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行为的社会匹配效应文献综述

晕轮效应对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的影响——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的社会（身份）匹配效应1.亲社会行为1.1利他主义研究者对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利他行为等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但总体上均从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表现、行为动机和行为效果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般而言，亲社会行为在概念上要比利他主义广泛，而利他主义（altruism）是最高意义上的亲社会行为。

沙莲香将利他行为定义为不期待任何回报的亲社会行为，并概括了利他行为的四个特征：①利其目的是有益于他人，而不是自己的私利；②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不是迫于外面压力；③不求任何回报的；④具有自我牺牲性，需要个人付出一定代价，但个人并不计较。

石里克从纯度、程度、广度三个维度来衡量利他行为1,从纯度上可将利他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可称作“软”利他行为，即以寄希望于受惠者日后将施惠于己为动机的利他行为。

其二，可称作“硬”利他行为，即行为者并不指望从受惠者的回报中取得满足，只是单纯从利他行为本身获取满足。

从程度考虑，“硬”利他行为又可分为两种情况：有限的(或适度的)“硬”利他行为何无限的(或彻底的)“硬”利他行为。

1.2亲社会行为由于对于利他行为，研究者时而从行为角度考，时而又结合当事者的行为动机考虑，难有定论，所以本研究将采用亲社会行为这一概念。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而对他人、群体或者社会有益的行为，其行为的后果是给行为的受体带来好处。

关于亲社会行为的大部分文献都不考虑行为者的动机2,它是一个连续体，从最无私的利他行为，到完全被自己利益驱动的助人行为。

归结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有如下特点：其一，在研究视角上，许多研究者从亲社会行为的起源、机制和发展过程出发，探讨其本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其次，在研究被试上，为了避免被试受社会赞许性的影响，研究者大都选择婴幼儿、儿童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以及成人的亲社会行为研究甚少。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的亲社会行为研究多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假设情境测验法、评定法、同伴提名法、问卷法和自我报告法，也有采用实验室实验；卡利罗斯基采用由一些小故事构成的“不完全投射测验”来编制“亲社会行为动机调查表”，这其实类似于假设故事情境，即在某些亲社会行为场景故事后，附有被选的动机及其他社会认知选项。

2.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任何一个行为，其行为主体本身具有某种动机，而处在“事外”、作为知觉者的人们对其动机也会形成某种知觉、判断——这正是社会行为和社会认知研究中归因理论的研究领域。

所谓归因（attribution），就是指人们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原因知觉和判断。

原先的归因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就领域的自我归因和个人动机方面，Weiner将归因从总体上分为两种：其一是自我归因（intrapersonal attribution）或个人归因，即对自身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其次是人际归因（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或他人归因，即对他人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

本研究的“动机归因”主要指第二种，即对他人亲社会行为的原因的知觉。

由于归因和动机紧密联系在一起，本研究在论述中，不将它们做出区分。

研究者主要动机归因的理论、模型、偏差进行研究，也有对其类型进行的研究。

目前有关亲社会行为的动机理论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利他取向的亲社会动机理论, 包括基因决定论模型、移情利他主义假设、消极状态缓解模型、移情式快乐假设；二是利己取向的社会交换理论3此不具体展开。

(附表一中有部分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的罗列) 巴塔尔(Bartal)根据行为的目的不同，将亲社会行为分为利他行为和偿还行为。

斯陶布（E•Staub，1984）用亲社会价值取向来表示人们帮助他人的动机和目标，认为亲社会价值取向体现了三种动机源:一是作为利他的无私行为的动机源，其目的在于帮助他人，是以他人为中心的；二是以规则为中心的道德取向为特征的动机源，目的在于坚持行为规则；第三种动机源是移情。

克雷布斯(Krebs，1994)将亲社会行为设想成一个行为的连续体，一端是最大限度增加自我利益的行为朝向，另一端是最大限度增加他人利益的行为朝向。

在这个连续体中，行为的利他成分的量由两个标准来决定：（1）行为的方向性是直接朝向有利于他人而背离自我利益的方向;（2）在行为中包含的利益总量。

对于亲社会行为类型的划分，有人根据个人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这一根本动机，将行为分为利己但不损人、损人利己、利他不损己、舍己为人的行为四类。

Carlo把亲社会行为的类型分为六类:利他主义亲社会行为、依从亲社会行为、情绪性亲社会行为、公开亲社会行为、紧急亲社会行为和匿名亲社会行为。

有研究者依据具体情况，将城市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主要归纳为四种，分别是理想奉献型、互惠利他型、回报倾向型、盲目跟风型4。

本研究将借鉴以上对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的分类，结合自身观察及前期访谈，对日常中人们在对亲社会行为的动机进行社会知觉、归因时的常见类型，进行梳理。

3.归因偏差、晕轮效应与社会地位（身份）一个社会行为的产生必然受社会认知的影响，亲社会行为也不例外。

人们对亲社会行为的社会认知，必然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表现。

按起作用的方式，研究者将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划分为两大类, 即直接因素( 助人者和情境因素) 和间接因素( 环境因素)。

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是社会认知的重要部分，并可能成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环境因素。

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动机归因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归因偏差或知觉偏差，如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定型效应、晕轮效应等。

本研究将主要考察存在于人们对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中的晕轮效应，揭示这一现象，并对其中的机制做尝试性解释。

3.1晕轮效应晕轮效应也可称为“以点概面效应”，依据被知觉为“好”或“坏”，晕轮效应（halo effect）可分为光环效应和扫帚星效应。

但在实际研究中，光环效应在概念范畴和内涵上等同于晕轮效应，本研究对此两者也不做区分。

“晕轮效应”具有遮掩性、表面性、弥散性三方面特点5，当某行为的涵义模糊不清或是具有道德寓意、观察者对其不熟时，最易出现晕轮效应6。

由于晕轮效应的产生都可以表现为一个或多个项目的相关趋势，因此，多数研究采用维度间的相关系数作为晕轮效应的指标7目前存在诸多光环效应的定义。

Borman认为,光环效应是由于评价者更关心各个测量属性的整体印象或综合结果,而不仔细区分这些测量属性具体特征所导致的一种评价偏差。

Bernardin认为,光环效应是将不同维度上的被评价变量放在同一维度上评价的一种趋势。

Murphy和Jako认为,在评价中出现的光环效应,是由于吸收了不同属性之间的同质内涵,平滑了被评价对象的整体轮廓,从而削弱了不同属性之间评价差异的一种趋势。

1990年,Fisicaro和Lance将光环效应分成三种类别: 总体印象光环效应(General Impression, GI) 、显著维度光环效应( Salient Dimension, SD ) 、非充分区分光环效应( Inadequate Discrimination, ID) 。

具体而言，总体印象光环效应指的是,在进行评价时,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总体印象会使他对被评价者具体属性的评价出现偏差。

显著维度光环效应指的是,评价者受被评价者某个显著属性的影响,会使他对被评价者其他属性的评价产生偏差，即重要性较高或显著特征较大的属性对重要性或显著特征相对较低的属性产生的影响。

非充分区分光环效应指的是,由于某些评价属性之间的内涵区别不够明显,导致评价者对这些属性的评价相互产生影响。

由于存在定势性，晕轮效应（尤其显著维度光环效应）与刻板印象存在很大关联。

刻板印象即定型效应，指人们对某类人或事物产生的一种固定看法。

在以后的知觉中，将按照预想的类型进行归类，然后按这些类别贴上固定特征的标签。

本研究将定型效应归入到显著维度光环效应，将具体考察总体印象光环效应、显著维度光环效应对人们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的影响。

3.2社会地位（身份）近来议论纷纷的“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等，使我不得不直面：在今天的社会，存在社会分层与阶层板结的事实。

因此社会地位或身份是对个体进行界定的重要维度。

在日常中社会地位也是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它经常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社会学家French和Raven提出5中权利的来源，如奖酬性权力 (reward power)、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合法性权力(legitimate power)、专家性权力 (expert power)、参照性权力(referent power)等；韦伯的以“市场机遇、权力、声望”作为阶层划分的三维度，也有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的划分框架8。

同时，可借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的相关指标；或参考借助于教育、职业和收入来定义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由声望、尊敬、对群体的影响程度三个主要因素构成的“社会群体地位”。

本研究将主要研究基于社会地位（身份）所形成的总体印象光环效应、显著维度光环效应，探讨其对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的影响；同时借鉴上述划分，并寻找影响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的晕轮效应的具体维度。

4.研究内容综上，本研究对晕轮效应的研究是基于Fisicaro和Lance的总体印象光环效应、显著维度光环效应、非充分区分光环效应这三种区分。

如前所述晕轮效应也可称为“以点概面效应”，那么在对亲社会行为进行动机归因时，影响人们判断的“点”是什么，是其社会、经济地位，还是其道德修养、道德品质？其影响维度有哪些？身份、阶层、社会地位？在日常中我们可以发现：同一件事，由不同人做，带来的社会评价不一样；同一个人，做不同的事，带来的社会评价也不一样。

Brewer(1986)的研究认为，较低权力和较高权力者社会行为的归因有所差异；那么人们对于较低权力和较高权力者的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是否存在差异呢？在亲社会行为表现与其行为主体间是否存在某种匹配关系？具体而言，在亲社会行为动机归因的过程中，人们是否对于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因与行动主体的社会地位（或身份）相匹配（适应）的关系进行知觉？如此而来，凡是匹配的亲社会行为，才能被归因为利他倾向；而凡是不匹配的亲社会行为，将更易被归因为利己倾向。

实际上，有公众评价认为：对于“在超越自身财力的条件下参与公益事业”，四成的消费者不赞成，甚至会怀疑其动机。

除社会地位这一维度，是否存在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归因的“身份匹配”效应的其他维度？总之，对本作研究作以下说明：1)本研究的“动机归因”指Weiner归因分类中的“人际归因”（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或他人归因，即对他人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它是一种社会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