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认识中国：滨下武志研究“朝贡体系”的启示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是中世纪至近现代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
在朝贡体制下，中国皇帝是统治者、人民的代表，其他国家都需要向中国称臣进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和敬意。
该体制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提供了基础，但也有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朝贡体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依附和不平等。
被认为“小国”的国家一旦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就需要定期向中国进贡，捐献财物。
这种需求使许多作为朝贡国的国家感到困扰并破坏了其经济发展。
同时，当没有亲密关系的国家成为朝贡国，外商贸易往往会禁止进口贸易，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发展遭受了损失。
其次，朝贡体制还产生了一些文化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中，差异弗逝的义务和权利得以强化。
用他们的朝贡制度，中国表示所谓臣民和君主与奖赏和惩罚。
然而，这种关系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无法避免，导致一些国家故技重施，模仿这种朝贡关系体制。
这些国家包括越南、朝鲜和琉球。
这些国家都以模仿中国的朝贡关系为核心，其文化的特色也极其相似。
最后，尚有一些国家为了成为朝贡国，注意主导其本身发展的方向。
这个做法完全是为了追求中国的奖赏和利益。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直接削弱了国家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将国家变成了向中国妥协和臣服的对象。
总的来说，朝贡体制起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和交流的桥梁作用。
但是，朝贡体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对小国的压制和妨碍其发展，朝贡体制在鼓励传统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种不平等和依附的关系，这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不利影响。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所谓国际契机，即指国际环境。
历史上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此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
而欧洲接触亚洲就必须面对一个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自身规律运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
这样，中国面临的国际契机不仅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还有是以自身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
滨下武志的这本《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比较有代表性地阐述了他对亚洲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看法。
主要表现在关于亚洲近代史开启的契机，以及以整个亚洲为对象的亚洲近代史怎样把握的问题，并且他强调地缘经济的作用。
所以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展开推导出亚洲区域在内的历史纽带；二是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样进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三是试图从人、物、才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
所以我主要围绕这三方面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
一、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展开推导出亚洲区域在内的历史纽带。
滨下武志首先对亚洲历史全貌进行了再探讨，并认为历来对亚洲近代史的研究，都是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说明的，即经常提到的“西力东渐论”或“西方冲击论”。
在这些理论里，欧洲扮演的是主动者的角色，而亚洲扮演的是被动者的角色。
但是滨下武志并不认同这样的传统观点，因此他试图寻求“一种既能有效地继承过去的传统，又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的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
”首先把亚洲连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即将亚洲各个部分有效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
该体系以朝贡、回赐这种和中国之间形成的两国关系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系，是既有包容关系又有竞争关系的立体的复杂的地域圈。
这实际上就是亚洲经济之间的体制因素。
因为这种朝贡关系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即“亚洲经济圈”，或“前近代亚洲市场”。
对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认识
对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认识
中国古代朝贡制度是指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式。
这一制度从春秋时期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朝贡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或地区向中国朝贡，中国则给予回赐物品或赐予封号。
朝贡国家或地区一般都是比较弱小的国家或地区，而中国则是强大的帝国。
朝贡制度在政治方面起到了维护中国政治地位和统治稳定的作用。
通过朝贡制度，中国可以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遏制外族的扩张。
同时，朝贡制度也为中国提供了外交手段，通过赠送回赐物品和封号，借以维护和平、增进友好关系。
在经济方面，朝贡制度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朝贡国家或地区所带来的贡品丰富多彩，其中有不少珍奇物品。
这些物品对于中国的商品流通、文化交流和科技创新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朝贡制度在文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朝贡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和艺术品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
同时，中国也通过朝贡制度向周边国家或地区传播了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朝贡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外交制度，它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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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制度影响
朝贡制度影响引言：朝贡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或统治者支付礼物、贡品或其他形式的供应以表达对其尊敬和归顺的制度。
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朝贡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朝贡制度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大国，领土不断扩张，国力不断增强。
随着朝贡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中国通过朝贡制度获得了不少外交上的赞誉，这种威望也影响到国内政治格局，有利于统治者稳定政权。
同时，朝贡制度也使得中国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统治和控制边疆地区，确保国家的安全。
二、经济影响朝贡制度促进了珍贵物品的贸易和流通，为中国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通过朝贡制度能够获取周边国家的特产和稀有资源，例如丝绸、茶叶、药材等。
这些物品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也成为了重要的出口品，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同时，朝贡制度还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为中国的商人和手工业提供了更多机遇。
三、文化影响朝贡制度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加强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通过朝贡制度，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交流文化、学术和技术。
中国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辐射到了周边国家，同时，中国也从中吸收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元素。
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大国。
四、社会影响朝贡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差异，不同国家之间的贡品大小体现了国家间的强弱地位。
这种等级差异在当时的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强化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增加了封建贵族和地方世家的特权。
与此同时，朝贡制度也促进了国内的地方发展，为地方政权提供了更多支持。
结论：朝贡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但同时，朝贡制度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加强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差异，限制了国内民众的发展机会。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朝贡体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外交政策，早在汉代就已经存在，并在唐宋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运用。
朝贡体制的核心是通过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巩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本文将从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探讨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首先，朝贡体制在政治方面对中国与东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在朝贡体制下，被视为东亚的中心和文明的中心。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尊崇和崇敬，加强了中国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朝贡体制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有效地保持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例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武力统一和国家稳定的局面，这与朝贡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国家在向中国朝贡之后，纷纷效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及文明，这使得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次，朝贡体制对文化方面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朝贡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语言、宗教等深度传播到周边国家，打下了中国文化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基础。
例如，东南亚地区的山水画、文学、戏曲、建筑等文化形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朝贡体制对中国本身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化时，中国也不断地吸收和融合其他国家的文化元素，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创新和创造。
最后，在经济方面，朝贡体制给中国和周边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益处。
在朝贡体制的基础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贸易模式。
这种形式下，周边国家向中国提供各种珍奇异兽、稀有的药材、金银及宝石等奇异物品，而中国也向周边国家提供了丝绸、瓷器、文化书籍等精细产品。
这种贸易模式对于东亚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产生了诸多影响。
从政治上看，朝贡体制加强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且保持了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从文化和经济上看，朝贡体制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实现了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在推动地区文化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文范文：“朝贡”——我国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外交”实践
论文范文：“朝贡”——我国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外交”实践导论一、选题的意义“朝贡”制度既是中国史又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历来备受学界关注。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从多种学科角度对“朝贡”进行各个方面的研究。
今天继续将“朝贡”作为研究对象,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学术价值上讲,“朝贡”关系研究很多是由西方学者率先进行的。
但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也由于西方学者对东方朝贡关系的不够深入了解,多把“朝贡”视作雷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澄清这样一个史实,即古代东亚的“朝贡”关系,乃是一种基本上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较为和谐的国际关系模式。
从理论上讲,对“朝贡”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
依据比较严格的定义,“朝贡”讲的是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与文明程度落后于自己的“蛮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文明中间的吸引与自觉学习模仿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文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
在这里,文明的程度成为了决定一个国家如何行为的重要变量。
相对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把人性、结构、制度、身份作为分析国家行为的重要变量,“朝贡”理论可谓别具特色。
对照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无疑将丰富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
从现实角度讲,“朝贡”研究对我们如何更好地开展对外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我们党将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开展各项工作—包括我们的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
社会如何才能和谐无数的事实证明,一些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军事和经济的力量强制地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国际社会是不能和谐的。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回顾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中国历史上的“朝贡”论强调强而不霸,在国际关系中,它强调文明的吸引力而非力量的强制,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文献综述中国对“朝贡”制度的记载和研究,由来己久。
论朝贡贸易制度-以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关系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台灣與四鄰工作坊座談會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莊國土*內容提要：很多東西方學者所認為的中國與東南亞之間長期存在的“朝貢貿易與宗藩關係＂，實際上並不具備“朝貢＂和“宗藩＂的實質。
將到中國者統稱為朝貢者，基本上是中國統治者以及歷代史官、文人的一廂情願。
中國朝廷通常沒有也不打算利用這種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貢宗藩＂關係來干預東南亞地區事務。
實行“朝貢體制＂數百年的明清兩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為的自我封閉政策，並沒有獲得對東南亞的實際政治影響力。
關鍵字：朝貢制度、宗藩關係、東南亞、明清時期一、前言根據中文史籍，朝貢貿易與宗藩關係（朝貢和冊封），一直是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政治關係的表現形式。
從1940年代後期到1950年代美國學者費正清系統闡述古代中國的朝貢體系以來，1朝貢制度被認為是古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框架。
日本的濱下武志教授更進一步將朝貢制度演繹為東亞國際關係的主要模式，認為“以中國為核心的與亞洲全境密切聯繫存在的朝貢關係即朝貢貿易關係，是亞洲而且只有亞洲才具有的唯一的歷史體系，必須從這一視角出發，在反復思考中才能夠推導出亞洲史的內在聯繫。
＂2在東亞，由於*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兼院長。
1費正清著（1948年初版）、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頁146-147；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vol.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73-74.2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貿易圈》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中文典籍是最豐富和不間斷記載古代東亞國際事務的文獻，不少國內外學者同樣立足于中文文獻，尤其是記載關於朝貢事務的官方文獻（如奏表、上諭、實錄等），推導出朝貢體系是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的主要存在模式。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朝贡体制是指中国古代统治者通过对周边国家进行赏赐与尊重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威和利益的一种外交体制。
朝贡体制的实施对中国与东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朝贡体制加强了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
在朝贡体制中，中国作为中心国家，通过对周边国家赏赐封号、册封君王等方式来维持自身的权威，使周边国家接受中国的统治和领导地位。
这种政治联系使得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政治关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朝贡体制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作为朝贡国，东亚国家需要向中国朝贡，以获取中国的赏赐和贸易特权。
这一体制激发了双方之间的贸易活动，推动了商品和文化的交流。
中国可以通过控制贸易特权来培养和拓展贸易路线，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
东亚国家也能够通过向中国朝贡来获取中国物资和文化产品，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朝贡体制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
作为朝贡国，东亚国家需要向中国学习文化和制度，并传承中国的文化传统。
通过朝贡体制的实施，中国的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得以传播和扩散，为东亚国家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进步。
东亚国家也可以在朝贡过程中传承和保护本国的文化和传统，使得文化互补和交流成为可能。
在朝贡体制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朝贡体制对东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东亚国家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后，需要接受中国的统治和影响，降低了其自主外交的空间，也可能导致本国经济过度依赖中国。
朝贡体制也可能导致东亚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
作为朝贡国，东亚国家之间为了获取中国的赏赐和特权，可能会发生争夺和冲突，影响到地区的稳定和和谐。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加强了政治联系、促进了贸易往来、构建了文化关系，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互利合作。
朝贡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中国与东亚国家共同努力来解决和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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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九期∕民國98年3月∕頁55～84ଂֲ߷ᄮᙊ઼̚Ĉᑺ˭ڠԠࡁտĶഈវրķ۞ୁϯౘރԠ*ăϮ̝༉**ၡāāࢋ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研究既認可中國朝貢體系的重要性，又將朝貢體系的意義，從亞洲區域經濟的發展史當中來理解，但主要是在亞洲的框架下消弭了中國的國族性。
濱下武志對亞洲的理解首先在於不認同歐洲勢力「侵入」亞洲，此點即為對於「衝擊──反應」論的反思，歐洲力量並沒有滲入亞洲內部，而是透過由華僑、印僑等已經構築完成的貿易網絡從而擴張其勢力，因此歐洲在亞洲內部根據其擅長的金融、貿易面向中並沒有創造新的環境，而僅是利用原有的秩序而已。
本文的目的在透過對濱下的研究，將亞洲做為中國研究方法的知識基礎與內涵，加以說明。
ᙯᔣෟĈֲ߷、ֲ߷ཌྷ、ഈវր、઼̚ࡁտăᑺ˭ڠԠ* ઼ϲᄂ៉̂ጯ߆ڼጯࡁտٙ，E-mail: imhoturnot83@。
**઼ϲᄂ៉̂ጯ߆ڼጯրି，E-mail: cyshih@.tw。
ќቇ͟ഇ：97ѐ7͡28͟；఼࿅͟ഇ：98ѐ1͡19͟從亞洲認識中國：濱下武志研究「朝貢體系」的啟示陳威志、石之瑜56在亞洲研究中國的學者面對兩種新的研究立場，一是從亞洲認識中國，二是從天下認識中國。
前者是日本與韓國等亞洲學者的看法，歐美學者多不熟悉，而後者是新近出自大陸的主張，受到歐美學術界的重視。
亞洲與天下的看法在表面上有雷同之處，都具有抗拒歐美社會科學理論的作用，也都是超越民族國家的角度，但天下觀將亞洲置與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之中，間雜了某種華夷之分與爭取正統或逐鹿中原的意識（張啟雄，2002；2006），而亞洲各國之間卻時也存在將自身視為「小中華」的態度（葛兆光，2005；古田博司，1998）。
相對於天下觀，以亞洲為方法的效果，是化解了天下或中原在概念上的中心地位，而把中國當成是不同區域或民族的組合，或稱網絡化。
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研究居於其間，雖認可源自中國的朝貢體系的重要性，但又將朝貢體系的意義，從亞洲區域經濟的發展史當中來理解，故主要仍然是在亞洲的框架下消弭了中國的國族性。
天下觀的探討已經引起大量關注，也必繼續帶動後續的研究，但是在亞洲學者間逐漸流行的從亞洲觀，則缺乏充分介紹，部分因素在於戰前大東亞共榮圈的惡名昭彰使然，部分原因在於中國學者對此缺乏興趣。
本文的目的在透過對濱下的研究，將亞洲做為中國研究方法的知識基礎與內涵，加以說明。
ֲ߷ᄃֲ߷ཌྷ۞அ作為一種抗拒概念的亞洲主義有其歷史淵源，而最近一波的探討可以從晚近的《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1990）後，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與馬哈迪（Mahathir Mohammad）在The Voice of Asia一書裡的寫作脈絡中探索，石原與馬哈迪主張亞洲人不應對西方針對自身經濟或人權所提出的指示言聽計從（Mahammad & Shintaro, 1995）。
亞細亞是一個古老的名稱，希臘人稱其東方為亞細亞，亦有一說為太陽升起的地方，可能是來自亞述人之稱呼，亞述一詞在亞述的語言中也代表東方，原指希臘東方的小亞細亞半島，後來擴展到包括所有東方地區。
馬場公彥（2004）曾說：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九期∕民國98年3月57ČČڌ͞Ķ͟ķ۞ֲֲ˘Ϗࠎˠٙۢ۞ڌ͞͵ࠧĂΪߏϤҘ͞ˠγдЩ۞˘࣎ჍײĄؕٺỊ̏͵ࡔҘ͞Ğthe WestğതϔڼܧҘ͞Ğthe Restğ۞Ҙ˧ڌ႙ሗ……亞洲此一稱謂在知識上取得意義，是在歐洲啟蒙運動與殖民擴張開始之後，並從而形成一種知識體系，且與歐洲同時存在與被建構，亞洲在此過程中成為歐洲對照的另一種身分，如單一民族國家與多民族國家、近代司法體制與政治專制等，在此脈絡下亞洲被有意識地建構為某種文明，若說歐洲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可被視為世界史的高階與目的，亞洲及其在上述對照後的特徵，則被視為世界歷史的低級階段，類似這類普世主義的框架，可以從黑格爾在《歷史哲學》（1999）（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中以哲學歷史的方式構築的世界歷史中理解。
黑格爾替以歐洲歷史為目的的亞洲概念作出解釋，為了論證絕對精神發展史，黑格爾認為需要歷史的地理基礎，並以地理學的形式將時間建構為空間。
絕對精神的發展穿越了四個大的歷史階段，即包括中國、印度和波斯等在內的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和代表著現代世界精神的日爾曼世界。
黑格爾將世界歷史的各個時期比作人生中的各個時期，因為人生各個時期所具有的理性是各不相同的：東亞文化是「孩童時代」（Kindheit）、中亞文化為少年時代（Adoleszenz）、希臘文化為青年時代（Jugend）、羅馬文化為壯年時代（höchste Vollkommenheit），而日爾曼世界的文化理所當然屬於老年時代（Anno Domini）。
黑格爾（1999：110-11）的世界歷史依照空間概念從東方成長到西方，因此歐洲是歷史的終點，亞洲是起點。
針對各個世界歷史空間的智識論，黑格爾指出：ČČ።Ϋߏѣ˘࣎ՙؠ۞Ķڌ͞ķĂಶߏֲֲĄČČڌ͞ଂΟז̫ۢΪѣĶ˘࣎ķߏҋϤ۞ćԓᘷᘲ͵ࠧۢĶѣֱķߏҋϤ۞ć͟Ⴌત͵ࠧۢĶБវķߏҋϤ۞Ąٙͽԧࣇଂ።Ϋ˯࠻ז۞ௐ˘ԛёߏט߆វĂௐ˟ߏϔ߆វෳ߆វĂௐˬߏӖ߆វĄ11Ωણ֍เซᎸ（1992Ĉ55）Ą從亞洲認識中國：濱下武志研究「朝貢體系」的啟示陳威志、石之瑜58在此歐洲中心的所謂普世框架中，中國、奧斯曼、莫臥爾和俄羅斯等帝國相互之間存在的極為巨大的歷史差異和社會性質差異不可能得到表達。
事實上，當時歐洲的思想家們對於這些亞洲帝國之間的歷史差異和歷史演變不感興趣。
孟德斯鳩（1997：278）說道：「在亞洲，權力就不能不老是專制的了。
因為如果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便要迅速形成一種割據局面，這和地理的性質是不能相容的。
」過去歷史研究是以西方中心論占主導地位。
比如對於亞洲現代化研究一直占主導觀點的是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陳君靜，2003：120-121），費氏論點將西方視為是一種相對自主的力量，片面衝擊著非西方世界的停滯社會結構（黃俊傑，2002：485）。
一般將鴉片戰爭視為亞洲現代化或近現代史的轉折點，便是從西方看東方的面向。
根據琉求《歷代寶案》的記載，一八三八年，道光皇帝的上諭表明清朝自身試圖對以往的朝貢以及朝貢貿易進行一個大的轉換（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2000：52）。
可見鴉片戰爭中的朝貢體系問題，同時反映了亞洲經濟圈的變化以及東西方之間並非主動與被動的關係。
鴉片問題的背後，實際上包含著中央權威與南方商人的商業利益之爭。
道光皇帝在一八三八年改變原先朝貢貿易體的嘗試說明在近代的變局中，所謂西方主動而東方被動的一貫說法未必是實情。
中外學者在研究亞洲近代史的時候，每每有意無意地採取西方中心觀的立場（Cohen, 2002: 1-8）。
這是一種忽視歷史事實的做法。
有鑑於此，濱下武志對西方中心觀進行檢討，而且要對非歐洲的世界重新進行評價和認同，因此提出亞洲區域的歷史模式論，是要「嘗試站在『地域研究』這樣的『空間』面向對歷史研究重新加以定位。
也就是說，要使歷史研究從過去的以『時間』為主要對象的研究方法轉向以『空間』為主要對象，要站在空間的角度對東亞世界進行重新審視」（濱下武志，1999）。
濱下武志的亞洲區域的歷史模式論反映了近二十年來史學研究的新轉向──多元的全球史學的發展。
其學術影響非常大，引起了日本和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興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2000：34）。
儘管有許多學者提出異議，但如同朱蔭貴（1999：148-149）所言，即使是不同意濱下的學者也認為「亞洲是一個有機體制的假定，以及亞洲是一個統一體的構想，對於亞洲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具有相當的意義。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九期∕民國98年3月59濱下研究特點表現為：第一，關於亞洲連續性的研究，是考察亞洲自身的歷史連續中，亞洲區域內的各種關係，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係、朝貢貿易關係中形成的，這種關係是歷史上形成的聯結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內在紐帶；第二，亞洲整體性的研究要從體現歷史紐帶的亞洲區域內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貿易關係的整體內在變化之中，把握作為亞洲史的延續性的亞洲近現代﹔第三，亞洲空間性的研究是將近代史改變為從歷史空間進行把握這樣的課題，實際上是將至今為止從時間順序之中探討歷史現象因果關係的歷史研究，改變為更加注重從空間領域，注重從空間模式提示方法的角度進行研究（濱下武志，1999：362）。
在此基礎上尋求亞洲內部的互動，尋求亞洲與歐洲的近代互動。
亞洲區域模式論不僅考察了近代中國對亞洲的關係，與亞洲區域內的各種關係，而且考察了亞洲對歐洲的關係，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這種研究是要建立一種多元的亞洲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以一種模式為中心，避免單一化而盡量存異求同，而這也是本文以濱下知識為研究對象的重要因素。
͟ώۢᙊࠧ۞ֲ߷ໄه雖然亞洲一詞已有數種詮釋，但通常論者將亞洲視為東方，是一種相對於西方價值不同的正面或是負面態勢。
當所謂亞洲奇蹟因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慢慢瓦解時，亞洲價值儼然是一種阻礙，並且導至自由市場體系、全球結匯標準、股份制企業體系觀念瓦解的國際體系非正式元素（Stiglitz, 2002），不少西方學者更將亞洲經濟建制視為是一種區域獨裁體制，且是由家族事業專斷組合而成的體系（Stiglitz & Yusuf, 2000）。
事實上，亞洲學界也未必熱中於亞洲價值論，正如東方一詞可被視為指涉與西方現代性相對的經濟停滯，亦有台灣論者學步地將亞洲一詞化約為指涉一種阻礙基於西方自由市場機制模式發展的社會經濟型態（劉名峰，2006：141-160）。
另一個特點在於亞洲被視為一種哲學上的觀念，而非地理區域（子安宣邦，2004：24-88）。
在此種概念定義之詮釋邏輯背後，隱含非西方文化、價值、社會實踐以及某種亞洲秩序願景之可能，「東方」作為語言或是符從亞洲認識中國：濱下武志研究「朝貢體系」的啟示陳威志、石之瑜60號常被認知為與家族關係、社群主義取向、社會和諧等相關，以有別於西方符號所示個人主義與唯物論的特點。
然而仍不能忽略前述東方仍蘊藏某種整體的意義，很容易經由極權政體、封建或父權社會、經濟停滯等西方概念統攝其中，而與西方民主、現代化、工業化不同（楊貴言，2004：146-181）。
在日本以東洋學範定的亞洲研究議程中，中國研究一直都處於極重要的地位，在日本大學中漢學研究與歐洲中心的世界歷史研究亦為主要學科及研究主題（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1986：624-625），檢視東洋史作為學術研究地位的發展可發現，作為學科的東洋史主宰多數大學內文學與國際研究相關科系，尤以中國歷史研究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