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属性的思考

迄今为止,对日本文化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已无人表示怀疑,甚至连西方发达国家对日本文化在日本现代化中所产生的内在驱动力也深表望尘莫及。

然而,什么是日本文化?其本质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无论是在世界史学界,还是在日本史学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

英国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日本文化属于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化圈。

美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R·本尼迪克特在其所著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一书中论及日本文化具有两重性特征(自卑和自傲的双重变奏,既温文尔雅而又残忍暴戾)[1]。

日本著名文学史家、评论家加藤周一则持“杂种文化论”观点,认为“日本的始文化是在中国先进文化传入和影响下形成的近代日本文化的西化,催发了日本现代文化的诞生和发展。

”[2];日本史学家津田左右吉认为:“在日本文化中,既有传承下来的因素,也有源于欧美的世界化的因素,两者以各种形式结合起来。

但是作为其整体或主潮流的,无疑是后者”,“日本文化是基于日本民族生活和独自的历史展开而被赋予独自形式的东西,因而与中国文化是全然不同的”[3]。

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在《何谓日本文化》一文中说:“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盐卤。

”[4]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知名哲学家和日本思想史学者上山春平首创“日本深层文化论”:他把日本文化从古至今分为三个层次,即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文化为表层;弥生时代至江户末期的日本中世文明为中层;绳纹时代的日本古文化为深层。

上山春平认为,日本的表层文化是以欧洲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欧洲色彩;中层文化是以大量导入中国文化为前提而形成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深层的绳纹文化则是以绳纹土器为代表的农耕以前的狩猎采集的文化,这是日本在未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具有独自特色的文化[5]。

以上关于日本文化诸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方面探讨了日本文化的特征,不足的是这些表现出来的特征只是外在的或者说是局部的。

要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日本文化的本质内涵和特征,我们还得回到日本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这个本体理论中去,从日本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去找答案。

一、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融合、吸取的外向性特征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总是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

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日本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动态”发展特征格外明显。

而且日本文化的发展总是与外来文化不断地“迎合、碰撞、交织、变形、重组”这一动态过程相伴相随的。

因此,很多学者将日本文化划归为“全面摄取型文化”是不无道理的。

在日本古代社会,由于处于农业社会文明的边缘,所以长期以来日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都处于很落后的状态。

加之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有限的土地、贫乏的资源以及频繁的台风、地震和火山爆发,不仅使日本人有着强烈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危机感,而且锻造了日本人面对变局泰然处之的适应能力;岛国的独立则使整个日本形成了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集团意识,同时还使日本人对外来的文化有着惊人的敏感度。

这一切都赋予了日本人极其鲜明的民族特征——为了摆脱危机和落后,任何外来的、只要是有用的都可以“拿来”,而且不拘一格。

当然在文化方面也毫不例外。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任何一种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影响的文化,都能在日本找到它的影子。

但在日本文化中,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大的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

由于日本和中国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极其深远。

公元前3世纪前后,汉人大规模东渡,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

公元6世纪到7世纪初,日本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了中国文化,其主要内容是中国的儒学,它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大化革新运动。

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法典制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甚至社会习俗都被全方位加以引进。

比如圣德太子模仿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制定了“十二阶冠位制”;公元604年,他颁布了“十七条宪法”,用儒家的思想来统治国家。

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建立了一整套类似于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天皇成为实际统治者;他们仿照唐的法典制定出《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建立起全新的皇室官僚体制,还模仿长安城的布局建立自己的首都;此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唐文化都以其无穷的魅力引起了日本朝野上下的迷恋。

唐的音乐、书画、棋艺成为日本文人雅士中的时髦,唐的服饰也成为日本人争相模仿的穿着。

加藤周一指出:“从8世纪末迁都平安(794)起到10世纪的100年间,是原来传入日本的大陆文化日本化时期。

”[3]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血肉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以武力打开了日本锁国的大门,日本才开始将文化的触角全方位地移到了西方。

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摆脱危机和落后,日本全面地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这是日本文化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进行接触、碰撞和摄取的时期,其基本内容是以“兰学”为主的西方思想科技文化。

兰学“不仅使日本人及时地吸收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而且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从而触发了否定日本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

兰学家们通过批判从中国导入的华夷观念和日本中心主义的神国观念,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对外观。

”[6]如果说日本第一次通过学习、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使其摆脱了野蛮时代,跨入了农业文明的发展时期,那么这一次通过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则使日本成功地从农业文明时代跨入了工业文明的发展轨道,因为它直接地促成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面临着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改造,为了彻底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并使日本从属于西方,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日本进行了改革。

诸如修改宪法、惩处战犯、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等方面。

这对日本现代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企业文化在日本开始大放异彩。

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日本大规模地引进美国的现代经营管理技术和经营管理思想。

在这种引进热潮中,日本先后引进了美国的企业管理人员训练方式,董事会制度、事业部制度、长期经营计划、统计制度、人事考核制度、工资制度、职工教育制度、全面质量管理等一系列新管理方式。

此后,还不断采用和引进了许多西方管理概念,如企业策略、产品生命周期、市场分析、经济计量学、现代广告术、信息处理等,但是,日本并不是把美国的现代经营管理模式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日本的,最突出的是日本在学习美国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科学制度时,又注入了日本的所谓共同主义及重视人性的价值观,使之成为日本式经营管理方式的思想内核,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更具活力的企业文化,可以说是经营中的“和魂洋术”。

因此,二战结束后,日本第一次似乎无可奈何地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

然而也正是通过这一次文化洗礼,日本荡涤了许多农业文明的残余,以完全现代化的姿态迅速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无怪乎日本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家把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时期称作是日本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时期。

二、“择善而取之”,使之“本土化”如果把日本文化看作是外来文化的“舶来品”或者是各种外来文化的混合物、“大杂烩”,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

在世界各民族中,确实没有哪个民族能比日本更大量、更持久地接受外来文化。

可以断言,日本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吸收与融合外来文明的历史(为此有人将日本文明称作是一种搅拌机式的文明)。

然而,日本即使对于基本可取的外来文化,也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简单地“拿来”并加以接受,而是先借用它“然后同化它,使其变形,继之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独自的制度和文化特质”[7]。

美国的日本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曾说过:“日本人的突出之处,与其说是模仿性,勿宁说是其独特性以及他们在学习和应用外国经验时不失自己文化特征的才能。

”[8]从6世纪时起,日本全方位地引进了中国文化,到19世纪,日本出现了三次摄取中国文化的高潮,它们分别是唐朝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

内藤湖南曾形象地把中国文化称作是日本文化磨成豆腐的盐卤。

但是即便是对中国文化,日本也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的。

日本曾仿效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但却抛弃了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两大毒瘤——宦官制度和科举制度,因为它与日本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不相适应。

对构成日本文化最基础部分的中国儒学,日本的选择也是惊人的。

中国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以“仁”为中心,而日本的儒学却将“忠”放在首要位置。

对于“忠”的理解两国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80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2月忠诚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真诚。

而在日本,虽然它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但它的准确的意义基本上是一种旨在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9]。

因此,中日两国的儒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那就是“中国的儒教无论怎么说都是人道主义的,而日本的儒教显然是民族主义的”。

[9]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的儒教中比中国有着更多的集体主义精神。

此外,日本儒教还发展了中国儒教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日本著名的商人、思想家涩泽荣一的“义利一体观”思想。

长期以来,中国的儒教是重义轻利的,而日本则从国家利益出发,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即武士精神)与“商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把士商的“义利”观转化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

正是在“义利一体”的思想下,日本没有什么抵触地接受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种一切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恪守某一种教义的精神,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对号称中国“亚圣”的孟子思想,日本也是实行扫地出门的政策。

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给百姓一定的“恒产”,放松管制、休养生息,这与日本当时以“部民”奴隶制为主的经济政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更重要的是孟子的“禅让”思想对日本“世袭君主制”构成的威胁是无法容忍的。

另外,日本在引进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学着用汉字草书的偏旁创造出了平假名,用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

明治初期,日本曾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之风,部分政治家试图全盘否定儒学、佛教等传统思想,但他们很快发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时全盘西化也遭到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和广大人民的反对。

于是,明治政府对西方文化的移植和学习也是有选择、有重点、择善而取之的。

首先,日本全面引进和学习现代化急需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的路程。

其次,在军事、政治、法律、教育制度和社会思想等上层建筑方面,日本也是根据国内需要加以选择和应变的。

“明治政府比较并检验了所有这些信息,以判断哪个国家在某个领域最杰出、最先进”,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政府作出关于哪个领域应以哪个国家为样本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