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

42.2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常常被广泛低估了（霍曼斯Homans，1982）。

社会科学中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认识论著作常常依赖于抽象的范例或从经济学中借用过来的事例（波普Popper，1963；奥尼尔O’Neill，1973）。

至于社会学家本人，他们普遍地接受这种观点：下降到个体层次是一种适合于组织和小群体研究的方法。

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拒绝承认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缩写为MI）在宏观研究中有任何用处，并且他们还常常把在这类研究中运用MI的提议视作一种对从经济学中借来的思维方式的不恰当的模仿（范·帕里基斯Van Parijs，1981）。

我将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讨论宏观社会学，并试图表明：首先，假如宏观社会学目前使用多种范式，那么MI也是宏观社会学中的一个传统范式。

我将提出一份这些范式的临时清单以便更清楚地看到这后一个范式的独特特征。

第二，我将比较详尽地考察两个取自经典社会学中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古典社会学家们甚至在处理诸如解释不同社会间的种种差别这种宏观社会学问题时也使用了MI的方法。

第三，我还将试图提出，个人主义传统或多或少是宏观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长久传统。

最后，我将关注个人主义范式的经济学版本和社会学版本之间的区别。

1．宏观社会学的诸基础范式个人主义范式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假设我们想解释社会学感兴趣的任何一个现象——例如，像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一书中所讨论的，为什么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某些方面有差别；或者，像桑巴特在其著名著作中所论及的，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此类问题显然是宏观社会学性质的。

根据MI范式，为了解释此类现象，就必须使之成为个人行动或行为的后果。

当然，应该使这些行动成为可以理解的。

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置身其中的情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社会情境本身也必须得到解释。

总之，假设M是有待解释的现象。

在个人主义范式中，解释M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系列行动m的结果。

用数学符号表达就是：M＝M（m）；用文字表达就是：M是诸行动m的函数。

然后通过将它们联系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即情境S，它们就在韦伯的意义上变得可以理解了：m=m（S）。

最后，情境本身必须被解释为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或至少是比S位于更高层次的变量的结果。

让我们称这些更高层次的变量为P，那么S=S（P）。

总括起来：M=M{m[S（P）]}。

用文字表达即是：M是诸行动的结果，而诸行动是行动者的社会环境的结果，后者则是宏观社会学变量的结果。

我将试着表明，像托克维尔或韦伯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以及许多现代的社会学家，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回答诸如“为什么M这样的？”之类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观察一个特定的令人困惑的现象呢？他们同样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得采取前面概括描述的三段分析的形式。

但是，这一个人主义的范式并非宏观社会学研究所提出和使用的唯一范式。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范式可以被称之为规律范式（nomological paradigm）。

这里的目标不是回答诸如“为什么M这样的？”之类的问题，而是发现宏观社会学的规律性，或者类似规律的陈述。

这些“规律”可以采取如下这些陈述的形式：关于趋势的陈述，关于“如果A，那么B”形式的条件规律性的陈述，关于“A、B、C、D总是或经常同时发生”形式的结构规律性的陈述。

*本文原名“The Individualistic Tradition in Sociology”, 选自Jeffrey C. Alexander等编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 Berkeley,1987),pp.45-70。

它们也可以采取别的形式，但是我不想在此详细说明。

当孔德说社会进化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时，他是提出了类似规律的陈述。

当涂尔干力图说明——用我们的话来说——工业化、现代化或劳动分工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效应（laicization effect），或者当他说伴随着失范或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杀率也在增长时，他也做了同样的事。

类似规律的陈述通常来自于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正如在帕森斯关于劳动分工的增长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法则中那样。

但是，尽管有这些可能的重叠，出于下述理由还是有必要将两种范式加以区分。

首先，在个人主义范式中，寻求类似规律的陈述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可能的目标。

在这种范式中，对特殊性的解释同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一样可以是一个有效的目标。

其次，在规律范式中，将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并非总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任务。

相反，涂尔干认为可以不需要这样的任务。

对他来说，既然对行动进行阐释是一项不可控制的操作，那就应该尽可能地从任何社会学的分析中分离出去。

在理想的情况下，根据涂尔干及其后继者的意见，穆勒关于归纳的规则同时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目标和基本的方法论。

此外，在规律范式中，解释的性质是以不同于个人主义范式的方式被看待的。

等式M=M{m[S（P）]}决定了对现象M以个人主义范式进行解释的性质；而在规律范式中，为了解释M就必须把它从一个“普遍性规律”（covering law）中推演出来（亨佩尔，Hempel, 1965）。

因此涂尔干通过将“利己主义”和习惯倾向同自杀联系起来这一普遍法则，来解释清教徒中的自杀率。

换言之，确定类似规律的陈述不只是法则范式的一个目标；这类陈述还是对任何一种现象M的解释的核心。

尽管个人主义范式包括了类似规律的陈述，但这些陈述既不是个人主义范式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目标，也不是它用来解释某一既定现象M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第三种范式我称之为阐释性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

这种范式的基本假设是：一旦离开由组织或小群体研究来说明的低层次而进到更复杂的层次上时，出于方便，个体行动者就可以被忽略掉。

但是在这种范式中并没有假设，寻找类似规律的陈述应该是社会学研究中唯一的甚至是最令人感兴趣或急迫的任务。

尝试描述——比如说——两个时代、两个社会或者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是同样有趣的。

这一类范式的例子很容易找到。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试图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说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见到了一种新文化？为什么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印象，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产生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至于布克哈特的方法，它很接近于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基质性公式（matrix formulation）（巴顿和拉扎斯菲尔德Barton and Lazarsfeld，1961）。

布克哈特综括了如果总起来考虑便会给予历史学家确实有什么新东西产生出来的感觉的无数特征。

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在那个时代和地区，一系列新的价值被发现了。

这一系列的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个人主义。

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将由一种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引导。

（显然，此处的“个人主义”并非是方法论意义上的。

）因为我使用了拉扎斯菲尔德的基质性公式概念，所以我得提一提有关基质性公式的另一个著名例子：由R．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太阳神文化和酒神文化之间的区别。

显然很难给出一个对阐释性范式的令人满意的定义。

此外，基质性公式绝不是唯一与这一范式相联系的方法论上的操作方式。

然而，这些例子却足以说明宏观社会学研究经常采用一种不同于先前提到的个人主义范式和规律范式的范式或计划。

探究在这一计划中所使用的程序将会是一个有趣的方法论研究的领域。

但这并非我在这篇论文中的任务。

第四个范式或计划可以被描述为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

韦伯——个人主义范式的主要促进者，和涂尔干——法则范式的主要提倡者，二人在很多方面对于社会学的目标和程序有着对立的观点。

然而，两人都认为社会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努力成为科学的和实证的。

按照两位奠基者的看法，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学科，应该关注对可观察现象的解释，这些现象之所以被挑选出来，或许是因为它们令人困惑，或许是因为它们涉及社会规律。

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社会学应该致力于提出种种可以控制的理论；即，能够被可观察的数据证明或证伪的理论。

不用说，某些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价值中立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还认为它将产生（如果可能的话）没有价值的发现或至少是价值可疑的发现。

对他们来说，社会学应该是批判性的。

正如内科医生一样，实证性知识能够帮助社会学家，但冷漠的知识及其积累却不是主要目标。

它仅仅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而已。

我希望哈贝马斯能够同意我给批判性范式下的定义，尽管它很简单。

在本文中，我的目标并不是要说某一范式比其他的范式更好，而仅仅是指出某些差别。

事实上，讨论——比如说——批判性范式是否比涂尔干或韦伯的范式更好，在我看来，同讨论当一名生物学家是否比当一名内科医生更好同样有趣。

我想提议的是，至少在概念的层面上，四种（也许更多）不同的取向、计划或范式可以在实际的宏观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区分。

当然，在现实的研究中，这些概念上的差别会不那么明显。

接下来我将撇开另外三个范式而专门讨论我所说的个人主义范式。

2．使用个人主义范式的两个经典范例为了准备进一步讨论社会学中个人主义范式的性质和外延，我将详细地讨论两个经典范例。

尽管我本可以挑选出更多的例子，但两个就足够为社会学中的个人主义计划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了。

2．1．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在其这本著名著作的第一句话中，托克维尔写道：“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与法国革命史无关。

”这样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著作更应该是一部社会学的而非历史学的著作。

出于很明显的理由他可能不大习惯于使用“社会学”这个词。

事实上，考虑到该书的绝大部分都可以被看成是在试图解释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差异，因此托克维尔的书可以被恰当地看作一部比较社会学的著作。

一个差异是，当英国的农业变得现代化时法国的农业体制却处于发展不足的状态。

考虑到当时重农主义者在法国政治精英中拥有巨大的影响，这一差异就令人困惑了。

托克维尔对差异的解释遵循了我前面所描述的典型的个人主义范式。

由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化”（P），法国的地主们就同英国的地主们处于不同的境况（S）之下。

作为P的结果，公共职位在法国的数量更为庞大。

此外，因为这种集权，每一个公务员都可能将自己看成是这种中央权力的一部分。

所以，在法国，权力、声望和影响力比在英国更大程度地附属于政府公职。

考虑到政府公职都由国王出售并且代表着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螺旋形膨胀：对公职的供应和需求同时增长。

总体上说，地主们都受到强烈的驱动去购买政府公职：他们有资源去这样做；公职可得；并且有报酬与之相联。

因此，作为环境结构（S）的后果，他们购买公职，离开他们的土地并定居在邻近的城市中，留下佃户们照料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