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评价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现象
评价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现象引言明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而在这个时期，西学东渐现象逐渐兴起。
西学东渐指的是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向东方传播的现象。
这一现象在明朝末年出现，并在清朝初年得到进一步发展。
本文将对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进行评价，从不同角度分析其影响和意义。
西学东渐的背景1.社会动荡：明代晚期，社会经济发展停滞，民生困苦，社会动荡不安。
2.内忧外患：农民起义、官员腐败以及对外侵略等问题使得国家陷入危机。
3.文化交流：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多，带来了大量西方文化和知识。
西学东渐的影响1.科技进步：西方科技知识的引进促进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
例如，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等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2.思想启蒙：西方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科学、民主和人权等观念的传播。
3.文化交流：西方文化的传入丰富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4.经济发展：西学东渐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繁荣，促进了贸易往来和商业发展。
西学东渐对明朝末年社会的意义1.启蒙思想：西学东渐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知识，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近代社会转变。
2.科技进步：西方科技知识对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3.文化传承：西学东渐使得中西文化相互交流并融合，为后来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源泉。
4.经济繁荣：西学东渐带来了商业发展和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繁荣。
西学东渐在明末时期的限制与挑战1.保守势力的阻碍：明朝末年，保守势力对西学东渐持有排斥态度，限制了其发展。
2.文化冲突：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差异，文化冲突导致西学东渐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3.技术条件限制：明朝时期科技水平相对滞后，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来吸收和应用西方科技知识。
结论明朝末年的西学东渐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西学东渐是指明朝末年一直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东学西渐是一个和西学东渐互相补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
东学西渐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造纸术的西传磁学的西传。
丝绸的西传印刷术的西传活版印刷术经俄罗斯莫斯科传入德国。
农业技术西传茶叶西传国经典西传中国园林艺术西传中国兵法的西传经籍、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及伦理观念介绍到欧洲,中医学的西传秦汉时期, 通过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的丝织品传至西亚、罗马和欧洲, 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也开始传到中国; 唐宋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及冶铁技术不断西传; 元代和明初中国同欧洲的交流进一步扩大。
这几次交流均以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外西学东渐：1.将西方文化传到了东方，尤其是天学!, 即西欧的宇宙论。
此外还有历算学、几何学、解剖学、光学、医药学、地理学等、水利技术等器物和实用技术, 也有音乐、绘画、建筑、宗教和哲学知识的传播。
这些知识的传入, 弥补了中国科学技术重实践轻理论的不足, 起到了开拓中国人眼界的重要作用, 也促进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思想意识的近代化。
2，导致中国的服饰，建筑，饮食等，发生不同程度的变革，特别是在明清时期。
3.吸引和影响了明清诸多皇帝和知识分子, 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认知。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就曾与传教士合作, 大量翻译西方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旨# 等数学专著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3.西学中的精华，诸如科学和民主观念已融入东方文化，并与东方古典文化相结合，形成指导人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古代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
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
中 华 世 纪 坛
2000年，北京修建中华世纪坛，坛内雕刻了 马可波罗，他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繁华， 一百位对中华文明有贡献的历史名人，其中 燃起了西方寻找新航路的激情 只有两个外国人入画 .
利玛窦，他向中国传播了西学，引发了 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
一、古代的中学西传
位于黄浦区乔家路234-244号 。建于明万历年间。
徐家汇
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 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值得称 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 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 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 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 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1610），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 者。 １５８２年（万历十年）８月， 利玛窦远涉重洋来到澳门，次年到达 广东肇庆，在那里建立教堂，以此为 据点进行传教，后来又经江西、南京 到达北京，长期居住下来，建起了北 京地区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 1610年病逝，经明朝万历皇帝特批， 利玛窦被葬在北京. 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南堂”
——摘自简又文、邬志坚等发表的《对于非宗教运 动宣言》（1922 年4月10日）
西学东渐 博采众长
西学东渐博采众长西学东渐，源自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智慧，这一历史内涵深远而庞大的话题在今天显得越发重要。
近年来，“西学东渐”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一种全新的潮流。
西方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传统在东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吸收，同时也催生出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价值观的东方新人。
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学东渐博采众长”已成为一个崭新且富有启发性的话题，引领着世界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方向。
西学东渐的呈现，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文明的碰撞和交融。
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其深邃的内涵和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拥有着独特的地位。
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国哲学思想一直都是世界哲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最珍贵的物质。
因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由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型。
西方文化在不断进行拓展，而东方文化也在向世界坦然地显露其本来的面貌。
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融合、交流和创新已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命题。
“西学东渐”既是一种新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体现，又是一种尊重和理解异质文化的历史使命。
西学东渐博采众长，是一种文明的交融。
东方文化的内在价值与西方文化的开放精神相遇，促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典范。
《老子》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句话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大精髓。
西方的音响技术、声学理论和声音艺术对中国传统音乐、戏曲和舞蹈等民间艺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让中国民间艺术表演更加豁达和国际化。
而西方的雕塑、绘画、建筑设计等艺术形式也在东方脉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无疑是一种新文化思维开放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如今的巴黎、柏林、伦敦、纽约、东京、上海、新加坡等都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化文化大都市，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艺术融合的港湾。
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和东方文明的古典化正是一个相对而一体的过程。
开拓的意义就在于学习和创新。
只有开放，才能不断进步。
中国哲学在“西学东渐”中更需要更深刻的思考，通过学习各种外来文化思想，将中华传统智慧推向世界，为全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学东渐 中西融合 ——吴文化书院大讲堂之郁曾全先生文化讲座记
西学东渐中西融合——吴文化书院大讲堂之郁曾全先生文化讲座记为进一步打造校园文化建设平台之一的吴文化书院大讲堂，拓展大学生文化视野，本期吴文化书院大讲堂特别邀请了《天下华人》杂志社副社长、总编辑郁曾全先生于6月11日下午3点半在我校A楼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带来“《圣经》与西学东渐”的文化讲座。
讲座吸引了众多对“哲学”、“西学”与“文学”感兴趣的师生前来聆听。
讲座由我校高教所所长周金林主持。
《天下华人》是一份在美国注册、于纽约出版的知名华人杂志，该杂志发行网遍布全世界，向世界传播华人的声音，是海内外华人沟通的平台和联系的纽带。
因此，学校特聘请郁曾全先生为我校客座教授，并在此次讲座伊始由学校党委书记曹建林教授向郁先生颁发了聘书。
郁先生的讲座以“《圣经》与西学东渐”为主题，分四个部分为大家带来一席文化的饕餮盛宴。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哲学”。
郁先生首先介绍了“哲学”的定义，即为关于人生境界之学，并进一步介绍了哲学之下的八大细化学科以及哲学与法制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而后他通过具体实例将以“知”为准的西方哲学与以“情”为准的中国哲学进行了比较，使大家进一步了解中西哲学的差异，进而体会中西文化的差异。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圣经》与西学东渐。
郁先生首先介绍了许多寓意深远的《圣经》小故事，如“诺亚方舟”、“摩西十诫”、“犹大之吻”等，进而引出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并引导我们从西方的《圣经》与宗教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西为东用，助力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三部分郁先生从历史的层面介绍了基督教三派在中国的发展，并得出“西学东渐”在我国并未达到较理想的效果，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信教人数不多的结论。
另外，他还向大家提出要成为一名精神道德层面充实的文化人所应当具备的六要素，即“永恒、经典、超越、使命感、创造力、激情与热情”。
第四部分郁先生结合自身多年海外工作生活经验与游学经历向各位传授了人生“读书〃工作〃目标”的人生境界。
他首先以“文学与读书”为主题向各位介绍了一些精炼的小诗，推荐了一些内涵丰富值得一读的书籍，并即兴吟诵他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父母、家人、朋友，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ppt
①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 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 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 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 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之交 流位蔚壮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 流位蔚壮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 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 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 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 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
1、秦汉文明开始走向世界 、
（2）表现 ）
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 中华文化从东、 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 多层次的广泛交流， 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汉朝政府的外交活动和中外经济文化 交流，开始突破周边近邻范围，走向西亚 欧洲和北非， 西亚、 交流 ， 开始突破周边近邻范围， 走向西亚、欧洲和北非， 中国的铁器 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 铁器、 中国的 铁器、 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 造纸术先后西传 两汉之际， 先后西传。 造纸术先后西传 。 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 国。 中国的铸铜、制铁技术、制漆技术和铁犁牛耕技术、 中国的铸铜、制铁技术、制漆技术和铁犁牛耕技术、水利 工程技术分别传往日本、朝鲜和越南。 工程技术分别传往日本、朝鲜和越南。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华，实现了中国和欧洲国家 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来华， 公元 之间的直接友好往来。 之间的直接友好往来。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卷第629页，岳麓书社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卷第 方豪 页 岳麓书社1989年 年
②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 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 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 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 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 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 ……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 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 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 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 汉学家” “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 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 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 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 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 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西学东渐是指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对中国科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自明朝末年至清朝中期，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西学东渐不仅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为中国科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
一、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数学、天文学、医学、机械制造等。
这些技术的引入，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中国的科学家们开始学习并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学东渐不仅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还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的学者们开始关注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的思想、哲学、艺术等。
这种交流与融合为中国科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三、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西学东渐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如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
他们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也为世界科学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促进了中国科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科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开始发生变化。
学校开始设立自然科学课程，培养了一批批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才。
这些人才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五、对中国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为中国科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领域，还体现在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它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
总之，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促进了中国科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领域，还体现在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西学东渐 博采众长
西学东渐博采众长“西学东渐博采众长”西方学术文化源远流长，而东方文明也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底蕴。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种趋势。
博采众长，取长补短，使得世界更加多元化、开放化和包容性，这也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理念之一。
西学东渐，正是一种代表着这种世界主义理念的行为。
它既是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过程，也是东西文明交流融合的产物。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影响着东方，东方文化也在西方得到了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这种互动和融合，不仅促进了文明的繁荣发展，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西学东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
17世纪，随着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和殖民扩张，西方就开始向东方传播自己的文明。
西方的科技、哲学、政治制度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成为了东方社会发展的动力。
西方也开始学习和借鉴东方的哲学、医学、数学、文学等知识和文化。
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变革给了东方社会以深刻的启示。
东方社会开始了一场自我革新的改革开放运动，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希望通过西学来改变自身的发展和命运。
随着现代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学东渐的形式也在不断更新。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出现，让文明交流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在家就可以接触到任何一种文明和文化，学习和了解世界各地的知识和风情。
这也大大加快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合的速度，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西学东渐的实践，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无限可能。
在全球化浪潮下，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深化将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和谐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主动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也充分展现自己文明的特色和魅力，共同推动文明的繁荣和全球化的进程。
西学东渐，意味着东方文明正积极融入全球文明体系，同时也是西方文明在东方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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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作者：张允熠《光明日报》（2015年08月12日14版）
中、西哲学的邂逅
16世纪末（晚明），利玛窦、罗明坚、艾儒略、毕方济、龙华民等欧洲来华耶稣会士翻译和撰写了一批具有基督教经院哲学内容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学凡》《名理探》《穷理探》《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灵言蠡勺》《灵魂道体论》等等。
这些著述中包含着纯正的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虽然是希腊化时期数学家欧几里德的著作，但欧氏几何学的理论基础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利玛窦翻译这部书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向中国人推介源于古希腊的西方逻辑学。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通常认为是日本人西周最早于1874年把拉丁文的philosophia译为汉文的“哲学”二字，实际上，利玛窦等欧洲来华耶稣会士比西周早了将近300年就将这一词汇译成汉语了。
例如，1595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把philosophia译为“理学”，显然，他认为欧洲的philosophia与中国的宋明理学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艾儒略在《西学凡》中将之译为“理学”和“义理之学”；傅汎际在《寰有诠》和《名理探》两书中分别将之译为“性学”与“爱知学”，其中，“爱知学”比“哲学”一词更接近philosophia的原意。
一些希腊哲学的术语、范畴和命题也在此时被首次译成汉语汇入中国话语之中。
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四因说”“灵魂说”以及希腊哲学的音译（斐録所费亚）、逻辑学的音译（落日加）、伦理学的音译（厄第加）、形而上学的音译（默达费西加）等西方哲学术语和概念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晓。
中国哲学最初邂逅的西方哲学不属于欧洲近代哲学。
欧洲近代哲学形成于17世纪中叶，时代的落差决定了16世纪末的来华传教士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哲学只能是古希腊哲学。
中学西传与“中国热”
利玛窦等人及其继承者，不仅向中国人介绍了希腊哲学，也向欧洲人反馈了中国儒学，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从此走向世界。
在由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首次将“儒学”和“理学”译成西文的philosophia——这又一次证明在来华的西人眼里，中国本来就有一种跟希腊哲学相同的学问。
以孔子为表征符号的中国哲学传入欧洲之后，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如“道”“理”“太极”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方法被西方哲学家看作是“纯粹理性”“绝对理念”“自然法”“自然神论”“无神论”“唯物论”“正反合”“两极相逢”“有机论哲学”等等，在欧洲思想文化土壤里经过欧洲化的改造成为17世纪欧洲近代哲学孕育的重要元素，继而又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精神资源。
欧洲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都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十分着迷，以致造就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
一些欧美学者忠实地描绘了当时东学西传的真实情景。
英国剑桥大学1998年出版的《剑桥十七世纪哲学史》的第一部分，就把中国哲学的西传和欧洲哲学的回应作为17世纪欧洲哲学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加以概述。
这表明，西方学者在书写17世纪欧洲近代哲学的形成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时，中国与“中国热”是绕不开的话题。
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写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
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
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
西学东渐与中西会通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
这时的“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
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
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
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西会通”和“中西融合”的呼声在思想学术界不绝于耳。
如，王韬认为“天下之道”应“融会贯通而使之同”；章太炎提出“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王国维倡导中西二学“化合”之说；杨昌济主张“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物包括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主张中西学的会通与融合。
如，蔡元培提出“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鲁迅提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李大钊说“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恽代英认为“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
青年毛泽东主张，“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
当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主张真理“不应该分中西”“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
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中西文化观，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方略的重要精神指导和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西融合的最高形态
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作为外来文化欲扎根于异质文化土壤之中，都面临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
事实上，西方哲学的本土化进程早已开启。
如五四时期，胡适就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实践理性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结合，阐述了他个人的“实验主义”。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冯友兰把程朱理学与美国新实在主义哲学相会通，创立了“新理学”；贺麟把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和康德哲学相融合，创立了“新心学”；熊十力通过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吸收建构了“新唯识论”；金岳霖把西方分析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相结合，创建了自己的本体论和知识论体系；牟宗三通过对康德哲学的融化，建立了代表当代新儒家思想体系的心性本体论。
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张岱年和张申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阐发了“中、西、马三学合一”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儒家文化空前跌落、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面临历史性大转型的情势下传入中国的，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实践亟须理论指导之际为先进的中国人义无反顾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实为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和近代“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
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其中国化进程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西学会通和融合的最新思想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
（作者张允熠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