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
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
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看待中国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达数十年之久，他们以全新的视角观察这个东方古国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旗帜和灯塔。
我们年轻人在学习他们的理论时常常会想: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他们是卓越的导师;而在两位导师心目中，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19世纪，全球性的信息传播还很不发达，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远隔重洋的中国能否有深入的了解?他们怎样看待中国?他们有没有对中国问题进行过研究和论述?答:中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长期关注的东方国家。
据我们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著作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就有800多处。
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论及中国问题。
这里还不包括最近若干年来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也不包括他们在论述东方问题的文章、笔记和书信里间接提到中国的那些内容。
可以说，利用各种渠道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联系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演变阐述科学理论与革命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青年直至晚年从未间断的一项工作。
著述相形见细。
问: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懂中文，他们是怎样获取有关中国的大量知识和信息的?答:他们一方面广泛阅读欧洲各国学者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论著，一方面从议会通报、政府文件、军事要闻、媒体报道，以及来华的商界人士、外交官员、旅行家和传教士发表的记叙文章中，一点一滴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最新情况，经过持续多年的积累和去伪存真的辨析，形成了整体印象与独到见解，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高度重视。
问:近代以来，欧洲许多学者都对“遥远而又神秘的中国”怀有浓厚兴趣。
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度成为学界的热门课题“汉学”或“中国学”于是应运而生。
马克思对中国的评价
马克思对中国的评价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中国的评价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他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高度赞赏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文明国家，拥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制度。
马克思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使他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马克思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特点。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模式和思维方式。
马克思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能够为全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将为全世界树立一个积极的榜样，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
然而，马克思也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他认为，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压力，需要解决许多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强调，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发展，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马克思对中国的评价是积极的和鼓舞人心的。
他赞赏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实践，同时也意识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马克思的观点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应当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马克思 资本论 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
马克思《资本论》里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2019-03-17 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
比如这位王茂荫，历仕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那是正宗的“省部级”。
可是，历朝历代的“省部级”多如牛毛，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
王茂荫却是幸运的，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过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
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资本论》正文中，只是记载在附注中。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
字椿年，号子怀。
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职，是清朝货币理论家。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危机加剧，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
王茂荫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
纸币要能流通顺利，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被议驳。
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所谓铸大钱，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这使得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
），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
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
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宝钞”，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咸丰四年（1854年），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三上《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
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他们却对中国有着相当的了解，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写了19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文章，以及在其他著书和文章中也多次提到中国。
马恩对近代中国的论述是构成其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现在对马恩的中国问题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一方面可以通过旁观者的眼睛，这一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中国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启示。
19篇专题有18篇登载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另一篇发表于奥地利维也纳的《新闻报》。
19篇中有3篇是恩格斯受马克思所托而写。
1858年10月21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在星期二之前或大约这个时间，我可以写一篇关于俄中条约的文章……要不要写，请告知……。
”后来恩格斯就发表了《俄国在远东的胜利》这篇文章。
众所周知，马恩两人长期通信，他们对遥远的东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并经常在信件中进行讨论。
由此可知，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与观点与恩格斯是相同的，后来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多次提及中国革命、中国人口等现实问题。
所以，此文论及的是他们两者共同的。
一、马恩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论述1.对近代中国经济现状的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及之前的东方社会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这和封建社会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出一辙，也道出了封建社会土地国有的事实。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这也成为阻碍英国在中国打开贸易市场的初衷。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写道：“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对于外国的商品（以英国为主），中国的农民既没有购买欲望，也没有购买能力。
2.对近代中国政治状况的认识与分析。
《资本论》里的中国人
且 用 德 文 原 本 对 《资 本 论 》 中 的
这 个 中 国 人 推 动 的 币 制 改 革 进 行 了 选 译 。 中 国 的 财 政 大 员 王 茂 荫 上 一 条 陈 于 天 子 ， 请 将 官 票 宝 钞 暗 渡 为 可 兑 现 的 钱 庄 钞 票 。 在
１ ８ ５ ４ 年 ３ 月 钞 法 核 议 会 的 奏 呈
之 所 以 这 样 提 议 ， 完 全 是 为 国 家
着 想 ， 当 时 鸦 片 输 入 使 政 府 库 里 银 子 一 天 天 少 了 ， 太 平 天 国 起 义 也 相 当 于 抄 了 大 清 国 的几 次 家 ， 这 会 儿 发 行 一 些 国 家 纸 币 ， 有 救 急 的 味 道 ， 也 有 救 穷 的 意 思 。 当
法派 ” ， 吵 吵 闹 闹 ，皇 帝 一 时 也 不
好 决 策 。不 过 还 是 少 数 服从 多 数 ， 施 行 了 大钱 法 。 大钱 实行 后 不 久 ，私 铸 成 风 ， 一发 不 可 收拾 。没 多 久 的工 夫 ， 大钱 几 乎 在 社 会 上 流 通 不 了 了 。
皇 帝 一 着 急 ，要 办 “ 钱 法 派 ” 的
罪 ， 找 来 王 茂 荫 再 作 商 议 时 ， 王 茂荫 就 上 了 开 头提 到 的那 一 本 。 这下 子 ， “ 钱 法 派 ” 只 能 群 起 而 攻 之 ，于是 就 出现 了 《 资本论》
中所 谓 的 “ 中国激烈的币制改革”
个难忘而又难言的背影。
发 表在 １ ９ ３ ７年 《 光 明 》 杂 志 第 二
卷 上 。 吴 晗先 生 看 到 了 这 篇 文 章 ，
（林 珍 摘 自 《作 家 文 摘 》
２ ０ １ ３ ． ９ ． 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马克思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却提到了一个中国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写了一个编号为83的附注，这个附注的译文是：“户部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
”本文摘自：《沈阳日报》2008年2月23日第A0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马克思《资本论》唯一提到的那个中国人马克思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却提到了一个中国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讲到铸币、价值符号、直接从金属货币流通中产生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时，写了一个编号为83的附注，这个附注的译文是：“户部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
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
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王茂荫，安徽歙县人，清嘉庆三年(1798年)出生于一个徽商家庭。
他幼年入私塾，读书非常勤勉。
道光十年(1830年)，长辈决定，让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
他边管理边读书，第二年即以监生资格进京应试，中了举人。
过一年再参加会试，又高中进士，备官户部。
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中低级官职。
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
其后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理钱法堂(铸造和印制货币)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一直没有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在京城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加剧。
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发行了民间无法向政府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年底发行了同类性质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
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没有他的影响，我们也许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马克思一生研究中国文化，深入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认为中国是个古老而又有特殊特征的国家。
马克思首先指出，中国有其独特的社会组成，它的社会组成结构由当时开放的私人制、王室支配以及宗法等组成。
马克思指出，这些社会组成结构，成就了中国独特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现状。
其次，马克思认为中国文化有其独特性。
他指出，中国有一种独特而优秀的文化，包括伦理道德、社会习俗、信仰和智力发展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就。
他认为，这种文化环境，让中国文化在发展中保持着一定的规律性，使得中国文化有了持久的传承能力。
此外，马克思也指出，中国有重要的社会变革。
他指出，中国经历了多次的革命，特别是近代的社会变革，使得中国不断发展，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得到改善，使中国更具现代气质。
最后，马克思认为，中国有一种独特的政治体制。
他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除了像奴隶制这样的愚昧旧制度之外，还有近代的改革，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发展。
正是这种政治体制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和注重改革，使中国更加发达和进步。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既有称赞，也有批判。
他指出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独特社会组成，也指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足，比如像奴隶制这样的旧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缺失等。
但马克思对
中国的总体看法是乐观的，他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有朝一日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的价值信仰
称为 “ 养 成奴隶 的学 派” ． 把 中 国历 代 的
教育称 为“ 无数 辈奴隶 之教 育 ” ， 是 造 成 中 国人 奴 隶 性 的根 源 和 毒 瘤 。有 些 人 甚 至 认 为 中 国 的学 术 、 伦理 、 社 会 组 织 和政 治制度 ． 均 贯 穿 着 纲 五 常 的意 图 ， 不 合 乎人道 、 不合科学公理 、 具有“ 迷 信” 、 “ 野 蛮” 、 “ 虚伪” 的性 质 ， 必 须 以 激 进 的 革 命 形 式 来 消 除 一 切 前 贤及 权 威 。 其次表现在 “ 平均 主义” 的经 济 主 张 和“ 泛政治化” 的 文 化 倾 向上 。孙 中 山 的 平均地权 ． 被梁启超攻击 为“ 欲 夺 富 人 之 所 有 以均 诸平 民 ” ． 而 少 数 青 年 知识 分 子
竟 要 向何 处 去 ？最终 ， 在众 多 的价 值 追 求 中 ．马 克 思 主 义 成 为改 变 中 国 命 运 的思
想 力 量 ，成 为 中 国人 的 主 流 思 想 意 识 形 态 和 价 值 信仰 。
１ ９ １ １ 年 轰 轰 烈 烈 的辛 亥 革 命 爆 发 后 ， 伴
随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制 的被推翻 ，中国 人 的 精 神 世 界 也 面 临着 寻 找 新 的 意 义 的 现实。 在 中国传统 文化 中 ， “ 天人合 一 ” 是
的思 想 启 蒙 运 动 ，即 新 文 化 运 动 。 １ ９ １ ９
年“ 五 四” 运动 的爆发 ． 中 国 工 人 阶 级 登
上 了 历史 的 舞 台 ．这 既 是 思 想 启 蒙 的 结 果， 也是将思想启蒙落 到实处 、 进 一 步 激 发 了 全 民 族 的 觉 醒 的 伟 大 运 动 。新 文 化 运 动 冲垮 了 传 统 社 会 的心 理 防线 ，西 学 的洪流 呼啸着席 卷 中国封建 的罗 网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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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熠: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本文的题目可能令人诧异，因为至今为止未曾见过同一题目的文章。
但这绝非标奇立异，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或者说马克思的中国观和中国人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人类学研究和东方社会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半步，但他们终其一生对中国都关注，这不仅从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十余篇重要的有关中国的专论、专评和专述中可以看出，而且从这两位革命导师有关中国的零散议论和“只言片语”中也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人呢？这是一个较为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在这两位伟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素质大致就是那个样子，任何一位西方人都不敢恭维；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期待充盈于两位伟人的胸襟之中。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中国人的用词有时过于刺目，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令今天的中国读者难以接受。
但是如果我们借用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邃目光来反观自身，对于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来说却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
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这种看法用语偏激而尖刻，实际上却入木三分，颇能揭示19世纪处于衰败深渊里的中国社会的沉疴垢弊，不无正确之处。
马恩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究竟缘何而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19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欧洲思想界恰好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中国热”，“中国”一词已为欧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详。
尤其在德国，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弗到康德和黑格尔，走过了一个对中国从崇敬颂扬到批判反思的历程。
如果说当年莱布尼茨学派对中国持褒奖态度的话，那么，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黑格尔则对中国进行了辛酸的嘲讽和严厉的批判，马恩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认识中国的。
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达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水平，但几千年来却停滞不前，“……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中国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动的东西”，显然跟黑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从同时代人的著述中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之外，欧洲18世纪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贤们有关东方社会的见解对他们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在欧洲，一般认为最早论及东方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说：“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亚洲人的笼统评价是从早他一个多世纪的希腊医圣希伯克拉底那里来的。
《希伯克拉底全集》中这样写道：“亚洲人较欧洲人精神卑弱，性情温和，怯于战斗。
”这种观点在欧洲流传了二千多年，如17世纪被派到中国来的俄国使节、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在其《中国漫记》一书中就以见证者的口吻说中国男人打起仗来“勇如妇孺，怯如走兔”，“比起我们欧洲人，中国人之勇敢犹如妇女在男子面前所显示的。
”后来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对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评价。
可见，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在双方直接交往匮乏之时，乃是世代传承、相互影响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尊崇。
如米列斯库在指出中国男人缺乏勇敢精神时，又赞扬中国人的聪明机智。
他写道：“至于聪明才智，中国人远在欧洲之上，他们头脑敏锐，远非我们所能比”，这里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欧洲的贵族就开始热衷于穿中国的丝绸织品了，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把当时东方的中国称为“丝国”（Seres），即“生产丝绸的国家”，这个名字在欧洲经罗马人一直延用到中世纪。
13世纪中国元朝时期，法国方济各会会士罗伯鲁克（G·de Rubrouck）受法王派遣出使蒙古，回去写了一本《东游录》，罗伯鲁克明确指出当时被西方人称做“契丹”的民族就是“古代丝国人”。
他还指出契丹国内有许多省，大部分没有臣服于蒙古。
它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
契丹人身材矮小，语带鼻音，和其他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
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
元朝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人面前具体描述了中国人的长相和风貌，这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浓烈兴趣。
当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开辟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旅行家纷纷来到中国，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用书信等形式介绍到西方，从而掀起了16—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欧洲从此真正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了。
18世纪以前的欧洲思想家大都对中国持羡幕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独具特色的、其文明程度超过欧洲的东方帝国，企望从中国文明中吸取养料。
由于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驰入了历史轨道，再加上中国国势日衰，两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从而使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逆转。
自18世纪起就有一些著名思想家开始批判中国，至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几乎一无例外地是欧洲中心主义者，黑格尔被认为是其精神代表。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黑格尔学派，因此他们的中国观和对中国人的看法明显受到黑格尔本人和黑格尔时代的影响。
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
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由此而知，黑格尔眼中的中国人除皇帝外都是没有个性没有自由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
细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中国人，大体上可分为六种：孔子、中国皇帝、中国官吏、中国战士、中国农民和中国苦力。
马恩提到过孔夫子，跟当时欧洲人的习惯一样，他们常直呼孔子为“中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马恩全集中每出现孔子时，总是跟哥达毕拉斯、琐罗亚斯德等古代东西方的大哲相提并论。
如1842年马克思写道：“深刻理解统计的意义的《国家报》，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孔夫子）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字来表示动物界的一切异同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罗仑兹·奥肯）对它也有影响。
”他还提到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如，“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杆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孔夫子）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
检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法国人卡贝的一句话：“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共产主义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
”马恩还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认为“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的观点。
马恩虽然缺少黑格尔那种明确贬低孔子的言论，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孔子显然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代表。
马克思给予了中国皇帝以某种特殊的敬重，认为中国皇帝是天朝帝国“唯一的政治人物”，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是最“高贵的中国人”。
他的大女儿小燕妮在家中有两个绰号，一曰“中国皇帝”，二曰“高贵的中国人”。
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也被戏称为“中国皇太子古古”。
马克思为自己两个心爱的女儿都起了跟中国皇帝有关的绰号，这至少不应该从贬义上去理解。
就像今天有的父亲为自己性格崛强的儿子起个“小布什”的绰号以做戏称，但绝对不会把他的儿子叫做“本·拉登”的。
马克思对中国皇帝的态度明显承袭了黑格尔。
在黑格尔那里，中国皇帝一直受到尊崇般地评价，这跟清朝康熙皇帝在当时的欧洲受到广泛好评、中国被认为是“哲学家做王”的国度有关。
黑格尔说：“天子应该享有最高度的崇敬。
他因为地位的关系，不得不亲自处理政事；虽然有司法衙门的帮助，他必须亲自知道并且指导全国的立法事务。
”“天子是一国之主，所以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应该做老百姓的榜样……因此，中国能够得到最伟大、最优秀的执政者。
…所罗门的智慧‟这句话可以用在他们身上……关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不知有多少，这一切理想都在中国实现了。
”“天子的行为举止，据说是最高度地简单、自然、高贵和近于人情的。
他在言行上都没有一种骄傲的沉默或者可憎的自大，他在生活中，时刻意识到他自己的尊严，而对于他从小就经过训练必须遵守的皇帝义务，他随时要加以执行。
除掉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没有贵族……其余的人都是人人一律平等，只有才能胜任的人得以做行政官吏，因此，国家公职都由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
”“在中国，实际上是人人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联带发生，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
”在大加赞赏的同时，黑格尔又指出，正是由于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特殊权利，权利就只能集中于皇帝一人——“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
”“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
全部行政机构多少是按照公事成规来进行的，在升平时期，这种一定的公事手续成了一种便利的习惯。
就像自然界的途径一样，这种机构始终不变地、有规则地进行着，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做皇帝的却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
”由此黑格尔认为中国社会“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中国是个“大家长制的专制政体”。
最早把中国政治定义为“专制政体”的人是法国人孟德斯鸠，黑格尔基本上接受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又进行了较深刻的论证。
同样，马克思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家长制权力统治为特征的中央集权与皇帝专制相结合的政治结构。
他指出，中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
”这样建立起“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形成一套完备的专制机制和庞大的官僚队伍，实行着“家长制的权力”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