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_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
谈分权、财政联邦主义与我国中部经济发展
谈分权、财政联邦主义与我国中部经济发展内容摘要:本文在财政联邦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探讨了分权的制度成本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笔者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中,财政联邦主义的精要就是鼓励非同一模式的地区试验,这是我国制度的经验与启示,也是未来中部经济发展的机会。
关键词:分权财政联邦主义中部经济财政联邦制:“制度效应”与我国中部经济发展1993年,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与钱颖一在《转型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与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的文章。
钱颖一和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如Gerard Roland和Barry Weingast等人)在几篇论文中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提出了我国是一种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度,这种理论被称为“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在传统的公共经济学领域,早期的思想认为分权能够打破公共管制的失败,建立有效的激励竞争机制,降低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鼓励地方创新并合理配置资源,因而分权一般具有积极的效应,并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二代财政分权思想更多地与地方政府的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
由于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转型经验现象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与早期的公共财政理论已经不同,他们突破了公共品供给的局限,进一步把向地方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激励和地方的竞争联系起来,建立了解释经济转型的一个概念框架。
分权的既定结构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面临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竞争,存在预算硬化的效应、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存在运用指标竞争的可能性,如增长速度、外资投资、利润、改革推行速度等指标,加大了包括外资在内的指标增长的可能性。
林毅夫等则从经验上验证了我国的财政分权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在中国过度地强调分权意义的研究仍然是有局限的。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著名论断,他指出,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关于财政分权利弊的理论分析
关于财政分权利弊的理论分析引言财政分权是指政府财政权力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
财政分权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比如提高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竞争性、更好地满足地方需要等。
然而，财政分权也可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创造财政赤字、不公平分配等。
本文将对财政分权的利弊进行理论分析，旨在探究财政分权的矛盾性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的好处提高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竞争性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更加积极地竞争和协调合作。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更好地管理地方财政资源，提高地方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投资和发展计划来支持地方经济。
财政分权有助于促进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和谐发展”，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效益。
更好地满足地方需要财政分权的一个显著好处是可以更好地满足地方的特殊需要。
地方政府了解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更加有效地根据地方实情制定财政政策。
例如，开展城市重点工程、扶持地方营商环境等。
这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且满足了地方居民的实际需求。
财政分权的负面影响创造财政赤字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
然而，这种财政自主权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其自身的财政资源。
当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持地方政府的支出时，就会出现财政赤字。
这种情况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不仅损害了地方居民的利益，也使得经济发展遭到破坏。
不公平分配贡献最大的地方不一定获得最多的收益，这是财政分权中一个常见的问题。
由于财政分权涉及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资源分配问题，如果分配不合理，则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社会不公平。
例如，高发展的地区可以得到更多的投资，波及弱势地区的经济发展遭到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服务的提供受到威胁，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如何更好地实现财政分权财政分权自带一些矛盾性，如何做到既能保证财政分权的效果，又可以减少其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激励及其行为变异
地方 公 共 物 品方 面 比中央 政 府更 有 优 势 ， 也更 有 效
率： 第二， 居 民可 以根 据 不 同地 方 政 府 提 供 的不 同
的公 共 物 品组 合 来 决定 是 否 离开 原 居 住地 ， 迁 往 某 个更 能 满 足其 公 共 物 品需 求 的地 区 ． 从 而 改进 地 方
财政分权 、 地 方政府激励及其行为变异
郑 延 冰
（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 北京 １ ０ ２ ４ ８ ８ ）
摘 要： 改 革 开放 以 来 ， 财 政 分 权 和 政 治 集 权 成 为 中国 经 济体 制 改 革 的 主要 特 点 。 财政 分 权使 地 方 政 府 拥 有 了对
一
、
引言和 文献 综述
财 政 支 出 的效 率 ， 达 到 帕 累 托 效应 的 结果 ， 也 即居
民通 过 “ 用脚投票” 的方 法 可 以实 现 地 方 财 政 支 出 效 率 的改 进 和社 会 福利 的提 高 。ｌ ３ ｌ 对 于 中 国的财 政
当今 世 界 ， 财 政 分 权 已经 成 为 一 个 潮 流 ， 无 论 发 达 国家 还 是 发 展 中 国家 大 都 将 财 政 分 权 作 为 其 政府 治 理 改革 的方 向 ， 中国也 不 例外 。 中 国改 革 开
出拥 有 一定 的 自主权 。 ２ ０世 纪 ７ ０年 代末 ， 中央政 府 面 临 着 严 峻 的 财 政 困 境 ，为 了缓 解 当时 的财 政 困
应 模 型对 中 国 ２ ８个 省 份 的相 关 数 据进 行 了计量 验
证 ，结 果 显 示 财 政 分 权 对 经 济 增 长 有 显 著 的正 影 响； 张 晏 和龚 六 堂 的研究 发 现 ． 尽 管财 政 分 权对 中 国经济 的影 响具 有 跨 时效 应 ，即分 税 制 改革 前 ， 财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制也 应从 现行 制 度安排 集 合 中寻求 根源 ， 现行 制度 安 排 中影 响 地 方政 府 竞 争 行 为最 为 重要 的是 转 型 而 期 特 有 的财政 分权 体制 。具 体来 说 ， 这种 制度 给追 求效 用最 大化 的地 方政 府提 供 了两种 强 烈 的激励 ： 财 政激 励 和政治 激励 ， 使地 方政 府加 快推 进本 辖 区经 济增 长 ， 促 以获取 经济 增长 带来 的财 政利 益 和政 治 利 益， 在资 源有 限 的约束 下 ， 必然加 剧 地方 政府 之 间的竞 争 。下 面将对 这两 种激 励 的具体 传导 机 制 和途 径
表 和公共 利益 等 因素 的约束 ， 但作 为 “ 性 经济 人 ” 它 所 追 求 的是 自身 效用 的最 大 化 或政 府 预 算 的 最 理 ， 大化 ， 这将 导致 政府 行为对 公共 利益 最 大化 目标 的部分 或完 全偏离 。正是基 于 自身效 用最 大化 的追求 ， 兼 之 资源稀 缺 的约束 ， 在不 同层 次政府 之 间 、 同辖 区政府 之 问 以及 不 同政府 机构 之 间演变 出对 可 支 才 不 配 资源 的竞争 行 为 。本 文仅重 点分 析一 国内部地 方政 府之 间 的竞 争行 为 。 从地 方政 府竞 争理 论 的演 进 历 史 看 ， 布 特 （ ｉ ｏｔ１５ ） 早 从 理论 上 阐述 了辖 区 间政 府 竞 争 蒂 Ｔｅ ｕ，９６ 最 ｂ
财政分权的原因研究综述
财政分权的必要性及原因研究综述摘要：财政分权问题早已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重大课题之一，受到广泛的关注，财政分权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不断取得丰富成果。
本文将从财政分权的必要性为角度，梳理相关财政分权理论的文献综述，进一步的把握财政分权的原因，期望能够对财政分权理论有进一步的认识并能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夯实基础。
关键词：财政分权理论必要性财政分权原因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
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 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一）穆斯格雷夫（Musgvare）分权理论.穆斯格雷夫和RB.穆斯格雷夫从考察财政的三个主要职能：配置、分配与稳定出发，来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他们根据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空间限度的性质，将财政结构划分为各级行政单位。
他们认为，公共产品的关键特征是具有受益范围的空间限度，它表现为一部分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是全国性的，如国防;另一部分的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是地方性的，如地方上的消防服务等。
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理论要求：公共部门必须提供公共产品，其所承担的公共产品的成本必须与相关收益区域居民是偏好相一致，是由该地区的居民通过纳税和交费进行支付。
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分权因素_一个分析框架_马万里
一、 中国的收入分配： 典型事实与相关讨论
严格地说， 目前还没有任何理论或经验数据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收入分配是否处于合理状态， 因此， 本文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均基于相对比较的结果 。与大多数研究相同，本文关于收入分配的数据基础 依赖于资金流量表 （ 实物交易 ） ， 但白重恩 、 钱震杰 ( 2009 ) 指出， 资金流量表中初次分配阶段所列示的要 素收入总规模数值存在偏差， 如果直接利用资金流量表会无法取得关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确切趋势 [1]。参 《中国财政年鉴 》 照白重恩和钱震杰 （ 2009） 的做法并结合省际 GDP 核算数据及 ， 重新核算初次分配相关
单位： % 居民 初次分配 61 ． 81 63 ． 44 63 ． 21 61 ． 03 61 ． 06 57 ． 86 56 ． 43 56 ． 70 57 ． 61 54 ． 60 55 ． 04 52 ． 39 51 ． 66 50 ． 62 53 ． 40 55 ． 37 53 ． 99
初次分配 21 ． 81 21 ． 86 22 ． 01 24 ． 89 24 ． 61 27 ． 37 27 ． 83 27 ． 29 26 ． 04 28 ． 77 26 ． 01 29 ． 82 29 ． 54 29 ． 66 28 ． 03 25 ． 43 26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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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
2013. 04
《中国财政年鉴 》 数据。由于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所涉及到的收入税和其他经常转移数据基本是以 中 相关数据对应转换所得， 因此， 对公示的相关数据不再进行额外调整 。鉴于当前数据只公布至 2008 年， 我们参照《中国经济普查年度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 》 中数据说明， 将数据延伸至 2010 年， 从而得到国民 生产税净额 、 财产收入及经营性留存等要素收入规模与所占比例以及初次 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 、 分配和再分配各部门收入所占比重 。 由表 1 可知， 虽然自 1994 年以来， 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一直占据较大比重， 但却逐年下降， 自 下降了 7． 99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生产税净额所占比重由 1994 年的 51． 67% 降至 2010 年的 43． 68% ， 增加了 4． 91 个百分点， 呈不断上涨之势； 资本收入 （ 即财 1994 年的 12． 84% 上升到 2010 年的 17． 75% ， 产收入和经营性留存 ） 所占比重由 1994 年的 35． 5% 上升到 2010 年的 38． 57% ， 增加 3． 07 个百分点， 总 体也是呈现上涨之势 。就要素收入而言， 伴随着税收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上涨， 劳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 。
比较我国与国外财政分权体制及启示
比较我国与国外财政分权体制及启示【摘要】在中国经济这艘巨大航母启航的今天，党和国家不断探索着一条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
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我们要想在世界经济之林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在重视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把本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放在首位。
比如现行的财政体制，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而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或将会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这是亟待我们着手去研究和解决的事情。
通过和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体制相比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财政体制分权制问题对比启示对策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财政体制由集权制转成了分权制，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分灶吃饭”。
该体制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演变，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相对稳定的6种大包干或者其他的包干形式也是“分灶吃饭”下的一种包干制、分成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中央把原来的行政性分权改为经济性分权，跳出了过去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分权模式上，走上分税制的道路，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尽管这种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是跟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相配套的，使整个政府财力运作的规范性和地方理财的稳定性也都大大提升了。
但是，在从它建立到现在发展的大约二十年中，不断出现了许多阻碍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问题，这不由得引发了我们的深思，其中既有财政体制本身的缺陷，也有更深层次上的整体制度环境的不足。
以下是一个关于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问题的综合概述以及简单分析。
1、财政透明度严重缺乏，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的不明确和事权财权的不对称各级政府的事权是划分各级预算收支范围的基本依据。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的问题和原因探析_0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的问题和原因探析[摘要]1994年实行分税改革的财政分权化体制，自实施以来，遇到了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县乡财政困难、地区间贫富差距过大、政府层级过多等一系列问题，其原因既有财政体制本身的局限，也有整体环境的不足等等。
[关键词]分税制；财政分权；增值税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伴随着财政权利的下放，分权让利，分灶吃饭，财政包干，直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财政分权化过程。
分税制改革进行制度设计时较多地参考和借鉴了国际上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和经验，是我国朝着公共财政体制的第一次努力，构建了基本的分权体制。
分税制以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自改革以后一直保持在45%～50%之间，我国财政体制呈现明显的财政分权特征。
分税制下，中国的财政体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财政体制本身的缺陷，也有更深层次上的整体制度环境的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对称，各级政府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等，国防费，武警经费，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和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支出，以及应由中央负担的国内外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
地方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实际上，分税制以前，地方政府已经承担了这些财政支出；改革以后，中央政府正式结束了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的责任，地方政府的职能从提供公共服务向提供公共服务并为服务融资转变。
这是支出责任的下放，并写进了《预算法》，明确地将为有关支出融资的责任转移给地方政府。
按税种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固定收入主要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农牧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契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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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傅 勇*内容提要 地方政府行为的模式决定大国的分权绩效。
本文在同一个框架下考察增长型地方政府的形成机制,并探讨了与此伴随的扭曲成本。
本文发现,中央政府以政绩考核为核心的政治激励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增长而不是租金上,有效的财政激励保证了地方政府能稳定地分享增长果实;同时,对外资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不能囿于本地既得利益。
本文证明了为增长而竞争是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激励来源:降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增加对公共物品的投入将提升社会福利。
关键词 地方政府行为 政治激励 财政激励 财政支出结构一 引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权体制下政府推动的增长(Ji n et a.l ,2005;张军,2005)。
然而,问题在于,分权是一个世界现象,但增长却不是。
就引致增长而言,分权对一个国家可能是灵丹,对另一个却可能是毒药。
中国的地方政府历来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是在财政收支上,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因此而发生(黄仁宇,1997)。
因此,我们还需要认真解释为增长(而不是为寻租)进行的竞赛在中国地方间是如何开展起来的。
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成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财权和经济决策权下放的同时,医疗、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重要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也同时下移至地方。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将其在文教科卫项目上的支出一再压缩,其后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和过度市场化。
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上不遗余力,而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却难尽如人意。
本文试图从财政支出结构角度考察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及其结果。
16 期11年第2008 *世界经济*傅勇: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200120电子信箱:f uyong214@yahoo .co 。
本文据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改写而成。
感谢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军的指导,以及张晏的指点。
本研究得到了 复旦大学985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 、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KBH3246523)和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优秀论文(EYH3246037)的慷慨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文责自负。
分权使中国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张军等,2007),而印度和拉美的实践表明,分权体制分散了政府发展经济的精力,并阻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更新。
中国分权的成本近来被许多研究关注。
不过,研究主要分散在地方保护、地区差距和城乡分割等方面,鲜有从理论上探讨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和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负面影响的文献。
二 文献述评与本文视角有关分权何以促使中国地方政府向增长型政府转变的文献存在两种视角:一种视角强调了财政激励的有效性。
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体制建立了有效的财政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能够获得地方财税同步增加的收益,进而有积极性放松管制、支持民营经济,推动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M ontino la et a.l ,1994;Ji n et a.l ,2005)。
与中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分权体制的财政激励十分微弱,地方政府自有收入的增加几乎完全被其与中央分享收入的下降所抵消,致使其推动改革发展的动力不足(Zhuravskaya ,2000)。
另一种视角则强调了中国政治激励的有效性。
H uang (1998)指出,通过任职、任命、干部交流、晋升等手段,中央政府得以对地方官员掌握较充分的信息,有助于克服监督中的信息不对称,把合适的人选拔上来,并保证官员目标的相对统一。
B lanchard 和Shle ifer(2001)进一步指出,中国较俄罗斯的成功之处在于在转型和经济分权的同时,维持了政治上的集中和奖惩地方官员的能力。
他们指出,所谓 市场支持型的财政联邦主义 强调的财政激励上的差异还不足以解释中俄两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上的区别,对 不称职 官员的惩罚能力才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本文强调政治激励的理由和依据有三个方面: 首先,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治激励因素是近年国内外文献的重要发现。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地方官员激励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官员升迁的考核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形成了今天流行的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政绩观;为追求晋升最大化,地方政府官员尽可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徐现祥等,2007)。
周黎安(2007a 、b)认为,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 增长而进行的 政治锦标赛 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
其次,分析干部政绩考核的政治激励具备充分的现实依据。
从制度背景上看,周黎安(2007a 、b)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晋升的最实质性的变化是考核标准的变化,地方首长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取代了过去一味强调的政治挂帅。
M askin 等人(2000)的研究发现省级官员在中央委员会席位与该省经济排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 uang(2002)对1978年以来中国官员治理体制的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治理通常包含着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
显性治理往往通过可度量的经济发展指标来实现,而防止官员腐败和不忠等难以监控的事项则更多地依赖隐性治理。
Li 和Zhou(2005)利用经验数据(1979~1995年期间)显示各省主要领导职位升迁与地方经济增长率正相关。
在中国这种威权体系下,假设地方官员追求地方经济增长而不是税收最大化可能具有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并且该假设已得到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
最后,直接从政治激励立论是当前构造模型的通行做法。
皮建才(2008)直接将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的方式假设为两种形式,总量相对绩效考核,即谁的GDP 总量相对绩效更好就可以获得晋升,以及增长率相对绩效考核,即谁的经济增长率高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
关于政治集中还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中国政府的转型首先是在中央层面上发生的。
中国政府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并通过集中的政治体制将经济增长与晋升联系起来。
正因如此,要说明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何明显比其他各国的地方政府更看重经济增长,来自政治层面上的解释至关重要。
第二,本文不讨论政治体制的各层面及其影响,而是考察政府治理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激励和扭曲。
中央会从很多方面考核地方政府,比如干部的忠诚,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是一个重要层面。
17 期11年第2008 *世界经济 傅 勇B l anch ard 和Sh l eifer(2001)认为: 联邦制分权的效果必须依赖于政治上的某种集中,缺乏政治集中,地方政府追求区域性政策的激励会十分强大,而这不是单纯通过经济或社会上的巧妙安排就能解决的。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问。
K een 和M aurice(1997)指出,虽有大量的研究投向了公共支出的整体水平,但是对公共支出结构的研究尚不充分。
少数文献注意到,诱发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一个机制是地方政府对资本的竞争。
Q i a n 和Roland(1998)已经指出在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资本虽然硬化了预算约束,但财政支出结构却偏离了社会最优解;在部分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竞争会保证预算的硬化,但会导致支出结构的更大扭曲。
虽然Zhuravskaya(2000)同Q ian 和Ro land(1998)一样强调了中俄两国分权体制中财政激励的差异,但前者认为财政激励的提高能够促使地方政府有效地供给基础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
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不会发生。
造成此区别的原因是Zhuravskaya 研究的是公共支出的整体而不是结构,他认为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供给的增加会增加税基。
这对于研究中国地方官员在任期内的行为并不合适。
为考察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本文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分为基础设施支出和公共物品支出。
前者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的投入,后者包括环保设施、卫生保健、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投入。
这种区分的标准是,基础设施投资直接进入当期的生产函数,而公共物品支出则直接进入居民的效用函数。
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区别不仅在于生产性和消费性的不同,而且还在于对资本流动而言,公共物品的外部性要小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外部性。
对公共支出作此区分是公共经济学文献的通行做法(Zodro w andM ieszko w sk,i 1986;Keen and M aurice ,1997;Q ian and Roland ,1998)。
略有不同的是,Cai 和Tre is m an(2005)把基础设施投资定义为,能够提升资本生产力的所有政府支出,不仅包括交通、电信等物质资本投资,而且还包括教育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甚至包括法律产权等制度基础设施。
本文认为,后两类支出主要是满足居民而不是生产的需要,对地方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帮助不大。
文献通常假定,地方政府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投票人)的福利(Zodro w,1986;Keen and M aurice ,1997),这与强调政绩考核的中国现实有出入。
在政治集中下,为保证考核的有效性,中央只能依赖少数指标,GDP 就成了首选。
然而,GDP 并不是一个 最优统计量 。
在中央-地方分权中,地方政府承担的是多项任务(m ultitask),H o l m stro m 和M il g ro m (1991)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揭示,委托人提高对代理人任一任务的激励强度将引发代理人努力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其他纬度任务的完成。
在考核地方官员的问题上,中央政府正面临这样的悖论:必须依赖GDP 考核官员的政绩,而这样做又会损害其他目标的实现。
在政府目标函数中强调政绩考核是本文模型的一个特点。
除支出结构之外,分权还会带来地方税收竞争。
在公共经济学的文献中,一个持久的关注点是税制设定可否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的扭曲。
早在6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P i g ou(1947)就给出一个直觉:当政府开征具有扭曲(指会引起商品和要素流动)效应的税种时,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这一论点受到Sti g litz 和Dasgupta(1971)的挑战。
此后,Zodr ow 和M ieszkow sk i(1986)又支持了P i g ou 的论断。
本文的一个工作就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探讨税制设定和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联动。
三 模型假定政府分中央-地方两级,1个中央政府,n 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官员)的效用来自两个方面。
18 期11年第2008 *世界经济 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虽然按标准的定义,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物品或俱乐部物品之列,但在研究基础设施的文献中,常常将基础设施区分为经济性公共基础设施,即狭义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性公共基础设施(李伯溪和刘德顺,1995)。
本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分类分别类同于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