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
雅典民主制度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价值分析
雅典民主制度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价值分析雅典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制度。
在雅典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政治参与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所有公民的权利。
这也是所有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雕刻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雅典民主之父”佩里克利斯的壁像（美国邮政局）。
雅典民主制度的历史发展雅典民主制度的历史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公元前508年，雅典城邦独裁者贾斯顿（Cleisthenes）领导下的革命成功推翻了雅典的寡头政治，创立了雅典民主制度的雏形。
据说，贾斯顿在为了消除寡头政治而进行的改革中，为了防止少数高位繁星的权力扩张，他新建10个部族，每个部族能够派代表到政府中，以确保平等。
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将政治权力归还给人民的一个例子。
公元前462年至429年，佩里克利斯（Pericles）担任雅典的政治领袖期间，雅典民主达到了全盛时期，连续43年举行全民公投。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雅典民主制度最不同寻常的特征之一是民主集会，它由雅典公民组成，每月聚集在一个开放的空地上，此后称为普鲁塔基亚广场（Pnyx）。
此次大会的负责人可以是公民中的任何一个人。
在会议上，公民可以发表任何他们愿意谈论的话题，并有权投票决定政策。
此外，作为城邦的骨干，公民还可以出任各种公职。
例如：每年选出五十名主管，并为了防止他们的任期连续延长而规定了一个8年的任职期限。
在这种方式下，公民可以调动城邦各项事务，从外交决策到法律审判，都可以参与其中。
雅典民主制度的文化价值雅典民主制度是全球民主制度的鼻祖，也是整个文明的遗产。
它不仅在政治上之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面新的门户，同时还从文化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它对其他国家形成许多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一系列民主变革。
首先，雅典民主体现了平等和公正，而这些价值观在今天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实践息息相关。
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平等和公正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对于民主制度来说。
论雅典的民主政治
论雅典的民主政治辉煌属于希腊，宏伟归于罗马。
众所周知，希腊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正如伯里克利所说：“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在希腊的众多城邦之中，雅典又是最负盛名的一个，其民主制度堪称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民主-Democracy,是由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派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有资格参与国家政务的公民）。
早期思想家在对政体类型进行划分时，都把执政人数的多少作为一个基本的标准，认为多数人执政的政体是民主政体。
这种观念最先产生于雅典，并切实地体现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
雅典民主政治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
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含义和内容。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首先，地理条件是其形成存在的重要因素。
希腊的地理特点可概括为：三面临海，海岸线曲折，山峦叠嶂。
一方面，临海和港湾众多的环境，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发达，从而使古希腊较早地树立了自由平等的概念。
另一方面，山峦叠嶂和海洋又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隔绝的山谷和海岛，这消除了强大的统一王朝的形成的可能，从而孕育了小国寡民之下的民主制。
其次，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他颁布了“解负令”，取消债务奴隶制，按财产的多少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规定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他组建四百人会议，设立陪审法庭。
梭伦改革初步改变贵族专权的局面，将雅典引向民主的轨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后，在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
他以10个新的地域部落代替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设立五百人会议，取代四百人会议，设立10将军委员会;制定“陶片放逐法”，作为民主政治的保障。
改革打破血缘关系，削弱贵族势力对政权的控制，，使雅典国家最终形成，标志雅典民主制度的确立。
最终，伯里克利改革促使民主制发展到了顶峰。
雅典民主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雅典民主制度的诞生与发展雅典民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之一，对于整个政治发展历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是复杂而丰富多样的，为了深入了解这个主题，我们将分别从背景、发展和特点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背景雅典民主制度的诞生需要放在其背景中进行分析，当时的雅典是一个城邦政体，由一个小的城市和周边地区组成。
在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雅典出现了城邦的发展，贵族统治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大多数平民的权利。
而在这个过程中，雅典的政治经济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为雅典民主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发展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公元前5世纪的伯利克时期，另一个是公元前4世纪的伯利克后期。
在伯利克时期，雅典的民主制度开始初露端倪。
公元前510年，雅典贵族统治被推翻，解决了社会矛盾，建立了以平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一时期雅典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公民会议，公民会议由所有的成年男性公民组成，每个公民都有平等参与和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陪审团，陪审团由民众投票选出，负责审判一些重要的案件。
这些制度的建立使得雅典的民主制度逐渐发展起来。
而在伯利克后期，雅典民主制度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和完善。
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但雅典民主制度并没有被废除，相反，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逐渐演化和完善。
在这个时期，雅典追求将民主制度扩展到更广泛的公民群体，逐步取消了对部分人的市民权限制，使民主制度的实质更加彰显。
此外，雅典民主制度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如国民大会、立法委员会等，这些机构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民主制度的内涵。
特点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强调平等和自由。
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他们可以通过公民会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不再受到贵族统治的限制。
这种平等和自由的意识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为后来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民主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民主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形式，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悠久的起源和持续的发展过程。
本文将对民主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探讨，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和内在机制。
一、民主制度的起源民主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
这种政体以民众的直接参与为主要特征，通过公民大会、陪审团和选举等形式让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
雅典民主制度的出现得益于当时社会的特殊背景和思想文化的进步，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对政治权力的追求和个体自由的尊重。
二、民主制度的发展1. 古代民主制度的演变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出现了一些变化。
例如，公共事务逐渐由选举产生的集体机构负责，代替了原有的广大民众直接参与。
这样的发展使得政治权力的行使逐渐专权化，导致了象征性的民主制度衰落。
2. 近代民主制度的兴起近代民主制度的兴起则得益于启蒙运动的影响和工业革命的推动。
启蒙运动的理念提倡了人的平等和个体的权利，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出了要求。
而工业革命则催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成为近代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通过限制君主制度的权力，并确立以人民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这两个国家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民主制度的优势和挑战1. 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以保护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
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目的是为了服务人民。
这种制度能够确保个体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平等权利。
2. 政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在民主制度下，不同的政治力量会通过竞争来争取选民的支持，保持政权的制约和平衡。
此外，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也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进行监督，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
然而，民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其中之一是政府运作的低效问题。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决策需要经过多方协商和程序，导致政策制定过程相对较慢。
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变革
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变革古希腊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之一，其民主政治一直以来备受关注。
其中，雅典民主政治在整个古希腊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本文将从不同方面探讨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变革。
一、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源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城邦的领袖卡德摩斯开始推行民主制度。
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取消赋税、对穷人提供补贴等，使得民众开始拥有了一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
后来，伯利克利雅典和第萨利亚雅典相继建立，雅典民主政治也逐渐成形。
二、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雅典民主政治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 广泛的参与机会：在雅典民主政治中，各种政治会议和公民集会都允许广泛的参与。
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参加这些会议，发表意见和投票。
2. 民权平等：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所有的公民都被视为平等的。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参与政治，发表意见，甚至在选举中寻求公职。
3. 先进的法律制度：雅典民主政治中有严格的法律制度。
法律适用于每个公民，并且由公民自己担任陪审员。
此外，法律还保证了公民的权力，例如禁止滥用公权力和监视。
4. 复杂的政治结构：雅典民主政治的政治结构非常复杂。
除了各种会议和公民集会外，还有议会、法庭和行政机构等。
三、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变革雅典民主政治虽然一直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典范，然而它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些变革。
1. 金钱和政治的腐败：在雅典民主政治的后期，一些平民政治家为了争取更多的投票，开始向富人和贵族提供金钱和礼品。
这些行为导致政治的腐败和不公，最终破坏了民主政治。
2. 帝国式民主政治的出现：经过长时间的战争，雅典民主政治走向衰落。
同时，马其顿王国的入侵也对雅典产生了影响。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支持下，雅典人实行了帝国式民主政治。
这表示，尽管各公民仍可以行使权利，但实际上所有的决策都要经过君主批准。
3. 摧毁民主政治的希腊–马其顿战争：希腊和马其顿发生的战争对雅典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雅典的民主制度与法制发展2600字
浅析雅典的民主制度与法制发展2600字雅典的各方面条件有利于民主政治与法制的发展，促进了其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法制健全的局面出现，体现了追求民主、进步、自由、法治的精神，但是雅典民主与法制也存在局限性，我们要正确认识雅典民主制度与法制的历史作用，加以借鉴。
雅典的民主政治与法制作为古希腊政治的典范，创造出了一系列民主运作方式和法律制度，留给后世的政治与法律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为后世政治体制和法制的发展提供了参照。
一、雅典民主制度与法制的形成条件首先，地理条件。
一方面，雅典位于希腊中部阿提卡半岛上，有着拜里尤斯天然良港，同时雅典又处于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埃及和西亚的交接点上，特别有利于发展海上贸易和工商业。
另一方面，雅典为多山的地形，缺少肥沃的土壤，而在梭伦改革中又颁布法律使得土地集中受到限制，使雅典掌握土地的氏族贵族势力较弱，很难形成君主专制。
其次，经济条件。
雅典的工商业很发达。
银行能够大量制造银币;还盛产陶土，所产陶器远销埃及和意大利，这些都使雅典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顾銮斋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须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社会中下层群众总体实力的加强;另一方面是国家财力的增长，而上述两方面条件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工商业的发展。
[1]再次，文化条件。
雅典有大批高素质人才，在哲学、政治、法律、美术、雕塑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有着灿烂的成就，促进了雅典民主制度与法制的进步和完善。
此外，雅典注重用法律保障教育的发展，来提高公民的素质。
优良的公民意识是雅典民主政治进程中的内驱力，是实现法治的社会基础，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根本保证。
[2]二、雅典民主制度与法制的形成过程第一，德拉古执政时期。
公元前621年，德拉古在平民反对氏族贵族垄断司法的斗争中当选为执政官，他把当时的习惯法加以整理汇编，编成一部《德拉古法典》。
该法典虽然保护贵族利益，肯定了债务奴隶制，但是使雅典法进入了成文化的时期，为随后出现的伟大立法改革作出了准备。
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衰
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衰雅典民主制度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民主政治体制，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在雅典民主制度的时期，雅典成为了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邦，其政治、文化、艺术、哲学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巅峰。
兴起阶段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希腊城邦中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城邦议会。
城邦议会是由有地产的公民组成，他们通过选举决定政治事务。
在20世纪初期，英国政治学家MAX·韦伯称其为众议制。
“众议制”是指一种通过分权和制衡的机制来确保民主决策的制度。
在雅典民主的开始阶段，人们公开进行政治讨论并决定政策，这一过程越来越成熟，运作顺畅。
在公元前508年，雅典城邦的公民通过一次大规模的随机抽签，选出了五百个监察员来监督政府的工作，并制定了规章制度保护人民的权利。
这一举动很快赢得了其他城邦的效仿。
此后，雅典民主逐渐走向了成熟和完备。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制度经历了一个巨大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雅典城邦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公开展示了选举制度的功能。
所有雅典市民都有权对政治决策发表意见或提出要求。
因此，市民常常为了顺利参与这些讨论而花费大量时间，直接参与决策和表达意见成为了雅典民主制度的最显著特征。
后期衰落雅典民主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和公元前4世纪初期取得了巅峰，但随后这一民主制度迅速走向衰落。
这一时期，在城邦中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
在公元前403年，“三十寡头”夺取了政权并推翻了雅典民主制度，政府权力独占，使用暴力控制市民。
这一时期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直到民主党派的公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寡头政权并恢复了民主制度。
然而，雅典民主制度的衰落并没有停止。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城邦中的内斗一直没有停止。
在公元前338年，雅典与马其顿帝国的战争失败，雅典失去部分地区的控制，并被迫缴纳重税。
这使得市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失败的战争和贪污腐败的政治家导致了民众对政治体制的担忧。
这些因素加速了雅典民主体制的瓦解。
总结雅典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失败的政治事件和地缘政治因素都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与衰退
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与衰退在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是一个极富魅力的政治系统。
它为人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发言的权利，开创了民主制度的先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也逐渐发展和衰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了不同的挑战和困境。
初期发展阶段，雅典民主制度是一种宪政民主制度，体现了雅典人民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愿望。
在这一阶段，雅典公民集会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每个公民都有发表意见和投票表决的权利。
公民集会通过选举产生代表，他们在议会中代表人民的利益，参与决策和管理公共事务。
这种制度为民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使得雅典成为古代世界最文明和繁荣的城邦之一。
然而，随着城邦的发展和壮大，民主制度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其中之一是来自城邦扩张带来的规模和范围问题。
雅典市民面对的负担越来越重，迫使他们放弃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此外，民主制度还面临着少数精英阶层的挑战。
这些精英通过财富和名声的积累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使公民集会渐渐沦为形式主义的场所。
他们利用巧妙的辩论和组织手段来影响集会的决策，进一步削弱了民主的本质。
在这一背景下，雅典民主制度进入了衰退期。
公民集会逐渐失去了权力，议会代表人民的功能也被不公平的财产限制所替代。
此外，城邦的自由和平等理念也在不断被侵蚀，不少人开始怀疑民主制度的可行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于更强大领导者的需求，从而为独裁主义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然而，衰退并非绝对。
在一些重要历史时刻，雅典民主制度也有所恢复。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帕修斯战争期间的复兴。
战争威胁着城邦的安全和稳定，公民们重新意识到集体行动和参与的重要性。
雅典民主制度得以恢复，公民集会重新获得权威和地位。
他们通过讨论和投票来制定战略，为打赢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被视为雅典民主制度的高峰时刻，也是公民集会真正发挥民主精神的时刻。
然而，这种复兴的势头并没有持续很久。
在财政困难、内外压力和人民对民主的不断质疑下，雅典民主制度再次走向衰退。
公民集会的恢复仅仅是个别的例外，普遍情况下寡头政权逐渐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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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民主是个好东西”在现代已经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
当我们探寻“民主”的源流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雅典。
有很多人认为，雅典的民主制是当时的“制度”典范，是“优越的制度”带领古代雅典城邦走向了辉煌。
那么雅典是如何走向民主的，雅典“民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民主，我们还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真相。
一、在历史视野中界定雅典“民主”怎样界定雅典“民主”?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要下一个定义，框定我们讨论的对象和问题。
但事实上，定义有时可以在理论上便于分析，但同时也可能是误解事物的开端，尤其是像“民主”这个承载着数千年历史的词汇，人们无法通过“规约性”定义来指称它，因为正像萨托利指出的那样，对于“民主”这个词而言，孤立地谈这个字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要谈到它的语义场，即充实或补足“民主”的一整套概念。
民主一词“植根于历史，源于历史”，已经流传了30个世纪，因此它“是个历史经验的载体，其含义是通过无穷的探索与失误的过程而得到稳定”的。
我们要谈论的雅典“民主”，也是一个历经数百年而不断被订正的制度。
它不但与我们现代的“民主”不同，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自身内涵也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把雅典“民主”简单化定义，往往会误解当时的制度，也会误解那段历史。
现在提及雅典“民主”，有人指的是梭伦时期的雅典，有人指的是克里斯提尼时期的雅典，有人指的是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有人指的则是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时期，这些说法中的“雅典”实质上指的是在“民主”制度上一致的“同一个雅典”。
据《雅典政制》记载，到该书成书时提到的“现在的制度”，也就是“民主”制度，雅典经历了11次“宪法”变更。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雅典在逐步地“民主化”。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雅典“民主”，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传说中的伊嗡(至少前600年前)开始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前300年左右)，在这数百年的制度变迁史中逐步观察雅典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民主”的，它的“民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民主，并关注它的最终命运和特点。
根据这段历史时期的雅典制度特点，本文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前梭伦时代、梭伦到克里斯提尼时代、克里斯提尼及以后。
二、前梭伦时代———王政的衰落及“民主”的自然和历史基础这一时期，雅典已经开始有了“民主”的微弱迹象。
首先，王权不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军事指挥权从王权中分离出来。
“军事统帅执掌军队，因此等于从‘巴西勒斯’(即国王)的王权中剥夺了其军事职能。
”这一时期设立了军事执政官，这在事实上分了“王者政府”的权力。
后来雅典政体中最重要的一些行政职位，如执政官以及六个司法执政官也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只是任期和选任资格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时已有议事会和民众会(即通常所说的“公民大会”)，但元老院是最重要的议会，仍然起着保护法律的作用。
其次，雅典的地理特征为“民主”的诞生打下了很好的自然基础。
因地理特征而划分的部落以及部落之间的利益纷争成为雅典民主制产生的基础之一。
据《雅典政制》记载，王者潘狄嗡把他的领土分予四子，埃勾斯⑤得城堡及其附近地区;吕科斯得山区;琶拉斯得海岸;尼索斯得墨加剌地区。
这种划分很符合雅典的地理特征，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这种划分很可能是中心城区、山区、海岸、周边平原的四分法，构成了雅典最初四部落的基础。
四部落间贵族的纷争，伴随着地理特征而来的民众利益纷争成为雅典政治“妥协”的开端。
在梭伦时期，随着“重装步兵”地位的提高，通过“解放土地”还重装步兵以尊严很可能是梭伦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重装步兵主要来自于阿提卡周边地区，也就是平原地区。
在梭伦宪法之后，仍然存在海岸党人、平原党人和山地党人的党争，地区利益的纷争始终在雅典民主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分量。
后来，我们还会看到海洋对催生雅典民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认为“海上帝国是民主的母亲，而寡头政治对于耕耘土地的人来讲并不太讨厌”。
伴随掠夺、贸易和殖民而来的海上利益对雅典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希波战争爆发后，地米斯托克利引领了雅典的海洋战略，甚至全盘抛弃了雅典的领土，他把“城市连系到皮赖乌斯，把土地连系到海上。
这样，他就提高了普通百姓的权益以对抗贵族，使老百姓壮起胆来，因为控制权现在掌握在船长、水手长和水手们的手中。
”靠近海洋以及面对利益和外敌入侵而确立的海洋“战略”大大提高了雅典民众的民主意识。
最后，雅典建立了第一个倾向于庶民的政体———忒修斯妥协。
忒修斯虽然是埃勾斯唯一的儿子，但却是一直生长于民间的私生子，虽然他是一个英雄，但在当时仍很难被重视血统的贵族接受为“王者”埃勾斯的合法继承人。
因此作为生长于民间，“倾向于庶民的第一个人”，忒修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妥协而非强权)使各地区统一起来，他“要把阿提卡的全部居民集中到一个城镇，使他们成为同一个城市中的统一的人民……他逐个走访所有的城镇和部落，劝说他们接受自己的计划。
那些平民和穷人都迅速响应他的号召。
对那些有权势的人，忒修斯许诺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在其中只是继续担任战争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而在其他一切事务上人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忒修斯的妥协和新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削弱了王权统治，形成了统一的“雅典”，从而开启了“民主”的希望。
三、梭伦到克里斯提尼———贵族共和、僭主政治对“民主”的培养亚里士多德称梭伦稍早的雅典政体完全是寡头制的，在严酷的德科拉宪法之下，“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到梭伦时代雅典陷入了严重的党争。
梭伦成为调停人和执政官，并成为第一个“人民领袖”。
他所创建的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式共和政体，“各个因素都被融合起来而各得其所———‘亚留巴古布利’(元老院)保全了寡头作用(尚富政治)，‘执政人员的选举规程’着重才德标准(尚贤政治)，而‘公审法庭’则代表大众的意志(民主政治)”。
在梭伦的宪法中，最具民主特色的有以下三点:“第一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这一点据说便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
”因此，梭伦被认为是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但我们也看到梭伦时代的政体仅仅是贵族共和，还远远达不到所谓的“民主”标准，而且在紧随而来的僭主政治时期，“梭伦宪法曾因不用而被遗忘”，梭伦的作用往往在后世被无限夸大了。
梭伦之后，“一个极端的人民倾向者”珀西斯特剌图斯⑦成为僭主，在他当政时期，政治上倒不是完全的倒退，这位温和的僭主在宪法下行事，每事仁慈温厚，他善待民众，兴建公共事业。
“就更积极的意义而言，庇西斯特拉图家族在某些方面为克里斯提尼改革打好了基础。
”“怎样避免城邦的大会受到市镇居民的支配?克里斯提尼提出了复杂而巧妙的解决方法，但最先着手处理城乡问题的，却是这些僭主。
”珀西斯特剌图斯的僭主政治被称作是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四、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民主”时代的来临克里斯提尼被认为是真正开启了雅典的“民主”时代，他制定的宪法是后来一段时期雅典遵循的主要宪法，但其间也经历了反复。
审视克里斯提尼宪法时，我们会看到“民主”因素，但当我们审视后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政治时，我们就会发现“民主”制度的创设只是一个开端，它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把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克里斯提尼改革到伯里克利时期、民主制的不稳定期和民主确立时期。
1．从克里斯提尼改革到伯里克利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公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时期，尤其是伯里克利时期，甚至形成了几乎雄视全希腊的一个强大的雅典帝国。
这种认识很容易使我们产生幻觉，是“民主”的伟大产生了强大的雅典。
事实上，我们往往过分夸大了“民主制度设计”在“民主实践”中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克里斯提尼的“民主制度设计”。
他的宪法有三项重要的改革措施:第一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他把原来以自然特征为基础的四部落划分为十个部落;他把所有村社分为三十区，“十区在城市附近，十区在沿海，十区属于内地”，这些区为新的“三一区”，并用抽签的办法把这些“三一区”指定给各个部落。
这样就打乱了原有部落的地域限制，混合了各区域的人民，也打乱了原来党争的重要基础之一，即基于地区利益基础上的党争。
每个“三一区”自身均由三或四个德谟构成，这些德谟在乡村为村庄，在城里即为区。
有人就认为民主(democracy)一词就是从“德谟”而来的。
公民接受所在德谟的管辖，他们将每个地方的总人口、公民、外邦人、恢复自由的奴隶登记在案。
公民“除了姓之外，每个人还会取一个自己所在镇区的名字”。
这项措施极富革命性。
第二是政治改革。
克里斯提尼宪法规定，每个德谟大会选举一个长官，每个部落出50人参加议事会，从而把议事会从原来的400人扩大到500人。
500人议事会带来的新变化不在于人数的简单增加，而是在混合的新行政区域基础上，部落代表(50人/部落)的多元化地域特征所带来的民主因素。
首席执政官由各个部落选举出来;每个部落选举一个司令官，但全部军队仍归军事执政官指挥。
前487年，雅典开始实行按部落提出的预选人抽签担任九执政官的办法。
这时期仍很难被理解为“直接民主”，因为部落预选人最多不过500人。
人民大会(民众会)有了新的会场，可容纳2．5万人，并由临时选出的议长主持。
第三项改革是贝壳放逐法，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事实上这项措施仅仅是“人民领袖”驱逐政敌的手段和工具。
在这段时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中，民主设计的效用产生了新的问题。
一方面，虽然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改变了传统的基于地区区别和利益基础上的顽固的党争，似乎为“民主”铺平了道路，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实践”层面，制度虽已经确立，但在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元老院的权力会突然上升，“主持国政”，但后期又被剥夺。
元老院“主持国政”为雅典海军提供了经费，这是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从而保证了雅典海上霸权的获得。
另一方面，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旧的贵族权力、地区势力被分化瓦解，新的“权贵”和党争开始出现，即变成了“少数人”与“平民”之间的对立，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借人民名义而有独裁倾向的领袖，伯里克利更可被视为一个“虚名”僭主。
从各种文献来看，“人民领袖”都不是一个行政职位，而是某种形式的党魁。
从“人民领袖”和对立派领袖来看，无法得出“出身决定论”的结论。
实际上，上层政治仍然是以传统贵族或新兴权贵为主的活动。
“人民领袖”的共同点在于争取民众以便在党争中获利，他们不可能在正式的民主制行政机构中发挥作用，但他们获得了某种“场外”权力，而这种“场外”权力却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
尤其是伯里克利，他借助“人民领袖”的地位使自己连续十五年担任将军，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僭主，当时的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伯里克利时期曾是雅典最辉煌的时期，但这种辉煌是以牺牲城邦的长远利益和败坏城邦的名声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