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领进门(《师恩难忘》原文)

1942 年正月新春，我不满6 周岁，到邻村小学读书。

我们的学堂，原是供给店的关帝庙，四个班挤在一座大殿里。侍立两厢的关平、周仓、王甫、赵累四座泥胎，被抬到耳房，横躺竖卧；扛枷罚跪的糜芳、博士仁、刘封、孟达，被粉身碎骨，茅房里垫坑；只留下关云长手捧着《春秋》跟我们一同上课。关云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比我们守规矩；只是他光看一页，老不翻篇儿。

我们四个班摇头晃脑念书，像吵蛤蟆坑，关云长却闭着嘴默不作声。这座大庙已经荒凉破败，配殿和院墙只剩下断壁残垣，每到我们吵蛤蟆坑的时候，白杨树上的喜鹊便叽叽喳喳，在榆树上的老鸹也哇呀哇呀，跟我们高声唱和。

老师姓田，名文杰，属虎的，阴历腊月三十日诞生，那一年他28 岁。

田老师自己念的是私塾，他是我的外祖父柏秀峰先生的得意门生；后来到县立简易师范受训，17 岁便开始在家乡的小学执教。

在我的家乡，有两位教师的影响最大。一位是我的外祖父柏秀峰先生。

运河滩上的几个村庄，80 岁以上念过私塾的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他一直教私塾，有了“洋”学堂便收科了。再一位便是田文杰先生。运河滩上十几个村庄，40 岁以上，75 岁以下念过小学的人，也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

两代相传，师生为继。田文杰先生从我外祖父那里学到一手好文章、一笔好字和历史知识，也继承了我的外祖父那“教不严，师之情，不打不成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我的祖父牵着我的手，走进这座破庙中的小学。论乡亲辈份，田老师管我的祖父叫老叔，我应该管田老师叫大伯。

“文杰，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祖父命令我给田老师恭恭敬敬地行了个拜师礼，“该打你就打，可不许心慈手软；该打你不打，我就要恼你。”“老叔，你放心。”田老师笑眯着一双深度近视眼，“当年柏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您的孙子。”“那才好！”祖父哈哈大笑，非常满意，“文杰，你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吧！”

刘家到我这一代，是绍字辈儿。田老师略一思索，便给我起名叫“绍堂”。

田老师选用礼堂这个“堂”字，是不是有把我做为登堂入室弟子之意呢？我没有问过他。后来，我的外祖父又因这个堂而赐我以“学升”为字。那是以班超自请出使西域而得到三升堂（晋级）的待遇为史据，希望我能像班超那样大有作为。不过，我稍长之后，便自作主张，把礼堂的“堂”改为海棠的“棠”了。这是因为我本草命生（落生时假死），改为“棠”字以表示我乃草木之人。更大一点儿，多念了几年书，才知道召公甘棠树下三擢发和周公吐哺同为历史佳话，绍棠便可作继承召公一解，那是歪打正着，始料所不及。

至于我外祖父赐我的字，由于刘学升和留学生同音，我怕被人玩笑，一直秘而不宣。

我在我的许多长、中篇小说里，常常写到乡村教师，大多以田老师的某个侧面为原型，有时也以我的外祖父的形象做补充。

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叩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主之后，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

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技，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花园……

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4 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坡，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50年前的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