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人自我认识的危机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勒(ErnstCassirer
康德对认识论的贡献与局限性分析
康德对认识论的贡献与局限性分析康德（Immanuel Kant）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他对认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被称为“康德哲学”或“康德主义”，并以其对认识论的贡献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对康德对认识论的贡献以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
康德对认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先验判断”和“后验判断”理论以及“合理必然性”理论等方面。
首先，他认为人类的认识从经验出发，但同时也依赖于先验的认知能力。
康德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不仅来源于我们的感觉和经验，还受到我们的理性和悟性（先验判断）的制约。
这种理性制约使我们能够区分真实的认知和虚假的幻觉，从而确保我们的认识能够达到真理的水平。
其次，康德的“合理必然性”理论是他对认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他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认知具有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这些规律和必然性不仅适用于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也适用于我们对于道德和伦理的判断。
康德认为，人类的道德判断应该建立在合理必然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凭借个人的欲望和自私。
康德的认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后来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他对于认识论的贡献使得人们开始思考认识的本质和界限，以及思维和理性的能力。
康德的认识论为后来的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思路，同时也对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康德的认识论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争议。
首先，他过度强调了理性和悟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忽视了感觉和经验的重要性。
康德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基于先验判断，而将经验作为次要的参考。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和认知能力，限制了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
其次，康德的理论过于抽象和晦涩，难以理解和应用。
康德的哲学思想深奥复杂，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哲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才能够理解。
这种复杂性使得康德的理论很难被大众接受和应用，限制了其在社会实践中的效果。
另外，康德的认识论也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批评和反对。
中国近代哲学史 新康德主义
中国近代哲学史新康德主义中国近代哲学史新康德主义近代哲学史是指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在欧洲发展的一段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哲学经历了从传统的神学哲学向以理性和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哲学的转变。
而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其中新康德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新康德主义是指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受到康德哲学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的一种思潮。
康德哲学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提出的一种哲学体系，其核心思想是“批判哲学”，即通过批判和反思传统哲学的先验知识，探索人类理性的限度和可能性。
康德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始于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康德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近代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这时，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西方哲学，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
康德哲学作为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给予了他们新的思考框架和方法论。
新康德主义的核心思想包括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等。
新康德主义者认为，人类理性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可以用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
他们主张通过理性思考和批判来推动社会和个人的进步，追求自由和人权。
在中国，这些思想对中国近代哲学、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康德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和学术机构。
20世纪初，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前往欧洲留学，其中一部分选择了研究哲学。
他们带回了康德哲学的著作，并在中国学界广泛传播。
这些留学生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胡适等。
在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哲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创新。
新康德主义者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
他们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理性主义的结合，试图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
从达沃斯之争谈卡西尔的哲学人类学理想和人类自由问题
从达沃斯之争谈卡西尔的哲学人类学理想和人类自由问题作者：张健，高申春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03期关键词：卡西尔;形而上学;哲学人类学;符号形式摘要：在人们对于达沃斯辩论的广泛兴趣中，卡西尔思想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关注。
在这场辩论中，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不仅代表着对于康德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的不同理解，其观点差异也显示出对人类自由问题的不同回答。
海德格尔主要以康德第一批判来讨论人的有限性，把哲学的任务视为恢复人的自由和解放。
卡西尔并没有停留在第一批判，而强调理性在第二、三批判中的伦理、审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发展了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方法论意义，把客观性问题和符号形式联系起来。
在哲学人类学问题上，卡西尔继承了康德的先验方法，想要通过批判性的符号形式思想来克服“生命”与“精神”、“质料”与“形式”、“自然”与“自由”之间的种种对立。
通过用符号的动物取代理性的动物，卡西尔指出人生活在符号世界之中，自由就不再只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性的自律，而是一种对文化世界的开放、“生命”与“精神”之间的辩证运动。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3-0072-08On Cassirer'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Human Freedom with Davos DisputationZHANG Jian， GAO Shen-ch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 China）Key words： Cassirer; metaphysic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symbolic formsAbstrac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well-known Davos disputation， Cassirer's ideas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this disputation， Cassirer and Heidegger not only represen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Kant's philosophy and metaphysics， but also express different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human freedom. Heidegger mainly discussed the finite of human beings with Kant's first critique and regarded the task of philosophy as restoring the freedom and liberation of man. Cassirer did not stay in the first critique， but emphasized the positive role of reason in the ethical and aesthetic activities of Kant's second and third critiques， and developed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Kant's "Copernican Revolution"， associating the issue of objectivity with the symbolic forms. Cassirer'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inherited Kant's transcendental method，wanted to overcome the dualistic opposition between "life" and "spirit"， "matter and form"，"nature and freedom"， with the critical or non-metaphysical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Humanbeings live in a symbolic world because of Cassirer's definition of human beings as "symbolic animals" rather than "rational animals". Freedom of man is no longer the rational self-discipline in Kant's sense， but a kind of openness to the cultural world， a dialectical movement between "life" and "spirit".一、引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观念来源于舍勒（Max Scheler）和普勒斯纳（Helmut Plessner）等人，舍勒在1927年发表了《人的特殊地位》，紧接着在1928年完成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普勒斯纳则在1928年出版了以“哲学人类学导论”为副标题的《有机体的各个阶段和人类》一书，可以说这些著作开启了德国哲学人类学研究的最初理路以及对人的生存和意义问题的关切方式。
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
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The Artistic Theory of Erwin Panofsky[意]吉多·尼里(Guido Neri)著汪坦译[注]E·潘诺夫斯基生于1892年，早在1915年，由于他对丢勒(Albrecht Duerer，1471—1528)艺术理论的出色研究而著名，并即开始在汉堡大学讲授艺术史。
他研究了里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十九世纪最富于哲理性的艺术史家)的著作，当时亦已对康德哲学有了很深的造诣。
事实上，里格尔和康德——还有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康德的现代解释者)——一直是他的主要参考来源，贯穿了他的全部事业。
象卡西勒一样，潘诺夫斯基和汉堡沃伯格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工作中密切合作，尤其是同学院主任萨克瑟(Fritz Saxl)。
萨克瑟遵循沃伯格(Aby Warburg)所开创的道路，成为新型文化史的主要倡导者；即，着重于形象世界。
当时对文艺复兴——研究的主要领域——在深度上进行分析，展现了一个图形和符号的不可思议的世界，这只能通过古代的文献和神话系统的探索才能理解。
潘氏因此而面临重新组织这些神话历史的任务；这任务和图象学(Iconology)问题以及一般解释紧密地联系着。
在这期间，卡西勒对他的影响格外强烈——如同对沃伯格学院其他学者一样。
新康德主义的卡西勒放弃了沃伯格大师们的几乎是排外的神学倾向，并致力于现代文化世界的彻底的历史重建。
事实上，他已经详尽阐述了关于构成人类文化的“象征”形式含义的人类学理论(在神话、话言和艺术领域内)。
由于纳粹事件，这些早年富有成效的合作突然告终。
沃伯格学院迁移到伦敦。
潘诺夫斯基从1931年起在纽约大学任教，1933年迁居到美国并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院；同时，保留在汉堡的职位，潘氏的名著《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曾经激发起五十多年的讨论；这本书是他治史方法的最佳例证。
浅析卡西尔对人的思考——卡西尔《人论》解读
浅析卡西尔对人的思考——卡西尔《人论》解读在二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各种理论异彩纷呈。
哲学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呢？因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
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
”很多哲学家，包括被西方学术界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也一直关注“人的本质”问题。
其晚年提出了“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
任何一个思想家，特别是哲学家的文本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存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
为更好地运用解释学的方法解读卡西尔符号人性论，就需重回他的时代背景。
一、符号人性论是卡西尔文化哲学中的观点《人论》（1944年在美国发表，1985年在国内首次出版发行）这本书不是系统论述卡西尔文化哲学思想的著作，但却是理解符号人性论的关键著作。
他写作《人论》的目的之一是“在于使读者认识到，本书中所讨论的一切课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课题。
它们是通向一个共同中心的不同道路——并且按照我的看法，发展并规定这个中心，正是一种文化哲学的任务。
”《人论》是卡西尔晚年到美国后，用英文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基本思想的一本书，但其中也增加了不少新的关于人性的观点。
《人论》全书共12章，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的前五章集中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
第一章在追述了二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理论之后，提出了人的自我认识的问题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就陷入了一种“思想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产生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
于是卡西尔借机提出了关于人的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即“符号哲学”。
在下篇中，卡西尔从这个定义出发，对各种诸如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的探索，简述了“符号哲学”的思想。
康德哲学的三个问题
康德哲学的三个问题康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康德是德国最杰出的学者，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许多开创者。
在康德的哲学中，有三个最重要的主题：人的存在，自由的行为，以及普世的原理。
在了解这三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康德哲学的基本概念。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康德所倡导的“主权自身批判”思想，他指出，唯一不会被反驳的原理不存在，因此他强调了不同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性以及思维的可破坏性。
在此基础上，康德的哲学研究了人的存在、自由的行为以及世界的普遍规律。
首先，康德哲学明确了人存在的本质，康德提出人类存在具有同理性，仅仅出于纯推理，就能表达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看法，这种看法是通过纯粹的理性思维得出的，也就是所谓的“主体性”，这就是康德哲学有关人类存在本质的认识。
其次，要研究自由的行为，康德建立了一种"道德哲学"，这种哲学是通过探讨一个价值体系和一套原则（也就是康德的"道德法则"）来检验行为的有效性，康德的"道德法则"是通过探究人类自身的价值系统，推导出"有无自由的价值行为"而得出的。
康德的"道德法则"包括"公正的行为原则"、"社会正义原则"以及"自然规律原则"。
最后，康德在普世的原理上建立了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更强调对各类事物施以统一的规范力量，以限定因其特点不同而形成的个体差异。
这一方法论限定了各种不同情况时人们理性思维的形式、限定了证据来支持其有效性、限定了合理性活动之间形成的共同联系。
这样，康德的普世原理设定了一个共同的思维框架，以及相应的现实参考标准，便于人们对真理的无止境追求。
总的来说，康德哲学所要探索的有关人类存在、自由行为以及普世原理的三个问题，让西方哲学探索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影响了当代哲学史上许多其它重要的哲学家们。
康德与近现代哲学中的自我意识问题
康德与近现代哲学中的自我意识问题近现代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自我意识问题。
在这个领域中，康德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提供了独特的观点和贡献。
本文将探讨康德在自我意识问题上的独特见解，并将其与其他近现代哲学家的观点进行比较和对比。
康德在他的著作《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自我意识的两个基本层面：“我”作为思维主体的统一性和“我”作为观察自身的对象。
在康德看来，这两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构成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
首先，康德认为“我”的统一性是自我意识的基础。
他认为“我”是一个主体，一个思维的实体，它能够对外界的经验进行感知和理解。
康德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认知能力：理性和经验。
他认为理性是超越经验的能力，它能够通过概念和判断来理解世界。
而经验则是凭借感觉和知觉来对外界进行感知。
康德认为，这两种能力的统一性构成了我们作为“我”的统一性。
其次，康德主张自我意识需要将“我”作为观察自身的对象。
他认为，我们能够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观察来认识自己的思维和意识。
这个过程通过我们对自己的经验和行为进行反思和观察来实现。
康德认为，这种自我观察是我们理解自我的关键，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和思维活动。
与康德的观点相比，其他近现代哲学家也对自我意识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例如，黑格尔提出了“我”的绝对自知觉理念，认为自我意识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
而尼采则主张个体的自我是永恒重复的存在。
这些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自我意识问题。
总之，康德在近现代哲学中对自我意识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通过区分“我”的统一性和观察自身的能力，为自我意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在与其他哲学家的观点进行对比和辩证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自我意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通过对康德及其他哲学家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探索自我意识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和讨论。
人论
《人论》——依据恩斯特·卡西尔的人的定义的学校教育思考依据《人论》对人性的揭示：符号，那么，学校教育中就应该坚持发展人的符号天赋，并依据和运用符号，实现迅捷地通向人类的文化世界。
把人培养成人——文化修养的途径。
不应该排斥符号化的文化的学习。
（一）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苏格拉底的人的定义：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
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
在人那里，判断力是主要的力量，是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
因为只有在判断力上，人才是整个地依赖于他自己的，判断力乃是自由的、自主、自足的。
宗教向人们揭示了有双重特性的人——堕落前的人和堕落后的人。
我们近代关于人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
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思想的完全无政府状态。
马克斯·舍勒是最早开始意识到并且指出这种危险的人之一。
舍勒断言：“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
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毫不通气。
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
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
”这就是近代哲学在它本身中看到的奇怪状况。
就我们关于人类本性的知识源泉而言，以往从未有一个时代能处在这样有利的状况中。
……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掌握和组织这种材料。
（二）符号：人的本性之提示生物学家乌克威尔写了一本书，对生物学原理进行了批判的修正。
每一种生物体都有着它自己的世界，因为它有着它自己的经验。
他发展出一套非常新颖而独特的生物世界体制。
人类世界也不例外。
“然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
[与动物的功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
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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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人自我認識的危機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 ─1945 A.D.）在其《人論An Essay On Man》中開宗明義的提出”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
【註3】從人類意識最初萌發之時起，我們就發覺一種對生活的內向觀察（introvert view）伴隨著並補充著那種外向觀察（extrovert view），人類文化愈往後發展，這種內在觀察，就變得愈加顯著，人天生的好奇心，而且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所說的人類知識都源自人對知識渴望的奮鬥的愛，亦即人類本性的一種基本傾向。
【註4】長久的發展慢的改變了它的方向，我們幾乎可以在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切現實中看到這種過程。
在對宇宙與人最早的神活學Mythology 的解釋（Hermenutic，Conmentery）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雛形的人類學pre－Anthpopology 與一種雛型的宇宙論pre－cosmology 同時並列，自然世界的起源問題和人的起源問題了乳交融的交在一起。
宗教的興起並沒有消除這種最初的神話學解釋，它保存並給予新的形態和新的深度，從此以後，”認識自我”不再被看成是一種純理論的興趣，它不僅是好奇心或思辨的問題，而是人類的基本職責。
【註5】希臘哲學中以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B.C.作分界。
一般哲學史家認為從泰勒士Thales ca.624－540B.C.到蘇氏為先蘇期Pre－Socrates，通稱為宇宙論時期，這個時期的哲人們大都以提出”宇宙中的基本物質為何”為主，因以名之，但很多哲學桹念卻都在這個時期被提出。
【註6】當智者Sophists 派出現的同時，蘇格拉底應運而生，宣稱他的主要職責是教育自己和同袍們認真的自我剖析；”自我認識”就是他學說的口號。
【註7】他總是相信，知識本身就足以使人行善，並因此帶來幸福。
【註8】德性即是基於對善的認識，幸福或福利是德性的必然結果。
因此蘇氏向我們分析了人的各種品德－善、公正、節制、勇敢等等，最後概括的告訴我們，人是一個對理性題能給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
人的知識和道德都包含在這種循環的問題活動中，正是依靠這種基本的能力，對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response）的能力，人成為一個「有責任的」responsible存有物，成為一個道德主體。
【註9】一般哲學史都認為柏拉圖Plato 427－343B.C.，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都把人理解為人是理性的動物arnimd rationale，但”Toon Logon exon”的原義是”會說話的生命體”在先蘇期的哲學家中，阿那撒哥拉斯Anaxagoras499－428B.C.的努斯nous，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 535－465 B.C.的logos 都表示一種生命體中流動的實體，被當成動力散佈在整個宇宙中，理性或說話標示著這個生命體有別於其它的生命體。
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雖是師生，卻引導了西方哲學兩條不同的思路。
”理性－邏輯－推論”與”觀念論”。
【註10】中世紀的一千年，大分為以聖奧斯丁St Augustine354-430A.D.為代表的教父哲學，他走的是柏拉圖的觀念論路線；士林哲學時期則以聖多瑪斯St Thomas Aqainas1225-1274A.D.為代表，他走的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推論體系，但最後都歸諸上帝Logos創造一切。
＜若望福音＞開宗明義的指出”太初有道與天主偕，道即天主，自始與偕，微道無物，物因道生。
天地萬有，資道以成，斯道之內，蘊有生命，生命即光，生靈所稟，光照冥冥，冥冥不領。
”【註11】道於希臘文為Logos拉丁文為即為Verbum聖言，【註12】中世紀的神性光照與希臘智慧相互應，”會說話”成了天主與人、人與人的溝通媒介，亦是生命的內涵，《聖經創世紀》記載「在起初，天主創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
」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天主用”說－聖言”創造萬物，而人則分享了上帝的肖像Imago Dei。
沈清松教授認為「人是神按照至高至善、至完美的上帝的肖像所創造的，人的尊嚴、價值和人的本性。
因此而獲得肯定，神的肖像本身代表的是一個善的存有。
」【註13】中世紀的創化理論中的”聖言Logos”，正好與希臘時期的”Logos理性－會說話的生命體”相結合，人對創造自己的來源或人自身的瞭解與實踐就成了一切學術（認知）與道德實踐（生活）的內涵和基礎。
自博愛迪烏斯（波其武）Bjoethius 480－525 A.D.肯定人是一個”位格” Person而所謂的位格是”一個以理性為本性的個別實體Persona est rationalis naturae individual substantia，就把Logos與Imago Dei術接起來，把基督宗教之精義與希臘智慧聯結在一起，而由”位格Person”的肯定，衛生出對人格（Personality ）的重視，這正是中世紀士林哲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註14】近代哲學由笛卡爾Descartes1596－1650A.D.開始除了揭示了人是思想的主體Cogito ergo sum ，更區別人是於能思之物res cogitans，而自然是屬於res extensa擴延之物。
主體哲學把人當成思想的主體是近代哲學最具關鍵的轉變。
【註15】主體性的肯定、認知能力的確定，加上當時興起的自然科學的發現，數學、幾何學的拓展，造成人因認識自然而控制（局部的）自然。
但當時的另一思想家巴斯卡Pascall 623-1662 A.D.，他承繼中世紀的精神，卻為近代開闢另一條新路，他說：「啊! 人：你在幹著什麼呀! 你是在用天生的理性來尋找你的真正本性嗎，……傲慢的人啊，當你醒悟過來時，你就會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狂人；你自身是卑賤的，理性是起人了作用的；低能之輩，沉默吧。
要懂得，人無限超越了人，應該從你的主人那裡去聽取你一無所知的你的真正身分，聽從上帝吧! 」【註16】這種從聖奧斯丁以來的中世紀典型的呼籲，並沒有阻止像哥白尼Isaac Nik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A.D.，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A.D.及牛頓Isaac Newtow 1642－1707 A.D.的努力，甚至可以說讓理性的能力更寬廣的利用。
這或許會產生背離上帝的理論，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A.D.，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 A.D.或以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A.D.為主的唯物論。
直至現代，夸克（quark ）發現，DNA的研究，製羊的成果，都讓人們維躍，認靈已經了解了人的意義與生命的奧秘。
但就如巴斯卡的警語，我們對自己、對這個會說話、有善的本質的生物還是一知半解，對生理的情況亦是如此，遑論對生命的奧秘。
用了很長的篇富描述山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對人的描述與意義的預設，主要是要說明，面對目前的科技時代，人對自我的瞭解與研究似乎產生了危機，如何回到正確的方向似是未來最重要的工作。
貳、理性之謎理性作為人與其它存在物之間的最主要分別是西方哲學的特色，而”理性”這個詞是中文翻譯英文、法文reason，拉丁文為verbum，德文則為Vernunft，先蘇期的赫拉克里圖斯Heraclitus提出”人必須遵循萬物共遵的宇宙之理性（Logos ）。
”靈魂有其理性（Logos ）會自行成長。
【註17】而阿那撒拉斯則提出”奴斯nous”精神，本來Logos和nous代表著認知宇宙─理性─思維─靈魂，在那時人的思維能力已成就著神奇，甚至神秘的部分，人與宇宙間的溝通與瞭解，都依賴著一種共有的媒介。
人是有理的動物，是透過智者Sophist以及蘇格拉底所提出。
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人的觀念，就已經認為”人是─會說話的生命體Toon Logon exon ”後來在中世紀時拉丁文譯成animal rationale 才譯為理性的動物，但在中世紀，Logos被賦予和上帝、基督三位一體的聖言意義，中文又譯為道，聖言、道、說話、語詞、認識能力、理性，成了描述同一對象的不同面貌，而”理性”一詞，在哲學中是信與知的能力，「但願我認識我自己，但願我認識你norerim me，noverim te」就成了當時的目標。
【註18】或由理性─邏輯─推理出上帝存在，亞氏之後由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A.D.所繼承，方法不同，目的則是一樣，但在當時大都認為宇宙萬物是上帝的聖言所說（創造）的，而人是上帝的肖像，人的本質是善，人的理性是認知上帝的美善，不完美或善的缺乏是人的自由意志。
原罪original sin或惡eviol是第一人亞當與夏娃違犯聖規所留下的。
而人的自由意志─理性可以選擇一心向善或墮落。
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希臘智慧是為了了解中世紀的啟非而輔路。
【註19】在近代哲學與社會的發展中，人對自己的肯定（位格）以及人與人、人與國家的關係，有著顯著的改變，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方封建城邦慢慢成為”國家”。
在國家中，教會（教宗）、僧侶（主教）、帝王、貴族與人民間的關係雖有”人是上帝的肖像”與”位格”為基礎，表示著人人生而平等，但實質上並未如此。
從文藝復興以後，”個人”意識的覺醒，國家是為了個人而存在成了此時期的特微。
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A.D.的《君王論I1 principe 1513 》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 -1679 A.D.《列為坦Leviathan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n 1712 -1778 A.D.的《論社會契約Du contrat social 1762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政府二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等人及作品中，對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都做了新的思考，《政府二論》即主張國家的任務即在於護衛全體國民的自由與平等。
【註20】人除了是認知的主體、道德的主體更是權利的主體，近代初期在哲學的發展有以笛卡爾為首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miz 1646-1716 A.D.）與斯賓諾莎Benedict Baruch Spiroza 1632-1677 以及由洛克、巴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A.D.和英國啟蒙運動的終結者，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 A.D. 代表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