出，苏轼哲学的核心是运动，而“其始为水”、“水无常形”则是这种运动的本质显现和价值指向，苏轼所说的善，是对这种价值指向的终极性的肯定。
因此，苏轼的哲学必然导向尊重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和本性，尊重个性，崇尚心灵的自由，因而具有了高度的开放性和极大的合理性。
苏轼哲学对后世的积极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此。
第二，存在论。
与宇宙生成论密切相关的是他对世间物象的存在的状态及其合理性的论述，姑名之为存在论。
他的存在论鲜明地体现了物各有性，物性即自然，自然即合理的主张。
他说：“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
或刚或柔，未有断之者也，动静常而刚柔自断矣。
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类聚群分而吉凶自生矣。
或变或化，未有生见之者也，形象成而变化自见矣。
是故……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也，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也。
……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
圣人者亦然，有恻隐之心，而未尝以为仁也；有分别之心，而未尝以为义也。
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也。
人则从后而观之，其恻隐之心成仁，分别之心成义。
”（卷7）所谓“贵贱自位”、“刚柔自断”、“吉凶自生”、“变化自见”、“未尝有择”、“未尝有意”、“我有是道，物各得之”等等，强调的都是物性自然，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之有仁、义，完全是“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的结果，并不是恻隐之心必然会成仁，分别之心必然会成义，而是各自自然运行显现的结果。
至于“人则从后而观之，其恻隐之心成仁，分别之心成义”，则是其间关系的僵硬的理解，是人的僵硬的观念的产物，并不符合事物的本然状态。
孟子的“四端”说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因缺乏“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的自由的基本因素，容易为僵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寄生之所，所以容易从中引出僵化的弊端。
苏轼的这一思想因其强调了心灵的自然与自由，就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和新鲜的活力，不要说对后来的儒家思想是一种突破，即使是对孔孟原始儒家的思想也是一种解放。
苏轼强调“自”行其事、“物各得之”，实际上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僵硬的规定性，都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对“道”的自然而又本然的显现，“道”也不是一种僵硬的存在，而是支持事物运行的自然而然的本体性存在，在本质上更倾向于心理主义的原则和审美化的生活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郭象以庄注易的“独化”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与郭象的“独化”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关于“独化”的思想，郭象多有论述：“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物，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逍遥游》注）“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上。
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同上）。
他们所倡导的适性逍遥的境界就在每个人的情性之中，但前提条件是安于现状，摈除非分之想，自足其性，所以，郭象以人心不足为“生民之所惑”（《秋水》注）的大病。
这实是一种“名教内自有乐地”的“独化”。
苏轼的存在论则破除了这一思想桎梏，做到了彻底意义上的“独化”，他说：“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
……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
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
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伤。
惟莫之伤，故行险而不失其信。
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卷三）“水几于道”，水是天下最“信”之物。
这里的“信”，是超越了一切“常形”之物的不囿于一切外在事物的自足的精神，这种精神绝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它充溢于宇宙之间，它“因物以为形”，因此它是绝对自足而又绝对自由的。
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精神绝对的自足与自由而“无常形”，“以心通”，因此“遇物无伤”，最终可以“胜物”，可以包容一切，他说：“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
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终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惟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
不以力争，故柔外。
以心重，故刚中。
”（卷三）这就是心与物的关系。
“道”、“水”、“心”是绝对独立自足和自由的存在，也是具有绝对正面价值的存在。
这种独立自由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他说：“夫刚柔相推而变化生，变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变化而一之，以为无定而两之，此二者皆过也。
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
”（卷七）就是说，既不能看不到物象的变化，又不能只看到变化而看不到物象之间的同一性，应该在形而下的纷纭的物象中寻求其形而上的同一性，即所谓的执着而又超越。
如果说苏轼的宇宙生成论还较少直接影响人的存在状态的话，那么，他的存在论则在人的心灵的开放和自由方面给予了时人、后人以及后世的哲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以极大的影响。
第三，情本论。
对人的性与命、情与理的不同的看法决定了这种哲学的特点和性质，最著名的当数《孟子·尽心下》中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的那一段性命论。
孟子的那段话存在着很大的逻辑漏洞，但他通过人的感官享受的不能实现和仁义天道的应该实现而将社会性的仁义天道规定为人的天性，自然性的感官享受就成了外在于人的命运。
这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角色的置换，这一置换对中国的主流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而强大的影响。
苏轼明确地反对这种观点，他基本上认同《庄子》的自然主义的性命观，苏轼在《说卦》注释中说：“……是以君子贵性与命也。
欲至于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溯而上之。
夫所以食者，为饥也，所以饮者，为渴也，岂自外入哉！人之于饮食，不待学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
盍徐而察之？饥渴之所从出，岂不有未尝饥渴者存乎，于是性可得而见也。
有性者，有见者，孰能一是二者，则至于命矣。
”（卷9）饥渴之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只有把握了这种内在的自然本性，才能把握外在的人力可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