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成因之我见
“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成因之我见作者：李永瑞来源：《软件工程师》2010年第11期本学期我为北京师范大学全校本科学生开设了《人力资源测评》公选课,教学目标之一就是“从人力资源测评角度对中国5000年来的兴衰成败进行深入解析”,因此,备课之余我特地对中国500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杰出人物当量(每百万人口中对后世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的数量)、国家综合国力(人均粮食产量,对外扩张过程中的最大作战半径等)等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李约瑟之谜”,并仔细浏览了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李约瑟难题”成因相关主题文章三十余篇,试图寻求令人信服的答案,但笔者视野所及者,都未尽其意,于是撰此文,供方家指正。
发展就是硬道理,强大就是真本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是否雄厚,有赖于以营利为目的、以创造价值和创造客户为宗旨的一国或地区所属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从全球视野角度,纵观所有产业链上的企业,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靠掌控行业或产业标准来获取利润,比如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企业,它们分别掌控了所在行业的生产和技术标准,这类企业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是最优秀的,属一流企业。
这类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依靠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研发人才所拥有的群体性的持续创新能力。
第二类主要靠拥有某些独到技术和企业品牌影响力来获取利润,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这样的企业。
这类企业拥有少量独到的核心技术,如沃尔玛的全球采购和配送系统,可口可乐的神秘小配方。
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与第一类企业有差距,属于二流企业。
这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靠其高素质的经营人才和大批高素质的操作人才提供的标准化服务,以及其日积月累的品牌影响力。
第三类主要靠生产或销售某些具体的产品来获取利润,如我们身边数不胜数的OEM企业和满布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街头的无数外国品牌专卖店,这类企业一无核心技术、二无雄厚的运营管理能力、三无标准化的服务,只能零星或带有碰运气性质地挣点血汗钱,被行家戏称为“box-moving industry(搬箱子产业)”,属于三流或不入流的企业。
试论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内容摘要】本文针对“钱学森之问”，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求解“钱学森之问”，应该从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两方面去分析。
内在原因包括学生素质较低，学生抵御社会诱惑的能力较差等；外在原因包括现行教育体制缺乏创新的土壤，部分教师水平低下等。
不管主客观原因如何，学生自我的勤奋努力才是成才的最关键因素。
【关键词】素质低诱惑大缺乏信仰缺乏兴趣偏科教育体制教师水平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求解“钱学森之问”，我认为可以从大学生自身和教育体制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
一、内在原因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基础教育、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等领域差异显著。
所以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演进，必然造就了不同于民国时期大学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青年。
而新时代青年身上的某些不利于学生生长发展的特点与恶习，加上整个社会大背景下轻人文精神、重物质利益观念的蔓延，是当代中国缺乏大师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大学生素质偏低。
这里所指的大学生素质低下，并不是针对个体的学生而言，而是特指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
民国时期，办学的高等院校很少，同时受到家境、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等等众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学生进入大学的门槛非常高，所以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那可真是凤毛麟角。
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教育部分可以知道，193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加起来也不过110所左右，另一个数据是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1937年的四十年间，总共也只有不到11万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
民国时期这种学校少、入学几率小的现象当然是有利有弊的。
以钱学森之问为主题的作文
以钱学森之问为主题的作文“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先生的这一问，犹如一记重锤，敲在每一个关心中国教育和科技发展之人的心头。
就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说吧。
我有个表弟，从小就聪明伶俐，对各种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
上小学的时候，他特别喜欢拆东西，家里的闹钟、收音机，甚至是爸爸的旧手机，都被他拆了个遍。
每次拆完，他还努力尝试着把它们装回去，虽然大多数时候都以失败告终，但他那股子钻研的劲儿，让全家人都觉得这孩子以后说不定能在科技领域有所作为。
然而，随着表弟慢慢长大，上学的压力却逐渐磨灭了他的那份热情和好奇心。
学校里的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作业多得写不完，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埋头苦写，根本没有时间去摆弄那些他心爱的小玩意儿。
课堂上，老师更多的是按照固定的教案和标准答案来授课，对于表弟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要么没时间解答，要么直接说考试不考，别浪费精力。
有一次，表弟在物理课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摩擦力的新想法，他觉得如果能改变某种材料的表面粗糙度，也许就能大大减少摩擦力。
可老师却只是淡淡地说：“课本上的知识已经足够你应付考试了，别想那些没用的。
”表弟当时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从此以后，在课堂上再也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想法。
到了中学，情况变得更糟。
为了应对中考和高考，一切都以分数为导向。
表弟参加了各种补习班，周末和假期都被占得满满的。
他曾经跟我说：“姐，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学习机器，每天都在重复着做题、背诵，根本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里。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表弟本以为能够摆脱这种应试教育的束缚，可没想到大学里依然存在着种种问题。
课程设置陈旧，与实际应用脱节，很多老师只是照本宣科，学生们也是为了拿学分而学习。
表弟想要参加一些科研项目，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却发现机会少之又少，而且竞争异常激烈。
表弟的经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我们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了对学生兴趣和创造力的培养；我们过于强调标准答案，而压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过于单一，只看重分数，而不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
以钱学森之问为主题的作文
以钱学森之问为主题的作文“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不禁回想起自己经历的一件小事。
那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场科技竞赛。
我和几个小伙伴兴致勃勃地报了名，想着能在这个比赛中大展身手。
我们的项目是设计一个能够自动分类垃圾并进行压缩处理的装置。
一开始，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头脑风暴不断，各种新奇的想法层出不穷。
“嘿，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传感器来识别不同类型的垃圾！”小李兴奋地说道。
“嗯，但是怎么让它准确识别呢，这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小王皱着眉头回应。
就这样，我们每天放学后都会聚在一起讨论、研究。
我们找资料、画图纸、做实验，忙得不亦乐乎。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我们发现，理论上的设想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
比如说，我们原本计划用一个简单的机械结构来实现垃圾的压缩，但做出来的模型根本无法承受垃圾的重量，一下子就变形了。
这可把我们急坏了，几天下来，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沮丧。
“这咋办呀，感觉咱们要凉凉了。
”小张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说。
“别灰心，咱们再想想办法。
”我给大家打气。
就在我们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学校的一位老师注意到了我们的困境。
他没有直接给我们答案，而是引导我们思考问题的本质，鼓励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尝试解决。
“孩子们，遇到困难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学会分析问题，找到根源。
”老师温和地说。
在老师的启发下，我们重新审视了整个设计。
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改进，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当那个小小的装置能够成功地分类和压缩垃圾时，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
然而，在最终的比赛中，我们并没有获得最高的奖项。
但这次经历却让我深刻地明白了很多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我们的热情和努力，也看到了我们知识和经验的不足。
我们有创新的想法，却缺乏将其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和方法。
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常常感到迷茫和无助，不知道该如何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让我想到了“钱学森之问”。
浅谈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的疑问，也是钱老的临终遗言。
何谓杰出人才？应该是指世界级的、在全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人才，应该是能和“三钱”相提并论的人才。
三钱则是指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钱老对此问题的回答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 那么什么样的办学模式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上个世纪30年代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关注钱学森之问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发出公开信的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
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
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在当时，我们的学校，缺乏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
当然如果再追问下去，直白一点说，就是我们的学校不像学校，更像衙门。
不仅没有杰出人才，而且离“杰出”两个字渐行渐远。
现在，虽然较当时情况比较好，但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严峻，钱学森之问仍然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
当代中国教育制度之我见——由“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
当代中国教育制度之我见——由“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这个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被钱老先生提出来的，并在教育界掀起了讨论浪潮的问题，至今仍未能够得到统一的答案。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先生的追问确实一针见血，切中了当代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些弊端。
我们时常困惑不已：为何我国没有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诺贝尔奖项创立至今已一百多年，为何一直与中国分薄缘悭？为何中国仍被贴着“制造大国”的标签，难以向“创造大国”转型？在我看来，钱老先生所说的“杰出人才”大抵就是指创新型人才吧！“钱学森之问”实质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怎样的教育制度才能培养和发掘出创造性人才、创新型人才。
谈到“钱学森之问”，我不由想到了与之有着并无二致的实质“约瑟芬难题”。
“当代，创新型人才为什么冒不出来呢？科技创新为什么不繁荣昌盛呢？”不少专家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存在着僵化死板的弊端，在扼杀创新精神。
似乎从科举考试到现在的应试教育，一直这样。
我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但是有一点肯定的，至少在近代，西方在教育上确实有许多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之处，有许多值得我们国家借鉴学习之处。
首先，应试教育的考试制度是禁锢学生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枷锁。
中国学生早在幼儿园期间就开始参加考试，之后频繁的考试也贯穿多年学校生活始终。
其中，高潮部分是高考，即事关重大、决定学生未来的大学入学考试。
因此，“填鸭式”的课堂教学，“背多分”的学习方法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然而，往往培养出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令人唏嘘不已。
钱学森之问 的启示
一门具体的科学技术一旦提升到哲学高度,就有利于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而且有利于学科的继承与创新。
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大科学技术”的体系。
关于科学技术的分类,不同的学术观点,可能有多种方案。
但是,钱学森的“大科学技术”体系及其分类,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教育原理: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才可能创新。
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及分类,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
但是,变化中的不变性,就表现出规律性。
进化原理是:继承与创新原理。
继承与创新原理可以简要表述为:生命的进化依靠“遗传与变异”,社会的进步依靠“继承与改革”。
社会文明进化的基本过程,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真正的继承。
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继承。
要领会前人的创新,自己才可能有创新。
钱老在论文中写道:“不久前见到查有梁同志写的一篇论21世纪教育的文章,讲到教育观念必须转变,教育体制灵活多元,教育模式综合互补,都很好。
”钱老的鼓励对我的促进很大,20年来,我在上述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这一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重读钱老的论文,根据钱老的科学思想,我试图提升到原理上来认识。
钱老离开了我们,但是,钱老的思想永存,精神永存,风范永存!“钱学森之问”的启示傅国亮(《人民教育》杂志总编钱学森先生20年前在《教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表现了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对中国教育的深切关注,今天读来仍深受启发。
联系到“钱学森之问”,作为探讨,我的理解是,“钱学森之问”至少有三层意思,或者说,“钱学森之问”不是一问,至少是三问。
一问是“关于杰出人才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源于钱学森自青年时代以来追求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强国”理想,他深知中国要强大、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有一大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杰出人才作为领军人物,否则,中国的大国崛起只会流于空想。
钱学森之问之我的理解
钱学森之问之我的理解钱学森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
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科学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涉及到了科学的本质和特点。
科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方法论，通过观察、实验和推理来揭示事物的规律和本质。
科学的目标是解释自然现象，探索宇宙的奥秘，以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秉持着客观、精确、可验证和可重复的原则，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观察、实验和理论构建。
观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描述，科学家可以发现问题和现象。
实验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变量的控制和对比，科学家可以验证假设和推断。
理论构建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通过对实验结果的总结和归纳，科学家可以建立起理论框架，解释和预测现象。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家们的思考和创新。
科学家们在探索未知领域时，常常面临着困惑和疑问。
正是通过提出问题和寻找答案，科学家们才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
钱学森之问：“什么是科学？”就是他对科学本质的思考和探索。
对于钱学森的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科学是一种基于证据和逻辑的知识体系，它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获取数据，通过推理和归纳来解释现象，通过验证和预测来检验理论。
科学的特点是客观、可验证和可重复。
科学的客观性意味着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应该保持中立，不受主观情感和个人偏见的影响。
科学家们应该根据观察和实验结果来提出理论和结论，而不是根据个人意愿或信仰。
科学的可验证性要求科学家们提供充分的实验数据和方法，以便其他科学家能够重复实验并验证结果。
科学的可重复性要求科学家们在研究中使用清晰、准确的方法和步骤，以便其他科学家能够重复实验并得出相同的结果。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
科学家们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往往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和假设，进行更多的观察和实验，以求得更准确、更全面的答案。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新的知识和理论往往是在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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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年级：2011级专业：法学姓名：赵晓云学号S0*******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8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4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钱老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
2009年10月31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驾鹤西去,我们在怀念这样一位大师的同时,他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深思。
谈到钱学森之问，不得不谈的另一个同样声名大噪的问题——李约瑟谜题。
李约瑟作为一名英国近代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再回顾钱学森之问，我们会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约瑟谜题看似是对中国科技的思考，钱学森之问看似是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二者的实质上都是对中国缘何没有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质疑
很多人在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分析探讨的过程中都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普遍将目标聚焦在高等教育上，将钱学森之问替换成了“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但是在我看来，我国杰出人才缺乏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教育阶段，从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的社会环境都应对我国杰出人才的缺乏承担责任。
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传统文化。
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官文化”，自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变一直延续为之后历朝历代所采纳。
而科举制度正是“官文化”的显著表现之一。
读书的目的一度被释义为是求取功名。
到明清则更甚，科举考试的内容则仅仅局限于八股文。
在这种“官文化”与“文化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
这种“官文化”腐蚀了学人的学术兴趣，阻断了其走
向学术研究的路径。
同时“官文化”是一种讲究等级，扼杀平等与真理的“酱缸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是被奴役的、个性是被束缚的、思想是被压抑的。
于是“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独不畏真理；……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惟独不崇拜知识”。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突出体现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整体性思维方式。
“社会本位”价值的强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个体的价值与个体主体性，整体性思维方式也必然会影响个体思维的多元化与创新性。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催生了学术领域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于一些看似没有实际用途或短期内无法创造价值的自然科学问题，便乏人问津。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国家，即使是科学领域的新发明也多是基于农业生产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舒服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视角转回现代，我们已经废除科举制度数百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早已得到世界范围的普及，但为何我国的自然科学依然落后于西方世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一位中国本土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却出现了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在此之下，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环境。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口号虽然都是素质教育,但在实施过程中绝大部分中小学实行的却仍然是应试教育,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情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古时候我们的评价理念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我们的理念是“考高分就是好学生”。
钱学森曾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其中一个就是在北师大附中的6年,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
钱学森后来曾这样告诉他的学生:“师大附中给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培养了我的科学兴趣”。
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大师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有的素质,即敏锐的思维。
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宽松、自由的教学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让我想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段关于儿童“六个解放”的论述: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他们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不要把儿童关在笼中,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儿童的时间,不把
他们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他们。
卢梭曾说过,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
如果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上都能以陶行知先生的“六个解放”来要求自己,让学生的身心、思想都能得以解放,让学生不再为框框条条的标准所束缚,不再为繁多复杂的考题所桎梏,不再对学习心存畏惧,不再对标新立异视若畏途。
那时,我们的学生们对学习充满向往,对知识充满渴求,神思飞扬,激情勃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就会更强,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正式启动。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
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钱学森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的人生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
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
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培养大学的创新精神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
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这个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最高水平的奖项已经颁发了百余年。
从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400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到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
据统计,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为什么美国能获得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看看其大学精神就知道了:哈佛大学以师资雄厚,将近40名教授因获诺贝尔奖而著称,学生以学术卓越、全面发展、自信能干而闻名。
耶鲁则以教授治校、思想开放、人文一流、盛产总统而骄傲。
而普林斯顿大学以重质量、重研究、重理论,并培养出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卓誉世界。
哥伦比亚大学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大企业,也培养出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年轻的斯坦福大学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提出不因袭任何传统,沿着自己的路标向前,以“学术顶尖”的构想建设大
学,成为“硅谷”的强大后盾。
善于创新是大学精神的灵魂。
要想在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培养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塑造自我,具有个性,没有创新是不行的。
总之,凡是有特色的大学,都因善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成名,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才。
所以树立具有创新思想的大学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
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具有科研素质的年轻人才，但往往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取得成就。
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关于中国缺少科学土壤的最好例证，正所谓“境内为枳，过海为橘”。
要想真正培养出杰出人才，真正解决钱老的“杰出人才”的质疑，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舍弃我们现实社会中具有强烈等级思想的官文化，代之以平等的思潮，要将我们的应试体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在多个领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在高等教育之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宽度”而非“深度”。
在高校中，要努力将高校“去行政化”，还学校本来之“象牙塔”面目，附学校以自由热烈的学术气氛。
我想，在此之下，钱老的疑问应当得以解决矣。