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
幽默性灵闲适_论林语堂的文艺观
人。１９２４ 年，林语堂初倡幽默一词时，认为幽默主要 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
是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提倡在高谈 闷到如何。”［３］林语堂非儒扬道之论虽不无偏激，却
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无关紧要 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文化选择视角和文化价值取向。
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１］他还说： 他认为，幽默正是东西文化交融的通道。不仅如此，
束缚融合为一，形成了“表现性性灵”论，并竭力加以 ８５ 语 文 学 刊
２００７．２
作家作品
提倡。这不仅表明他对公安竟陵派有分析眼光，继 承并弘扬了他们的性灵说，而且也说明他善于沟通 中西文化，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条新蹊径。
林语堂受其“性灵”说的影响，追求自然而又娓 娓而谈的“谈话风”。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 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中谈天，善拉扯，带情感， 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 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 能，欲删不能，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 ［１０］而他这种理想却不为梁实秋喜欢，他们两人都写 过关于“谈话”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中充分展示了他 们不同的追求，在《论谈话》中，林语堂说：“大概谈话 者往往都和美妙的小品文一样，无论题目多么严肃， 多么重要，牵涉到国际的大事或动乱……但这些意 思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 度表示出来，……话既无所不谈，结果便越谈越远， 毫无次序、毫无收束，尽欢而散。”梁实秋却把谈话 和作文看成一样，和林语堂的态度截然相反，梁实秋 写道：“谈话，和作文一样，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 有头尾、不可语无伦次。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 多，谈话而知剪裁的就更少了。”［１１］可以说，在创作实 践中，他们各自实践了自己的美学理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整理(1)
中国现代文学史整理30年代文学（革命文学）一一、、3300年年代代文文学学思思潮潮（（人人文文主主义义文文学学思思潮潮和和左左翼翼革革命命文文学学思思潮潮））1. 人文主义文学思潮（1）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代表了新月派的现代雅士文学思想。
他受美国白璧德主义的影响，提出以“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为核心的理性评价的文学标准，籍古典主义的“节制”概念为其雅士美学追求。
他在艺术上批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在思想上否定个性主义，几乎是整体地否定了五四新文学运动。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包括：一、人性论。
（他强调把人性作为文学的唯一标准。
梁实秋认为，人性是超阶级的，他的人性概念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概念。
他所谓的人性是二元的，一是以想象情感为代表的；一是以理性为代表的。
他主张文艺上的“合于理性的束缚”。
梁实秋的人性论，是以理制欲的人性论。
）二、天才论，声称“文学不是大多数人的”。
（2） 朱光潜30年代的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1932）《文艺心理学》(1936)《变态心理学》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与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
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能，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
2. 左翼革命文学思潮（1）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普罗文学”）兴起。
（2）左联：1930年3月2日，鲁迅、冯雪峰、柔石等人在上海霞飞路出席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蒋光慈、冯乃超等制定的左联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
1930年11月被吸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1936年初经共产国际指示解散。
（3）左联进行的文学活动：一、 创办刊物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倡三、 加强了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四、 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五、 文学思想集中体现为对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六、 培植了大量的文艺青年3. 30年代重大文学论争（1）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等五四作家的批判。
论林语堂幽默观的形成
摘要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东西方文化对林语堂的熏陶以及自身的生活经历对形成幽默观产生重要影响，而时代的诸多原因也是促使林语堂走上幽默道路的因素之一。
他的幽默观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林语堂文化幽默观“幽默”这个美学概念（humour ）是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译介到中国来的。
而西方最早的、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幽默，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之前，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对氏族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嘲弄态度，就显示出了幽默发迹的端倪。
林语堂幽默观的形成，首先受到西方幽默文学的深刻影响。
林语堂在《新旧文学》中自称他对英国散文始祖乔叟、散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等人的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的散文颇为称赞，因为他们的散文都“含有幽默的意味”。
林语堂在创作中注重捕捉住生活中不协调的、有幽默感的事物经过艺术的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将其融化于整个文章的结构和行文之中。
郁达夫曾说过，林语堂的幽默带有英国绅士式的嘲讽色彩，用笔比较轻松、委婉，侧重于幽默的审美趣味、审美感受。
林语堂的生活经历对幽默观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林语堂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小接受的是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熏陶，回国以后又潜心修学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林语堂的幽默文学主张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
在一系列文章中，他列出了中国幽默产生的历史和发展的流变:老子是中国幽默始祖，幽默源于他的超脱；孔子的幽默是和蔼可亲，合温柔忠厚之旨，听天由命的幽默；庄子的幽默是睿智和讥讽；孟子的幽默是其锋芒中见冷儁。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也会幽默，只是中国道统思想太严重，制约了人们的性灵。
在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林语堂我行我素、无拘无束、亲近自然的个性和浪漫气质。
所以，林语堂创办《论语》，提倡“幽默”;续办《人间世》，主张文章须发抒性灵。
同时，作者要通过文章与不同性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心灵对话，就必须选择一种最能被广大人们所接受的形式去进行心灵交流。
从《说笑》看林语堂与钱钟书笔下幽默的异同
从《说笑》看林语堂与钱钟书笔下幽默的异同作者：叶颖来源：《科教创新》2013年第08期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8-0285-02摘要：从钱钟书的《说笑》一文说开去，谈林语堂的幽默，实质是从反面入手去认识林语堂的幽默。
《说笑》其文写作的时间是在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以后，是针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提出的反驳。
文中用辛辣、尖刻的讽刺笔调，驳斥了林语堂的幽默观点。
本文意在通过对《说笑》一文的分析，区别钱钟书与林语堂笔下幽默的异同。
关键词：钱钟书林语堂幽默异同钱钟书先生是一位语言大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知识广博、文笔精炼的文学奇才。
他的幽默是一种表现深刻思想并运用各种知识展开讽刺的深沉的、含蓄的、带刺的幽默，他的幽默有时会今人捧腹大笑，但更多又带有发人深思的韵味，其幽默中还“……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胜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1]让人回肠荡气，是一种豪不留情的，不虚伪的，带讽刺意味的幽默。
从钱钟书的《说笑》一文说开去，谈林语堂的幽默，实质是从反面入手去认识林语堂的幽默，同时也细细品味钱钟书笔下幽默风格在《说笑》一文中的具体体现。
《说笑》其文写作的时间是在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以后，是针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提出的反驳，文中用辛辣、尖刻的讽刺笔调，驳斥了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观点。
我们先来看看《说笑》全文是怎样用尖酸的，不留情面的文字来反驳、讽刺那些所谓的提倡“幽默文学”的文人的，但通过通篇阅读，读者不难发现钱钟书驳斥的实质矛头是对准林语堂的。
《说笑》其文的开篇，钱钟书很不客气的把林语堂之类文人的职业称做是“卖笑”，可见钱钟书笔下文字的辛辣，何以称“卖”，这听起来似乎是极不礼貌的言语，比之鲁迅先生的文字更加刻薄、毒舌。
接着钱钟书又以“驴呜似哭，马嘶如笑”作比，讽刺林语堂的幽默“只等于马呜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2]体现了他对林语堂幽默的不屑态度。
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一、闲适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
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
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
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
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
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
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
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
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
浅析文学幽默艺术.pdf
(一)构成要素 杰罗姆与林语堂二者之间的幽默作品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构建而成的。
杰罗姆的作品多以社会上的小人物以及小趣闻累叠在一起，成为作品中一个个的小高潮。
例如讽刺包装工人、医学院学生等。
这些人物或者事件彼此间没有任何关联，只是不分先后的拼凑在一起成为随笔作品中的一小部分。
而林语堂的作品则是由完全不同的群体作为基本构成了论调清晰明确的作品。
他的作品中多为讽刺黑暗官场、社会风气等，讽刺的对象多为处于社会上层的群体以及整体的风气。
林语堂很聪明的将袁世凯、孙中山等人引入文中，即增添了吸引力，又将其作为更加有力的证据。
这里不仅仅是在讽刺个别的达官政要，而是在讽刺这一类所谓的统治阶层的通病，这些统统都是糜烂生活所导致的“富贵病”，官员政要若是将自己的心力全部用于操劳国家大事上，断不至于害得这一身的“政治病”。
(二)致思方式 杰罗姆的作品从致思方式方面来讲，尤其注重透过笔触和描述来进行表达。
杰罗姆通常都是用简单的手法将人或事摹仿出来，力求用人或事的真实表现自己来说明道理或进行讽刺，而他自己很少站出来进行说明。
而林语堂的致思方式是极为不同的，林语堂的幽默作品中始终充满着强烈的社会政治使命感。
他的作品在幽默的同时还担负着政治教化的作用，所有的论调和描述讽刺的对象都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都服从于林语堂本身的社会政治原则。
我们来看这段文字的描述:在中国，虽然一个人可以因偷窃一个钱包而被捕，但他不会因为盗窃国家资财而被抓起来。
甚至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无价国宝遭到有关的官员偷窃，事情败露后，罪犯也没有受到惩罚。
因为我们对政治腐败有一种“需要”，于是从逻辑上就必然会产生一种“仁政”理论。
孔子要我们接受仁人之治，我们也确实把他们当作仁人君子，他们可以不做预算，不报告支出情况，做事不需要人民的立法许可，犯罪之后不需要进监狱。
林语堂的讽刺中，很少有对于被讽刺对象本身的描述。
在这里没有具体去临摹官员盗窃国家资财的具体犯罪过程，而是简单的将这一事件铺陈出来，紧接着的就是对于这一事件所影射出的社会问题的批判的讽刺。
林语堂研究概述
林语堂研究概述１９７５年５月，美国图书馆学家安德森（Arthur James Anderson）［（１）］编纂的《林语堂精摘》（Lin Yu tang:The Best of an Old Freind）出版。
林语堂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说：“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
我的话说完了。
我就要告辞了。
”林语堂显然已有死亡的预感。
他要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和总结一下自己８０年来的历程。
１９７４年，出版了他的《八十自叙》（台湾远景出版社）。
这是林语堂耄耋之年之作。
林语堂开卷就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
”这真是画龙点睛，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他一生思想性格的特殊性，证明林语堂还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林语堂在《论语》时代的合伙人、挚友徐訏［（２）］在肯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林语堂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
徐訏一语道出了林语堂以自己的存在为文学史家们出了一道难题。
林语堂确实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
主要难度还是在于林语堂本人思想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的多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
他集古今中外文化因素于一身，中西结合，融古会今。
任何事情，哪怕是苍蝇、臭虫、抽烟、戴帽、吃糍粑、睡觉……林语堂都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变成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或两种文化选择的大题目。
别人极力掩盖的，正是他要暴露的，别人梦寐以求的，他会不屑一顾；他不仅不回避矛盾，还以“一捆矛盾”自诩。
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林语堂在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
林语堂本身就是“一团矛盾”，“一团连自己也理不清的矛盾，外人要去清理出头绪来，自然更不容易。
”［（３）］因此，研究和评价林语堂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人们给林语堂的头衔很多，“高人雅士”、“幽默大师”、“语言大师”、“一代宗师”、“一代哲人”、“中国大文豪”、“数千年中国文明所钟毓出来的奇葩”有之；骂他是“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洋奴”、“袁中郎徒子徒孙”也有之；说他“前期是战斗的，后期是绅士”，早期是“叛徒”，后期“投身美帝国主义”有之，认为林语堂是“爱国主义者，不能全盘否定”，甚至毫不隐讳地说：“林语堂不是反动文人”［（４）］的也不乏其人。
林语堂的散文艺术特点
林语堂的散文艺术特点作者：肖潇来源：《祖国》2016年第19期摘要：在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其作品贯通了中西方文化，包含了哲学、艺术、人生等多种内涵，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
本文主要分析了林语堂散文中的“性灵”、“闲适”、“幽默”这几项艺术特点，展示了林语堂散文独有的特色，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关键词：林语堂散文艺术特点林语堂的散文创作风格和许多作家都有所不同，因此林语堂也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林语堂坚持独立思考，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违背自我的想法，这和他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林语堂的作品中，包含了不少值得探究的艺术特点，通过对这些艺术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深入体会到林语堂的思想情感。
一、性灵和闲适的艺术特点林语堂作品的艺术特点中，包含了几个主要元素，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性灵和闲适的艺术特点。
林语堂曾写过一篇《写作的艺术》，其中提到，“性”指的是人的个性，“灵”指的是人的灵魂与精神。
实际上，根据林语堂的描写，“性灵”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含义，但林语堂一直认为性灵文学的特征就是要有个性、重趣味、近人情，要能够自由挥洒，给读者带来超然而闲适的感觉。
林语堂将自己的性灵说真实地体现在了散文的文体层次上，不论是在“语丝”时期，或是在“论语”时期，林语堂都主张要表现自己的个性，抒发自我的情感。
比如《剪拂集》中，就包含了不少“真挚勇猛”的文字，这些都是作者真实情感的表露。
在三十年代，林语堂散文出现了不少精品，其中充满了“性灵”与趣味。
这种“趣”属于一种理趣，而“味”则属于散文耐人寻味之“味”。
林语堂通常能够在常人忽略的小事中，发现许多创新的意图。
林语堂在《人世间》创刊号上描写了一段发刊词，其中就提到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主要特点，突出“自我”的美学。
类似于这种采用对话和闲聊的形式进行文学表达的作品也经常出现，例如《谈中西文化》、《想象的孔子会谈》等等。
这类充满闲适感的作品，读者读起来容易产生亲切感，似乎娓娓道来，令人心里清爽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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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众 文 艺大128摘要：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家，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曾引起强烈的反响。
但随着左翼文人对他的批判，“幽默文学”很快销声匿迹了。
林语堂本人也去了海外。
本文即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梳理“幽默文学”的提出到发扬及讨论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原因，并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文学30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文。
一时间文坛兴起“幽默文学”热。
林语堂也随之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但很快他便遭到了左翼文人对他的严厉批评，这使得他逐渐从大红大紫到步履维艰。
本文即意在梳理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并重新看待当时文坛对他的争论。
一 “幽默文学”的提倡到发扬我们今天所说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从英文humor翻译过来的。
现代汉语大词典权威解释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
中国古书中最早出现“幽默”二字在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
这里的“幽默”二字是寂静的意思。
把这个词借过来并发扬光大，是林语堂的功劳。
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发表我国最早提倡幽默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
他建议，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
同年6月份，他又在此刊发表《幽默杂话》一文。
在此文章中，他以问答的形式详细介绍幽默，对幽默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
他认为在文学中，最堪欣赏的幽默，能够引起人家嘴旁轻轻的一弯儿的微笑。
尽管在1924年，林语堂在文章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提法，但是林语堂的这一提倡并未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
1924年后，林语堂一直是《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到了1930年，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名噪一时的《语丝》终刊，林语堂一时失去了文学上的阵地。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并主编《论语》半月刊，再次提倡幽默，并最终竖起幽默文学的大旗。
如林语堂有名的散文《论幽默》，写于1934年1月1日，即发表在《论语》三卷三十二期。
文中分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博古通今，谈中论西，论述幽默，指出其存在的必要。
“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
”[1](p223)因为他的努力，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后来又有过对于小品文的提倡。
1934年4月，林语堂与陶亢德创办《人间世》杂志。
1935年与陶亢德、徐訏合办《宇宙风》杂志，力倡小品文。
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林语堂提出了他的关于小品文的著名论断。
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唯一成功的是小品文。
小说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
小品文“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内容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应大力提倡。
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
由此我们可对当时的小品文热窥见一斑。
从“幽默年”“小品文年”这些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林语堂被欢迎的程度。
其实，对于林语堂来说，这二者是二而一的东西。
在《再与陶亢德书》里，林语堂这样说到：“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
”[2] (p54-55)所以，我们用“幽默文学”这个提法就可以涵盖他这一时期的文学观点。
二 提倡幽默的原因林语堂在20年代曾是语丝社成员，和鲁迅、周作人一起并肩作战。
他不满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
比如《祝土匪》，他在文中自比土匪，讽刺嘲笑当今的所谓学者只知道脸孔、尊严，不敢说该说的话，不敢维持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
文中这样说：“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
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
”[1](p31)再如《打狗释疑》，他盛赞“讨狗檄文”“对狗宣战”，认为“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论林语堂30年代的幽默文学观高传峰 （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宁夏固原 756000）象去感受里面很大段的描写来体验仇虎的心境。
白傻子出现的声音，他一直会很兴高采烈地模仿火车疾跑“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作为剧中貌似可有可无的“傻子”，他貌似无意识的声音其实一直在渲染和拼接配合人物的行动。
而火车作为一种自由、光明的象征，反复作为背景被提及事实也是给予了人物内心的一种表达，是仇虎力图走出封建的牢笼，驱赶黑暗的势力。
但是火车声却只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存在在他们的大脑幻想中，并且一次次地从原野上与生活在那里的生命擦肩而过。
另外，剧本里，一首恐怖的曲子一直为人们“传唱”：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哪两面排……判官掌着生死薄哟，青面的小鬼哟拿着拘魂的牌……在焦家经常时不时地以仇虎低哑的声音唱出来。
焦母这个眼瞎心明的老婆子对这个曲子颇具恐惧感，一直说不吉利，如此处理就如在及其安静的情况下可以听到绣花针掉地上的声音一样，音响效果可以说是扩大了几百倍。
预示着最后家破人亡、两家覆灭的结局，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读来实有喘不过气来的味道。
在第三幕里，森林的逃亡这出里，鼓声一直伴随着他们。
滴滴答答不间断，如生命的丧钟，就好比仇虎自己所说，这不是叫小黑子的魂，而是催他的命。
曹禺大胆地处理了奇异的幻象。
他直陈，在这里，恐惧是一条不显形的花蛇，沿着幻想的边缘，蠕进人的血管，僵凝了里面的流质。
这些幻形都是人物自身恐惧结果的幻景，揭示了仇虎内心的亏欠、不安，是对逃离和死亡的惧怕，是他内心最隐秘的惊慌悔恨思想感情的暴露。
作家不是神甫，单一的解释和理论只会窒息他们，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去发现一切可以使语言生辉的事物。
曹禺就是通过细腻深刻多变的笔法让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饱满丰富，使得戏剧情境也更为具体，从而也为整出戏提供了支撑，成为一部好戏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1.辛宪锡 《曹禺的戏剧艺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2.刘勇 李春雨 《曹禺评说七十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3.洪治纲 《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熊元义，余三定 《西方悲剧理论的两大类型》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作者简介单慧珺，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081班。
文艺评论大 众 文 艺129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1](p42)。
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大部分收在《翦拂集》里。
看这本集子，可以感受到语丝时期的林语堂是一位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
从他后来和鲁迅一道被段祺瑞政府列为通缉对象，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评价《翦拂集》时代的林语堂“真诚勇猛”，可谓妥帖恰当。
但1927年以后，林语堂逐渐有意与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
1928年10月22日发表于《语丝》的《翦拂集•序》表达了他这时候的想法。
回顾以前写过的文章，他认为它们现在是“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1](p3)，“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1](p3)。
1932年9月创办《论语》半月刊，林语堂从“语丝”一员一变成为“论语派”主帅，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林语堂的这种转变固然与他本人的性格密切相关。
林语堂的童年对他影响很大，在他的文章中，能找到这样的话语：“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深受者为最大。
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
究而言之，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有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
在这条件下生长起来，没有人是走错的。
在孩童是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
”[3]此外，林语堂之所以有这种转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关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
白色恐怖遍布。
政治上的残酷与黑暗也影响到了文学。
五四文学中洋溢的那种青春和个性的气息渐已消退。
这时候兴起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即左翼文学运动。
左翼文学声势浩大，成为30年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潮流。
这时候的林语堂却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他不满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他又不愿站在左翼作家的行列里。
在《悼鲁迅》一文里，他写了自己对于左翼青年的看法：“《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
所以，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30年代，他采取了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
”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里，对这一时期的林语堂的心理把握得非常到位。
“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
”的确如此，如果说，20年代的林语堂提倡幽默还仅是把它作为一种语言风格，到了30年代，他已经把这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生存方式了。
而他的这种提倡在当时也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所以会兴起一时之风。
三 看30年代关于林语堂幽默文学的争论正当林语堂一心一意要在中国“哼哼唧唧及杭呦杭呦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的时候，他遭到了左翼文坛对他的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其中最有名的要属鲁迅。
说鲁迅是幽默大师不恰当，但我们不能否认鲁迅的作品里充满了幽默。
鲁迅的幽默是为了增加语言的讽刺力度。
他更多的是把幽默作为一种武器、艺术手段，来揭露批判当时社会上的一切落后现象。
所以，他的幽默是与讽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林语堂认为鲁迅的作品是“无花的蔷薇”。
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花，讽刺是刺，世界上看花的人多，看刺的人少，如果一个刊物只有花没有刺就终必灭亡。
所以，他提倡给人开心的纯幽默。
但其实，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里也不乏把幽默与讽刺结合起来的上乘之作。
如《论政治病》《萨天师语录》《粘指民族》等。
鲁迅也并不看好林语堂的幽默。
他有好几篇杂文来阐述自己对于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小品文的意见，可谓深刻入理。
如在《从讽刺到幽默》里，鲁迅分析了幽默流行的原因。
“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他出来”。
[4](p43)鲁迅同时又指出这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4](p43)的自然也不少，“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4](p43)的时候。
在《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里，鲁迅说他并不提倡幽默。
他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5](P575)。
他更明确地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的道路的东西”[5](P576-577)。
除鲁迅以外，茅盾、胡风也于此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的观点于鲁迅基本一致。
茅盾先后写了《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关于小品文》《不关宇宙或苍蝇》《小品文和气运》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