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成因之我见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成因之我见作者：李永瑞来源：《软件工程师》2010年第11期本学期我为北京师范大学全校本科学生开设了《人力资源测评》公选课,教学目标之一就是“从人力资源测评角度对中国5000年来的兴衰成败进行深入解析”,因此,备课之余我特地对中国500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杰出人物当量(每百万人口中对后世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的数量)、国家综合国力(人均粮食产量,对外扩张过程中的最大作战半径等)等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李约瑟之谜”,并仔细浏览了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李约瑟难题”成因相关主题文章三十余篇,试图寻求令人信服的答案,但笔者视野所及者,都未尽其意,于是撰此文,供方家指正。
发展就是硬道理,强大就是真本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是否雄厚,有赖于以营利为目的、以创造价值和创造客户为宗旨的一国或地区所属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从全球视野角度,纵观所有产业链上的企业,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靠掌控行业或产业标准来获取利润,比如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企业,它们分别掌控了所在行业的生产和技术标准,这类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是最优秀的,属一流企业。
这类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依靠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研发人才所拥有的群体性的持续创新能力。
第二类主要靠拥有某些独到技术和企业品牌影响力来获取利润,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这样的企业。
这类企业拥有少量独到的核心技术,如沃尔玛的全球采购和配送系统,可口可乐的神秘小配方。
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与第一类企业有差距,属于二流企业。
这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靠其高素质的经营人才和大批高素质的操作人才提供的标准化服务,以及其日积月累的品牌影响力。
第三类主要靠生产或销售某些具体的产品来获取利润,如我们身边数不胜数的OEM企业和满布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街头的无数外国品牌专卖店,这类企业一无核心技术、二无雄厚的运营管理能力、三无标准化的服务,只能零星或带有碰运气性质地挣点血汗钱,被行家戏称为“box-moving industry(搬箱子产业)”,属于三流或不入流的企业。
浅析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汇报人：XXX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 难题
钱学森 之问
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 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 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 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
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
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 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封建官僚体制论（李约瑟）
官僚体制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 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 “君子”，而未有数理精神之长。
元、清两朝对汉人的压迫
谢谢您的聆听
T H A N K Y O U V E R Y M U C H
汇报人：XXX
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 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当满清 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 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实施了强力的 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 就彻底地被摧毁了”。
02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01
对科学爱好不是以利益或权位为主，具 有创造和献身精神。
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 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 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 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 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 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 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 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01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本质
重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钱老先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近日被安徽的11位教授称之为“钱学森之问”，在他们向新任教育部长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11位教授指出，现在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
由“钱学森之问”，我想起了早在近一世纪前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虽然一个是有关教育，一个是有关科技，但我认为，两者的命题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事实上，科技发展的背后就是教育的支撑。
对于“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本人有过解答。
他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八股文扼杀了学生探索自然的兴致，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
对于“钱学森之问”，钱老虽然没有直接进行过回答，但我想，他可能是希望我们去破解。
正如11位教授在公开信里所说，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对于“钱学森之问”，其实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对教育改革的持续坚韧的行动。
每个人都明了教育在表面的繁荣下，存在着深刻的危机，也都清楚教育的症结所在，然而，由于多数人尤其教育行政当局的骑墙态度，迟迟不愿展开实质性的教育改革，致使一些问题积重难返，非动大手术不可。
与科技领域一样，中国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思想已经偏离教育自身，之所以如此，关键又在于教育资源垄断在行政部门手里。
所以，要建立新的中国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必须去行政化，消除官本位意识对教育的侵淫，使教育回归自身。
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非教育自身的力量所能动摇。
可是，教育总得要给人一点希望。
就当前而言，笔者认为，不妨从教育公平问题入手，或可打开教育的新局面。
公平问题事关人们的基本权益，一向敏感，而教育领域的不公平尤其严重。
探解“钱学森之问”——关于我国教育发展的思考
智库时代·194·智库理论探解“钱学森之问”——关于我国教育发展的思考尚悦茹 遆张梅（西安文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摘要：中国曾在世界发展中名列前茅，中国的科技发展曾一度为世界各国学习效仿，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国科技的发展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状况曾引发社会瞩目的“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这两个问题的本质引起了社会对教育的高度关注。
本文拟从“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入手,浅要解析我国教育发展存在的弊病,并对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教育弊病；创新；改革中图分类号：H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609（2019）42-0194-002一、“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带来的思考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个问题曾引发无数中国人思考，对于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除此以外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曾说：“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著名是的”钱学森之问”。
[1]虽然钱学森之问是关于教育而李约瑟难题是关于科技。
但是,两者都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仔细思考这两大难题的本质，就不得不将这两大难题最终归结为教育发展的问题,我们只有从教育问题入手,才能够真正解答中国不“冒”人才的难题。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发展状况经过七十年的努力，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教育发展呈现良好态势，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一、问题提出背景李约瑟，著名生物化学家，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
他在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 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类问题后来演绎成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萌发现代科学的“中国难题”，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无独有偶，2005 年初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时，钱老对总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分析（一）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的发展尤其是在明朝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封建极权统治、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一大批思想者不得不沉默。
“文字狱”使思想禁锢，封建极权统治的大刀，让诸多学者缄口停手，在漫长的寂寞中含泪悲叹。
后来出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清朝学者，以他们“没落”的心态抗拒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创建贡献甚微。
原来的传统科学技术得不到飞快的发展，对西方新兴的科学又予以抗拒，结果使中国科技打打落后于世界水平。
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因为目光短浅，因为不尊重知识，没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而给我们的生活蒙上浓重阴影。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对人性持乐观主义态度，其主体部分是性善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性。
从“人性本善”的信念出发，儒家学说进行了完美的道德设计，为理想主义道德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将理想人格形象定位于君子和圣贤。
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
由“李约瑟难题”说到“钱学森之问”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奠基于先秦时期，到秦汉至宋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同一时期，欧洲进入了漫长中世纪。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代表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高水平。
但进入明清时期以后，中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开始停滞不前，甚至是衰退，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那么发达，但是到了近代却落后了呢？这就是自然科学史试图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
在这两个问题上很多专家学者都做出过解释，我想如果单纯从做学问的目的这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从下面的两个例子来分析或许我们能得到一点启示。
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国哈佛大学校训精髓：‚与真理为友‛。
这是苏格拉底留给哈佛的镇山之宝。
儒家思想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响了中国历代的读书人。
这两种思想文化很难用对与错来回答，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巨大的差异，带来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的。
当布
鲁诺为捍卫‚日心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时，中国的秀才们正为考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
当国外的大学教授为追求真理时而孜孜不倦时，我们的很多教授为评职称而煞费苦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作者：马俊费军来源：《商业文化》2011年第07期摘要：“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在本质上存在异曲同工之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
文章从中国特有的经济与政治状况等诸多维度解析“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对该问题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科技创新中图分类号：C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7-0317-02一、引言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于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1969年李约瑟又重述了该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而近代科学技术不能在中国产生而出现在西欧？而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在钱老心中，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透析（一）中国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扼杀了人们的创新。
我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政策。
汉朝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记载：“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
三纲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也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最终使中国发展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人们生活在君主与家长的威严下，毫无反抗，很难有创新可言。
从“钱学森之问”到“李约瑟难题”
从“钱学森之问”到“李约瑟难题”作者：宋德昭来源：《卷宗》2018年第05期摘要：钱学森之问是一直以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但是在一定的视角之下，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结果上看，其都可以被认为是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微观部分。
而本文力图从中国学术界一贯对于知识分类的视角入手，进而谈及其对知识生产的影响，从而构建起在这一视角之下对于钱学森和李约瑟问题的共同回答。
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笔者认为知识在最基本的分类上就存在的固有误区，导致了在生产过程中方法的局限，进而影响到了整体学术界的发展——这一情境尽管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但其在中国的显著与独特使其能够作为此具体问题的解答而非宏观的现象分析。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难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一、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的人才？”1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先生之后，评价这一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刺痛”。
而不论其具体表述如何，也不论其真实内涵为何者，这一问题的确是在科技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今天一个绝对不可回避的现实。
自2011年沈正斌教授等的公开信起，国内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对钱学森之问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但今日不可否认的现实是，钱学森之问所触及的问题并未有明显改观，这使得我们的目光不得不转向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使得李约瑟难题成为当今的另一大困惑。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2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15卷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
从时间上看，李约瑟问题的提出比钱学森之问早了三十年之久，但仅从这三十余年间未能在中国学术界中引起巨大的波澜来看，其不免让人对其背后产生隐隐的担忧。
传统科学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二分虽然存有不少疑问，但从现实的生产方式来看绝无不妥，而这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为何未能发生在中国，并且即便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始终未能有效追赶科技强国的步伐，这背后的原因显然是值得深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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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转向科技和人才的竞争。
如何在科技和人才上占领制高点，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
钱老的疑问，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它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
这个人就是李约瑟。
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
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
钱学森的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
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又打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现在社会，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
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
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
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
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
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
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我们的大学普遍重课本知识讲解，忽略实际技能传授、特别是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
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大学基本都是学生把课上听的、课本上写的知识背会了，考试考过去了，就行了。
大学也存在着不了解教育的外行人当大学校长的情况。
很多大学都喜欢在形象工程建设上投入大手笔，建高档校园餐厅、高档运动场馆，有的连宿舍都盖五星级的。
而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上面至于应该怎么提高，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培养学术领域的大师级人才，他们就更不知道了。
大学普遍存在没有自己的定位，教学同质化。
大学应该实行学术上百家争鸣，可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
如果大学都基本一个样子，教学方法一样、培养方式一样、课程科目一样、教科书一样，那也不可能有造就出创新型人才。
我们的中学的教育基本都是应试教育模式，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法。
学生总是背、背、背，拿着课本背上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考、考、考，把把背会的东西背着写出来就行了。
应试教育体制，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学校也只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
所以学校也只能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忽略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创新能力、品德修养。
我们的升学制度好比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百万学生一考一刀切，一卷说了算”，所有的学校都只为同一个目的，都陷入了“考、考、考”的恶性竞争态势，学生们几乎天天晨起晚归，昼习夜读，终日做题海，埋头故纸堆，负担繁重不堪。
学生们的综合能力素质的、个性特长、情趣爱好在现行应试模式下根本是无法培养起来的。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
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教育部也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
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6所入选高校各显神通，没有定式。
总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是全民之问之期待。
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能解开这道题，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将不断涌现,重现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